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游说的人群吹歪了4万亿

别让游说的人群吹歪了4万亿

　　国务院提出的以民生为宗旨，促增长为目的的经济转型方案的大方向无疑是对的，但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离不开一个确保资金安全的制度框架。

　　国务院4万亿元经济刺激措施甫一公布，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已经闻风而动，纷纷进京，以期在国家未来的4万亿元的巨额支票上争取更多的签字权。据报道,这两天，掌管投资大权的国家发改委门前更是“人头攒动”，交通比以前明显拥挤很多。(昨日《上海证券报》)

　　各地政府和企业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具体操作细则尚未出台之前，打马进京，用意极为明显，无非是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具体支出方案决议之前，影响决策。对于4万亿的巨额公共支出，各地站在一隅思维的游说行为一旦成功，显然会削弱该计划振兴经济的功力，打乱全局的部署。

　　国务院常务会议将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定位于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这些都是确保中国经济渡过难关，长治久安的全局之举，也可以弥补此前在民生问题上的部分历史欠账，除了交通投资，其他都是长效工程，而且只能站在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去优化资源的配置，合理安排资金。

　　而某些地方政府通过游说一旦获得投资，从历史情况来看，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为了追求政绩，很可能将资金用于短期见效快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甚至可能引发上世纪90年代的重复建设和豆腐渣工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4万亿的投入不仅不能带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不能确保民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反而会引发投资灾难，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周期中贻误经济转型的大局。

　　国务院提出的以民生为宗旨，促增长为目的的经济转型方案的大方向无疑是对的，但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离不开一个确保资金安全的制度框架，以及一个公共决策的过程，政策的权威和严肃都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则的佐证。为了避免发改委门前“攒动的人群”导致国家经济刺激计划偏离预定之轨道，需要为巨额公共支出的使用、监管建立一套相对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增加公共智慧和民众的话语权、扩大经济民主，显然是必须具备的制度元素。

　　为管好用好中央投资，国务院会议要求强化监督审计，防止铺张浪费。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将联合进行全程监督检查。在我看来，地方项目的确定上马也需要仔细通过民众参与的方式审慎讨论和决策。“十大措施”要在地方实施到位，应该有监督性的方案提交人大表决通过，并由人大参与建立全程跟踪审计制度，从而可为如此巨大的公共支出建立一个安全的框架和制度保证。

　　□马光远(北京 学者)

打响扩大内需第一炮要靠监督和公开

现代快报

国家发改委紧急召开会议安排四季度新增1000亿元投资工作。消息人士透露，千亿投资计划目前已大致分配到农业部、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和卫生部等11个部委。由于国务院要求必须在明年两会前落实到项目上，在余下的110天里，争分夺秒地投资，成了各级政府的要务。(11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

　　要在110天里合理完成这1000亿元投资，不仅中央部门之间要高度协调，而且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相关企业的协调问题同样异常关键。

　　这1000亿元投资无疑是扩大内需的“第一炮”。因为中央投资是带动地方投资和社会投资的“火车头”，而这1000亿元投资又是带动4万亿元总投资的“火车头”。因此，这1000亿元如何用在刀刃上，既是对施政效率的一次大考，也关乎扩大内需的成败，来不得半点马虎。

　　比较现实的难题是，即便是在部委之间，也可能存在积极争取投资的情况，更别说一些地方政府了。之前，房价之所以难以抑制，医改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是房价、医改牵扯太多的部门利益，谁都不肯在利益面前妥协。

　　为了避免部门利益影响到中央扩大内需的大计，从中央部门到地方的相关部门，都应该怀揣公心，放弃私心。不过，放弃私心不能依赖于部门自觉，而是要制定相关的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以便科学评估投资项目，合理分配投资金额，让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投资效果。

　　据报道，自国务院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以来，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速度之快超出了想象。但时间紧任务重，并不意味着草率决策、花钱大手大脚，相关的决策程序依然不可缺少。要保证每一分钱用好，有必要把每一笔投入资金和每一个投资项目亮出来，以便公众监督。尤其在特殊时期，社会监督是弥补行政监督、审计监督不足的有效手段。

　　同时，也要意识到，中央部门反应迅速，并不等于每一个地方部门都能反应迅速。一些地方政府办事程序繁琐，施政效率不高，已经是老问题。比如，一个建设项目仅公章就要盖几十个。这必然影响到中央投资的成效。而且，由于投资项目涉及工程招标、材料采购、工程监理、项目验收等诸多环节，不排除存在监管漏洞，这样就给了个别人腐败的机会。所以，媒体监督、审计监督必须紧跟中央投资走，确保每一笔投资都在监管视线之内。

　　为确保投资资金直接到达项目，在更高决策层面，既要建立资金直达的“绿色通道”防止截留，又要明确每一笔投资的责任人，同时也要出台相关问责制度。也就是说，要在110天完成1000亿元投资，不仅要与时间赛跑，更要与效益挂钩，与相关责任人的命运挂钩。

　　目前，我们只看到1000亿元投资分配到11个部委，但11个部委怎么用好这些钱交代却不详细，至于省里市里县里如何用好中央投资，大家更不了解，自然无法监督。基于此，我认为，如何用好1000亿元投资，如何打响扩大内需的“第一炮”，当务之急是要公开详细的投资计划，其次要制定配套的监督措施，这样一来，才能真正把钱用在刀刃上。

中国制造如何破解世界第一的诅咒

王志仁(经济学者)

　　东莞一家玩具厂倒闭，引来铺天盖地的讨论，关于“中国制造”是否还有竞争力，又一次成为焦点。可惜的是，结论仍停留在“是”和“不是”这两种极端意见上，热烈而不深刻，没有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竞争力是一种动态而相对的概念，“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一方面来自后进国家追赶中国的脚步能跑多快，一方面来自中国追赶其它跑在前面的国家，距离能否缩短。没有一个国家能光依靠发展制造业来维持经济，或垄断制造业于自己手上。发展制造业是一种手段，也是一个过程，从英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来看，最终必然要走向升级和以服务业为主的方向。中国也会走到这一天，只是离今天还早。

　　问对问题，就不难找到答案。“中国制造”的真正问题，是该怎么做，它的下一步才有竞争力。先前造就“中国制造”竞争力的要素，包含廉价人力、便宜土地和宽松的劳动政策，如今都已不存在，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以及美国经济疲软牵动的需求减弱，成为压垮中国制造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已经习惯，中国在众多产品的产量是世界第一，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也习惯他们采购的各项用品上，贴着“made in China”的标签。当世界各地的生产线都纷纷搬往中国，把这里变成世界工厂的同时，带来的不是祝福，而是诅咒。这一切终将离去，而我们该如何面对留下的残局？

　　竞争力大师麦可·波特曾指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两种，最低成本(total cost leadership)或差异化(differentiation)。最低成本只会有一个赢家，差异化才能跳脱成本竞争的宿命，出现许多不同赢家。

　　裁撤和整合是必然。那些庞大的散落在广东和浙江，重复做着同样的事，同样的产品的工厂们，最终成了使彼此灭绝的原因。缺少技术含量和产品的差异化，使得“中国制造”做越大，却越来越像，替代性越来越高，成为客户砍价和挑刺的筹码，自己却逐渐丧失议价能力。很明显的，“中国制造”更多是败在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上，而非其它后进者的追赶。

　　这种低差异化造成的结果，是同一个领域的企业倒闭，不是一家两家，而是一整批，就像陨石坠落地球时，恐龙整个灭绝一样。

　　加强人力培训，才有可能走出困局。每一次的经济结构转型，都应由人力升级来带动。让劳工接受新的技能训练，是最基本而重要的工作。唯有劳动力的素质全面提升，企业才有条件升级，谈差异化。

　　那些已经下岗，濒临下岗，以及还在岗位上坚守的劳工们，大多是初中学历，他们先前和目前在生产线从事的工作，大多是组装和填装的工作，所受的训练少，从工作中积累的能力也有限，很难转移或复制。

　　在目前险峻的经济条件下，企业活着已不容易，要投资培训人力近乎奢谈。这是政府应该出面，而且带头投资的一块。与当地学校或培训机构合作，广开职业训练课程，甚至以专款专用方式补助企业做培训，都是马上而且大规模要做的事。政府宣布投入4万亿人民币救市，短期可以纾困解危，但长期则要投资在人力培训上，中国制才能转型，世界第一才会成为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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