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如何救企业？
田忠国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一个共同的判断是，现在发生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全球性经济危机如何造成的？因为基于不同的经济学观点，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世界上的主流经济学观点，也就是自由经济学派的观点认为，金融危机进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是由于金融监管不到位，过度创新导致的恶果。马克思经济学派则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必然恶果。我个人认为，这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由经济制度机制形成的，也就是机制波动。我没有读过“资本论”，也没有读全“自由经济与政治”，前者没买过，后者因为我个人认为中国不应该选择美国消灭中国的道路，所以，读出弗里德曼的本意：解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愿读了。我搞机制逻辑研究多年，所以我称自己对经济的研究叫机制学派。当然，我没文凭，更没有头衔，这套玩意也只是供我个研究玩儿用的，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承认，也无意请他们承认（那样是需要花钱买的，因为中国的学术成果都是买出来的，何况，中国买出来的学术成果够多的了，而买出来的经济学家也够多，也不差我一个。再说，我也没钱买那些不管用的学术成果），并且认为管玩就行。
我为什么说这波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自由经济制度机制造成的?一,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包括经济发展,都是由自身的逻辑导致的。逻辑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机制。可以这样说，自由经济制度不发生经济危机是偶然现象，而发生经济危机，是制度机制的必然。但是，我国政府的高参们，比如吴敬链先生，却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市场化还不彻底造成的。大家知道，自由经济一下把中国打到了解放前，我想，吴先生的意识把中国打到解放前还不够，还要打到清末民初军伐混战时期。二，自由经济机制最大的特点是，占有率膨胀涌堵。而占有率膨胀式涌是自由经济机制的必然结果。什么叫占有率膨胀式涌堵呢？我在许多文章中说过多次，在此略说一下。由于占有率过多，导致消费能力的丧失，最终造成产品过剩，发生经济危机，我称之为占有率膨胀式涌堵。也就是说，由占有率过多的集中，形成了经济流通过程中的涌堵现象。马克思对占有率膨胀的形成，认为是资本剥削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三，虽然人们都知道这波经济危机是资本制度机制的必然结果，但是，为什么人们不说是资本制度机制的原因，而偏偏说监管不到位啦什么的呢？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自由经济机制最大的获利者，而普通民众都是自由经济机制的受害者，如果把真像说出来，全世界的平民百姓都起来革命了，主流经济学家的饭碗丢了不说，更失去了获取利益的渠道，所以，他们死也不会说出真相。
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完全失去良知了呢？也不是，比如，韩德强、张宏良等等一批中国学者，还有美国的一些学者，他们就尖锐的指出了这波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但是，由于利益诱惑的原因，大多数经济学者成了逐利之徒，为自由经济摇旗呐喊，比如说国务院的高参吴敬链先生。
提起吴敬链，我们不能不说一下弗里德曼，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自由经济的创始人。他曾在1980年代到过中国，并同中国高层有过亲密接触，或者叫交流。从那以后，中国改革有个180度的大转弯。为什么说是180度的大转弯呢？原来，中国最初的改革目标，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但到了弗里德曼和张五常来了趟中国之后，就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了，当然，我们不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叫市场经济。这还叫不叫改革呢？这不叫改革了，而准确的说法应该叫革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命。
在这时候，搞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吴敬链先生一看得利的机会来了，马上转入自由经济研究领域，成了资本革社会主义命的高参。
大家知道，“自由经济与政治”一文，是弗里德曼专门为解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而作的，但为什么明明知道是为解构社会主义制度而作的文章，偏偏被我们中国采纳了呢，并且成了中国革命的唯一方向？很多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其实道理很简单，经济制度是思想文化的外延。也就是说，高层有人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所以，同弗里德曼一拍即合，马上实施了经济领域的颜色革命。经济领域的颜色革命，必然导致意识形态里的颜色革命。这是思想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于这种思想历史的必然现象，我称之为价值逻辑。
我们不妨再往推，也就是毛时代。
毛时代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不断革命。有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天天要人们在自己的思想中不断革命，是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了。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现在看，毛泽东是伟大的，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幼稚的，因为，那时候我也和大多数一样，不懂得思想，也即价值观念，是生成历史的主要因素，而人类的不同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阶层情感的必然产物。王占阳在“毛泽东所谓‘没有抽象的自由民主’是错误的”一文中说，屁股决定脑袋，借此批判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的屁股在哪里呢？天下人都知道，毛泽东坐在劳动人民一边。王占阳批准毛泽东，不用说，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他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了。
有人可能认为，王先生是同情劳动人民的，写了好多为平民百姓喊冤叫屈的文章，但是，如果大家从整个国家形势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王占阳不过是为换装努力而已。
由此我们可以理顺这样一条思路：情感决定思想，思想决定经济发展模式。
有人可能认为，我谈了一大通中国历史的变革与革命的问题，至今没有谈中国怎么救企业。各位读者，我之所以概括中国近三十年的变迁史，就在于救企业有不同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救企业，而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现有的经济制度机制上救企业。前一种方法广大人民群众乐意接受，但是，王占阳、厉以宁、吴敬链、张维迎等等会极力反对，因为革命还不彻底嘛，还留有社会主义的的尾巴。后一种救企业的方案王占阳、厉以宁、吴敬链、张维迎等等支持，但广大人民群众却极力反对。写到此处，似乎本文难以为继了，其实，大家不用担心，我把两套方案都写出来就是。
先说前一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方案，也就是用社会主义制度革资本主义制度命的方案。有人可能会说，我的主张是暴力革命，其实，我认为，国家可以用购买的方法，把一些私有企业买过来，再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管理的方法，对企业进行改造。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激活经济发展机制。
社会主义民主管理的方法，可以激活全社会的主体创新能力，使整个国家焕发出创造的活力，也是创建流程化管理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有人可能认为，流程化管理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搞流程化管理而不注入社会主义的精神，也是搞不成功的。也就是说，资本家借用了社会主义无私奉献和规矩为行，为自己创造财富了，这是一。其二，社会主义企业发展到规模生产、自动化生产时，如果离开流程化管理也是不行的。我个人认为，技术上的东西，是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关键是思想指导为谁服务。
这样说是不是就恢复到计划经济了呢？不，在战略产业上要实施强制性战略计划，但在消费领域，用市场的价格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升级能力。
另一种方案，也就是第二种方案，也就是在现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实施改革的方案。这套方案，就是在现有的经济制度机制下，国家用法律的形式，强制性提高工人收入标准和实施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住房，激活现有的消费能力，这是一。其二，国家拿出巨资，实施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全民就包括农村人口，并且，把最低生活保障金提高到每月每人五百元。同时规定，最低生活保障金要当月花完，不得存而不花。其三，取消公车消费，公务消费。其四，实施人民民主制度机制，恢复罢工自由、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并构建民众问责机制。没有民众问责机制，中国必然成为前苏联第二。其五，司法改革要实施审清与审判分离制，既，有法官审清案件，再由人民陪审团审判。
我个人认为，实施这套方案，中国的企业也就救活了。
但是，吴敬链等先生也会反对，因为，这种分蛋糕的方式，必然影响到他们的蛋糕，也就是说，他们原先巨大的蛋糕缩小了不少。
不过，面对因经济危机而面临的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看还是蛋糕占有得少一点好。因为，再大的蛋糕你也一下子，甚至几辈子吃不了。如果选择宁可守着蛋糕死，也不愿让蛋糕小一点活，实则是不智之举。但中国历史证明，钱越多的人越愚蠢，因为他们往往选择前者，拒绝后者。
后一种方法，也就是用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管理机制，管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机制。
我个人以为，如果能做到以上五点，中国才能算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本旨，也才能拯救中国的企业，也才能走出从一个波次到另一个波次经济危机的死循环。当然，经济危机是资本的天堂，因为，每一波次经济危机，对资本集团来说都是一次新机遇，但对于中小企业主和普通百姓来说，则是一次灾难。
在灾难中获取中小企业主和普通百姓的利，成就极少数人的财富梦想，是吴敬琏等先生孜孜以求的唯一目标，所以，我的这两个拯救方案，也必定遭到吴先生等人的极力反对。国家的兴衰存亡，强势集团的前途命运，是由民心所决定的。中国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2008年12月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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