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抓住启动内需、应对危机的根本吗
——对经济刺激计划的再思考
一、应对危机：经济刺激计划与拉动内需的抓手
现在，通过实施一揽子减税和经济刺激计划，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已成为世界各大经济体的当务之急。作为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危局的一个救主，凯恩斯的理论和工具又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和推崇。在各国的救市计划中，通过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和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修建，以及对企业、居民的大幅度减税，拉动市场需求、社会就业和生产投资的扩大方案，比比皆是。就是我们的经济刺激计划里也不乏这样的抓手。整个世界都在期待和指望凯恩斯的理论和干预经济的办法再创奇迹。
然而，单靠政府的减税和投资支出的增加，以及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修建，就能把中国下滑的经济重新拉动起来吗？我看没那么简单。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之所以不断增大，外因是国际金融危机造成欧美市场对中国产品负债消费的萎缩，而导致出口企业海外市场订单的锐减。内因则是消费拉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长期偏低。正常情况下，消费拉动在欧美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一般在70%左右，而中国的消费拉动贡献率仅仅达到35%这样的水平。越来越弱的出口拉动，让扭转整个经济增速下滑趋势的指靠和赌码只能押在内需的启动和扩大上。
最近，中国三部委的主管对这种出口拉动均持悲观的看法，内需的拉动越发迫切和严峻。正因为如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重了内需拉动的调门和分量。
然而，经济刺激计划中却没有探明阻碍国内需求难以启动和扩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虽想发挥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但却因找不到启动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根本，而只能很无奈地把经济颓势的扭转指望于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及其产生的拉动作用。对于这个办法，一些人也还是满怀信心的。应对危机，他们主要办法就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二、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将挤压居民消费的扩大
对于政府的这种应对办法，智囊们很容易在凯恩斯的理论和西方市场运作的经验中找到不少支持这种做法的佐证来。面对企业投资的萎缩和迟疑，有不少凯恩斯理论的追随者都“主张必须用政府投资加以弥补。汉逊断言，用以弥补私人投资下降的政府开支应当无限制地扩大，以使政府经营的企业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提高。”（【苏】阿·艾捷里南特《资本主义总五件事情资产阶级的货币信用与财政理论》第239页）他们依据凯恩斯的“乘数原理”所确认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连锁依存关系，认为增加政府的投资和支出不仅会极大地活跃经济，而且也还能够引起居民购买力所及的需求的增长。
话说的没错，但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却因为自己的特殊立场而不肯如实地讲出来。政府投资增加的钱从哪里来，最终也还不是靠国家公债的增长和旨在降低居民购买力的税收。在国民收入的各种支出和用途中，居民的生活消费和政府的投资支出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在社会的积累和消费这个总量中，政府投资和支出的增加必然导致居民购买力的减少和消费需求的萎缩。
日前，中国的央行行长周小川说政府已传达出了明显的降低居民储蓄率的意向，希望以此拉动居民的消费需求。
但要知道，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从自己的老百姓那里筹集资金增加投资和支出，这实质上就无异于把老百姓本打算用于即期消费的购买力又收回了，而让他们的消费延期到下一个商业周期。所以，通过政府债券的发行把老百姓本打算用于即期消费的钱筹集上去，增加自己的投资和支出，这本身就构成启动居民消费需求的一个体制性阻碍。
智囊们有没有认识到这个内在性的矛盾或二难抉择，笔者不想在此妄断，但确定无疑的是，如果不适度控制政府债券发行的总量和规模，旨在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主导作用的计划，就只能沦为一种不切实际的计划而已，这种计划只能给自己的人民制造一个美好的念想而已。
三、垄断资本财团为何热衷于政府投资的增加
从西方市场经济的运作经验上看，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也确能阻止经济的衰退，拉动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然而，这种政府投资在垄断资本财团的暗中操盘中，由此拉动起来的经济繁荣往往都是暂时的，它的负面伤害却是持久的。在分析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时，“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从政府支出可以影响投资和居民收入这一点出发，把政府支出对经济活跃状况的那种初步的推动作用成为资助，……他们挖空心思地把资助的过程分成若干阶段，不厌其详地分析政府开支和提高就业率之间的依存关系所表现的形式，煞有介事地解释所谓始发的和继发的就业，……歪曲地描述政府投资对经济活跃状况的作用。”（同上第242～243页）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争夺主顾的斗争中，“巨大的垄断组织是可以取得政府订货的。这时，继发性投资所引起的就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上升和繁荣，而是生产过剩危机的尖锐化。”（同上第243页）投资过剩、需求过剩、经济的停滞与通胀的并存就成了垄断资本财团操盘政府投资的永久伴生物。在这种操盘中，垄断资本财团赚足了利润，而把这种过剩投资所造成的损失和代价却交给社会大众去买单。正如阿·艾捷里南特所揭露的那样，“就金融寡头与国家机器相结合所达到的现有水平而论，垄断组织在很大程度是通过对国家的供货而大发其财的。”（同上第243页）
四、在中国4万亿的政府投资中要防范什么
在中国的近4万亿元人民币的政府投资计划中，也要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不要让它沦为地方贪官和红顶商人通过实施大规模的基建和投资而隐蔽敛财的工具。在中国要想发大财，就得搞基建，铺摊子、上项目，这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由于投资问责制的虚设和缺位，中国的地方官员大都患有一种投资上的饥渴症。只要中央有放松信贷、扩大投资的意向，各地就会一窝蜂似的上项目、争投资。自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与宽松的货币之后，各地方官员就争着抢着到中央“跑部要钱”，都想在中央4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中分更多的钱，上更多的项目。虽然也安排了中央纪检组督察、巡检这4万亿投资计划的去向与落实情况，但由于中国不愿积极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因而就是巡检了，也很难查出他们的腰包是不是在这种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重而更鼓了。
五、扭转中国经济颓势，政府投资尤须盯住居民的消费需求
在中国把经济的拉动寄望于政府的投资与支出的增加之时，奥巴马却把他的救市触角伸展到了居民的消费领域。奥巴马的盘算是想借助民众负债消费的恢复，而把美国经济从衰退的困境中拉出来。事实上，不论是政府的始发性投资，还是企业的继发性投资，它的扩大和存续，最终都还要靠社会的消费来拉动。没有社会消费的拉动，政府的进一步投资就没有出路，企业的再生产就没有扩大的空间。仅仅把经济的增长指望于政府投资与支出的增加和铁路、机场的修建上，而不思以增进人们的日常消费需求为旨归，这样的GDP增长只能加剧第Ⅰ部类生产的新一轮过剩。这种GDP增长的物质构成多半都是一些钢筋、水泥、铁路、桥梁、机器设备之类的投资品。这种物质构成的国民收入能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消费物吗，显然不能。政府的投资如果不以增进人们的日常消费需求为旨归，而仅仅为了实现自己的增长目标，把它过多地投向基础设施的修建和第Ⅰ部类产品的生产，它除了能制造更多的过剩需求和虚假的经济繁荣之外，对增进人民的日常生活福利而言又有何用呢！扭转中国的经济颓势，眼光尤须更多地盯住居民消费需求的刺激和启动之上。
六、美联储为何印钞救市，大把撒钱
现在，有不少人都对美联储开机印钞救市，怨言满腹。作为世界通货的美元，美联储开动印钞机自印自购美国国债的做法，势必引发美元的贬值和中国近2万多亿美元外汇资产的大幅缩水。
其实，美联储开机救市的初衷之一就包含着不少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考量。
应该看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就在于银行信贷的紧缩和市场流动性的锐减。危机的根子就是美联储金融监管的缺位和对市场的自由放任，而让美国的次级房贷债券及其各种衍生品，在华尔街一小撮金融寡头和市场操纵家的操盘下，而沦为他们巧取豪夺世界财富的邪恶工具。资产泡沫的破裂、大众财富的被掠及其由此引发的金融恐慌的加剧，不仅导致了银行信贷的紧缩，而且也还导致了企业和居民通过银行融资进行生产投资和负债消费得越发艰难。这次美联储之所以要自印自购3000多亿美元国债，其目的之一就是增加美元的供给量，缓解紧缺的市场流动性，让企业和居民更容易低成本地借到钱，而用于自己的扩大再生产或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负债消费。美联储的盘算是通过这种大把大把地撒钱，一边让企业获得充裕的流动资金用于扩大性的再生产，增加产品的有效供给；一边又让更多的居民易于低成本地借到钱而用于即期的负债消费，以便通过消费的扩大拉动投资的增长和经济的复苏。
很多人只是在嘲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开着直升机向地面大把撒钱的荒唐做法，而很少能认识到这一层面的救市考量。实际上，伯南克通过这种撒钱方式而刺激居民负债消费的做法，对启动中国的内需而言，就很有借鉴价值。最起码伯南克认识到了只有用钱不断地给居民充血，也才能最终把消费需求拉动起来。遗憾的是，中国的智囊们却至今没能认识到这个最基本的消费需求原理。中国政府的财政、货币主管们一边呼吁着居民扩大自己的消费，一边又吝啬地把更多的钱收回，而让民众的钱袋瘪瘪的。在这种国富民穷的基本格局下，高谈发挥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如果不是庸人自欺，就必是在愚弄人民。
七、中国内需的启动障碍
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就是只注重通过政府投资和支出的增加，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而全然忘记了居民消费的扩大才是启动内需的关键所在。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中国的消费拉动只占35%左右，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70%多的贡献率相比，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把自己出口经济的目的仅仅盯在美元等外汇储备的赚取上，这实际上已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我们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更多更好的满足。35%的消费贡献率实际上已难以自圆其说这一来以展示自己制度优越性的政治说教了。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必须改变这种消费贡献低水平徘徊的状况，坚决通过各种民生工程的建设，增加居民生活消费品的有效供给，而逐步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和支柱。
目前，中国的内需，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为何一直启动不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储蓄率太高。这一点，就连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指责我们，说中国经济的高储蓄率，把全球经济拖向了衰退边缘，要求中国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和进口。在我看来，中国的房产、农机、空调、冰箱、彩电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之所以拉动不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消费品的市场价格与普通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支付能力存有较大的距离，而无法有效对接起来。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吧，比如某一城市一套住房的均价为40万元，而该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加上私人及银行借贷所能支付起的市场价格只能达到25万元这个水准，在该城市的住房价格没回落到普通居民的支付区间之前，又怎能指望该城市已供给出来的商品住房，而被居民的购房消费所消化掉呢！一句话，就是消费品的市场价格仍旧远远高于居民实际收入的支付价格。
造成这种困境的根子不是别的，而实则就是收入分配的扭曲与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一些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80%的人只占国民收入的极少份额，处于消费需求的潜在状态，即想消费却没钱支付；20%的人占有较大份额的国民收入，但却因为自身生理意义上的饱和消费而无法再扩大了。由于80%的人想消费而没钱支付，因而通过居民消费的拉动，而给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的投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居民消费的低水平徘徊，只能让资本越发过剩起来，更多的钱不是投向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而是转向了投机性极强的非生产领域——即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通过暗中的市场操纵而寻求增值赚钱。如果中国不把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瞄向居民消费的启动和购买力的提升上，而还是一根筋地只顾增加政府的投资支出和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修建，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很快陷入到第Ⅰ部类或投资品生产的新一轮过剩之中。而这种生产的结构性失衡是很难把这种依靠政府投资拉动起来的经济增长延续下去的，经济的再次停滞与通货的再次膨胀，就是它的下一站。
八、启动内需的根本与方法
由此看来，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找到和抓住启动内需、应对危机的根本所在。实际上，启动内需、应对危机的根本并不在政府投资和支出的增加，以及铁路、机场、体育场等公共品的供给上，它的根本应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调整和收入向社会中低阶层的大范围转移，切实提高大多数居民的购买力。主流智囊们对于这一点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而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根本抓手，提到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加以认识。
在中国的消费品市场上，它并不缺乏产品的供给。实际上房产、汽车、冰箱、空调、彩电、农机、服装等日常消费品的市场供给，与居民的收入支付能力相比，早已“相对”地充裕起来。在这种市场上缺乏的不是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是他们的购买力。只要通过收入分配的结构性调整和财富收入向生活中低阶层的大范围转移，而让这些消费需求饥渴一久的社会群体的腰包和钱袋鼓起来，那些在市场上待售一久的各种生活必需的消费品，肯定会被这些突然冒出来的购买力给很快消化掉，从而给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进一步的投资提供更多的机会。假若有一个有强烈购房需求的人，在这种财富和收入的大范围的再分配中获得了足够的钱，他的第一消费肯定会投向房产。这说明中国政府只要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而把社会占80%的中低阶层的购买力提升起来，又何愁居民消费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和支柱！
美联储能够尝试用撒钱的办法提升居民的购买力，从而通过消费的扩大拉动美国经济的增长，那么中国启动内需的着力点为何不尽快转向这种通过收入分配的结构性调整和更大范围内的再分配，也来提升居民的购买力呢！
至于如何通过这种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而提升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笔者的基本主张依然是通过企业管理层的限高降薪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缩小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差距，提高劳动报酬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实现企业内部的可分配收入向劳工阶层的更多分配和转移；通过反腐倡廉，审计和查收贪官巨额不明财产和节俭公款吃喝、公务消费，把查收和节俭过来的钱充实到可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基金中去；通过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还富于民，把更多的钱以加薪、补贴的形式转移为居民的日常消费基金。这样，才似乎能够抓住启动内需、应对危机的根本所在。
启动内需的根本除了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和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之外，另一个根本就是通过减税和减少政府的各种审批、公关费用以及土地的供给价格，降低各种消费品特别是房地产的价格，使之回落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范围之内。房地产是各地经济的一个最大支柱性产业，更是带动地方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一个火车头。但这种带动却是泡沫性的，因为支撑这种增长的不是别的，而是没有需求的虚高房价。在地方政府政绩的比拼中，由这种泡沫性的虚高价格支撑起来的房地产业的产值，在它们的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中占有着一个极大的份额。如果把这种房地产的泡沫价格吹破，各地的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就会大幅回落和缩水。这就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的开发商不愿大幅度降低楼市价格的真实原因。为什么在各地的楼市因为虚高的价格而滞销之时，却仍有一些替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开发商代言的经济学家，在高谈阔论楼市大幅降价的负面作用和致命的危害，其个中原因就在于此。
想一想，以这种房地产泡沫性的虚高价格支撑起来的GDP，就是增长得再快，如果一直没有居民的有效需求来消化它，而不得不在冷冷清清的市场上闲置起来等待购主。这种进入不了居民即期消费的物品就是生产得再多，又有何用呢！又能增加我们多少生活福利呢！GDP应该以以那种已经卖出并实现其价值的物品收入为准，而不应把那些尚未卖出物品的可能收入也算进去。经过这种计算出来的国民收入就是有30万亿，乃至60万亿人民币，如果还是让更多的购房者只能望楼兴叹，如此之高的国民收入对他们而言，又有何意义呢！所以，地方政府要坚决摒弃那种房地产的高位价格拉动GDP快速增长的发展理念，一切以增加人民的生活福利和实际享受为旨归，不要再玩弄那种GDP快速增长的数字游戏了。要切实通过降低土地的供给价格和房地产商的各种开发费用，把这种与居民收入严重脱节的房价降下来，刺激居民的住房消费。
九、一个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抓住启动内需、应对危机的根本。现再把其中最主要的依据和缘由举证出来。一是美联储的自印自购，开机救市，其里面有不少通过让民众更容易从银行借到钱而拉动负债消费的考量。这种做法给我们的启发是消费的扩大只能更多地通过充实民众的钱袋和购买力来拉动。二是社会中低阶层的有限收入与相对偏高的消费品价格是内需难以启动的症结所在。三是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分析报告《收入差距太大导致内需难以启动》
现在看来，不论是美联储的开机撒钱、印钞救市，还是任玉岭的分析报告，都可以佐证笔者的这一基本观点。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认同和理解我的这一基本观点，现特把任玉岭的分析报告全文附在文末，供阅读时参考。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
收入差距太大导致内需难以启动
据《中国经济周刊》 3月16日 报道，国务院参事，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日前表示，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过于悬殊，造成多数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大多数人需要消费，想消费但无能力消费，这才是国内市场消费比例甚低，内需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
任玉岭说，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就提出调动内需，但是10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增加，反倒每年都有所降低，出现内需不足，归根结底是广大百姓的消费能力有限。我国城市人口中的20%富人拥有金融资金的66.4%，而20%的穷人仅拥有金融资产的1.3%。从消费零售额看，2007年县和县以下10亿人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仅占GDP总量的11。7%，而县以上城市3亿人以下的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总量的25.5%，按人均计算，相差10倍左右。
为此一定要立足于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使启动内需的投入突出三个重点。首先，是要大量投资农村建设，要对农村加大投入。其次，是要大量投入对农民的补贴、城乡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第三，是要大量投入城市的居民住房建设。
他指出，由于我国金融的独立性，这次危机不应对中国有较大影响，但是因为我国产品市场对国外的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过大，房地产泡沫比较严重和收入差距过于悬殊，造成了危机影响的放大。因此，应对经济危机，一定要关注和重视这些方面的问题。
2009年3月29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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