对《东方早报》反扑张宏良否认银行贱卖的回复
杨芳洲 2008年8月4日
贱卖是铁的事实，无人能否认。为贱卖辩护者也无法否认贱卖，只是在反复强调贱卖时的“客观”原因，从而证明其贱卖有理。其所言贱卖时银行困境，30—40%的银行坏账确实不假，他们因此宣扬只有贱卖给外国人，让外资管理才是出路，“而外资来‘救火’就要有报酬，否则我们也什么都保不住，因此是双赢”。自晚清以来，一切卖国都不外乎以此类自认无能之无奈为根据啊。
此类自贬劣等之洋奴理论似是而非不值一驳。以家产酬谢“救火”者是否双赢？则须知两点：其一，“火”为何人所放？如“救火”者即纵火者，所谋者我家产也，双赢乎？中计乎？其二，此火果无救乎？
紧缩货币，这是美国人几十年来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一贯误导他国，但却与其自己国内经济政策完全相反的药方。只有误导他国紧缩经济，才能消除其社会利润空间，造成其普遍衰退萧条，以实现“剪羊毛”的三大目标：1.使这些国家成为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2.使这些国家的资金因无投资机会而流向美国以支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3.利用这些国家严重的经济困境，以最低的成本控制其经济命脉。
央行自93年6月以来的宏观调控完全实现了美国人的这些目标。为美国等国际资本趁机剪羊毛——廉价参股兼并我金融机构和骨干国企创造了最好的机会。
当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因受美国误导采取紧缩政策，造成其银行系统巨额坏帐和亏损及普遍经济灾难，于是美国大银行趁其寻找“战略投资者”“救火”之机“剪羊毛”，以最低代价参股控股。待到这些国家金融业被美国等控股后，他们就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经济自主权。即使民意选举左派上台也难以改变经济受制于人之尴尬处境。由此可见，美国对我宏观经济政策的误导造成我普遍经济困境（尤其是银行金融系统）后再乘我引入“战略投资者”之机参股，完全是其兼并拉美国家银行金融业以求控制其经济命脉的阴谋再现。此其一也。
我银行金融机构前些年巨额的坏帐和亏损，有经理们失职的严重问题，但主要还是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必然造成货币供应缺口（坏账）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必大增企业成本，挤掉企业盈利空间，一切经营单位的三角债和坏帐，破产等社会经济损失最终也都要体现到货币循环的枢纽――银行的坏帐损失上来。（银行的坏帐损失大约相当于全社会经济损失的一半。）随着2003年外资大量涌入我股市楼市，已实现其剪羊毛坐底意图，我便不再实行紧缩政策，我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银行业自然也就重现生机，扭亏为盈。而外资恰恰赶在这之前以最低价参股（一般都是每股1元多），然后享受宏观经济大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也因此造成了境外银行资本的经营神话。可见，我银行业这两三年之所以扭亏为盈，与外资参股毫无关系，完全是改变宏观政策的结果。此其二也。
贱卖银行绝对是内外勾结的卖国行为。当然，并非所有具体过程参与者都参与了卖国勾当，也并非所有具体参与者都认识到这是在卖国。有些具体参与者直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也在情理之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但是，只要将美国等国际资本如何在全球范围不断制造经济波动，以剪羊毛剥削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清晰展现出来，任何只要不是汉奸之人，就都不会认为贱卖我银行合理。
附：
张宏良再度“博”轰银行业改革
东方早报记者 姚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早前抛出万言书直指“银行贱卖”之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再度语出惊人。
上周五，张宏良在其博客上再度发表长达21000字的宏文，评点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这一题为《不要欺人民太甚！》的文章接连抛出问题——“研讨会还是讨伐会”，“不良学者的流氓观点还是金融买办的殖民化宣言”。
张宏良在文中直指，我国在银行业改革的过程中给予了外资“超国民待遇”，这样的改革进程导致了国民财富的流失，并对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这已不是张宏良第一次评点中国银行业改革。此前的4月1日，张宏良曾在其博客上刊出万言书——《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
就其最新表态，早报记者昨天采访了多位专家，反思中国银行业改革之路。
质疑银行业改革
张宏良的这篇博客最早于上周五午间发布在其个人博客上，随后被广泛转载。
早报记者注意到，自6月14日建设银行公开回应“贱卖论”开始，有关国有银行贱卖论的讨论开始在媒体上急剧升温。7月6日，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主办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与会的诸多权威专家大都认为国有银行没有贱卖。
细读张宏良发布在博客上的全文，评论言辞之激烈令人咋舌。而其一贯坚持的观点——中国银行业在改革过程中，存在国有银行被贱卖的问题，也再次被重点提及。
事实上，张宏良早些时候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就提出其“贱卖论”的三大理由：同在一级市场上，国内投资者与国外战略投资者在获得股票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差价，这中间包含了极大的不公平；国外战略投资者是否给中资银行带来技术进步，难以量化；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对中国金融业的安全带来威胁。
“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结果完全不一样。对于张教授的言论，我不予置评。”此前曾经参加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的一位权威专家对早报记者如是表示。
定价偏低有历史成因？
早报记者注意到，张宏良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国有银行应属于全体国民所有，但国有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仅仅考虑了财政出资的因素，因此导致了定价偏低。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告诉早报记者，定价偏低的问题与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路径选择有一定关系，“必须站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看待我国银行业改革进程”。
刘煜辉认为，我国银行业可以对比制造业改革的路径，即先对内开放，待银行效率提高后，再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改革路径。“如果可以选择这样的改革路径，现在定价过低的问题将能得到改善，而外资进来和战略投资者合作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
“但是很多时候，一些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改革的进程。”刘煜辉指出，由于“德隆事件”，中小银行引入股东的改革路径被监管层否决。
可查的资料显示，德隆集团在2004年左右曾一度掌握了包括南昌市商业银行在内的多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同时，德隆还涉及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不过，德隆集团的金融梦想最终随着德隆集团的倒塌一并结束。
“中国银行业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因此许多事情可能存在急于求成的情况。不过，这将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经验。” 刘煜辉说。
早报记者也注意到，从不同时点看待定价权问题，则是目前认为银行并未贱卖的学者的普遍观点。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宋逢明就在此前召开的研讨会上指出，关于“贱卖论”又一次出现，根源在于弄错了概念，是“把不同时点的价格放到一起”。
而此前建设银行的多位高管及新闻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考虑到当年建设银行的具体经营情况，折价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是合理的，不该将当时的价格与现在的价格进行比较。
技术引进之争
争论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定价。
“对于四大银行来讲，一部分参股的外资商业银行把你看作是竞争对手，不可能给你什么先进技术；另外一部分是投资银行，也就是证券公司，是买卖股票的庄家，由于它本身就不是商业银行，如何能给你带来商业银行的先进技术？”张宏良在其博客上对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根源——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技术进行了反驳。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的观点是，金融机构改组上市是打破旧体制的重要方式。金融机构改组上市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引进新的利益主体，用投资者追求利润强化我们银行的利润合作，用投资者追求收入、追求收益、投资回报的最大化，强化银行对工业企业的独立性，强化银行对政府的独立性。
金融安全之辩
在张宏良看来，国外战略投资者是否带来了技术并不是最主要的。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已经危及我国金融安全才是我国银行业改革中最严重的问题。
“对于四大银行之外的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讲，外资的确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这些注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商业银行，都已经是被外资控股的银行，资产已经不属于中国人了，此时这些银行有没有先进技术对中国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张宏良尖锐地指出。
张宏良今年4月份亦在《瞭望》杂志撰文指出，“银行如果被外资控制，也就等于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外方机构的掌控之中，所有社会活动都在其监视之下。”
“美国是世界上金融最强大的国家，所有的金融规则都由美国制定，金融创新大都来自美国，可美国金融市场却是壁垒森严，这令人深思。”张宏良表示。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