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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高盛
▲吉利收购沃尔沃：警惕重蹈“空瓶”覆辙
▲国企之殇 不能稍忘
△穿过“中航油”的巨亏高盛的手
▲谁来审判高盛
△“政商”高盛是如何炼成的
“这如同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追求一个世界顶级的明星。”吉利控股集团创始人李书福为成功收购沃尔沃欣喜不已。但当我们看到收购背后洛希尔公司、高盛等知名投行光鲜的名字时，我们不禁为现在人们的一片欣喜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高盛魅影不散
TCL、联想是前鉴
吉利收购沃尔沃:
警惕重蹈“空瓶”覆辙
■《环球财经》编委 白益民 ■ 本刊特约记者 王维 ■ 本刊记者 林鹰
北京时间2010年3月28日，一个让人“欣喜”的消息从瑞典哥德堡传来，吉利控股集团（0175，HK）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100%股权的交易已正式签约。这笔对外披露为在凝固剂约18亿美元收购资金加上9亿美元流动资金的收购，是中国汽车业史上最大的海外交易。由于沃尔沃品牌隶属福特公司（F，NYSE）旗下，路透社撰文称吉利控股集团创始人李书福可算作中国版的“亨利·福特”。
李书福脸上写满了笑容，与福特汽车公司首席财务官Lewis Booth紧紧拥抱。
且慢高兴！据此前月余媒体披露，吉利控股在竞购沃尔沃的全程中，“伴随着洛希尔公司(NM Rothschild，在国内其以“罗斯柴尔德”而闻名)、美国高盛等国际知名投行的身影”。
仅仅半个多月后，华尔街传来更加惊人的消息，2010年4月16日，当高盛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以“欺诈”起诉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说：“今天上午(4月16日高盛被指控)之前，许多人还认为高盛运作良好。我想，现阶段没有人愿意再和高盛扯上关系。”
当我们把时光回到2009年，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世界蔓延，美国金融立国崩溃，多家银行倒闭，克莱斯勒与通用汽车相继破产，华尔街被千夫所指，高盛等投行被定义为贪婪之徒、万恶之源。
实际上在美国，高盛早就臭名昭著，它甚至是“贪婪”、“欺诈”、“我活不顾你死”的代名词。然而在中国，高盛等外国著名投行一直被“神化”着，成为被崇拜和被拉拢的对象。就像此次吉利对沃尔沃的收购中，甚至有舆论称高盛是吉利的“财神爷”！
果真如此吗？
干邑白兰地的空瓶贸易
在华尔街的并购贸易中，有一种称之为“干邑白兰地的空瓶贸易”。产自法国的干邑白兰地味道自不必多说，瓶子的设计更是精美。顾客以为瓶子里装入了美丽的干邑白兰地，但是卖家却转手把里面的东西腾走了，只把空瓶卖出去。
德国的德利银行曾为了收购一家投资银行花了大价钱，以为买了瓶“干邑白兰地”，结果这家公司最大的资产——两个创业者一个卖掉了拥有的股份大赚一笔后退休回家，另一个也辞职创建了新公司，德利银行欲哭无泪，售空瓶者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华尔街上，干邑白兰地的空瓶贸易更是投行惯玩的花招。
2009年3月27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吉利控股突然停牌，当日中午12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大厦，李书福大笔一挥，以2.571亿港元签下了已经破产的变速器生产厂商澳大利亚DSI公司，洛希尔公司作为吉利的并购顾问负责了并购活动的运作及寻找私募基金提供财务支持，还牵线吉利以最短的时间与Baker & McKenzie律师事务所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签署了服务合同。
此事的蹊跷之处在于，从吉利接到收购邀请、考察到签下合同仅仅用了40天。40天能考察什么呢？投行除了在做本份内的事情，更多心思是急于把业务做成，至于合适与否那是你的事！因为他们要拿的是手续费！
李书福迅速挥出的大笔之下，是否有着对国际知名投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本能信任？
要知道，安永并非没有“前科”。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美国破产法院法官詹姆斯·派克(James Peck)曾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痛斥负责审计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其他投行的严重过失，使得该行酿成美国史上最大的破产案，并导致1929年大萧条后最严重金融危机的爆发。
此外，吉利买到了什么？一家号称“全球第二大”的自动变速器公司。
这家名为DSI的公司是一家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自动变速器专业供应商。但是，DSI远没有吉利以为的“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公司”那么强大，汽车专业人士早已指出：“DSI变速箱厂只生产4速和6速的自动变速器，它只算是全球独立于汽车制造商之外的第二大自动变速箱生产厂家，与博格华纳 、德国ZF、丰田的爱信精机等并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选手。”
也就是说，DSI变速器公司并不是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公司，仅仅是在独立于汽车厂家外的自动变速器供应商的名单中位列第二。另外，未来将是7速自动变速器、8速自动变速器、DCT双离合自动变速器和CVT无级变速器的天下，在2006年时，这4个产品的开发便已是目前的进度。也就是说，3年来DSI没有后续开发，而开发能力丧失，不能对新产品开发将意味着永远失去竞争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吉利买下的DSI实非主流。
DSI创办于80年前，是专业的变速箱企业。目前DSI拥有的成熟产品是4速变速器和6速大扭矩自动变速器。而7速自动变速器、8速自动变速器、DCT双离合自动变速器和CVT无级变速器的研发仅停留在概念开发层面，目前尚未到产品开发阶段。由于其独立于整车企业，且只生产变速箱一类产品，因此极为倚重研发能力，即DSI需要不断研发出新产品，才能取得稳定客户。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DSI的经营开始不断出现险情，1987年博格华纳出手卖给了英国轮胎和橡胶公司，2002年DSI的所有者又变成后来垮台的ION公司。
两次易主，使DSI的研发人才损失过半。人才流失潮在2006年后愈演愈烈，在2006年前后，奇瑞接洽ION公司，从DSI挖走了部分研发人员，成立了奇瑞澳大利亚研发中心。目前担任奇瑞汽车研究院副院长的朱新潮，当时担任DSI高级研发主管，他被奇瑞挖角后也带走了一些人才。今年2月DSI破产前，又有一批工程师加盟奇瑞。目前DSI内，占总员工1/6的研发中心几乎成为空城。
今年4月，吉利主管技术的副总裁赵福全曾说“7速DCT的研发，85%是我们做，15%他们做”，听话听音，如果将其解读为“DSI只能出15%的力”，恐怕并不为过。
如此一来，DSI到底是瓶干邑白兰地，还是一个空瓶呢？按照华尔街的逻辑，这是吉利需要评估的事情，而不是洛希尔公司的考虑范围。
高盛的算盘
拿下DSI之后，李书福觊觎沃尔沃之心更为急切，如何保证能够成功收购呢？我们前文提到洛希尔公司除了作为吉利的并购顾问外，还负责为吉利寻找私募基金提供财务支持。洛希尔公司最后选定的目标便是老朋友高盛，在中行去年试图收购洛希尔公司股份时，我们就曾看到高盛担任洛希尔公司的顾问。
并购往往需要巨额资金，尤其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与并购，对资金的需求更加紧迫，高盛不但能在资金上给予吉利极大的帮助，另一方面洛希尔公司深知高盛与福特的深密关系；2008年12月李书福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会见了福特方的代表——福特董事、高盛前CEO桑顿，李书福便也深知高盛能够接触到福特核心管理层。
2009年3月高盛便与吉利之间开始了接洽，2009年9月23日，高盛旗下一家名为GS Capital Partners的PE基金通过认购可转债以及认股权证正式投资了吉利集团子公司吉利汽车，注资约3.3亿美元，成为吉利汽车的第二大股东。该可转债2014年到期，年息3%，并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按最初换股价每普通股1.90港元，转换为约9.98亿股吉利汽车新普通股。如果不予转换，债券将按面值赎回。此外，GSCP将获得约3亿股认股权证，每1份认股权证可认购1份普通股，最初行使价为每普通股2.30港元。该交易的财务顾问，就是洛希尔公司。
事后高盛宣布这是一项战略投资，将对吉利汽车持股三年以上。其花3亿多美元投资吉利，还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使然，根本目的不是帮助吉利去收购沃尔沃，而是希望通过入股吉利获得超额投资回报。这与巴菲特投资比亚迪汽车的目的如出一辙。
高盛首先看上的便是国内汽车业的潜在市场。尽管金融危机使全球汽车业一片萧条，但中国汽车市场如日中天。其次，不排除高盛也打着一旦吉利沃尔沃海外上市，高盛可为其承销商这一算盘。而高盛一直在中国被视为投资界的风向标，通过信息的披露，制造概念，遥控市场，所以高盛即掌握市场话语权又通过旗下PE基金掌握股票，将盈利完全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其次我们看到高盛选择的是稳妥的认购可转债以及认股权证（2.45亿美元可转债、0.89亿美元认股权证）。这与当初联想收购IBM筹资方式类似，其时三家美国PE购买了联想3.5亿美元优先可转债，并附加了一定的买股权。这些可转债的年利息为4.5%，具有极大的优势。如果联想经营很好，他们可以随时转换为普通股套现。退一万步讲，即使联想倒闭，他们也会最先得到偿付。
就在高盛投资吉利的近段时间，随着吉利控股的股价连长，高盛账面盈利最高时达2亿多港元。如此划算的投资，谁不愿意往里砸钱？
在今年2月《证券市场周刊》刊发的《沃尔沃陷阱？》一文中，写道：“高盛进入的逻辑及路线图似已明晰——高盛适时切入，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福特的信任感，高盛将吉利汽车的资产注入设计成了稳赚不赔的长期攻略，低点进入，资产注入后高点脱手。”
哭笑两由之？
洛希尔公司、高盛分别与沃尔沃、福特有着密切的人脉关系，网络盛传，洛希尔公司 “超级四人团”，正是由洛希尔公司、高盛、福特三方老员工组成。花旗投资研究评论称，“沃尔沃还欠着福特35亿美元未偿贷款，而且未来5年还需要大笔资金投入。一旦沃尔沃被卖掉，将为福特花费浩大、最终失败的高端汽车战略的完结画上句号。”
当然，对于洛希尔公司、高盛来讲，这是一笔难得的大买卖机会。
2010年4月17日《经济观察报》披露，根据吉利与沃尔沃签约前一天递交到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的《融资结构说明》文件，“吉利收购沃尔沃价格为18亿美金，并将在交割日根据合同约定的价格调整机制进行调减，收购资金由注册资本金和国内外银行融资贷款构成。后续资金包括企业流动资金预计为15亿美金；目前计划由欧洲投资银行(EIB)、瑞典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各提供三分之一(约5亿美金)的贷款”，这意味着，吉利对外公布的收购沃尔沃需要27亿美金的真正构成是81亿元(约合12亿美元)加上15亿美元流动资金，而非外界所知的18亿美元收购资金加上9亿美元的流动资金。这也意味着吉利的流动资金将大大吃紧。
吉利投下血本，收获的会是干邑白兰地吗？
也许我们仍有理由存疑。
首先，沃尔沃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转让方面，福特对其进行拆分和规避，明面上限定吉利不能使用沃尔沃的独有技术，而且沃尔沃的部分技术还将与福特共享使用，这些技术吉利也不能碰。他们要组建一家新的全资子公司，接手并继续享有这些所有权及再开发权，然后将余下部分转让给吉利控股。
目前沃尔沃主要有3大车型平台，其中，生产紧凑型轿车的P1平台，主要生产S40、V50、C70、C30等车型；生产大中型汽车的P2平台主要生产S60、XC90；P24平台主要生产XC60、V70、S80系列车型。在这三大车型平台中，P1平台上福特有福克斯和马自达3与之共享，P2平台则有福特的蒙迪欧等车型共享。更为敏感的是，福特与沃尔沃这些共享平台的车型，在国内长安福特马自达已有生产。至于沃尔沃的独有技术，主要有防撞预警系统、乘客约束技术和其他安全设备。如果这些平台技术和安全技术不能使用，吉利在这笔收购中，也许就扮演了一个“人道主义志愿者”角色。到那时，吉利收购的是白兰地还是空瓶，答案将浮出水面。
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吉利如收购成功后，2010年沃尔沃项目就可能实现盈利。而实现盈利的方法，便是增加汽车销量，尤其是在中国市场——最后一句，对于中国吉利而言，颇带点黑色幽默。
那洛希尔公司获得了什么呢？吉利首席代表王坚已经昭告于天下：“为收购沃尔沃，吉利付出了巨额中介费，这个钱一般人不敢花，也花不起。”
高盛“杰作”——联想失陷IBM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中国企业在能源、科技、制造业方面都表现出了较强的“走出去”愿望，但是联想、中铝等企业在“走出去”的路上惨遭高盛等外国投行暗算的案例应该载入中国“走出去”的史册，有必要时刻警醒所有与欧美投行打交道的中国制造企业。
2004年12月9日，通过高盛的穿针引线，联想集团（0992，HK）以12.5亿美元收购了其时已经陷入亏损的IBM旗下个人计算机项目，作为顾问的投资银行高盛因此获得了900万美元的顾问费。
如果联想未能成功收购，高盛是拿不到一分顾问费的。为了促成此事，面对联想资金短缺，高盛先是协助联想获得了6亿美元国际银行的贷款，随后高盛又给予联想5亿美元的过桥贷款，并趁机引入了三家美国PE——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General Atlantic及美国新桥投资集团3.5亿美元注入联想。由于信息不对称，联想所有涉及海外业务的重大决策无不依赖于这三家美国公司的安排，三家PE仅仅花了区区3.5亿美元，就控制了30亿市值的公司。
PE的本质是赚钱，由于其多在3~5年内退出，因此在这个时间段内获得最大回报，就成为其主要目标，资本的性质决定了其在企业投资行为上的短期性，从此展开了一系列追求短期利益的操作。由于柳传志等中方管理层对IBM内部并无过深了解，所有涉及海外业务的重大决策无不依赖于这三家PE的安排。从联想并购后出现的CEO更迭乱像，全拜三家PE所赐。
姑且不论此，联想收购IBM，同样可以设问：是收购了一瓶干邑白兰地，还是空瓶？
联想创业元老、联想集团原总工程师倪光南的一番话，或许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他说：
“联想并购IBM，17.5亿的代价，没有买到什么高技术，更不用说核心技术。IBM原来和长城合资生产PC，在合资之前，却把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服务器拿出来，和长城专门成立一个服务器的工厂，卖给联想的工厂只剩下PC，只剩下一半的技术。而实际上IBM的狡猾不仅仅在于将服务器拿出来卖给了长城，在将PC部门交给联想之前他把很多相关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分拆卖出。”
2001年9月，IBM将旗下TFT-LCD部门卖给了奇美电子，使其成立日本IDTech公司，并取得高阶技术及产能。2003年IBM又将硬盘驱动产业卖给了日立，使之成为硬盘驱动业界最大的公司。但偏偏到了联想这里，却似乎种下龙种，收获跳蚤。首先是收购完成后，联想“全球PC领先地位”不仅没有巩固，反而被Acer反超，从第三滑落到第四，且差距越来越大。紧接着在2008财年又出现了2.67亿美元的亏损，同时先后5次裁员；2009年，在Millward Brown Optimor最新公布的“全球Top 100品牌排名榜”中，Lenovo落选“科技品牌Top 20”；老将柳传志被迫在归隐后再度出山，紧急救火。2010年4月，《IT时代周刊》发表《联想未来可能被收购》一文，文章指出，联想业务单一，未来存在被收购的可能⋯⋯
2009年4月，一位名为Barrons的网友，在联想集团网站上的“问吧”里，写下了题为“‘强盗’走了，联想还剩下什么？”的帖子，文章细数联想收购IBM个人业务中的赢输家，赢家包括甩掉亏损包袱的IBM、三家赚得盆盈钵满的PE，自然也包括拿到并购佣金、提供过桥贷款的高盛，而输家呢——
联想的普通员工：你省的钱还不够CEO一秒钟的私人飞机费用。到头来还被裁掉。
中国消费者：用几倍的钱买ThinkPad，应该获得冤大头大奖。
黑色调侃的背后，联想无疑是最大的输家。
高盛另一“杰作”——TCL折戟汤姆逊
事实上，由高盛推动的联想收购IBM，并不是其主导的中国制造企业海外收购折戟的第一例。此前，李东生应该已经有过“悔不该当初”之感。
在关于高盛的介绍材料中，有如下一行：
高盛担任汤姆逊与TCL成立中国合资企业项目的财务顾问。
2003年11月4日，TCL集团（000100，SZ）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法国汤姆逊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成立一家名为TCL-汤姆逊的合资公司，共同开发、生产及销售彩电及其相关产品和服务。 在合资公司里，TCL国际和汤姆逊分别拥有67％和33％的股权。新公司的收入将并入TCL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报表。汤姆逊在合资公司成立后的18个月内，可以用合资公司股权置换TCL国际的股权。
合资以前，TCL的彩电销售量为1000多万台，汤姆逊约为800万台。这也意味着，一夜之间，TCL变成了跨国企业、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彩电生产企业的控股股东。带着“全球头号彩电企业”的喜悦，TCL总裁李东生踌躇满志，发出豪言——
“（这次合作）将把TCL带入一个新的增长时代，让我们提前实现了“龙虎计划”的两大目标之一——多媒体显示终端进入世界前五强。”
与后来的联想收购IBM，以及如今吉利收购沃尔沃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这笔收购的动作也很快，4个月。在当时《财经》的报道中，是这样描述的：
李东生的动作一向很快。尽管汤姆逊在今年（2003年，编者注）上半年就开始了在中国寻找彩电业合作伙伴的旅程，但正式与TCL接触却是7月份之后的事。汤姆逊公司的一位投资顾问介绍说，汤姆逊几乎谈遍了国内主要的彩电生产企业。包括康佳、创维乃至长虹。“开始的时候高盛向汤姆逊推荐的第一个合作对象就是TCL。”
从今年7月开始，双方投入了很多精力进入了实质性谈判，并经过4个月左右的时间达成了合资的意向。就如此规模的合作而言，谈判所用时间之短，表明了双方达成合作的迫切，而双方的财务顾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为汤姆逊服务的是高盛，站在TCL身后的则是摩根士丹利。
在高盛和大摩两家投行的鞍前马后下，TCL“合资”的对象是什么呢？
资料显示，号称全球第四大的彩电生产厂商汤姆逊公司在2001年消费电子(家电)领域的销售额为65.41亿欧元，2002年下降为54.44亿欧元，2003年上半年则跌破盈利线，亏损达8000万欧元。也就是说，汤姆逊置入合资公司的是一个当年上半年就亏损8000万欧元的业务，是汤姆逊急于摆脱的一个财务包袱。
其时百富勤的罗伟业评论道，TCL从合资中得到的最大好处是用最快和最简单的方法，把市场拓展到了欧美。
然而，在这两家著名投行主导的当年全球彩电业规模最大的合资项目中，李东生得到的仍然只是一个“空瓶”——他最为看重的汤姆逊的专利技术和海外销售网络，并未发生“所有权”的转移。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品牌仍然是分区域使用：在亚洲及新兴市场以TCL品牌为主，在欧洲市场以汤姆逊品牌为主，在北美市场以汤姆逊的RCA品牌(汤姆逊从通用电器买入的品牌)为主，两家母公司将会给予TCL-汤姆逊电子公司品牌专利权，TCL-汤姆逊电子公司将会委托汤姆逊作为其在北美及欧洲市场的独家分销代理。
据李东生透露，在专利技术的使用方面，新旧公司有别。合资公司产生的新电视技术，将由新公司拥有；而汤姆逊原来的专利，TCL将按市场规则支付相关费用。也就是说，如果有一项专利技术要用到合资公司所生产的产品上去，仍需像两个企业一样结算。但同时，汤姆逊却把它从事彩电、DVD业务的8500名员工放到了合资公司，这相当于汤姆逊把庞大的员工成本，转移到了TCL头上。
3年后的2006年11月，TCL与汤姆逊姻缘生变的消息传出。汤姆逊与TCL集团解除股权交换，TCL多媒体（1070，HK）宣布退出欧洲业务。而此时，据2006年三季报显示，TCL集团亏损7.06亿元，依据TCL集团的持股比例推算，其中5.88亿元亏损来自TCL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受TCL多媒体拖累，TCL集团在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简称，一度沦落为“＊ST”。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回到吉利身上来。
吉利收购沃尔沃，资金缺口是根本。
吉利首席代表王坚说过这样一句话：“钱不是问题，现在全世界都看好李书福。海外最大的投行JP摩根、英国的基金、美国的基金等大批投资者都进来了，这是一个多元化的融资团队。”
李书福曾表示，现任洛希尔公司资深顾问即“超级四人团”之一的汉斯·奥诺夫·奥尔森将在交易完成之后加入沃尔沃董事会，如若吉利-沃尔沃陷入到高盛、洛希尔公司、美国PE、英国PE的局面之中，联想起联想收购IBM时的“多元化融资团队”，我们有理由对吉利引入海外资本后的控制权，感到一丝担忧。
另外，据报道，在协议签订前，“当谈判组成员向李书福汇报时，对谈判尾声福特提出诸如‘运营资金一并注入’等新条件，李书福确实有一丝不快。”
“这如同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追求一个世界顶级的明星。”李书福自己如此评价这单交易。
祝他好运。
小议日本式收购
对比联想、吉利等中国企业的做法，日本的出海战略从来不采用这样大手笔的美国投行收购的方式，而是由常年驻扎海外综合商社的分支机构、当地法人一马当先，充当探路。然后逐步通过自己的布局，通过产业之间的协调配合，通过财团、综合商社、关联企业控制渠道，带动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公司进入对方市场，以这样的方式逐步蚕食目标国的市场，这种方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甚至会用10年、20年、30年的时间，新近发生的丰田“召回门”事件，可以说正是因为丰田在过去的10年、20年、30年里不断在美国蚕食美国汽车产业，从而打垮了通用、克莱斯勒汽车，才遭到了美国的报复。
所以，中国企业在海外“出海”的时候，不一定都要采用美国式的收购方式，被美国的投行、金融资本利用，在“卖了身”同时还在为美国人数钱。这种方式实际上是过去我们很多企业在海外扩张时都遭遇到的问题，包括中铝在澳大利亚的收购行动，也有美国投行的参与。我们应当从这种种前车之鉴中，发现中国企业在“出海”体制、战略上存在的漏洞和失误，日本企业以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形成财团体制，建立商业产业和金融相配合，三位一体的模式来进行海外布局，逐渐占领对方的市场，获取对方资源。我们认为，这样的方式更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殇：意为悲伤，非死亡；沦陷：意为陷入不良境地，非被占领。
高盛——中国远洋；高盛——东航；高盛——国航；高盛——中航油；高盛——深电南；高盛——太子奶⋯⋯只要细细盘点这些跟高盛瓜葛过的中国企业，高盛所到之处，均曾留下一片狼藉
接连沦陷于外国投行之手
国企之殇 不能稍忘
■ 《环球财经》编委 白益民
■ 本刊特约记者 王维
高盛、大摩、美林等，一个个光鲜的美国著名投行，都将其“热情”不吝啬地投给了中国。华尔街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你设计出一个复杂的金融产品，在欧美卖不出去，一定能卖给中国。华尔街还流行过这样一句话：他们卖给我们有毒的牛奶，我们卖给他们有毒的金融产品。
2009年底，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在党报上发表措辞尖锐的长文，直点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投行的名字，他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所遭受的巨额亏损与国际投行恶意兜售带有欺诈性的、设计复杂的高杠杆产品有很大的关系。”
据统计，截至2008年10月底， 共有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浮亏114亿元。其中有26家央企是自行在境外从事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业务(OTC)，且大都与交易对手私下签订的是“一对一”的非标准化合约。而这种所谓的一对一的选择交易，一方亏损才有一方赚钱，交易风险大，透明度不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缺乏实战经验的中国央企“内战外行，外战内行”，哪里算计得过“久经考验”、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资深外国投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一味对资深投行抱着“莫名其妙的好感”，“站着出去，躺着回来”的概率必然大大增加。除此之外，中国央企通过大型商业银行，还大批购买了摩根士丹利、美林等国外投行设计的相关金融衍生产品。
中毒！巨亏2008
▲中远衍生品巨亏（2008年）
中国远洋（601919，SH）在2008年年报中披露，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远洋所持有的FFA(远期运费协议)产生浮亏41.21亿元。
从2007年初，中国远洋开始陆续签订FFA协议。随着中远在FFA上持仓的扩大，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FFA市场参与者，也开始引起西方投行的注意。据中国远洋内部人士透露，起初中国远洋的交易对手主要是船东和货主，但是到了2008年，高盛等金融机构也参与进来，高盛等投行取代传统的船东和货主成为中远的主要交易对手，是导致中远现在巨额亏损的原因。中远的主要交易对手变成金融机构后，后者贪婪追求暴利的本性，驱使他们利用自身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和销售优势，借助复杂的产品，将中远的正常套期保值活动沦为他们欺诈、鱼肉的猎物，他们与中远签订了大量名为套期保值、实为高风险的欺诈性合约。
▲深南电与高盛签订石油期权事件（2008年）
2008年3月12日，深南电（000037，SZ）某高管与高盛的全资子公司杰润公司签署了两份未经授权的对冲合约。专业人士分析称，对高盛来说，这两笔合约交易最多亏300万美元，最多可以赚几亿美元，对风险有完全的控制；对深南电来说，最多盈利300万美元，最大亏损几亿美元，对风险没有任何的控制。因此，深南电与高盛的协议不是一个对赌协议。如果非要说成赌博，也是一个深南电失败的概率是100%的赌博协议。
2008年12月，深南电公告终止与高盛全资子公司杰润公司签下的期权合约，之后，杰润方面多次发函催缴有关欠款。深南电2009年年报显示，杰润公司要求深南电支付因违约而给杰润公司造成的损失近8000万美元，及利息合计近8370万美元。
▲中国国航失手燃油期货（2008年）
中国国航（601111，SH）公告显示，国航持有的套期保值合约订立于2008年7月间，当时，国际油价正站在140美元/桶以上的历史最高位。2008年10月中国国航首发公告称，由于近期国际原油价格急剧下跌，其持有燃油套期保值合约的公允价值出现负值。11月22日公告显示，截至10月31日，公司在燃油套期保值的合约公允价值损失约为人民币31亿元。
一位长期从事期货研究的分析师表示，国航签订的套保合约，并非是在期货交易所中进行的正规期货套期保值，而是私下与对手方签订的合约，这和深南电A对赌石油衍生品合约十分类似。换言之，只有油价一直保持高位运行甚至不断上涨，公司才能获利。
▲碧桂园衍生品巨亏事件（2008年）
碧桂园（2007，HK）2008年12月28日公告称，公司由于衍生品投资，造成不超过2.5亿美元的损失。
时年2月碧桂园曾发布公告，与美林（新加坡）达成一项发行、认购5亿美元 （约合35.95亿元）的5年期可换股债券协议，以及总价值2.5亿美元现金结算股份掉期协议。根据协议，若最终股价高于初步价格，碧桂园向美林收取差额；若最终股价低于初步价格，则美林向碧桂园收取差额。初步价格将按股份掉期公式厘定，而最终价格将参考指定平均日期有关股份价格的算术平均数。简而言之，碧桂园赌的是股价涨，美林赌的是股价跌。
▲中信泰富事件（2008年）
中信泰富（00267，HK）2008年10月20日宣布，集团为了澳洲铁矿石项目进行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已引致亏损共8.07亿港元；而仍在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平价定值的亏损达147亿港元。
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名为SINO-IRON的铁矿项目，该项目是西澳最大的磁铁矿项目，项目中需要的设备和大量成本支出都必须以澳元来支付。为了降低澳元升值带来的货币风险，因此签订若干累计期权(Accumulator option)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这种衍生品的吸引力在于当市场上升时令投资者可以平价买到看涨的股份或资产；但是当资产价格下跌时，投资者将损失惨重。即收益有限，但亏损可是无限的。
警惕！切忌“好了伤疤忘了痛”
以上为2008年时中国企业海外衍生品投资上出现巨额亏损或潜在亏损的部分事件一览，当然，中国企业衍生品投资巨亏远远不止于此，中国期货业协会一名李姓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2008年ST东航、中国国航、中国远洋等企业，在投资金融衍生品时，有上百亿元的黑洞，其中，仅东航一家，衍生品亏损就高达62亿元，而包括上述3家企业在内的23家央企，亏损高达数百亿元，如果再将央企和地方国企加起来算，衍生品总亏损额不下1000亿元。
如果把这些视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学费，这笔学费也未免交得太昂贵了些！尽管这些事件离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但如果“好了伤疤忘了痛”，那么离下一笔交学费的时间，不会遥远！
算账！拜金文化冲击中国
当4月16日高盛被SEC起诉的消息传出后，有外国媒体称，这是奥巴马对高盛的秋后算账。如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所言，在中国“恶意兜售”、带有“欺诈”性质金融产品的高盛、大摩等美国投行，中国人民又该何时对他们算账？
2005年12月15日，时任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的胡祖六在上海2005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上做了“外资对中国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的演讲，核心观点是只有中资银行全部卖给外资银行，或者让外资控股70%以上，那样中国金融体系抗风险的能力才最强。胡祖六指出，韩国的经验最有戏剧性，在1997年爆发世界危机前，韩国是世界上最保护本国体系的国家之一，但是1997年底爆发金融危机使韩国从长期的金融闭关中惊醒，从1998年初金大中总统开始改革以后，历届的韩国政府都采取了更开放的政策，至2005年，韩国前七家银行平均外资的持股率是70%以上。
针对胡祖六的观点，人大国际贸易和经济学博士刘崇献于次日发表了《胡六祖的全盘西化论可行否》评论文章，文章指出：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救济的国家一般都要接受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一揽子开放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措施，否则IMF不会轻易施救。而“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金融改革方案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几乎是新的“二十一条”，当年韩国面对IMF开出的条件，也是犹豫斗争了很久，甚至到了号召全国妇女捐献首饰来帮助国家度过难关的地步，但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外部压力，接受了IMF的救助，同时也意味着接受了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要求。所以韩国现在前七大银行几乎都被外资持股了70%以上，是韩国在那次金融危机中被强奸的直接后果，而不是什么惊醒！
入股中资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所负担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运用相对很少的投资支配调用银行全部存款资产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诱惑是巨大的，成功了获益巨大，失败了损失有限。而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国家信用，否则以这些银行的经营水平，遇到风吹草动，如果国家不管，肯定是全行业性的破产。
斗转星移，当2008年美国成为金融危机发端的源头时，我们也许真该庆幸，当时没有将我们银行业假手于人！
不过，美国企业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短期利益最大化”依然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同时，以高盛、摩根士丹利为首的美国投行也将 “贪婪”的“鸦片”带到了中国，并严重地冲击了中国固有的企业文化，促使中国企业、中国人放弃了责任、执着与勤勤恳恳，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本应该立足长远做好主业，为职工为国家服务，但当下的现实是，国有企业投机性变强，国家主人翁意识丧失甚至不务正业。国企在金融危机中不仅涉足与主业不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损失百亿美元；还涉嫌抬高房价，涉足房地产，人民网文章指出128家央企有七成涉足地产；其次是百余家央企旗下竟存在2000多家酒店。央企尚且如此，省级国企、市级国企将作如是观？！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评价中国企业500强评选时曾强调中国企业是500大而非500强，连央企都一心发展暴利的、来钱快的金融衍生品、房地产、酒店业，那中国的企业何以强？何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国装备制造业如何走出去？何来技术积累？何来科学研发？员工何以安心工作？华尔街的贪婪、拜金文化已经深深地侵蚀了中国！
美国制造业从巅峰开始走下坡路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期短期利益主义开始腐蚀美国，当大型企业涉足金融业、房地产时，美国制造业便开始走下坡路。美国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之所以最终走向没落、破产，就是因为汽车已经不是他们的主业，在追逐“金融鸦片”的大潮中迷失了责任和本质，金融部门成为了整个公司效益的惟一部门，汽车成了他们造概念的工具。
以没有申请破产保护的福特汽车公司为例，从2001年~2007财年开始，福特汽车部门实现的利润分别是：-74、-6、 -15、-2、-42、-180、-42（亿美元）；而金融服务部门的利润分别是：14、21、32、43、50、20、12（亿美元）。也就是说，从2001财年开始福特汽车公司完全是依赖金融服务部门苟活，主业务成了金融服务部门，而汽车部门反倒成为拖了后腿的副业。美国通用汽车为什么最终破产，很大原因就在于其金融公司遇到了次贷问题遭遇破产，而汽车公司又没有盈利能力，最终只有整个通用破产。
反观许多中国企业，走的正是许多美国制造企业曾经走过的路。当圈钱上市一夜暴富抵得过十年辛苦劳作时，当大把圈来的资金投向完全不符合招股说明书的募资投向时，当炒股、炒房甚至假借套期保值的名义、涉足风险巨大的金融衍生品投资成为他们的主业时，中国企业的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前景何在？！
反思！再谈向日本学习
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向邻国日本学习”一度是许多中国企业曾经励志去做的事情。恰如百年前“中日甲午海战”中中国惨败的结果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一样，十余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企业文化取向。从向日本学习到向金融危机赢家美国学习，这样的转变发生仿佛只在一瞬间。现在，我们又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很多人也许会说日本企业不也是“产融结合”吗，与美国企业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日本的“产商融结合”，是以制造业为立国之本，商业、金融为辅，与美国金融立国下的“产融结合”有本质的区别。“平成泡沫”以及破灭后的大衰退使日本人相信，金融系统流动性的泛滥不仅导致金融危机，而且会引起实体经济的衰退。因为有过往金融危机教训的总结，也使得日本各界对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清醒、理性的认识，不盲目夸大金融以及金融市场的作用，对于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持谨慎态度。根据2008年1月的统计，日本一共购买了140亿美元美国次贷，其中商业银行占63亿美元。在全球主要经济国家中，日本是最少的。日本制造企业更是不会上高盛等美国投行的当，碰触金融衍生品。
日本前金融厅长官五味广文说，在日本，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而不是经济的主导。日本作为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是通过其财团体制来主导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日本实行的是财团经济体制。财团通过交叉持股，形成相互关联的球状结构，这种网状的结构使它们能在全球不断滚动，不断壮大。
日本共有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六大财团，财团由金融、商业、产业集结而成。财团通过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制造企业的紧密联系，使各大成员企业间形成松散的联合体。而任何一个财团也不是依靠自然人的血缘关系界定家族成员，而是以企业法人之间的资本关系形成新型的命运共同体，依靠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在维系整个财团体制的稳定。
财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为家庭的高速发展和扩张提供了大量资金。而综合商社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它负责生儿育女(众多的制造业)，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谋划(获取情报)，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财团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稳定、从事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相互紧密依赖，有共同文化理念的人群的集合体。它围绕全套完整的产业链而构造，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社会企业，被日本人称为“国民企业”。笔者认为，具有高度抗风险能力和集团作战能力的日本财团经营模式和文化，非常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穿过“中航油”的巨亏高盛的手
■ 《环球财经》编委 白益民
2003年，《求是》杂志曾发表调查报告，盛赞中航油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同时，国资委也表示，中航油是“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的一个成功典范”。
孰料，仅仅一年多过后，2004年11月30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发布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这家新加坡上市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做空石油期货），总计亏损5.5亿美元。
从2003年12月31日到2004年1月31日，中航油已亏损1100万美元，主要就来源于在石油期权交易中输给了交易对手高盛的J.Aron公司。由于不希望让“账面亏损变成实际亏损”，中航油总裁陈久霖决定将盘位“后挪”。据普华永道2005年3月30日公布的“中航油事件”调查报告显示，中航油在2003年四季度对国际油价作出下跌的预期，因此改变交易战略，从“做多”转入“做空”，开始卖出买权并买入卖权。
高盛的“挪盘”暗藏杀机
2004年1月26日，中航油与交易对手高盛的J. Aron公司签署了第一份重组协议，双方同意结束前面的期权交易而重签一份更大的合约。根据协议，中航油在平仓后，买进了更大的卖出期权。但自2004年1月签署重组协议至当年6月，油价并未如中航油预期的下跌，反而一涨再涨。到二季度，因期货产生的亏损已高达3000万美元。中航油再次选择“后挪”，在6月28日同交易对手J. Aron 公司签订第二份重组协议，风险成倍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航油事件”发生后，2006年3月8日新加坡地方法院审理中航油一案时，法庭辩护词中对被告人中航油总裁陈久霖 “挪盘”一事也有这样的叙述：“在咨询公司专业人员、高盛能源贸易子公司——J. Aron公司以及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之后，由于他们全都强烈建议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挪盘，陈久霖先生相信了他们的判断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当2004年6月陈久霖再次同意把所购期权的到期时间全部后挪至2005年和2006年的时候，这一做法已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中只允许超过 12 个月的上限。有业内人士认为，J. Aron公司应该向交易对家分析市场、陈述交易风险，还要判断交易对方内部操作的程序以及是否具有相应的财务能力。这些义务，J. Aron公司均未履行，甚至明知中航油贸易一部的交易员Gerard Rigby越权做投机交易，也没有阻止。
2005年3月16日，将自己的债权人之一，也是期货市场上的交易对手——J.Aron公司告上了法庭。在起诉状中，中航油称，因J.Aron公司的误导而在期权交易中蒙受巨额损失，要求对方作出赔偿。J. Aron公司是高盛集团旗下专门负责商品交易服务的子公司，在新加坡纸货市场拥有多个盘口，它在中航油巨亏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既是中航油的第八大债权人，亦是中航油在石油期权交易中仅次于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第二大交易对家。
中航油认为高盛的J. Aron公司2004年1月和6月与中航油签署的两份协议中，对石油期权未来市场预期表述不完整、不准确乃至误导，建议原告（中航油）扩大交易量并选择更复杂的期权，这直接导致了中航油风险的放大。由此，中航油要求J. Aron公司废除双方这两份协议，赔偿因两项协议招致的损失。中航油一直强调，他们对期权产品相关的价值和风险评估缺少像被告（J.Aron） 那样的专业知识，因此，他们曾完全相信被告告知他们的这两份重组协议的种种好处。
2005年2月期的《中国企业家》封面文章《谁搞垮了中国航油？》中，当事人陈久霖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近年来，国际资本长期觊觎我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和海外中资企业；国际竞争对手一直有意挤压中资企业。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日本三井、美国高盛公司等先是给中航油‘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用收取保证金；后又允许挪移盘位，对挪移盘位的风险也没有说明。后来等到油价冲到历史高点时，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逼迫中航油斩仓。”
高盛与三井结成美日同盟
在纷繁复杂的“中航油事件”背后，涉及太多的公司名称，如果梳理一下这些名称，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场围绕着一个庄家的赌局。在上面的记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井物产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三井住友银行、高盛集团的J.Aron公司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中有的是中航油的逼仓对手，有的是中航油的借款人，有的为中航油提供期权挪盘的建议。然而，很少会有人注意到这三者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在“中航油事件”中，高盛集团的J.Aron公司是仅次于“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与中航油进行期权对手交易的第二大公司，而且建议中航油进行高风险的“挪盘”。高盛的官方网站是这样介绍J.Aron公司的：高盛的商品部－J. Aron公司在商品业务领域的从业经验超过100年；高盛是能源风险管理领域公认的行业领导，协助大量的客户全面管理与能源相关联的风险；J. Aron公司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机构之一，有能力在实物和金融领域进行交易。在亚洲地区，高盛商品部在新加坡、东京和悉尼办事处共有20多名专业人员。
高盛的对外宣传称，作为和600多家商业客户、150家投资者和一系列其它的市场参与者进行合作的交易商，能够很快确认流动性的方位，并在大部分情势不明朗的市场中作出正确选择。在全球范围内，高盛的J. Aron公司在商品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提供方面曾获得顶级排名，向大量的客户提供服务。在亚洲地区，J. Aron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向亚洲的客户提供财务解决方案，帮助其管理商品价格风险。此时禁不住要问一句，高盛的J. Aron公司是如何“帮助”中航油管理风险的呢？
再来看一下高盛集团，它是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向全球提供广泛的投资、咨询和金融服务，拥有大量的多行业客户，包括私营公司、金融企业、政府机构以及个人。高盛集团成立于1869年，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总部设在纽约，并在东京、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其所有运作都建立于紧密一体的全球基础上，由所谓的“优秀的专家”为客户提供服务。
其实，高盛集团是在J.Aron公司和住友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加盟之后，得以快速发展的，成为美国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银行。1981年，高盛收购了J.Aron，进入外汇交易、咖啡交易、贵金属交易、能源等新领域，标志着高盛多元化开始，超越传统的投资银行代理、顾问范围，有了固定收入。1986年，日本住友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花费5亿美元获得高盛集团12.5%的股份，成为高盛的两家外部机构投资者之一，另一家是夏威夷的毕舍普地产公司（Bishop Estate）。到1989年，高盛公司7.5亿美元的总利润中，J.Aron公司贡献了30%。
给中航油放债进行豪赌的三井住友银行与高盛和三井物产的关系如同手足兄弟，这在三井住友银行追讨中航油欠款的起诉书中的一段叙述就已经不打自招了。起诉书中写道：“2004年8月和9月间，中航油向三井住友（银行）贷款1480万美元，用于支付欠（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和（高盛旗下的）J.Aron公司的债款，并在2004年9月将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出口公司进行的一笔1326万美元燃油交易所得转入公司在三井住友（银行）的户头，以此为抵押取得三井住友（银行）2004年11月发出的1350万美元信托收据。”
高盛本身是一家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服务性公司，很多收购行动的背后都是由三井住友银行提供资金支持。2004年夏天，在外国投资者对日本武富士消费信贷公司（简称：武富士）股份的争夺战中，高盛公司从幕后走到台前，一度获得排他性的交涉权并宣称要收购武井家族的58%的全部股份。高盛此次收购项目的负责人是高盛证券（日本）公司总裁持田昌典，他与三井住友银行行长西川善文关系密切，而三井住友银行是高盛收购武富士强有力的后盾。
（本文摘自所著《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
谁来审判高盛
■ 《环球财经》编委 白益民
■ 本刊特约记者 王维
■ 本刊记者 林鹰
暴跌·暗幕
“出大事了！” 北京时间4月16日晚11时多，一位身处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突然在MSN上对《环球财经》记者说到。
“高盛暴跌，5分钟跌掉了10美元，哦，15美元了，10%就这么没了⋯⋯”
“跌掉20美元了⋯⋯”
“最高跌掉30美元⋯⋯”
大洋那边，关于高盛的消息接连传来。路透社抢发的关于高盛股价暴跌的消息，未经翻译，便登上了国内财经网站新闻频道。
“这一定是出大丑闻了，暗幕丑闻，连金融危机时都没这么跌过。”上述对冲基金经理对《环球财经》记者说。
其实，4月16日下午2时左右，一则关于高盛的消息已经引起了财经人士的广泛关注：
知情人士称，高盛集团董事拉贾特·古普塔(Rajat Gupta)已于3月告知高盛，他将不再参选董事，此前检方通知说正在审查其与帆船集团(Galleon Group)创始人拉杰·拉贾拉特南(Raj Rajaratnam)之间的谈话录音。
古普塔通过发言人表示，他决定卸任是由于“有其它事情”。古普塔从2006年开始担任高盛董事。
《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检方正在调查古普塔是否在金融危机最严重期间向拉贾拉特南透露了高盛的内幕消息。
现年61岁的古普塔和其他一些人接到政府信函，说他们的电话谈话已被截获，截获手段是通过窃听或该案证人自愿录音。
古普塔曾在董事会的审计、薪资、公司治理以及任命等多个委员会任职。他在高盛的董事任期将于5月到期。
“高盛的暴跌与这个消息有关吗？”《环球财经》记者向上述对冲基金经理询问道。
“有关，但不仅此。这样的跌幅，只能说明大机构在疯狂出货。刚听到消息，GE也有麻烦了，与信息披露有关，似乎与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有涉。”他回答道。
保尔森，高盛前CEO。就在那一时刻，“高盛”一词仿佛瘟疫，谁沾上，谁倒霉⋯⋯
“政商勾结就是罪恶的渊薮。”他进一步补充道，“高盛就是典型案例。”
灾难·报应
10分钟后，确切消息传来，美国证券行业的最高机构、直属美国联邦政府的独立准司法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起诉高盛，罪名是欺诈。
消息称，SEC指控高盛集团及其副总裁托尔雷(Fabrice Tourre)在设计和销售与次优抵押贷款相关的担保债务凭证(CDO)产品时有欺诈行为。SEC认为，高盛和托尔雷触犯了美国证券法，SEC正谋求向高盛及托尔雷施加剥夺非法获利、罚款等处罚。
在4月16日向联邦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中，SEC指控高盛集团在金融产品问题上涉嫌欺诈，隐瞒与第三方的关系，放出错误信息，造成投资者损失超过1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些交易可能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SEC在随后发布的一项声明中指出，高盛设计并销售了一种基于住宅次贷证券(RMBS)表现的抵押债务债券(CDO)，高盛没有向投资者透露该CDO的重要信息，特别是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公司——保尔森对冲基金Paulson & C在资产选择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被透露，也没有透露该基金已对这一CDO做空。保尔森公司参与并帮助高盛集团选择了投资组合，并通过对抵押债务债券的卖空交易在房地产市场大幅下跌时期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但高盛没有向投资者透露该对冲基金公司参与了该交易，以及其在该交易中扮演的角色。
SEC执法部门的主管罗伯特·库萨米(Robert Khuzami)认为：“这种产品是新的且很复杂，但其中的骗术和利益冲突并不新鲜。高盛错误地允许这位能深刻影响其投资组合中抵押贷款证券的客户对抵押贷款市场做空，高盛还向其他投资者提供了虚假陈述：该证券的投资内容由独立客观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选择。”
为了这项交易，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2007年4月向高盛支付了约1500万美元的设计和营销费用，而以ACA资产管理公司和德国IKB银行为代表的投资者，因此蒙受的损失可能会超过10亿美元。
该CDO的营销材料名为ABACUS 2007-AC1，高盛副总裁法布里·托尔雷(Fabrice Tourre)应对ABACUS 2007-AC1存在的问题负主要责任。托尔雷设计了这一交易，负责营销材料的准备工作，而且负责与投资者进行直接沟通。托尔雷知晓Paulson对外隐瞒的卖空部位，也知晓该公司在资产选择中扮演的角色。此外，托尔雷误导了ACA，让ACA误以为Paulson的投资与ACA的利益存在密切关联。实际上，它们的理由存在严重冲突。
“欺诈门”案件令高盛陷入史无前例的危机，分析估计相关诉讼潮或导致该行损失7．1亿美元，高盛现任CEO布兰克·费恩更可能被迫下台。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高盛一度作为“金融黑手”推向舆论的前台，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士认为，这只是“阴谋论”的一家之言。
一年多后，SEC的起诉，为当初舆论对高盛的鞭挞落下了坚实的注脚。SEC对高盛指控的时间点十分敏感。去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全面改革金融体系的议案。目前，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提出的提案正在作最后修改，参议院全院辩论即将开始。奥巴马总统近日再次敦促立法者：金融监管改革应在数周内完成。奥巴马4月17日表示，正在国会推进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将终结对金融机构的救助，转而向华尔街问责，以保护消费者和纳税人的利益，避免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再次引发危机、危害经济。
分析人士称，如果白宫只是针对高盛一家，那么对华尔街不会造成太大冲击；如果打击面加宽，将对美国银行业带来更多的变数。
这一次，备受挞伐的高盛会得到它应有的惩罚吗？
答案并不清晰。因为，该案于去年开始进行调查，但据Bloomberg报道， 2009年9月履任SEC执行起诉部门负责人罗伯特·库萨米，此前任职于高盛，职位是“高级经理”，报道称，29岁的罗伯特·库萨米没有任何法律方面的经验。
有网友据此揣摩：“现在你知道高盛这招棋的妙了吧，美国证交会在周五公布该消息，黄金一时间掉了28美元，高盛的股票一时间下降23美元。我猜高盛的trading desk（交易室）早就布好做空黄金和高盛股票的局了。”
另据英国《泰晤士报》4月21日报道，在高盛欺诈事件爆发以后，一些资深共和党人针对此事件展开调查，认为美国白宫可能与华尔街监管机构进行勾结，从而做出起诉高盛欺诈行为的决定。这使高盛成为政治风暴的中心。
不过，白宫方面否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出于政府授意，在参议院辩论前起诉高盛。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强调，证交会是独立机构，事先没有通知白宫。
虱子·渊薮
在美国，高盛32000名员工被看作高登·格科（大导演奥利弗·斯通1987年执导的电影《华尔街》中主角，由麦克尔·道格拉斯演）式的商业恶魔军团，制造住宅泡沫的贪婪操纵者，以及致使其商业伙伴美国国际集团（AIG）高额负债近乎崩溃的机会主义者。
“贪婪是个好东西”，是高登·格科的名言。20年后，2008年，这句台词再度风行华尔街，不过变身成为了“贪婪不是个好东西”。
是的，在高盛的贪婪大白于天下时，那袭华丽长袍下隐藏的虱子，触目惊心地爬上人们眼前。人们意识到，金玉其外的高盛，不值得拥有以往给予的尊重。在2010年4月5日由国际知名调研机构Harris Interactive发布的2010美国最受尊重企业排行榜，高盛集团被评为信誉最差的5家美国公司之一。4月9日以高盛为首的美18家银行被曝虚报债务数据。4月12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指出，现在的高盛在华盛顿几乎没有朋友。败絮其外——在美国公众眼里，高盛就是华尔街罪恶的渊薮。
以下试数高盛近年来作恶的一二。
操纵石油
2003年，美国通过一项规定，放开了对大宗商品交易的监管，而放松监管就意味了高盛等投行有不公布其持仓报告的特权，他们拥有了无限持仓规模的豁免权，这使得对冲基金可以通过与投行达成互换协议来绕过持仓规模的限制，从而间接介入期货市场进行投机。这是自此以后基金变得活跃、投机行为增多、油价上涨的起因。
2008年伊始，因全球金融市场的混乱，老百姓已经不愿意把钱投到任何感觉不靠谱的领域。华尔街便把赌局设在了老百姓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商品市场领域：粮食、咖啡等粮食资源，以及原料资源和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美元贬值、信贷和地产危机，这一切都造成所谓“飞向商品实物”的局面。石油期货价格像坐了火箭一样向上攀升，从2007年中的60美元一桶飙升到2008年夏天的峰值147美元一桶。
在那个总统选战如火如荼的时期，对于油价攀升到4.11美元一加仑的合理解释是“全球石油供应问题”。但是全球石油供应紧张是在撒谎，虽说全球石油供应最终会耗尽，但是短期石油供应量其实在增加。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报告，在石油价格达到峰值的前6个月，世界原油供应量从每天8524万桶上升到8607万桶，而同期世界原油需求量则从每天8682万桶降低到每天8607万桶。也就是说不仅短期原油供应量上升，而且需求量在下降，这种情况按照经典经济学的理论，本应该带来原油价格的下跌。
那么，实际是什么导致了油价的飙升呢？没错，价格上涨的不是真实石油消费，而是纸面石油交易。
高盛通过说服养老基金和其他大型机构投资人投资于原油期货，几个大玩家竭尽全力把一度稳定的大宗实物商品市场搞成一个投机的赌场，也就是在固定的某一天可以以固定的价格购买原油。这种做法一举将严格按照供需情况定价的原油，从实实在在的商品变成了一个像股票一样可以投机的东西。投机到实物商品市场的热钱从130亿美元增长到3170亿美元，增长了2300%。到2008年，大约有800只基金集结在原油期货市场，油价波动的60%到70%是投机和操纵市场引起，而平均一桶原油在最终储运和消费掉以前，要倒手27次。
在半公开的政府豁免权武装下，高盛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品赌场的首席设计师。高盛商品指数跟踪24种主要商品价格，其中原油价格的权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各种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其他机构投资人进行大规模长期赌博的主要场所。
在2008年7月以前，高盛的投资组合是做空美元、做多石油，因而在2007年至2008年美元的下跌和石油的暴涨以及次贷衍生品的崩盘中，获得了丰厚利润。
高盛做空石油是在2008年，在2008年初，被誉为“油价预言家”的高盛分析师阿尔琼·穆尔蒂，在《纽约时报》撰文预测由于尼日利亚供应中断、俄罗斯产量下降、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将失控性的增长，石油价格将“急速飙升”到200美元一桶。2008年7月，时任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声称：“从原油需求、工业技术、地缘政治等多个角度考虑，国际原油价格依然会上涨”，他还提出高盛有关“未来6到24个月油价愈来愈可能升至每桶150〜200美元”的预测并非危言耸听。
事实却并非如此，这实际上这是圈内人做空石油的信号，而做空的前奏就是吸引“最后一棒”接手原油仓位。原油价格于去年7月见顶每桶147美元，随后一路狂泻，到2008年12月触及2004年初来最低点每桶32美元。不幸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石油消费国，就真的成为了这“最后一棒”。他们在130、140美元的价位上大量接手。
2008年10月，当众多国家接手后，高盛出手了。高盛另人咋舌地兀然多翻空，在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时，把此前看多石油至150美元、200美元一桶，改为看空50美元一桶，这显然难以让人信服。被玩于股掌之中的人们早已失去了理智，更没有想到做空确实是由高盛说了算。
当然，高盛随之的策略调整就是做空石油、做多美元，随着这一策略的实施，石油从最高147美元/桶跌到33美元/桶，77%的跌幅，以及美元指数同期30%的涨幅所验证，全世界傻眼。
据《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猎杀“中国龙”》一书指出，高盛因为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突出地位，在中国大型骨干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直扮演关键角色。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中国石油巨头，在股份配售承销、账簿管理、海外并购等各方面都得到高盛等相关美国金融机构的“周密服务”。因此美国高盛对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布局了如指掌，这也是为什么高盛为首的金融炒家总能轻易利用“中国因素”进行成功炒作。2009年以来，油价反弹，在每桶60美元徘徊。高盛却开始公开唱空油价，在5月初又发布研究报告，称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将在未来两个月跌至45美元/桶，事实是，截止5月底，美国原油期货价格涨至65美元/桶，高盛唱空和唱多油价，都是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当然，高盛介入的中国战略行业远不止石油。
涉嫌助希腊瞒赤字，并试图嫁祸中国
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曾写道：“在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暗藏着金钱的秘密。” 以希腊为代表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刚好印证了这句话。
希腊为了能够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寻求高盛等投行帮助降低财政赤字。因此，高盛帮希腊政府悄悄贷进了数十亿美元。因为被视为货币交易而非贷款，而没有对外发布。这笔交易帮助希腊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仅达到欧洲赤字的规定获得加入欧元集团资格，还得以继续挥霍，但也埋下了隐患。2009年，希腊国家负债高达3000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2009年12月，国际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希腊主权信贷评级，引爆希腊政府债务危机。
多项记录显示，在华尔街的协助下，希腊过去10年来一直努力躲避欧洲负债的限制。由高盛制造的一笔交易，让希腊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得以躲过布鲁塞尔预算监督人员的审查。希腊为此支付了高盛大约3亿美元的费用。
掌握了高盛及一些华尔街交易文件的雅典经济学家Gikas Hardouvelis表示：“这类交易因为没有以贷款的方式记录，常会误导投资者以及金融监管人员对一国负债深度的了解。”
此外，这些“秘密”交易，除了通过欺骗投资者，更诱导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以避免采取严格措施，来控制他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如，高盛曾一度要向中国推销250亿欧元希腊债券，想假借中国之助，进一步帮希腊来掩饰现在的债务。高盛此举有转移危机，嫁祸中国之嫌。
在财经作家李德林所撰《做空希腊下一步 高盛的终极是中国》一文中，有如下描述：
在这场危机中，人们意外地发现“中国”的“身影”。去年（2009年，编者注）11月，高盛投行总裁亲自前往希腊首都雅典，提出了一项帮助希腊还债套现的计划建议，并建议希腊方面由高盛搭桥，将高达250亿欧元的国债推销给中国。当一月底希腊成功拿到80亿欧元的新贷款时，市场一度便认为希腊已经没有支付危机。然而这正是某些人需要造成的效果。这时高盛高层再度游说希腊方面。然而希腊新政府显然已经认识到，高盛的建议是饮鸩止渴。在希腊的拒绝下，很快，市场上便出现了新的谣传：中国拒绝购买由高盛投行安排的一项“私人投资”250亿欧元的希腊国债。也就是说，希腊委托高盛出面来替其安排寻找投资者，这明确显示希腊方面出现了问题。一个国家的国债无人问津的话，就是该国金融信誉出现问题的最为明确的标识。而中国的拒绝将使市场要求雅典提供更高的风险保险。在这种背景下，高盛就成为一个大赢家：一方面替希腊推销国债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而另一方面高盛手中的“信用违约互换”保险CDS则大幅上涨。
法国分析家认为，透露出中国拒购希腊国债是令人吃惊的。这种消息按惯例是绝对处于保密状态的。对投资者或推销者来说，这种消息的泄露对两者都是不利的。然而《金融时报》却发现，消息透露者居然是高盛投行的第二把手凯利·科恩。他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两次前往雅典，试图游说希腊当局让高盛将高达250亿欧元的国债推销给中国，但遭到希腊的拒绝。于是消息便蹊跷地走漏出来，对希腊和欧元造成巨大冲击。
整垮贝尔斯登和雷曼
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认为，是高盛操纵股价导致它们垮台和陷入困境。据2008年《华尔街日报》英文版文章《Goldman Is Queried About Bear’s Fall》披露，高盛操纵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股价的问题已经被美联储调查。雷曼兄弟CEO Richard Fuld指控高盛CEO Lloyd Blankfein，认为高盛交易员在恶意散播关于雷曼兄弟的谣言，造成雷曼兄弟股价暴跌，最终雷曼只得以破产收场。在美国，操纵股价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
事实上，高盛的一封电子邮件确实对贝尔斯登造成了重大打击。
《财富》杂志曾报道，2008年3月11日，高盛的信贷衍生产品业务部在向其客户发送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称，高盛将不再就贝尔斯登的衍生产品交易为他们提供担保。
而在此前几周，高盛等银行都还在积极开展业务，同意对担心贝尔斯登这样无力履行其利率互换交易义务的金融机构提供担保，并从中收取不菲的佣金。
尽管高盛发言人当时声称该邮件不构成全面的拒绝，但资金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首席执行官Kyle Bass收到这邮件时还是感到异常震惊。Bass让同事给高盛打电话确认一下，问是不是搞错了。
“没有错，”Bass说，“高盛告知华尔街说，他们和贝尔斯登的关系完了，风险太大了。这是他们关系的终结。”
高盛的这封电子邮件的内容泄露以后，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和其他客户开始撤资，最后撤资者多达上百家，加速了贝尔斯登的崩溃。
制造“全球化模式”陷阱
在过去25年里，华尔街制造了一系列的丑闻，能忽悠出去的东西也没剩下啥了。垃圾债券、IPO、次级房贷以及其他曾经盛极一时的金融产品，在公众心目中都成了诈骗的陷阱。信贷市场正陷入危机当中，房地产泡沫经济破灭，逼得华尔街不得不去找一个新的圈套诱人上钩——全球化模式。
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统一成“全球化模式”呢？1984年即在高盛任职的日本人神谷秀树在他所著《贪婪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这样写道：“推进全球化模式的中心人物无疑都是美国巨大投资银行的顶层人物。简单地说，证券世界的销售体系是由不到十家高盛这种巨大投资银行（包括储蓄金融机构的投资银行部门）掌握的。他们为了让自己更方便，要把所有的证券都做成“定性化的商品”。也就是说，他们使交易条件规格化以便于自己更好买卖。不仅仅限于证券，原油、玉米、大豆、咖啡豆等等，他们建立起的商品交易系统中，交易的种类越多，他们的利益和市场支配能力就越强。
他们在全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的商业圈和支配能力都增强了，以至于市场都要采取他们的游戏规则。像他们这样追求数字的人最忌讳的就是“个性”。当证券、商品都失去自己个性的时候，世界就掌握在了这些人的手里。
高盛等投资银行致力于用微薄的手续费来操作具有统一性（专家称商品化）的大规模商品，只要数量庞大，那么即使很小的价格差也能够带来巨额收益。以高盛为首的投资银行就是“贪婪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需要“全球化模式”，推行全球化，就掌握了世界。
高盛的野心，不过如此。
全球化模式陷阱，贪婪的资本主义，高盛的罪孽。
保尔森一出 谁与争锋
“政商”高盛是如何炼成的
■ 李德林
小布什的大管家，高盛铁杆的兄弟。
保尔森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家境是相当的不错，老爸是个贩卖珠宝的商人，家里是相当的有钱，后来一家人都移居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巴林顿山。特别可贵的是，保尔森这孩子没有一点富家子弟的娇气。很小的时候，他就参加了美国男童军，在童子军训练期间表现出色，荣获了级别最高的鹰章。197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走出校门的高材生保尔森并没有走进华尔街，而是在毕业的当年就进入五角大楼担任国防部长助理的助手。
给助理当助理的保尔森在政坛一帆风顺，两年之后，挤进了尼克松政府的国内事务委员会，并升级担任总统顾问约翰·亚列舒曼的助手。在政坛上，老是给助手当助手，保尔森的心里头总不是那么个滋味。1974年，他进入高盛的芝加哥分部工作，开始其职业投资银行家生涯。
“提线”美国的开始
政坛失意，商场得意。进入高盛的保尔森如鱼得水，很快就在金融领域崭露头角。1982年，保尔森成了高盛的合伙人。从一无所有到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保尔森仅仅用了8年时间，在华尔街的超级大腕高盛，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此后，保尔森花了12年时间打拼，在1994年，升为高盛公司总裁兼营运总监，并首次被提名为行政总监。4年之后的1998年，成为高盛公司高级合伙人之一，成为高盛的核心人员。第二年的1999年，保尔森随着高盛上市成为董事长兼行政总监。
商场得意的保尔森也许是腻味了多年的金钱交易，突然怀念起从前在政界的小日子，因而转身又杀回了政坛。2006年5月26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提名保尔森掌舵美国财政部。6月28日，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有关提名。当年的小兵已今非昔比，保尔森已经是堂堂正正的一名政府高官了。
同时，高盛的前掌门人也成了美国的财神爷。
“高盛式”财政部
保尔森在见到小布什之前，脑子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小布什的任期还有两年时间，伊拉克战争已经将美国拖入战争的疲劳状态，充当世界警察的背后是对美国国力财政的巨大消耗。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甚至嘲笑小布什简直跟盲人一样，每次参加内阁会议的成员简直跟聋子一般闲聊，从来没有对政策进行过认真讨论。这太可怕了，两年的财政部长期限那不是成了聋子耳朵摆设了？见小布什之前，保尔森征求了不少朋友的意见，最后保尔森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要么改变内阁状态，要么小布什另请高明。
小布什听完保尔森的要求，哈哈一笑，这家伙是在跟自己要权。小布什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保尔森磨牙，他太需要保尔森这样的鹰派人物出面管理财政部了。小布什皱了皱眉头，答应了保尔森的要求：财政部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财政部长有参加白宫决策的权力。
2006年5月30日，小布什正式提名保尔森担任财政部长。
保尔森在获得了前两任财政部长没有的权力之后，终于开始办理在高盛的交接，抛售持有的上亿元价值的高盛股票，准备带着大笔资金走进财政部。2006年7月，保尔森在小布什跑步相迎的欢迎仪式上坐上财政部掌门人的位置。
小布什在欢迎仪式上豪气地说：“保尔森会成为我在本土及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我们将保持相同的态度，为国民制定合适的政策，继续保持美国经济繁荣。”
人精一样的保尔森马上听出了笑面虎总统的话外之音，没办法，这就是白宫，这就是权力。
白宫是小布什的，财政部是保尔森的，保尔森踌躇满志。
白宫、国会山跟华尔街的距离太远了，保尔森不想当白宫的推销员，更不想当国会山那一帮议员的枪。华尔街走出来的保尔森重返白宫的权力中心，他要改变这个局面，要让华尔街跟财政部，跟白宫以及国会山的人紧紧地连在一起，让这一帮人时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书生误国，利益攸关。
保尔森决定组建一个高盛班底的美国财政部。
保尔森给老朋友老同事罗伯特·斯蒂尔(Robert Steel)打了个电话， 1976年加入高盛的罗伯特·斯蒂尔比保尔森晚进高盛两年，这哥们相当勤奋，在高盛集团人缘特好，跟保尔森的关系非常不错，保尔森掌权之后，罗伯特·斯蒂尔升任副董事长，同时也是高盛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没两年时间，55岁的罗伯特·斯蒂尔选择了退休，将管理委员会的权力更多地交给保尔森。保尔森的独断魅力让高盛走上了发展的康庄大道，退休后的罗伯特·斯蒂尔到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做了高级研究员，悠哉地享受自己的晚年。
不过保尔森可没有完全放行这位老朋友，他在高盛办公楼给斯蒂尔留了一间办公室，将其返聘为高盛的兼职顾问。
现在，保尔森步入政坛，遇到不少麻烦，国会山的议员太刁钻了，保尔森需要财政部完全成为高盛人的天下，斯蒂尔是很好的人选。
保尔森在财政部为罗伯特·斯蒂尔准备了办公室：副部长兼首席国内事务顾问。
总统小布什也给保尔森推荐一个人，就是保尔森在哈佛商学院的老同学、高盛集团的前合伙人肯·威尔逊(Ken Wilson)。1998年，保尔森夺取高盛大权的时候，肯·威尔逊来到了高盛，协助保尔森推进高盛的上市。过去10年间，肯·威尔逊在华尔街街知巷闻，尤其是在美国上市银行资本调整以及重组交易方面影响力巨大。当然，肯·威尔逊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长袖善舞，对于国际原油价格，他有着惊人的判断力，一直是高盛石油炒作的灵魂人物，高盛在石油市场赚钱主要就是这位爷的功劳。
保尔森还给自己整了一堆的顾问。
高盛前任首席行政官埃德·福斯特(Ed Forst)，前任司库兼副首席财务官丹·杰斯特(Dan Jester)，以及前任执行董事史蒂夫·夏弗兰(Steve Shafran)。
这三位都是保尔森的老伙计了，他们带着高盛的利益走进了财政部。
掌控钱袋子才能更直接掌控华尔街乃至整个美国经济的命脉。
“高盛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高盛班底垄断了财政部，保尔森决定将手伸进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彼时掌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是蒂莫西·盖特纳。克林顿政府时代，保尔森在高盛掌权之前的另一位掌门人鲁宾走进了白宫内阁，担任美国财政部长，那个时候蒂莫西·盖特纳非常年轻，鲁宾却非常倚重盖特纳，将其迅速提拔为财政部三号人物，蒂莫西·盖特纳一直视鲁宾为伯乐。2003年，蒂莫西·盖特纳当上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上任后，没有金融从业经验的盖特纳很快露出了跛脚短板。盖特纳聘请了高盛集团经济学家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负责在政府证券交易方面的事务，授权高盛前主管杰拉尔德·科利根（Egerald Gorrigan）成立专门的华尔街风险监管小组。
同时，保尔森毛遂自荐，以财政部长的身份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六个顾问之一。保尔森还将自己的老朋友、1998年夺权功臣，高盛前联席主席约翰·赛恩推荐给蒂盖特纳。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大的客户，财政部推荐两三个顾问，盖特纳这位高盛老掌柜提拔出来，在高盛人力荐上台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又怎么会拒绝呢？
于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六席顾问，高盛人占居了三席。
高盛的老朋友、民主党人奥巴马在2009年1月20日入主白宫，盖特纳接替保尔森成为奥巴马内阁最年的阁员，出任美国财政部长。这符合高盛人的利益跟安排，盖特纳在AIG拯救的过程之中也是相当积极，850亿美元都是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出，其中的129亿美元流向了高盛。
保尔森将财政部长的位置留给了蒂莫西·盖特纳，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位置却出现空缺，谁来掌握这个钱袋子？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站出来力挺美联储副主席唐·科恩(DonKohn)，但是另一位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凯文·沃什(KevinWarsh)这个时候跳了出来。
高盛不想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无论是唐·科恩还是凯文·沃什，都需要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人选委员会这一关，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是那位提拔保尔森的高盛高级合伙人、联席首席执行官，现在依然是高盛董事的史蒂芬·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公布了一份包括4位美联储内部人士和3名外来人士的大名单。
关键时刻，唐·科恩选择了放弃，凯文·沃什也没有捞到好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交椅却让弗里德曼给坐上了。弗里德曼在担任人选委员会负责人的时候，纽约联邦储蓄银行正在忙着拯救华尔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高盛进行了华丽转身。弗里德曼还之前抛售大量高盛股票，在坐上人选委员会负责人位置后，身为高盛董事，又大量买入高盛股票。
高盛在奥巴马时代，安插在美联储最核心的纽约分部的棋子突然之间曝光，史蒂芬·弗里德曼相当的被动，不得不递交辞职报告。整个华尔街跟国会哗然，从人士安排到保尔森的整个救市计划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高盛人在一手操纵，操纵的背后是这些高盛人忠诚地为高盛的利益服务，美国财政、美联储都掌握在高盛人的手心里。
完美的棋局终于将对手们统统干掉了，贝尔斯登倒下了，百年的雷曼兄弟倒下了，那个从中国发家的AIG也成为高盛人手上的棋子，在华尔街，在美国，高盛成了真正的主宰。一切都做得那么隐秘，一切看上去都是那样的光明磊落，这就是高盛的绝杀技巧。伸向白宫的高盛之手，控制了美国的金融神经，这一根神经宛如高盛手上的木偶提线。
保尔森+中国+汉克计划
在执掌高盛的8年时间里面，保尔森把中国市场列为高盛全球战略的重点地区。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保尔森在获得了高盛老掌柜、财政部长鲁宾的支持下，毅然派员飞抵中国，拿下中国最大的石油石化工业改革项目，开始了庞大的“汉克计划”。
保尔森执政期间，让高盛取得了中国金融市场龙头老大的地位。高盛不仅仅成为政府发行海外债权的主承销商，还私有化大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高盛的名单上有中国石油、中国平安、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等。高盛也是第一家获得上海证交所B股交易许可权的外资投资银行，以及首批获得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2004年12月2日，高盛高华证券公司成立，使高盛成为第一家通过“买门票”方式直接在中国开办证券公司的外国投行。
保尔森的一切都是为了高盛的“汉克计划”继续在中国畅行无阻，希望美国人能在中国取得利益最大化。小布什到处放枪放炮的，将美国拖入战争的汪洋大海，美国已经是个穷国了，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中国持续的繁荣，不然像高盛这样的美国金融财团怎么能够发展壮大，美国的金融一旦失去市场，美国的经济就彻底瘫痪了。
（摘自所著《干掉一切对手》一书，有删节，文章标题与段落小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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