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要以“我”为主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要以“我”为主

丁一凡 

2009年 《绿叶》 第3期

    摘要：美国常常占领一个冠冕堂皇的道德制高点，可是自己却做得特别差。过去搞台独、搞藏独，现在又搞气候变化，实用主义美国所用的手段都是为了从中国换取自身的战略利益。中国必须坚持凡事以“我”为主：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有利的，就坚持去做；反之，就先放一放，不必事事都那么认真。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气候变化突然成了一个国际问题。欧洲国家首先对此问题感兴趣，不断提出要在世界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并把它当作世界面临的首要挑战。在布什总统当政时，美国政府一直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任何承诺。奥巴马当政后，美国政府却把减缓气候变化当作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美国政府态度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中国应该如何来面对新的外交环境？我们只有把这些政策变化放在国际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去观察，才能把握住事情变化的实质，才能制定出符合我们长远利益的战略与政策。

一、气候变化是美国外交新杠杆

    对待气候变化问题，奥巴马的态度与小布什政府几乎完全相反，不仅明确表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在环保、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上作出了一些规划。奥巴马的这一转变，有改善美国形象的意图，也有民主党与共和党观点差异的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这一转向反映出美国经济增长政策的趋向和变化。金融危机引起了整个美国经济的衰退，不是把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集中清理完了，美国的经济就能恢复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20世纪90年代，靠信息技术带动，美国在所谓“新经济”的带动下出现了一轮经济增长高潮，但后来演化成了金融泡沫。2000年、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接替它的是房地产泡沫。这同样不可持续，累积到一定程度，最终在2008年集中爆发，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然而，美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总要有一个新的起点。看样子，奥巴马的团队是想把跟环保和新能源有关的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推出来的。
    在扶植新能源产业、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上，奥巴马虽然提出了计划，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新东西出现，比如说标准化制度之类。欧盟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要比美国高40%，就是因为它的标准在不断提高。以建筑业为例，欧盟国家在房屋密封性等方面的标准几年就提高一次，同时改进取暖、制冷等技术；还有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当然，要求奥巴马政府拿出具体可行的制度，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
    奥巴马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作了承诺和规划，这些努力值得肯定。但是他的计划如何实现呢？可能所有的人都要打一个大问号。因为一个最重要、最现实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政府要有倾向性地进行资助，没钱不行。奥巴马的方案是要征富人的钱，但是金融危机后，股市跌了，房市跌了，资产缩水了，很多富人手里没钱了。征富人的钱不太现实。另外，奥巴马首先要救金融企业，政府要筹大量资金去扶植金融企业，还有许多工业企业也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威胁。所以，有人认为，奥巴马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
    然而，不管奥巴马究竟能不能够兑现承诺，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非常实际主义的国家，现在打出的这张气候变化牌，与以前的人权牌、民主牌等一样，都是它战略上使用的一个杠杆。
    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战略目标，美国使用过各种对它有利的杠杆。它们有时打着道德的旗号，有时是纯粹的利诱或威胁，但从来都不是真正原则性的。在进行实际利益交换的时候，原则很快就会“退居二线”。所以，很多民主派、人权派，原本指望美国来支持他们的“事业”，结果往往失望，因为美国从来只把自己的实际利益摆在第一位。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希拉里曾经以人权卫士著称，前不久来中国的时候，大家就猜测她是不是要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结果她说的都是金融危机之后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购买美国债券等事情，而刻意弱化了人权问题。
    历史上的经验一再证明：任何事情，从来都不是美国先做好了、树立榜样了，再向别人施加压力。它常常占领一个冠冕堂皇的道德制高点，对别人指手画脚，可是自己却做得特别差。比如说民权、人权，喊得山响，但美国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美国指责别人为失败国家，到处批评别人管理得不好。若不是美国政府管理金融弄得一塌糊涂，会出现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吗？犯攻打伊拉克那样的错误，要不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能作出这种荒唐的决定吗？然而美国从来不反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是一样，即使美国自己做不出来，它照样可能以此挟制其他国家。 

二、中国可以接过气候变化口号，搞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气候变暖处于地球的什么时期？气候变暖到底是不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世界各国科学家的一致意见，特别是缺乏一些过硬的科学论据来支撑。
    根据中国的历史纪录，唐朝时期平均温度比现在高得多。当时西安有大片的橘林，皇帝种橘子分给大臣吃；在黄河周围，有大象出没的痕迹。现在这都不可能了。有一个典故，说杨贵妃喜欢吃荔枝，让信使快马加鞭不远万里地送到长安。实际上，当时的湖南湖北都可以种荔枝，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想像的从福建或广东送过去。在宋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气候突然变冷的过程，中国中部地区的物种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化，慢慢演变成了后来的格局。为什么战争贯穿了整个宋朝的历史，宋朝先跟契丹人打，后跟金人打，最后跟蒙古人打？也正是因为当时整个气候回冷，北方越来越冷，游牧民族不得不拼命往南移。
    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我们把气候变化说成完全是由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这本身并不一定正确。但是，现在全世界已然形成了一种“共识”——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有关，人类应该努力减少排放；而且这个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利益的高度。  
    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地向中国施压。国外公布的数据，说中国已经成了二氧化碳第一排放大国。过去，发达国家立场不一致，作为头号排放大国的美国没有作出任何减排承诺，中国的压力相对来说还小一点。但现在，美国表现出了转向的势头。如果发达国家之间的立场变得比较一致了，今后就可能会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既然全世界都拿气候变化说事，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挑战所谓“共识”，但更不能什么都跟着发达国家走。我们可以把气候变化的口号接过来，在此之下，做对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有利的事情。面对国际上具体的在环境、能源、节能减排等方面的谈判、合作，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以“我”为主。
    第一，在减排问题上，中国遭到很多发达国家的指责，这并不公平。发达国家将大部分高排放、高排污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只留下了生产链的最后一部分——污染最小、附加值最高的那部分，他们的排放量自然少。而中国是发达国家工业转移的最大吸收国，承担了很多重化工、重工业和初级产品制作，这些过程都是大量产生二氧化碳、产生污染的，所以中国的排放肯定就多。
    比如说欧洲现在还有钢铁业，但已经没有焦炭业。炼钢所需要的焦炭，欧洲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购买。中国是产煤大国，工厂受利益的驱使，就开始大量炼焦出口。小厂、私人投资一窝蜂上，炼焦的时候又不太讲究方法，污染控制技术、设备都不到位，因而产生了很大的污染。中国政府曾经想办法控制各种小焦炭厂的生产，加大对生产过程的管理。但中国出口少了，国际市场上焦炭一下紧缺了，欧盟还抱怨中国，甚至认为这是贸易保护主义。
    另外一点，中国虽然排放总量高，但人均排放并不太高。美国一直是排放大国，它的排放主要是家庭排放。美国长期以来能源价格低廉，不重视减排，家庭消费特别大：汽车绝大多数是大排量；为了把房屋造价降下来，房屋的密封标准、绝缘标准等都很低，冬天得拼命烧暖气，夏天得拼命用空调。这与中国主要是工业排放根本不同。
    我们需要有理、有节地把这些客观事实说出来，理直气壮地谈判。中国并不理亏。一方面，不是我们不愿意减排，我们其实很愿意改善，但这件事情不完全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况且正是因为中国承担了这一部分生产，才能给全世界带来这么多便宜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的所得和我们的损失并不成比例。中国为世界生产了产品，但中国国民并不是最大的受益者，而且高排放对我们自身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利润已经归发达国家了，如果把排放都算在中国的头上，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中国，非常没道理！
    第二，我们也要自我反思。虽然责任不完全在我们，但中国确实是接受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单个的行业、单个的地区、单个的部门可能考虑不到所有的问题，看到有投资，能促进就业、促进增长，就接受了；有的即使考虑到了，也不一定有能力解决。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开始进行国家层面的政策协调？只有综合运用外交、经济、政治等手段，全面考虑综合效应，平衡相互之间的利益，才能作出对中国最有利、最有益的判断和选择。
    况且从长远来说，不可再生的东西必然会被耗尽。中国要是把煤烧完了，焦炭都出口了，子孙后代用什么？如果我们不节制，在生态问题上寅食卯粮，这对后代、对人类未来的生存是不负责任的。美国之所以爆发金融危机，就是因为过度透支。生态也一样，要是现在透支过多，未来某个时候就会爆发生态危机。所以，花大力气减少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必须要去做的事，这本身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三、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与摩擦共存 

    在环境、气候、能源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的矛盾、摩擦与合作都将同时存在。
    美国是霸权主义国家，从来都把控制世界的能源市场供给作为它保持霸权的一个战略。对于中国来说，随着工业的发展、制造加工能力的增强、能源消耗的增加，能源安全就成了重中之重。现在中国自己的能源供给不够了，要从外面引进能源，来保持生产能力。在这方面，美国必然会把中国当成很大的威胁。
    但是，在减少能源使用、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方面，中美又有一定的共同点，存在着共同利益，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合作。比如说在共同开发新能源上，中美政府间的协议以及企业间的合作非常多。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市场给它提供了很大的利润空间，它的一些能源公司（例如核能公司）通过向中国输出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经济的发展也确实需要美国这些先进的技术。
    双方的摩擦点和利益点同时存在，所以在气候变化合作问题上，中国要采取灵活的态度。合作的口号我们也可以喊，而且可以在这个大口号底下做很多具体的、对双方有利的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国过去搞台独、搞藏独，现在又搞气候变化，这些手段都是为了从中国这里换取它的实际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凡事以“我”为主：对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有利的，我们就去做；跟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没什么关系的，就先放一放。归根结底，一切要以中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准则和目标。 

（责任编辑：齐澧*） 

●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本文据齐澧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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