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亿刺激了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2008年11月29日 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商 灏 北京报道
在记者最近采访到的一些专家学者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的一些谈论可以明显地让人感到，他很担忧中国经济的未来变局。尤其谈到4万亿投资，石小敏特别提到1998年的财政政策，认为那次以高速公路、港口建设、电力建设为主的财政增长，对后来的两大块需求：一个是全球外需大量的增长；第二个是内需，以房地产城镇化为主的真实内需的增长，其消化、吸收、利用等，总体上效果很好。而这次4万亿甚至更多的投资下去，若3至5年后国际市场仍处低迷时期，没什么增长，中国也没有原来中高档收入人群的消费力度，那么最终需求将是什么？如果投资大部分是中间需求，没有最终需求，并且中间需求的利用率很差的话，对国家未来的金融和财政将造成怎样的影响？这的确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还有如下几个：
国际油价变化趋势反映中国经济转型机遇
按照石小敏的分析，如果4万亿投下去能把全球石油市场的价格盖住了，那将会出现新的形势，这是需要考虑到的状况。我们看到，目前世界各国都出台很多刺激措施，但是的确较少出台直接投资。中国的4万亿投资相对于消费的功能来讲就是拉动需求的效果快。如果在未来还遇到类似的外部经济环境的话，我们是否还要重复这种政策调整的方式？石小敏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贺力平都表示担心，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转变，也意味着我们的经济结构应该进行调整。
这两位学者立论的前提是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变化的趋势特征。
研究国际石油市场价格问题的学者于杰在美国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不久就在《华夏时报》公开发表他的研究报告说，国际油价高企摧垮了美国房贷市场，而美国这些房贷的衍生品掌握在美国那些推高油价的投机资金手中。
这似乎是一个自杀的过程，是无意识还是没有掌握好火候？
中国可能不足以成为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理由，但却可以成为投机市场推动石油价格上涨的因素。2003年以来，中国连续提高成品油价格，希望同国际接轨，但价格一直处于国际水平之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04年以来连续处于10％以上）增加石油需求，单位能耗超过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以倍计，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全球的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作为涨价的说辞。
伴随国际油价大涨，中国政府在2007年又一次提高油价，但由于国内通胀急升的因素，中国政府锁定成品油价格并对石油企业进行补贴，直至2008年奥运会之前的6月份再次提价。于杰据此指出，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举动，使得给石油价格寻找上限空间的投机资金似乎变成同中国政府博弈。中国的价格控制和补贴政策，让美国投机者败下阵来，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如果没有奥运会，油价是否突破200美元无法预测，那后果更难判断，危机是否发生在华尔街也未可知。
然而未来却更加不可知。
今天，衍生金融已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放大器，通过金融系统传播到原本尚属健康的经济环节，无人能够幸免。欧洲经济因为相对高的储蓄率形成了市场缓冲，欧洲内部间的贸易特点及欧元升值缓解了石油价格的冲击，但却被金融衍生品拖下了水。
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果考虑国际石油价格的标准，则油价下跌到50美元左右也是很正常的市场结果，全球范围内的通货紧缩不可避免。但50美元是否是一个合理价格，中国因素同样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补贴政策”可能影响全球油价，更在于中国目前除了油价以外，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等并不是市场定价，被政府确定为通胀指标的CPI并不反映真正的通胀水平。这些因素影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格，同时也影响中国国内的生产，并反向影响中国的石油需求和价格，进而再度成为演绎国际市场油价的因素。
由此看来，是不是存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一种机遇，是不是会因此世界经济结构也有些调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这种认定是不是真实的？未来的趋势究竟会是怎样？
中国金融体系三级价格差异需要改变
接受访谈的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金融学博士周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研究员、社科院经济学博士高程，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社科院经济学博士管清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张建，国防大学经济学教授卢周来等多位学者，都从上述视角，表明了对4万亿投资后的国内经济大势的分析和判断。
一两年前人们讨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失衡是常态的；均衡是抽象的、理论的，不可能实现的。从事实上来说，现在的世界经济是失衡的。但究竟什么时候是均衡的？冷战之前是均衡的？还是冷战之后那段时间是均衡的？今天的危机是明确的，现在出了问题是全球失衡，是贸易、投资各方面失衡必然导致的。所以，与其翻来覆去说我们怎么样不受损失，不如看清楚任何一场危机都不是所有危机的终止，而是必然还要有新的危机发生，所以继续要有冷静的立场和态度，要有建设性意见。
学者们谈道：中国这些年被掩盖的比较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周虎说，在价格问题上，中国经济从2003年开始就有很突出的矛盾。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两级或者三级价差：从乡村到城市，是所谓的二元经济巨大的价格落差；从太平洋东岸中国城市到太平洋西岸国家，是又一个价差。中国经济的这种体系运转了几十年，现在看来是到调整的时候了。价格方面的调整，毫无疑问，是一个很根本的中国问题。
中国经济的价格问题必然会影响土地、工资、社会安定等方方面面。现在的说法是投入4万亿保增长，但如果经济继续下滑会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怎样能够保证城市的中产阶层在过去二三十年经济繁荣中所获得的成果？如何保证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的活路？如何保证数以亿计蓝领工人的切身利益和更广大农村人口的现实需求？
4万亿刺激了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应付危机的一些招数，涉及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也涉及到利益分配，卢周来等众多学者都认为这实质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而对于中国经济本身的价值评估，学者们表示，无论官方还是知识界都不应过于乐观。
卢周来认为，中国经济的现实证明，如果说美国是领头大哥，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小弟，这个小弟可能还要再当二十年三十年，但这个小弟的冲动很大。“我们相当于可能发了一笔横财，本来人家七国集团不让你上台坐，但今天允许你上台一下，因为你带的现钞最多，就恭维你几句，于是你就把筹码放那里了，可人家是老手，可以几下子就把你的筹码洗空。所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这种冲动都将是致命的。而以我一己之思考，我觉得我们的种种乐观是很要不得的。”
从事国际石油交易的专家明海会说，前一段时间，当国际市场石油价格降低之际，国内成品油价却没有降。中石化的解释是，7月份从海外买进的油是140美元一桶，炼完了之后价格不可能再降，因为成本在里面。这反映了中国对石油期货长期价格的预测存在很大问题。
明海会透露，10月10日，中国一家石油公司和伊拉克的一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一个服务协议，总投资大约30亿美元。协议规定前3年大概能建成125万吨的产量，6年内达到500万吨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中国的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十多年来获取这个项目维权的一个最大的阶段性成果。虽然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但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利用能源市场价格走低进入和控制能源市场，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绝好机会，因为中国经济的机会与困难和挑战恐怕都并存在这里。
张建对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很是赞同。他特别提到，1929年的美国在世界上并没有现在这样一家独大的所谓带头大哥的位置。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美国解决这次危机的出路，可能有一个最坏的状况，那就是打一场仗。这是基于一个很不可测的因素，从某种程度上看，美国民主党政府作为战争贩子的历史是比共和党还要可怕的。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高程认为，实际上这反映出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当前这种增长模式带来的所谓大量的贸易顺差，到底有多少是给我们带来了实际收益？这也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包括宏观调控导向和经济政策结果预期，应该是可以商榷的。
所以石小敏说，我们讨论经济形势和认清政治经济状况的时候，其实最难认识的不是国际，而是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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