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机下的中国：倒下的巨人还是复苏的先锋？
孔诰烽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一年多以前﹐当中国的楼市和股市仍一片欣欣向荣之际﹐我在<美国经济势危 趾高气扬 中国欣欣向荣 愁眉深锁>一文中﹐预示美国方兴未艾的金融危机﹐将严重波及中国﹕
﹒﹒﹒现时大部分新兴经济都十分依赖美国市场与美元，假若美国经济真如一些末世论者预言般出现大衰退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多新兴国家也可能要跟着陪葬﹒﹒﹒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奇迹造就了一个垄断了大部分改革成果的特殊利益集团。国民收入的分配越加两极化，工资与大众消费占GDP的比重便越少。内需越拉不起来，中国工业便越难克服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引擎与美国这艘老旧铁达尼完成脱钩之前﹐中国都很难真正说不。此乃为何中国的总理在国家欣欣向荣之际，仍要天天愁眉深锁﹑忧心忡忡，美国的权力精英在国家债台高筑、经济危在旦夕时，反而可以趾高气扬地以贸易保护主义恫吓世界的原因。 (香港《明报》2007年11月26日)
在过去两年﹐我在多个学术场合重复上面的观点﹐指出由战后日本开始﹐通过大举将廉价工业品出口到美国市场而掘起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走到今天的中国已是死路一条。中国如不通过大规模的分配改革提振中下层收入与民众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其经济奇迹将无以为继。
当时的听众﹐不少都半信半疑﹐有的在提问环节引用当时十分流行的「脱勾论」(decoupling theory)﹐表示中国的内需早已足够让它在任何外部冲击下独善其身。正浸淫在奥运将临的兴奋心情中的中国留学生﹐对于我描绘的悲观前景﹐更是不悦。我把论文投到学术期刊﹐一位匿名审稿人更建议我淡化悲观论调﹐讨论一下中国能免受全球危机冲击的可能性。
我当时的悲观分析﹐当然绝非独树一帜。Morgan Stanley 的Stephen Roach﹑国内的谢国忠﹑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等﹐都从不同角度得出大同少异的结论。我的贡献﹐只在于点出中国发展瓶颈的政治和社会根源﹐以及勾画出中国经济失衡的「小气候」与全球资本主义40年来生产过剩危机的「大气候」之间的动态关连而已。多位星级大师唱淡中国的逆耳忠言﹐尚且轻易被「中国股市PE率仍低﹐大牛市仍可持续十年」﹑「中国经济基本面像日本的50年代﹐双位经济增长率应可多维持40年」之类近乎随口乱讲的乐观言论盖过﹐我的观点遇到质疑﹐乃意料中事。
最近几个月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从用电量到进出口数据再到采购经理指数﹐都一致证实中国的实体经济正在经历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所未有的急速下滑。在过去3年一直是中国经济大好友﹑「脱勾论」重要炒的《经济学人》﹐已在12月初稍然调整口径﹐以「分崩离析」（falling apart）来形容中国经济。早前的乐观论者﹐今天经已哑口无言。世界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更是不断下调中国经济在2009年的增长率。（一向乐观的世银在今年三月的最新评估是百分之6.5，这对中国来说已经是硬着陆，预示保八无望）
工农边缘化：中国出口竞争力与内需不振的双重根源
要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今天为何遇上瓶颈﹑和未来怎样走上平衡持续发展之路﹐附图显示的趋势﹐可能是其中关键。图中显示﹐中国的平均制造业工资相对主要出口市场美国的工资﹐长期远低于其它出口导向亚洲经济体在起飞时的水平。中国能够将工人的相对工资压得那么低﹑低工资能维持那么久﹐并非纯粹经济现象﹐而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一﹒人民公社解体后﹐由内陆农村长期缺乏投资造成的农村破产将大批农村人口推到沿海出口加工区打工﹐人为地制造出「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发展条件，这一情况在90年代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后更是变本加厉﹔二﹒地方政府与出口业组成的权钱联盟在威权体制的环境下能随意用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打压工人组织和抗议工资过低甚至是不发工资的集体行动﹐令工人在分配政治中长期处于弱势。
大规模的农村移民与威权政府对工会的禁制﹐也是当年南韩与台湾起飞时的特点。但东亚小龙在冷战体制下因为害怕左翼力量在低下层的滋长﹐其政府对工农阶级的保障﹐其实并不缺乏。南韩和台湾政府当时对农村、农业和农村工业的支缓﹐和针对劳工阶层的福利政策﹐可说是远胜今天的中国。例如南韩政府在1970年代发起「新农村运动」，大举增加农村教育、农村基建、提升农业技术的开支，并增加国家向农民购买农产品的价格，和保护农民免受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在此新政下，农村人均收入由1970年占城市收入的百分之60飙升到1974年的百分之95，城乡差距基本消失，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东亚奇迹。
刚辞世的牛津经济学家Andrew Glyn根据与附图相近的数据﹐指出中国的低工资优势超过以前的东亚小龙﹐所以中国经济就算不进行产业升级﹐其以双位数增长的时代﹐仍可持续20到30年。这一「中国竞争优势持续论」的假设是中国所依赖的欧美出口市场﹐在未来仍会不断扩张。但欧美在过去20多年建基在先驶未来钱之上的消费泡沫已经爆破﹐欧美市场的长期萎缩﹐已成定局。缺少了出口市场的支撑﹐中国的低工资优势顿成劣势﹐因为低工资虽有利中国产品进军海外﹐但同时却令中国内部消费力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私人消费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已从1990年代初的接近百分之50，下降到今天的不到百分之40，这与东亚小龙起飞时私人消费一直占经济百份之60左右，大相径庭。这也比今天印度接近百分之60的消费率低。世界市场陷入危机﹐中国企业要由出口转向内销﹐并非想象中的容易。
改变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政治阻力
胡温对中国经济这一深层次矛盾﹐看来是有充份掌握的。过去几年中央提出的各种政策如加大内陆农村投资和增加工人的工资﹑就业与福利保障等﹐理论上都能提升百姓的消费能力与意愿，可算是对症下药。但问题是在法治﹑媒体自由与民间社会均受钳制的环境下﹐中央政府的一纸政令﹐又怎能敌得过地方权贵的短期逐利行为﹖中央拨到落后地区的资源﹐有多少进了地方干部的口袋﹖中央责令地方政府设立的社保基金﹐除了少数已被官方特许揭发的案例外﹐还有多少被地方干部挪用﹖究竟有多少个地方政府认真执行劳动法﹖在经济好景时﹐地方权贵的化公为私已这么厉害﹐在经济滑坡﹑各条正当财路严重淤塞的背景下﹐干部通过贪污腐败以保收入﹐恐怕只会变本加厉。既得利益集团借经济危机厚颜无耻地鼓吹取消劳动法﹐更已经颇具气势。
现在不少人寄厚望于中央政府的四万亿刺激经济方案﹐认为当政府投资的效果在今年下半年显现后﹐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中第一个重新站起来的巨人。2009年第一季的数据，事实上已显示中国经济已在刺激方案下开始回稳。
这一刺激方案数额庞大﹐它能令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反弹﹐可说是意料中事。但关键是反弹能否持续。根据在今年两会期间政府透露的细节﹐四万亿当中用于直接增加社会保障与支缓劳工密集型中小企业的项目，只占少数。其余资源，大多只会用作基础建设与国企固定资产投资之用。四万亿的来源﹐除了是政府直接出资外﹐还包括国营银行对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宽松放贷。可以想象﹐方案的落实﹐根本无助带动内需的增长和改变中国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的发展模式。它不单会加深原本已负债累累的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还会令银行坏帐急剧增加。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问题的恶化﹐便更不用说了。最近甚至有国内媒体发现，不少国企在获得由刺激方案带来的新贷款后，并没有将新资金用在实际投资上，而是将钱放进股票投机活动之中。
当中国经济在刺激方案下反弹之时﹐若世界市场仍不见起色﹐中国内部的消费市场又仍未大幅扩张的话﹐反弹将势难持续。随后中国经济可能会因为由刺激方案造成的新问题﹐而陷入更陡斜的下行轨道﹐直到上面谈到的经济深层次矛盾得到解决为止。若真如此﹐中国经济危机的轨迹﹐便可能不是最近很多人谈论的V形或L形﹐而呈诡异的W形。中国改变发展模式，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这便意味着，中国经济离持久扎实的复苏，应该还有很远很远。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Foreign Labor Statistics；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参考书目：
Ho-fung Hung 2008 “Rise of China and the Global Overaccumulation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2
Ho-fung Hung 2009. “Asian Exporters: Challengers or Bondservants of the Clothless Empero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Dynamics of global crisis: antisystemic movements and new models of hegemony,”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Madrid, Spain, May 25-29, 2009
Ho-fung Hung ed. 2009.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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