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协约的未来
安德鲁•罗斯
美国与改革时期的中国之间所形成的贸易“协约”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奇特的关系之一。对于不是军事同盟的两个强大力量之间，这种双边关系极为稀少。最特别的恐怕是，这个关系中交织缠绕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个肆意消费和借钱的国家，另一方面完全相反—-一个热心储蓄和生产的国家。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资金流动似乎简单到外行也能看明白。中国政府把从消费品出口和国外投资中获得的收入大量的投资在了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上；这样就保证了美国的低利率，使得美国消费者能够继续购买中国产品。实际上，直到2008年底美国金融系统瓦解之前，中国已经把其贸易盈余转化为了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债务，使用了近五年的国民收入的七分之一花在这些美国国债的购买上。作为回报，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收入在稳定上升，像上海人这样的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接近了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对于借钱的美国人而言，当掠夺成性的放贷商把手进一步伸向因工作日益转移至中国这样的海外经济体而失业以至收入低落的人群时，这些借债的人群得到了极为划算的贷款条件和消费折扣。
尽管这个格局很不寻常，而且很不稳定，两国的政治精英们却觉得这个共生的局面是可以接受的。中国掌权的干部们由此可以讨好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城市地区的中产阶级；而巨大的农民群体可以从沿海地区出口工业的工资中获得好处。只要生活水平在提高，对政府拒绝政治改革的批评就可以被堵在某些尚未下海致富的知识分子的腰包里。面对公众对于工作外包到海外的愤怒，美国政客和企业家们指出了相关的好处所在，比如低价的中国进口品和低利率房地产贷款的巨大回报。只要群众还能过超出标准的生活，享受没有真实收入的财富，对新自由主义信仰的批判就能被限制在孤立的左派意见里。在那些有长远眼光的人看来，这个“协约”推迟了全球经济重心从西方往东方的决定性转移，尽管很多评论者认为这个转移是迟早要发生的。
但是这个格局真正的短期的受益人是那些经济精英们，他们要么从低成本的海外劳动力和工业去管制化上赚了一大笔，或者是在骗人的金融化中通过垃圾贷款和大量债务组成的庞奇圈套（Ponzi schemes）而捕到了猎物。中国亿万富翁数量与不平等程度同时迅速增加，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富人和穷人差距的指标）从1978年的0.15（世界上最低之一）飙升到了2007年的0.48，使中国进入了最不平等的国家行列中。在地球的另一边有着相似的状况。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工资停滞或者下降，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极大的比例是被集中在高回报的金融投机业中的高收入人群攫取的。虽然从这些国民指数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这场剧烈的劫贫济富，但是其成因远远超过了国界。正是在这个时期内，离岸资本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国际储备通货，不管是以转移到海外自由贸易区的物质生产的形式，还是以被全世界的投资银行家所逐渐青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投机的形式。免于一切的国家监管，并被国际自由贸易协定所加快的这些虚拟资本的金融流动建立了他们自己偏好的轨道，这些轨道在泡沫破灭及其引发的2008年系统性危机之前，是全球经济运行的主要高速公路。
在金融崩溃之前的年份里，要求对中美贸易“协约”进行反省和改革的压力剧增。重新估价人民币以及提高中国新兴私有部门的劳动和环境标准的口号，与在美国鼓吹提高中国进口关税和放慢美国产业和工作向中国转移的声音遥相呼应。这些喧嚣的辞句就是我在长江三角洲高科技园区做研究写作《驶往中国的快船》(2006年版，英文名Fast Boat to China，一些图书网站将其译为《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以利销售——译者注)一书的大背景。我所访问的外资企业的中国雇员们就处在支撑着中美贸易的高度杠杆化的利润债务体系的支点上。他们在不可持续的环境中争得持续的生存的努力是书中的主要故事之一。他们察觉到自己的老板不会长期给他们较好的待遇，但还是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在并非自己创造出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投资方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引发了一场局部性的工资上涨，这给了他们机会去想象充裕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一些对当代中国的浪漫观察中可能是真的。在这场巨大的技术转移的游戏中，他们这些角色盼望着某一天，这个经受了太多太长的苦难的民族能够公平的挑战西方列强。毛泽东的大跃进梦想的部分残余正是通过贪婪的外国投资者，民族主义的热情以及当地人民的汗水这个不太可能发生的组合得到实现的。
自从我完成研究的那一年起，劳动标准和条件有了轻微的改善。华南出口地区的一些县提高了最低工资来挽救技术工人的短缺以及遏制工人示威的增加。工人运动在私人部门的工会组织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重要的劳动法规也在2008年初开始实行，意在建立对长期雇员的保障。作为回应，这些地区的许多利润微薄的小老板们，试图转移到更内陆的地方或者是跑到越南，那里的工资水平更低。跨国公司被大量涌入技术工人市场的本科生所鼓舞，准备把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企业转移到长三角。他们持续不断的游说的结果—-通过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商会，以及设在华盛顿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继续控制贸易关系的走势，预防任何大的变革。在美国，房屋市场泡沫，伊拉克战争和异常漫长的总统选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无情的经济下滑上转移开来。
2008年的经济地震造成了多少变化呢？金融危机最初打击了那些业务集中在华尔街和伦敦的精英们。银行的货币资产大放血，引发的信贷冻结撑大了房屋市场上已经很惊人的被取消赎回权的财产，这些市场都经历了之前的财产价格泡沫。形成对比是，中国严格管制的银行体系就受到很有限的影响—-在此时，这个国家的银行已经弄掉了自己大量的不良资产或者不良贷款。实际上，在危机的早期，中国这个唯一没有大债务并持有巨大外汇储备的主要经济体，被认为是一个全球金融体系的可能的救星。无法放弃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的制度，也不愿意承担如果其投资减少就会引发全球经济崩溃的责难，中国政府在金融援助中的合作有着最小程度的保证。
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很明显，中国的国有单位—包括中投，该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对西方金融企业没有进一步投资的意图。除此之外，中国的央行放松了对国有银行必须转账五分之一的外贸存款来充实国家的外汇储备的要求，相反的，鼓励了针对国内的贷款 。由于美国国债市场马上被逃离股票市场的投资给淹没了，美国财政部也不缺资助政府大规模进行国内外干预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对于美元和美国国债的购买不再成为美国的借款生命线。只要这些债券被认为相对于股票市场是更安全的，美国政府就比起印钞票来还要更有条件大手大脚了。马上，就出现了企业合唱式的游说，希望投资以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在这些新投资上可以预见到新一轮的商业利润（甚至可能是巨额财富）。
这些声音暗合了中国自己6000亿美元的政府刺激方案（大概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这个方案是2008年11月份宣布，计划到2010年底前实行。一半的花销是预备给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力传输的，还有大量资金花在技术创新上，以发展作为部分国家高科技力量的“支柱”产业。由此，大部分的资金是用到吸引外国投资者和一向保证高收益增长的产业，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满足中国工人枯竭的内需，他们极缺教育资源，被剥夺了社会保障，对当前的生活只有最不安稳的把握，更不用提未来。
在金融崩溃之后的几个月里，随着失业率和社会贫困加剧，忽略劳动群众的需求的后果变得更加清楚了。南方的中小企业关闭了数以万计的工厂，留下了如此多的未偿付的工资，以至于一些工人提前辞职来要求老板跑人之前马上付钱。工人抗议甚至蔓延到了不太可能发生的行业：几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举行了罢工，教师和一部分警察从属队伍也紧跟其后。失业在所有的劳动力级别上都大量增加—-农民工回到了他们的遍布牲畜的乡镇老家，数百万的学生在毕业后没有任何希望找到工作，城市的雇员曾一度被引诱到房屋市场上来，现在他们发现他们的房屋价格下跌了三分之一的价格。为了缓解失业学生的困境，政府重新恢复了毛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给那些愿意到偏远和农村地区工作的人提供低额的津贴。重庆直辖市给回城的人提供了和外国投资者一样的优惠，希望他们能开始做生意。在大城市，曾经采用的“冷却”住房市场的控制被放开了。
但是这些都是权宜之计，容易实行，也都很明显只是为了努力避开社会不稳定。政府经济学家们已经有判断，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低于魔法无边的8%（2008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是6.8%，很多对2009年的估计小于6%），经济就不再能够吸收每年新增的1500万工人，更不用说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了，激烈的社会不稳定自然会随之而来。“保八”的政策经常与那些直接改进工人的收入和保障的政策相抵触。
只要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顺差是健康的，这种平衡的做法是一种熟练的可操作的管理方式。但是突然的增长放慢，失业率的陡增，显著的国内消费的下滑以及欧美出口消费市场的崩溃，全部都给了政府自改革以来从未见过的难题。在这个时候，针对可能出现的公开叛乱，一个更加持久的对于农村地区的注资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胡锦涛的管理团队也许会欢迎这个有利机会来做上面这些事情，因为此时国内支持新自由主义的那些吹鼓手们被压制住了。最后，如果社会出现不安定，中央政府也许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更深入的解决折磨中国穷苦百姓的不平衡的发展。
在美国，2008年里，失业率上涨的比1945年来任何一年都要快，曾经作为最没有保障的人的生命线的宽松信贷忽然紧缩起来。美国工人在几十年前曾经被扔下悬崖，但却被便宜贷款和其他金融工具创造的上升气流在半空中悬挂了起来，就像动画片里的猫一样。不同于中国依赖真实生产的经济增长，被虚拟资本弄起来的美国经济，以及未经证实的“非物质生产”的价值，已经衰退好一段时间了，在持续创造工作岗位或者大多数劳动力的收入保障方面乏善可陈。因此，不同于中国，选择完全凯恩斯式干预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是受掣肘的，美国本土兴起的意识形态极度限制了任何有效的政府财政力量的运用，拯救投资体系是例外的。生意无法转移至海外的小企业主和本土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其成员的工资和生计被工作的外包和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残酷折磨的工会，纷纷呼吁通过赤字财政来“重新投资美国”，并对奥巴马就任总统表示了欢迎。在此同时，攫取了全球“冲向底线的竞赛”的利益的跨国公司们坐的稳稳当当，把他们的现金都藏在离岸避税天堂里，他们还受到联邦税务的宠爱，被允许其海外赚得的所有利润延迟纳税。
在任何这种结构性的经济危机中（马克思主义者会争论其确切原因，但是都同意资本主义毁灭性和不稳定的性质），对政府管制的需求来自于很多方面，趋势是试图把美国的房屋市场变的有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应该是这些管制的总纲。从道德角度，最先去关注失业，收入增长停滞，被取消赎回权，养老金损失，以及没有保险的健康等等，是无懈可击的。任何财政刺激的同情基础应该是给予公民立即的安抚。但是公众痛苦的深层原因和没有被满足的社会需要是不那么容易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讨论的。单个国家无法对付当下经济危机的长期根源，全球化的妖魔远远超出了国家监管的范围 。
当金融大火的烟雾散尽时，许多深层的经济不平等的原因还会依然存在。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排除了合格的劳动和环境标准的全球贸易协定——包括谈判权和保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另外还有全球的工资套利，令企业雇主得以穿越地球来寻找最便宜最脆弱的劳动力。金融和公司很久以前就抛掉了他们的护照，并逃脱了一国政府或者工会任何的管制或者谈判。现在是时候开始着手进行全球企业管制以及建立实行这些管制的机构了。也是时候来欢迎国际劳动联盟降低企业的权力和把全球经济重点从短期利润转变为公平贸易，可持续的经济，以及有社会意识的投资 。这些就是提高收入（根据ILO的全球工资报告，从1995到2007年，四分之三的国家都经历了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下降，同时利润的份额上升），保护环境，以及把责任引入信贷体系的方法 。
即使经济力量的平衡决定性的转移到东方，中美贸易仍然会是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管制应该从此处开始。支持这种贸易的离岸工业环境被当作标准加以看待，但这其实对其他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在我的研究里，我发现工作场所里面充满了双方面的不信任和不忠诚，频繁的调动和周期性的跳槽，以及雇主以转移工厂为威胁来施加的工资下降的压力。在中国开办工厂的企业已经学会怎么玩劳动力套利的游戏，玩世不恭得就如同追逐风险的经纪人和对冲基金交易员一样，这些人像玩纸牌游戏一样弄垮了金融世界。这些投资者能够今天在此处，明天就开溜，只有他们才从不稳定的环境中获利。
鉴于中国的离岸工厂在影响全球经济行为准则方面的分量，我们得到的关于企业全球化之危害的教训在此次大衰退发生后就显得更为重要。至少，这些操作值得仔细进行实地审查——那种远距离的辞句一直就不缺。实际上，当我在长三角工业园区做访问时，没有遇到其他的研究者，也没有做调查的记者在做类似的实地工作。更令人震惊的在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海和无锡之间的工业走廊吸收了海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正成为全国主要的经济引擎。
但是研究劳工的学者只能做这么多。我们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由分散的声音和行动者所组成的运动的一份子，为了锻造出能够对公司主宰下的全球化取而代之的替代性方案，这个运动是必需的。随着新自由主义时代无管制的自由贸易的大幕落下，我们终于有机会来重写全球化所需要的规则了；这个规则不能被糊弄过去，因为整个地球的健康都取决于此。全球的正义组织在2008年10月于中国首都召开了亚欧人民论坛，以此来对抗同时间在此处召开的第七届亚欧会议（ASEM)，论坛提供了一个重新规划全球化的一个蓝图 。他们的北京宣言要比ASEM的国家首脑们通过的北京可持续发展宣言要进步的多，但是后面的这个宣言也是对于这些正义组织长达十几年的生态诉求的许多方面的公开承认 。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强有力的运动——为了生存和生态等等——若没有广大来自下层的压力是不会发生的。随着经济衰退加深和持续，行动的要求会从各方面发起，而且这些会被公众的抗议和抵制活动所支持。失业的数字在世界各个地方上涨的如此厉害，无组织的罢工和自发的反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许多已经发生了，其中一些是被随机事件触发的，其他的则是来自于结构性的问题。美国精英的行动要比他们在北京的同事更容易预测一些，当民粹主义的怒火涌起时，华盛顿当局会在痛苦的压力下履行自己作为霸权国家所肩负的挽救和稳定世界金融体系的职责。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结果会是把其控制权更多的转交给近年来出现的多极化的世界。更关键，也是更不容易预测的，则是中国中央政府会如何回应这些挑战。这个当然给了社会主义一展自己在保护底层福利的同时缓解短视的资本主义增长对环境的破坏的优越性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被保持现有增长模式的理由所浪费掉了（不论是保障现在大量进入跨国企业及其精英买办的帐户的财富流，还是拯救技术民族主义的梦想），一个比侵蚀“现存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还要大的悲剧就要落到我们头上。不可持续的经济不仅仅让人们生活陷入不安，也让地球环境退化。
一组近乎不可能存在的情况把中国又一次推到了创造历史的地位上，就像马克思说的，处于并非其选择的条件下。因为北京政府在过去20年中扮演的推动资本主义的角色，它现在处于一个特别的位置—-万众瞩目—-来给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名号添一点光彩。中共是世界上唯一可对银行，劳动力以及住房市场，食物安全和其他资源行使巨大管制权——这种权力是砍掉当前危机的多重原因的必需手段——的国家行为体。尽管对经济和社会体系实施更为充分的民主控制还提不上议事日程，但运用政府的垄断权力来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短期掠夺的机遇还是存在的。我在此并非要作什么预测，况且中国观察家们的预测记录在任何意义上都很令人沮丧。但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和内容看上去还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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