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问题，胡总书记先后在17大报告和纪念11届3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12••18讲话”）中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统一。党内和社会上围绕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不同认识。这个问题是贯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中的核心问题，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
作为我们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同志早就强调：“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P39）
十多年来在改革方向的争论中，一股自由化势力“以攻为守”，歪曲我们改革开放的内涵，把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反对改革的强大舆论垄断了话语权。包括少数官方“学者”和媒体人指控他们否定改革开放、反对改革开放，甚至给戴上“反动思潮”的帽子，污蔑是要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交锋》P281、《交锋三十年》P 145、195、247、253、259、260、338）。
然而，那些被一些所谓“主流”话语认定是反对改革的言论，到底是反对改革还是批评自由化呢？
让我们以近年某记者以描述改革争论、歌颂思想解放为名写的两本书《交锋 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和《交锋三十年 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中提供的资料为例，仔细研究这个问题。
这两本书说是描述争论全过程，但支字没有从正面意义提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也没有辑录自由化的言论，更没有批评自由化，反而把90年代中期以后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这无疑说明他是肯定这些自由化的言论，从而说明从总体上讲他是以自由化的观点撰写这两本书的，换言之，实际上是宣扬自由化的。而《交锋》印数之多（据说卖了200万册），说明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决不能小视。分清这个问题上的是非，关系正确认识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关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两书共76万字，而且称他改革开放开始就进人新闻界担任记者，并说他耐心地摘抄了他认为是“左”的文章，实际他是专门搜集摘录被认为是反对改革的资料。虽然基本不提自由化言论，但从被认为是反改革的言论中也间接反映了十多年来争论的主要问题，对研究这个课题可以说是很充分的，尤其是关于被认为是“左”的错误思想的资料可说是比较全面的。下面是我的几点结论。
首先，反对改革开放的只是极个别人。
小平同志早就对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个基本估计。他曾说“改革不是一个派，是全民赞成改革，全党赞成改革，如果说是一个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派。保守的人是有，但作为一个派别，中国没有。中国有一些人有这样那样对改革的某些问题、内容、步骤持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人中他们大多数也是赞成改革与开放，有意见也是正常的” （《邓小平年谱》P1025）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他一直跟踪研究我国的改革开放，其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他在评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时也说，尽管改革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尽管面临一些问题，但无论是哪一个社会群体，谁都不想走回头路。
随着改革中发生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出现个别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是不足为怪的。但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取得重大成就，这种言论已不成气候，远不能构成对改革开放的主要干扰。上述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专门批判反对改革开放的，从提供的资料中也只看到前鞍钢总经理马宾的言论可算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见《交锋三十年》P278、279）。此外被该书作为反对改革所引的言论中，虽然也包含有一些可以认为是比较僵化的观点，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因素的消极作用估计过分，有些地方混淆所有制与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对自由化影响和危害看得过重。对这些的批评也是必要的，这客观上对克服“左”的僵化思想影响，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除此以外都不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而且，前述马宾乃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探索的第一个丰硕成果 “鞍钢宪法”创立单位的总经理。这里只是就几位记者提供的资料本身讲的，也很难相信一位改革的先进人物竞会在改革大潮中根本上反对改革开放。
其次，被“主流”指控为反对改革开放言论的人和文章，都明确肯定是拥护改革开放的。
虽然不可能对所有文章的都进行考证，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主要倾向。但对十多年来各个时期被认为是反对改革言论的主要代表的研究都是足以得出这个结论的。
从1990年代中期至2002年，被“主流”指控为反对改革开放言论的代表，是因此被迫停刊的《真理的追求》和《中流》杂志，以及被认为是“反对改革开放急先锋”的所谓“万言书”。其中《真理的追求》的主编喻权域，是最早宣传改革开放的人之一，早在11届3中全会以前，就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改革经济体制。而所谓的“万言书”，第一封就肯定发展私有经济和外资的增长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锋》P243、248）；以后的几封还引用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话作为立论依据（《交锋》P276、351）。被划为“左”的代表、被广泛“怀疑”为“万言书后台”的邓力群同志，据《交锋三十年》（P119）说，早在1984年起草12届3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时候，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说他倾向于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问邓力群有什么看法，邓力群讲他在1979年就是这么提的，这就说明他也是拥护改革开放的。
2004年以后，被“主流”指控为反对改革开放的主要代表，也是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和时任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的程恩富，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其中郎咸平就曾声明并非全面反对改革，主要只是揭露国企领导层收购的弊端，这已被国资委随后宣布大型国企不搞领导层收购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而程恩富，2004年6月，曾就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课中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还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一些学术领域存在的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值得高度重视，建议中央高度重视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后来他就被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一职，这足以证明他不会反对改革开放。至于刘国光，更是最早提出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他就是因此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
这些都充分说明被指控为反对改革开放言论的绝大多数，实际是拥护改革开放方针的。
最后，被“主流”指控为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实际基本都是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论断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证据上，难免要引用足够的资料，这难以为本文全部容纳，所以我专门撰写了《是反对改革开放，还是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该文主要的是引用上述五本书中被认为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证明其实主要都是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而且这些被指责为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提出的问题，实际都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关键问题，都是关系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根本问题。因而无可辩驳的证明那些指控是站不住脚的。由于篇幅难免很长，如果要研究其结论是否正确，建议看看拙文。
这些也可从这些书的无意中的论断得到证明。例如旨在专门揭露“反改革”言论的《交锋三十年》就在“第三次大争论”一篇的提要中把被认为是反对改革开放急先锋的四份万言书定性为反私有化的“代表作”（P181）。另一本由高尚全作序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论战》一书则说：“2004年的思想交锋……是‘国退民进’这一阶段中国有资产流失引起”（P210）。这两件事正好分别在争论最主要的两个时期，很具代表性。这就用的话证明，那些被指控为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实际上是批评自由化的。
胡总书记在17大的报告中实际上解释了改革开放方向和道路正确，就是指坚持十个结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以后一些人仍然误读、曲解甚至歪曲他们关于坚持改革方向内涵，于是胡总书记又进一步在“12••18讲话”中，以不容误读的明确措词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不厌其烦地反复12次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并详细地诠释了其内涵。那就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涵”。他再次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尤其是明显地针对这些误读和歪曲再明白不过地明确宣布“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再次强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既反对僵化，又反对自由化。然而，还曾任过《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的评论部主任编辑，应该是不泛“政治敏锐性”。但在17大报告以后出版，并于“12••18讲话”以后第二次印刷的《交锋三十年》仍然不理采中央的声音，并且歪曲胡总书记的话，说胡总书记只是批评那些批评自由化的人，言下之意是对“改革派”的支持，而闭口不谈其内涵包括批评僵化和自由化两个方面。
让我们认真学习“12••18讲话”，把认识统一到讲话上来，彻底澄清这些误解和歪曲，消除其流毒，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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