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在总结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时说了一句后来被证实具有先知先觉的“刘伯温式”的预言“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总理在继续分析“为什么最困难”时，概括为二点：一是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因素；二是政府决策难。
我们现在来回顾2008中国所经历的各种内外交困，似乎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夹杂着某些的偶然因素，比如5。12的汶川大地震（后来发生的），安徽的口疾役（后来发生的）。然而，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因素”看问题，其实，后来所发生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一起起重大事件，完全具有事物发生的必然条件。
从国内经济战略、经济决策与管理角度分析，“政府决策难”是一杯我们为自己酿制的苦酒。
首先我们回顾到2004-2005年的中国经济状况，当时的经济学界就提出“经济过热”的预警（主要针对房地产投资），但是，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奥运预期经济，已经唱空和紧缩的宏观政策，再度“晓幸”地放松。
事实情况下，当时的“经济过热”是不确切的判断，经济学家的担忧是源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均衡、不合理，投机性经济占比太高，基础工业、基础农业、科学技术产业发展不健康。
因此，经过接下来的三年时间的政策放纵，中国经济从当初的不合理、不健康演变成了如今的“畸形”状态：寡头民间游资泛滥、投机炒作猖獗、基本消费需求增长萎缩、传统基础工业产业频临崩溃、经济增长举步维艰。
因此，可以想象总理的“政府决策难”是由感而发的。而且这样一句政府报告的官方隐忧也将是中国经济久治不愈的痼疾。
但是，笔者犹豫再三后写这篇文章，其目的是对总理“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表示怀疑。按照总理的判断，200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肯定是会有所好转的、是可以乐观预期的，然而，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全球性的经济通胀夹杂着粮食、能源危机，已不只是一个经济劫难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世界性经济增长以及生存极限的拷问。
发展与能源的矛盾似乎是全球的问题，我们尚且不必太过悲观，但是，发展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是中国经济致命的弱点，我们怎能以“决策难”而了之呢？
“世界工厂”是中国人的共同话题，全球贸易、全球经济一体化似乎是我们期盼已久的欣喜。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冷静想一想：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中，我们是赢得多还是输得多？如果，我们以贱卖资源为代价获取暂时的GDP增长，如果，我们所谓的引进外资是“引狼入室”，所谓的走出去是“羊入虎口”，在被世界寡头大肆掠夺的情况下还趾高气扬“我们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所谓的进步将是走向自掘的坟墓。
3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创造了许多的“经济奇迹”，一夜之间暴富、世界级富豪如雨后春笋般暴发、国有全民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私有化、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再度登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舞台、资本经济（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取代所谓的市场经济主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命运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如果，我们的政策和制度进行市场经济兑现的目的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如果我们进行产业决策还是本着“GDP有增长就是硬道理”，那么，我们所谓的“经济奇迹”酿造得也必将是国力衰败的噩梦。
农业经济将是中国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的根基，但农产品价格的国际接轨也将是中国经济通胀的源头。
城乡普通居民不堪重负居高不下的CPI压力，20-30%关停歇业的中小型工矿企业带来的冲击是失业率的急剧上升，依赖资源的投入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型经济模式面临的是不容置疑的产业转型，因而国家经济将要经历的是一个裂变的过程，而不仅仅是“2008最难”那么简单的问题。
一蹶不振的证券资本市场和即将到来的“后奥运效应”都将印证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以国力透支为代价的。
虚胖的中国经济夹杂畸形的经济结构带给中国的问题是：经济逆转始于2008，止于何时可能无人能知，所以，总理的“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是不确切的。
但愿“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被温总理有幸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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