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经济减速中为数众多的实际或可能的受害者中，其中麻烦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进程了。西方金融机构的动荡和信贷紧缩，正在令许多中国人质疑全盘引入类似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否明智。与此同时，全球衰退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影响也在政治上制约着北京，可能降低对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的兴趣。现在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都处在何去何从的重要关头。

　　迄今为止，中国一直是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范例。改革让中国前所未有地保持了30年9%以上的实际年GDP增长率，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3亿人脱贫。中国改革前后的历史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释放创业热情和创造财富的潜力方面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案例。不过最近的一些事件也暴露出这一过程中的一些漏隙。经济依然高度依赖于出口，而不是国内消费，欧美经济的放缓导致数千家工厂关闭，令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了工作。

　　危险之处在于，北京正在从近期国内外的事件中吸取错误的经验教训。近年来改革派赢得了很多次战役，但在学术领域的战斗却未必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似乎不愿进一步推行经济改革。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反对自由市场的调门越来越高。中国的一些学者开心地宣称，美国为首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开始陷入衰落。这些批评者将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自由放任理念的失败，也注意到了西方政府对知名金融机构的国有化。

　　这样的争论可能带来严重的政策后果。许多人以目前海外的金融动荡为由，认为应该进一步收紧国家的控制和对经济的监管。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情绪渗透到了国家决策过程中，从而对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尤其外资收购中国企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抵触情绪。中国企业还面临着国内对投资海外进一步限制，就算不是直接禁止的话，北京起码也是“不鼓励” 对西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进一步实行市场自由化的新举措已经完全停滞了。

　　对改革开放思想的重新评价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尽管中国在这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仍没有完成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渡。法律法规以及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仍做得不够。国内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仍主要为国家直接掌控。政府严厉甚至独断专行的干预导致经济发生了明显的扭曲，对电价和油价的控制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不够发达，效率低下。资本项目的封闭和人民币灵活性不足导致了越来越大的贸易失衡，以牺牲国内消费为代价促进了出口。建立涵盖退休金、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全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失败，给中国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所有这些改革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都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中国对西方自由市场体系的信心。值得赞赏的是，中国针对全球危机迅速出台了刺激措施，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但自危机以来，中国领导层对30年来大获成功的经济改革开放道路的怀疑似乎增加了。

　　如果中国对当前的危机反应过度，全面停止必要的改革，则可能是最不幸的事。尽管自由市场体系可能会定期发生金融危机，但中国自身的经验已经显示，即便这样，各国仍能从市场化改革和融入全球市场体系中获益。一次金融危机，即使是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也不会损害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创造长期繁荣和人类进步方面的功绩。

　　中国自己在面对不利外部因素时推行此类改革的历史也证明了这点。当邓小平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时，西方经济体仍陷入滞胀中难以自拔。中国领导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并未动摇，仍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的进程。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1年美国陷入衰退后，中国再次选择了加快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使这个进程达到了顶峰。

　　因此，中国应该避免误读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让时钟倒转不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自身而言都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中国自然希望能够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领导作用。但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中国显示出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信心，并继续致力于市场自由化，中国则可以凭借自身的经历更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

　　（编者按：胡祖六(Fred Hu)为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大中华区主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是买办经济学家之一。）

Of the many actual and possible victims of the current global slowdown, one of the most troubling could turn out to be China 's process of economic opening and reform. Turmoil at Wester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redit crunch are causing many in China to question the wisdom of importing wholesale a similar capitalist model. Meantime, the effects of a global recession on China 's export-dependent economy are straining Beijing politically and might diminish interest in tough reforms. Now is a critical moment for China in more ways than one.

Up to now, China has been the poster child for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success. Reform has led to an unbroken 30-year record of 9% or greater annual real GDP growth, a 10-fold increase in average per capita income, and the lifting of 3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abject poverty. China 's pre-reform and post-reform history offers a vivid and compelling case study in the capacity of the free-market economic system to unleash entrepreneurial energy and the potential for wealth creation. Yet recent events are exposing some of the cracks in this effort. The economy remains highly dependent on exports instead of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a slowdown in the U.S. and Europe has caused thousands of factories to close, putting thousands of workers out of jobs.

The danger is that Beijing is extracting the wrong lesson from recent events at home and abroad. Reformers have won many battles in recent years, but not quite the 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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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胡祖六：全球化“潜规则”的受益者

高盛的办公室"潜规则"是怎么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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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发言沾上利益色彩 反对银行贱卖事出有因

http://www.ehongyuan.com 2005-12-08 11:16:06
　　在国有银行引进外资方面，胡祖六不仅有实际行动，更发表长篇大论大力襄助。但因为其利益归属受到质疑，并因为指名道姓对国资贱卖论的领军人物提出反质疑，有陷入意气之争的危险。
　　从表面看，这一争论的核心是中资银行是否被贱卖，而其实质则是由谁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
　　作为高盛亚太公司董事总经理，在国际资本市场拥有一定话语权、并对中国宏观经济决策有建言权的人???身兼某些中国高层宏观政策咨询专家、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央企工委160家特大型企业老总的讲师等身份???胡祖六不应轻言，而应言必有因。
　　在12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甚至花了一大半的时间，论述中资银行并未被贱卖、外资入股无碍金融业安全。将此意见昭示天下，这代表了与世界资本市场交往较多、主导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政府部门意见。有意思的是，就民间观点而言，视引入外资为中国银行业改革前提的，大多是有国外学术或从业背景的人士，如胡祖六、陈志武；而对中国经济命脉被外资掌控忧心忡忡的大多为本土学者或企业人士，如安邦咨询公司总裁陈功等人。
　　作为中国电信、中石油、中国银行、百度等中国标志性企业在境外IPO的主承销商，高盛大发利市。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分别以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了9.7亿美元的回报。而中石油、中石化的战略投资者BP相继抛售两家公司的股票，通过售出其持有的中石化H股2.1%的股份狂赚近28亿港元。今年高盛预留110亿美元作为本年的薪金及花红，分发给全球的2.2万名员工，最出色的银行家可获得高达4000万美元(约3.1亿港元)的薪酬，《纽约杂志》引述消息人士指，就算是最初级的新入职分析员，也可得到7.5万美元(约58.5万港元)的花红。因此，不难理解高盛为何将战略中心之一转向中国，并在保险、证券、银行、基金等各个行业全面出击。
　　在这种情况下，胡祖六的发言不可避免地沾上利益色彩，成为外资投行获利“计谋”的一部分。这一论调有迹可循，2001年胡祖六唱衰中国股市，被认为是国外投行到内地股市渔利差价的舆论攻势；谢国忠对于内地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担忧，也因为其摩根士丹利的背景，而被认为是打压中国房市以便国际基金就势取利。作为百度的主承销商，高盛获得承销佣金和股价差之后，转而唱衰百度，阴谋论达到高峰。胡祖六以“身在曹营心在汉”作为回应。这一回应很无力。
　　2001年的争论因为股市的一路动荡而自动终结。此次国有银行贱卖论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无非因内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分享的比例相差悬殊所致。由上所述，作为资本市场的顶端掠食者，以高盛为代表的境外强势投资机构，毫无疑问以其专业性与对市场的控制力，夺得了中国溢价最丰腴的部分。反观国内，大多数投资者却在资本市场苦苦挣扎，两相对比。不免令国内投资者始则黯然，继而愤怒。目前这一反弹仅局限在金融圈内，但很难说会不会随着改革的进展，蔓延到其他人群。
　　胡祖六们的金融控制权之争，直接延伸到利益之争。笔者支持政府部门一以贯之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在面临利益分配时，则应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平衡，以公平的经济政策减少社会摩擦，这也是调控的题中应有之义。

叶檀

洋腐败催生新买办

2006-10-13
 有篇文章叫《洋腐败催生新买办》，其中有这样一段：行贿成跨国公司潜规则，调查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近十年来一直上升，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9月20日中新社)。  
    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洋腐败”可能造成的危害的分析，还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对“洋腐败”可能会催生新的社会阶层―――买办阶层，却缺乏足够的警惕。买办无祖国。买办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依附性，他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外国资本……

    据人考证，“买办”一词在我国明代已出现，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尚无近代“买办”的含义。鸦片战争前，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专为外商服务的居间人，这些人也被称为买办。他们一般是指外国商馆的内部经济和事务，诸如总管、帐房、银库保管以及照管外商贸易、生活事务的办事人员。这些“买办”是中国“公行”的雇员，受封建政府委托，管理和监督外商。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被废除，买办不受公行控制而由外国商人自由选择，被外国侵略者所控制。凭借在洋商和华商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人和代理人地位，买办一时成了经济上的暴发户和政治上的特权者。

    星转斗移。当今，一大批供职于“洋行”的海归被社会称作了精英，“买办”一词似乎销声匿迹了，然而其历史存遗的“买办”痕迹并未完全被抹去，甚至在某方面更加发扬光大。买办有无祖国，暂且不去议论，但祖国始终把“买办”当作游子却是不争的事实。

    前不久，就职于摩根士丹利的亚太区经济学家谢国忠辞职，就引来了国内许多“惋惜”和“愤懑”。据介绍，谢国忠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此前曾在新加坡的麦格理银行企业财务部工作了两年，在世界银行工作过5年时间。谢国忠辞职，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一个在洋人那儿打工的，怎能用在国内也被淘汰的“终身制”来套呢？由于洋人给了谢国忠一顶“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经济学家”光环，所以谢国忠每每发言总会招徕“聚光灯”。话说：吃人的嘴软。作为所谓亚洲排名前位分析师的谢国忠，其声音既是本人的，更是摩根士丹利的，不然报道为何要说“离职与电邮内容外泄有关”？

    简历显示，谢国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从学业和职业上来看，谢国忠只能算半路出家，对中国经济不太可能有深入了解，按道理在对中国经济的评论上不应该有那样大发言权或影响力。那么，这些“权力”是谁给的呢？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造就了“谢国忠”品牌。

    话说，在做学问上，适合当谢国忠老师傅的，许小年(许小年新闻,许小年说吧)无疑是最佳人选。从简历看，许小年1953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81年-1985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9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1995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1996年，任世界银行咨询师；1997年-1998年，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1999年加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被聘为研究部董事总经理；2004年2月，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聘为全职教授。在中金公司期间，许小年曾经发表“中国股市推倒重来论”，引发证券市场震荡。

    据悉，2003年11月中，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内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主持者为中金公司的掌舵者朱云来(朱云来新闻)。平时鲜少出现在员工面前的朱此次目的无他――向研究部员工验证一条悬疑已有时日的传闻：研究部总经理许小年于2003年年末离开中金。此前，早有消息称许有意离开――一说为他与中金高层交恶，一说他在中金两大股东建行与摩根士丹利的公司政治中“站错队”而被迫出局――均为不欢而散。在中金内部，对于许小年的评价也分成两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有书生气，坚持个人主见，而不喜欢他的人则认为他性格固执、脾气暴躁。据说这正是他去职的关键原因。评论者认为――无论如何，进入摩根士丹利后，许小年需要尽快调低自己的姿态。摩根士丹利已经拥有一位在业内广有名望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虽然在职务上两人不会有直接冲突，但一旦对某一观点各执己见，向来高声发言的许小年将只能保持安静。

    许小年离开之际，人们最关注的是小年去处，倒没什么情绪宣泄，这或许与小年供职单位的中资“含量”有关，否则打报不平也许不会少，发泄一回“中国式”愤懑，就如同谢国忠被炒后情形一样。其实，不过是一场“书生气”罢了。

    记得年初，为了一个话题曾与张五常先生斗过气。最终，五常先生以“盲拳打死老师傅”收场，笔者则用“谁又能说张五常不可爱”搁笔。话说，对小年和国忠来说，盲拳打死老师傅的大有人在，胡祖六(胡祖六新闻,胡祖六说吧)便是其中佼佼者。胡祖六生于1963年，为清华大学工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曾任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1991年至1996年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

    据说，胡祖六在各种场合积极呼吁，国内相关机构应消除外资进入金融业的“非理性恐惧感”，他的论据之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银行不良资产率与该国金融开放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他还认为认为,关注金融安全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分析指出，作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也切身实践着他的理论。2005年股权交易和并购事件发生频仍，高盛参与了中国网通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收购案，及平安保险公司10亿美元的股权出售案。高盛在亚洲的业务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其中收入的50%来自于中国,超过了日本。据说，胡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对其“老师傅”来说，胡祖六高明之处在于“轻声说重话”――你几乎意识不到他是高盛资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常言道：言多必失，事多必误。对于常在河边走的胡祖六来讲，终究会有哪有不湿脚或失蹄的时候。信不信，等着瞧！到时候，可千万不要再去大惊小怪，否则谁都要说你“不可爱”了。(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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