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把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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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征途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五四爱国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批判，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从而为反帝反封建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为领导中国人民基本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思想条件。
在五四爱国运动9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历程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充满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杂质，我们再次面临着严重的反帝反封建的重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基本完成，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从制度上巩固了反帝反封建的成果。然而，历史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一个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不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主要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官僚主义，本文暂不深究“封建”这一概念）的夹击，也难免会在某种程度上打上它们的烙印：只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长期的深入的经济文化交流，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社会关系一定程度的半殖民化；而为了应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威胁，就不能不强化国家政权对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控制，但在经济文化落后、人民民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较低的情况下，这种强化控制难免会助长在现有经济文化条件下本来就难以根除的官僚主义。开国领袖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威胁（特别是后一种情况），但是他误判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矛盾，低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能力，高估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试图通过对内推行“文化大革命”、对外推动世界革命的办法消除这种威胁，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从而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遭到了悲壮的失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政治错误，但完全低估了毛泽东晚年探索的理论意义，在经验主义哲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摸着石头过河”）的驱使下，不知不觉步入国际垄断资本的陷阱，犯下了过度私有化（特别是采矿业和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过度市场化（最突出的当属教育、医疗、住房）和过度对外开放的错误，致使经济社会关系严重地半殖民化半封建化，并造成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现在人们把教育、医疗、住房三大社会问题称为新的三座大山。这种说法形象地反映了当前严重影响民生的三大突出问题。但实际上，社会问题意义上的大山远不止三座，而是千山万壑。在三大问题之外，还有就业问题、环保问题、安全生产问题、官民矛盾问题以及行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问题，等等，没有哪个不是烫手的山芋。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第一句可以借来描述这种状况，“环滁皆山也”。但是，“主义”意义上的大山只有三座，这就是与当代中国半殖民化半封建化同时再现的旧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新地主阶级。它们是社会问题意义上的千山万壑的根源（至少也是根源之一），而社会问题意义上的千山万壑是它们的后果。
当代中国半殖民化的表现主要有：（1）在经济上，片面强调发挥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和血汗工厂的比较优势，满足于用8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沦为世界车间，不仅造成了本国人民的贫穷、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而且打击了其它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不惜一切代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惜以提供超国民待遇为筹码吸引外资，使得跨国公司基本控制了我国的制造业（通过斩首战术）；以极低的股价引进所谓境外战略投资，不仅严重威胁着我国的金融安全，而且使我国银行资产遭受了严重损失（据张宏良估计，仅2006年就造成直接损失10600亿元；折合白银100亿两，10倍于庚子赔款的本息和）；片面发展对外贸易，用血汗钱换来的外汇储备由于购买不到所急需的先进技术和优质企业资产，只得步入美国高息揽储的骗局以及购买垃圾金融资产，其结果是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过程中我们损失了3600亿美元，另外投在美国两房上的3700亿美元接近血本无归，而现存的外汇储备也是岌岌可危（帮助美国恢复经济不仅有资敌之嫌，而且是抱薪救火）。（2）在政治上，屈从甚至主动迎合美国的霸权主义，鼓吹和平崛起。所谓和平崛起，不过是两宋以屈辱换和平、花钱消灾的翻版。但是，富庶的宋朝不仅没有崛起，反而让蒙古人几乎兵不血刃地消灭了。我们的和平崛起带来了什么呢？不仅有国民财富成万亿成万亿的流失，而且有国民成集团军成集团军的自杀身亡：现在我国每年自杀身亡28万人，足以组建3个建制完整的集团军，这种现象与对外依附、屈从和财富流失不无关系。还有些人大肆鼓吹“韬光养晦一百年不动摇”，实际上，当韬光养晦可以公开大讲特讲的时候，它只能是对外投降、对内欺骗的一块遮羞布。所谓“下一盘很大的棋”，也基本如此。（3）在意识形态上，淡化近代史教育，纵容美化殖民侵略、抹黑反帝封建斗争的言论，纵容汉奸文化，以至于不仅为《色•戒》这样的汉奸裸戏大开绿灯，而且公然在官方媒体上为之广告，为之辩护。
当代中国半封建化的表现，这里着重就经济领域讲一下，因为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表现，人们讲得已经够多了，甚至过多了。比如坚持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有效调控、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被很多人看成是封建主义的表现，但实际上，它们是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其实，只要这种制度安排被用来促进资本主义化，那些攻击它们的人往往不仅不会拒绝，反而会加以鼓吹，所谓新权威主义、腐败有益论、“骗出一个新体制”就是最好的说明。当代中国经济半封建化的表现主要有：（1）官僚资本。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是指官僚通过特权获取的私人资本。中国私有资本已经占据了全部资本的半壁江山，但其中到底有多少与党政官员没有瓜葛，是很值得怀疑的。从德隆案、鲁能案、郑建源迷局等等现象来看，可以说，现在官僚资本的猖狂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四大家族。从国有垄断企业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以及管理人员的高薪（特别是马明哲高达6600万元的年薪）来看，国有资本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官僚化了。（2）房地产。房地产实际上也处于官僚资本控制之下，是官僚资本的一个投资领域，这里之所以单独把它抽出来，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房地产对国民经济产生了与封建时代地产类似的效应，它像黑洞一样吞噬全社会的财富：不仅以高得惊人的房价吞噬房奴一生很大一部分收入，而且以预期中的暴利吞噬其它行业的资本。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彻底消除房地产的升值预期，它也必将像封建时代的地产那样导致国民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房地产相关利益群体（包括开发商、与开发商关系密切的地方政府以及大炒房户）称为新地主阶级。
面对日益严重的半殖民化、半封建化的危险，我们党也不断地觉醒起来。科学发展观实际上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和高度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任务。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不能不改变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产业政策，不能不开展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换代；而要做这些，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要改变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局面，就不能不纠正过度私有化、过度市场化和过度对外开放的错误，就不能不触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新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实际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比如：提出了振兴装备制造业的任务，制止了外资兼并徐工的阴谋；启动大飞机研制计划；从法律上完成了两税并轨，结束了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局面；在《物权法》最后通过之际，删除了占有推定为所有等条文，避免了把《物权法》变成“洗钱法”的尴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三农问题；加强对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监管，并对国有垄断企业试行全民分红；广开就业门路，提高城市低收入者收入；在全国城乡推广社会保障并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不断提高反腐败水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基层民主建设，等等。
但必须看到的是，受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羁绊，我们党在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却不敢理直气壮地反思改革开放中的错误，认为改革开放完全正确（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年，还摸了个完全正确，那手气也太好了）。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官方媒体也不断重复在理论界流传已久的新版“两个凡是”，即凡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都归功于改革开放；凡是改革开放以来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与改革开放无关，要么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要么是前进中必然遇到的问题，要么是改革开放不够彻底的结果。这种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不能不在实践上产生消极影响。比如，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来临之际，有些人试图把农村土地流转曲解为实质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化，以便为国内外投机资本开辟新的乐园，并利用失地农民作为打击劳动法的利器。又比如，在国家在经济上积极扩大内需、在政治上力求安定团结之际，国务院有关部门却在年初推出了包含大幅度削减事业单位养老金的改革设想。
因此，在纪念五四爱国运动90周年之际，我们觉得有必要痛陈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半殖民化半封建化的现实，有必要再次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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