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论中国半殖民地化
威廉．韩丁
《新苗》第27期，1993年12月
究竟中国是否正在变回半殖民地呢？
这一切决定于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个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以何种思想、态度以及政策去参加世界市场，并与世界经济发生关系—在这个世界经济，「内部竞争激烈，互相高度依赖，又为一小撮大公司所支配及规范，而全球所有地区的发展先后及发展方向，都是由最上层的人的购买力所决定的。」（注一）
没有人主张中国应当闭关自守。归根究柢，它从前之孤立并非是自愿的，而是由充满敌意的美国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所硬加于它的，为的是扼杀革命新生儿于襁褓之中。美国这套政策只是在完全失败后才有所松懈。中国屹立不倒。这时美国才选择靠近中国以便让中国平衡苏联的霸权，因为中美都视苏联为威胁。
同时，不要忘记，现在世界市场所处的历史阶段，其基础是一整套金融及商业规则，而这些规则，是那些占支配地位的生产企业、金融及商业企业所强加于世界的。在这个情况下参加世界市场，是等同于跟海龙皇争珍珠。那些跨国公司，得到强大而又经验丰富的帝国主义政府支持，掌握大部份「珍珠」—在物质上、技术上、金融上都有巨大储备，又有文化资源—而且一定会将要后者开放国门，容许其干预及摆布。哪个弱对手企图与他们抗衡，最后都一定被击败。为了保持和扩大他们的势力，他们忙于为世界贸易之场地铲平一切疙瘩。一旦完成，他们就不会容许任何人免于受到（伪装为自然力量的）市场的摆布。
但是，许多人都知道：「所有所谓发达国家，他们之所以能取得那种发展，要多得政府对外贸的繁重的管制，有时也包括对外国投资的管制。……在那些经济先进的国家，迟来者都要非常依赖政府管制国际商业……。现实世界无数经验都说明，同自由贸易相比，还有其它成功的发展途径，而另一方面，差不多毫无实际经验证明自由贸易是经济成长及发展的道路。」（注二）
唐教授把邓小平早期关于自力更生的花言巧语当真，还向我们保证，当前的开放改革恰恰是要实现自力更生而非使中国置于外国渗透及剥削之下。但是，现在中国的国内经济及其国际经济联系，有许多令人不安的趋势，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个政权是否真心奉行自力更生；即使它有心奉行，它又是否有能力落实这个政策。
没有强大的中央指导，没有坚定的自律精神以及订明轻重先后次序，没有把自力更生列为发展的基石，那么，在世界舞台上从事商业活动的中国，很容易变成多种经济压力的波动的受害者—对于这些压力，他原先就既没力量可以避免，也无法加以控制。然而，正正在关乎发展方向、纪律及轻重先后问题上，其中包括自力更生的问题上，中国当前都显示出无能及自相矛盾。直至目前为止，「开放」实际等于放弃一切限制及规则。似乎只要付得出钱，简直没有哪一样东西是不能出卖的。
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如果要力求在发展的同时多少顾及社会公正（没有社会公正的发展又有什么用？），那就至少要在若干国家生活的主要构成部份及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维持有力的控制。这包括了：
一﹒国界
差不多所有观察家都同意，现在中国的南面及东南国界，漏洞极多。从海南省到台湾海峡的厦门，走私都是大生意。这个地区的消费大户往往都是走私团伙。其活动实际上是中国有关入口控制、关税条例及自力更生的花言巧语的一大讽剌。
大部份走私都以耐用品为主。从电单车到电冰箱，从冷气机到录音机等等。大概可以假定有些走私利润会重投资于南中国，有助于工业繁荣，但是，大规模的违法入口对于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所造成的威胁不会就此减轻。
二﹒消费品的入口
如果非法入口威胁到良好发展，那么，合法的巨额消费品入口也同样威胁良好发展，因为它们同国产货品竞争并使后者失败。
资本主义自从发轫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国经济可以在政府不予保护国内市场的条件下发展经济的。这个原则适用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适用于独立战争后的美国，适用于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列强，适用于战前及战后的日本，也适用于今天的南韩与台湾。但是现在中国却向那些全球都有销售网络的外资公司奉献大块大块的消费市场，而且首先都是食物及饮品公司，例如麦当奴、家乡鸡、可乐之类。接着的就是化装品、成衣及鞋类，例如力士香皂、利维兄弟公司，佐丹奴等等。
各种耐用消费品，如电视及计算机也不甘后人。各种欧洲车及日本车，正在中国大陆，用外国部件装嵌起来。而在此之外，早就有大批大批的外国汽车进口。丰田、日产及标致一直遥遥领先，但平治、林肯牌等等也不遑多让。美国标准已经在中国的浴室瓷具市场占了一个大份额—虽然发明瓷器的正是中国。
外国竞争已经严重损害甚而是摧毁了不少中国的消费品工业。机电部本来计划生产电视显像管，并且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花了不少钱，但在研制成功的前夜，国务院却迫使它放弃计划，改为进口显像管。机电部于是把它所组织起来的专家解散，从此就把中国（到目前为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观众市场的国家）的电视及其有关工业的前途拱手让与外国垄断企业。
欧共体免费送给中国奶粉及乳脂，据说是要帮助中国建立奶粉工业，却事实上破坏了国内奶粉市场。现在四分三在中国销售的奶制品是入口的，迫使国产工业破产。北京的地区奶制品企业正在把数以千计的乳牛出售，同时许多小型私人奶类企业正在屠宰乳牛，出售牛肉。
外国竞争也打击了奶制品的机械设备工业。入口的牛奶缸及挤奶机器以低廉价格粉碎了中国自己的颇有希望的正在萌芽的工业，失去了生长的机会。
诚然，中国也可以照样玩倾销的把戏，犹如最近欧洲不少人抗议中国把自行车以低于国内销售价的三成半的价格向欧洲倾销一样。但是，如果全盘考虑中国同外国的所有产品交换，在倾销上中国是不能指望取胜的。
三﹒资本外逃
在任何落后国家，资本都是宝贵的。如果要促进发展，通常都需要对资本输出、资本汇返及资本彻退作出严格管制。但在资本输出这个问题上，中国差不多已经丧失控制，而私人及政府部门（不论地方还是中央）都纷纷投资国外。来自边区内陆城镇的资本家，定期远赴瑞士去存放利润于当地银行。地方政府以及外贸的官员则在美国收购以百万美元计的土地及资产。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投机。一个中央单位最近派了六个人到纽约，身上携了千万美元以便投机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在遭到重大损失之后他们把剩余的六百万存于各种不同的储蓄户口，然后只须依靠利息便能在纽约市住得舒舒服服。他们没有回中国的打算。
享有半真半假或名副其实的自主权的各个政府部门，各个企业，有的在田纳西州收购森林，有的在秘鲁收购钢铁厂，有的在加州收购农地、大厦。眼下中国国家石油公司正在同有关方面谈判收购加拿大两大油田，秘鲁两个油井，委内瑞拉的石油经营权，甚至远及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上海纺织公司（它是投资海外的为数达二百六十家上海企业的其中一家）有一间纺织厂在毛里求斯，一间在澳洲。中国之投资海外，或许有其充份理由。但目前资本外逃的规模之大，却是一种令人怀疑的发展战略。
另一种情况则是国内资金经过输出香港，进行洗钱再回流国内，唯一目的就是假装成外资，因此可以享尽一切外资的种种特权。即使扣除上述回流，中国每年合法或非法的资本输出还是以十亿计算。而这些输出资本都是来自一个非常急切需要资本以便发展基础设施，把老厂更新，促进新工业之成立，促进农业并使之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国家，一个向一切国际机构、一切援助组织伸手的国家。
四﹒国内投资
任何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所产生的盈余，大部份都应用于资本的再生产，用于社会生产力之扩大，包括为了促进及支持这种扩大所需的基础设施。
但近年来中国却似乎强调消费而非生产。增长最大的部门，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房屋。在大城市，一场大盖高楼大厦、写字楼及世界级酒店的竞赛正在进行着。在乡村，大盖农民房子的竞赛同样经久不衰。许多这类房屋通常都有两三层高，而最顶一层却丢空。大量耕地被围起来当作庭院。房子自然是一种必需品。但是无计划的大量盖房子，从其它更急需的部门吸进了过多的三合土、钢材、砖木，这是不该容许的。让房子那么深入稀少的耕地，同样是不该容许的。
中国过去十五年的建房热潮似乎把整个经济的增长推向消费主义的歪路。现在，对奢侈品的消费热潮进一步扭曲经济发展。昂费的进口货品正在把资金从本应用于投资经济增长的地方调走。勤俭建国的原则让位于穷奢极侈。
由于中国在世界上处于第三世界这个地位，使中国在建设国家的时候，更不能容许穷奢极侈。但是，现在似乎大多数官员及差不多全部知识精英，对于这些限制都加以抗拒。他们抛弃了原来的清醒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本来是解决落后的一种方法—而疯狂追求种种奢侈生活，就像印度及其它第三世界资产阶级及精英那样，在普遍的贫穷与被剥夺了生活的群众之中独享清福。中国的特权阶级觉得，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中国人之勤奋，大可让一千万个甚至更多的企业家、股票炒家以世界级的水平享受生活。何乐而不为呢？
五﹒买办倾向
帝国主义一直在物色一些买办式的中国领袖，他们最好强大到足以控制中国，但又不足以挑战帝国主义。事实证明这是办不到的。正如欧文．拉蒂摩尔所指出的，谁强大到可以控制中国，谁就同样可以挑战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所挑选的人，不论是袁世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从来都不能长期完全控制中国。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站起来了。新中国铲除了买办经济与买办政治。但过去十年，新的买办倾向又抬头。追求奢侈生活是消融民族意志与民族自豪感的强大溶剂。投靠帝国主义可以令个人发财，而在当前情况下，实在不难觅得候选人。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大批领导人的子女，受雇于最大的美国及欧洲银行、跨国公司，并在中国充当他们的代理。有些或许还会为中国利益服务，但大部份更会为雇主服务。用买办称呼他们是恰当的。
买办精神的另一个标志，就是逐步放宽外国投资的条款。初期还让中国资本保留多数权的控制，但现在差不多可以让外国的独资企业随便在任何地方以任何一种条款去经营。中国坚持收回香港，但却把海南岛的一大片土地租给日本公司。中国就此重新缔造了治外法权的若干特点而且毫不知羞。
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会向第三世界贷款的条件，包括生产私有化，削减工资，削减社会服务，大幅减少入口（除开那些用以支持制造出口产品所需的入口，以便赚取外汇用于还债）。这些条件都是殖民地化的条件，会把整个经济变成依赖外国，把整个国家置于买办式的关系中。
中国是否向这种压力屈服？有证据证明它正在屈服。以那个榖物生产基地计划为例。世界银行的反对使计划夭折，因为这个计划需要农民从事合作经济，而这是同当前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矛盾的。不要管这个计划可能是中国农民赖以登上现代化世界的最好办法，总之一定要将之视为社会主义的回潮而加以反对。自从去年邓小平南巡以来这个计划再没有人听见过了。
最后，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所投的票，使人联想到一种买办式的合作精神，这尤其在海湾战争中看到；但同样在巴尔干危机，在柬埔寨及中东问题上看到。在多数情况下，只要美国吹起笛子，中国就会按旋律跳舞。
六﹒贸易平衡、外汇平衡与外债
「在五十及六十年代，日本政府首先实行非常严格的限额制度，接着实行寓禁于征的高关税政策，以便保护它那幼嫩的汽车工业。日本的外国投资差不多被禁止。只当它能贡献于国内工业时才被允许。日本人也成功地保护了自己计算机工业。在七十年代，当计算机工业还在发展的时候，规定只当日本国产计算机无法供应某种型号的时候，才能进口外国计算机。」（注三）
南韩及台湾也是采取大致相同的战略。但中国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中国急切地恳求外国投资，放宽限制，而且不断降低条件—容许独资，容许把利润汇返，长期租用土地，种种税务优惠等等。这样做的理由是外资为中国带来新技术，以及扩大国内生产，吸收本国劳工及物资
。例如，家乡鸡的山度士上校会用中国饲养的鸡（而且是用中国种的粟饲养）经加工出售；或者是可口可乐使用中国出产的糖去为可乐加工，力士香皂使用中国菜油等等。
还有，为了获得使用名牌的权利，中国也付出了巨额费，虽然这样并没有增加产品的效用。而这无疑会对整个外汇平衡造成负面影响。在一九九○年，全部第三世界国家（除开亚洲四小龙和产油国）在商品贸易上有为数九十亿美元的顺差。但如果计及利润汇返外国，偿还外债利息，付给专利费等等之后，他们的净损失是四百亿美元。
我不知道单是中国的外汇平衡状况是怎样。我知道许多外国公司现在没有都把利润带返本国，而且是有些拿来再投资于中国。但从长远来说，如果现在那优待外资的做法继续下去，如果充分的利润汇出权继续下去，那么，贸易赤字将会增长得很快。
唐教授很有信心中国能够把外汇平衡及外债置于控制下。但如同在其它问题上，这两个问题也出现一些危机征兆。一九九二年出入口都有增长，但入口增长更快，使当年顺差只有五十亿美元。许多分析家估计，一九九三年的入口将超过出口，而这将造成新的形势，因为当前正好是许多外债到期偿还。很有可能，真正的外汇平衡并非那么好，因为官方数字并不包括走私货物的价值。
外债在一九九○年已经达到六百亿美元，而且增长很快，一九九○至九一年增加了一百亿。在这个问题上，关键的不是眼下的外债额，而是其增长趋势。以这样高速度增长的外债会持续多久？它何时才会结束？
七．文化
在文化领域，中国向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投降。对美国精神的崇拜成为时髦。自由市场经济学在经济思想上占支配地位，肥皂剧、问答游戏、选美等占据了电视的黄金时间。那些专讲尽忠职守执行法律的好警察的警匪电影，或是反映顺利向上爬的企业家阶层的男女浪漫电影，充斥市面。色情影带越是被禁，需求越大。
任何人只要关心中国的道德及民族精神能保持健康和自主，都应当对这种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文化侵略提高警惕。
八．离心倾向
任何一个想参加世界市场的国家，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领导，维持有力的中央控制。得到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跨国公司，已经御展到那样富可敌国，那样强大，可以比美国一个州甚至是一个主权国家，花更多的钱，更有耐力，更有谋略，并最后战胜他们。这这些企业，受到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则驱使——要么扩张，要么死亡——，总要不断地夺取新的势力范围，垄断原料，扩张市场份额，及确保落后地区的投资万无一失。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全国政府，一个一贯的发展战略，是可以保持自己的完整性，抵御其它国家及跨国公司的侵略，并且根据自己计划稳步前进。但这一切只有在它愿意为政治、经济及文化自主权进行持久斗争，只有在它能够耐心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不会寻求快捷方式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都显露出软弱征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扩张，它的中央政府权力削弱了。对于中国南部及东南沿海省份，对于边境，关税收入，货币流通，税收、投资战略、土地使用、环保标准，甚至是芏的法律与秩序，北京政府都是一步步地，一个范围接一个范围地失去控制。谁也没有怀疑现在很繁荣，有些地区很富有。但他们越富有，就越显得独立，越少愿意听北京中央政府的政策。这种状况，是为了方便跨国公司的渗透及摆布而造成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或能强大到足以抵抗这些侵略，维寺纪律，促进自力更生，但分散的各省、各区则很容易被打跨。
一个大问题是，这种离心和瓦解倾向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这个问题由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继承危机而显得尤其尖锐。……如果分裂出现，跨国公司就会更易于夺取势力范围，瓜分投资机会、市场及赃物，而且还美其名曰「门户开放」。
九．贪污
贪污所造成的影响，最后分析起来，会决定为解决上述所有问题而进行的斗争的结局。
唐教授不厌其详的论述其实是花言巧语的规定（关于支付外债的银行规定，关于入口替代的规定，关于外汇交换的规定），但在贪污由上而下普及一切范围的情况下，这些规定能够认真对待吗？
今天差不多一切官方交易，都是以夸大了的价格来进行，以便让官员拿回扣。因此在每一次交易，中国都要付出比市场价为高的代价，而所谓市场价，本身由于受到有钱又有权势的公司及政府的操纵，往往已经订价过高。
在当前情况下，既然贪污如此猛烈及根深蒂固，差不多任何人都待价而沽，出卖中国的利易。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也愿意付出代价以便打开渗透之门，瓜分市场和加强分裂上的支配。可悲的是，这些代价通常都算不了什么。对有些人来说，一辆名车已经足够了。
结论
鉴于中国今日贪污之广之深，鉴于道德沉沦、发财狂热、权钱交易、方境管制千疮百孔、入口潮继长增高、资本外逃、走歪了的投资战略、买办思想盛行、脆弱外汇平，文化上的媚外，离心力之加强等等现象，谁能够保证，在中国参加世界市场后它还能保持自主独立、自力更生和经济创意？
这叫人想起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其中谈到晚清的「改革家」李鸿章：
他所编练的海军似乎成为中国将来希望的唯一寄托。布兰德（J.O.P.Bland）这位英国外交家给李鸿章作的传记中说得好：
『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其最后一次（一八九三年）带着胜利进军的神气。他的毕生事业摆开在一切人面前，让大家欣赏：他的要塞与学校、铁路和船坞、船和炮，都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礼炮齐呜，龙旗招展，向他的来和去致敬。……这是的威望的极盛时，但是乌云已经渐渐地集到天空，要使他的声离的阳光永远掩盖起来了。回想到他成功地展览了他的出品，在欢呼与感激声中回来的时候，人们不能不奇怪，这个老年人是自欺到何等程度，竟然自满于这虚幻的伟大工程。因为在他周围的一切人，在他的船的甲板上，在他的一切衙门机关里，都是他自己所委派的许多无赖汉，他们只是忙着把钱装到荷包里，出卖了国家的安全。』（注五）
众所周知，不过三年之后（一八九五），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所辛苦建立的那支现代化陆军及海军彻底瓦解了。这次惨败，把中国追求独立及现代化的梦想，推迟到廿世纪中叶。
这个梦之全面实现，现在是否又要再度推迟呢？
注释
注一：Arthur Mac Ewan:“Alternatives to Free Trade: A critique of the New Orthodoxy,”Monthly Review 44, No. 6（Nov. 1992）
注二：同上。
注三：同上。
注四：同上。
注五：Hu-Sheng, Imp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52。
附文：
崇洋媚外的外资政策
陈东
《新苗》第27期，1993年12月
这些年来大陆有一说法：引进外资就是利用外资。可是，到了现在，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引进外资的结果，是中国为外资利用多于利用外资。当初希望引进外资能剌激起中国自身的工业能提高技术及管理水平。可是，实际上，十五年来，外资所引进的高科技简直凤毛麟角，反倒在旅游、娱乐、消费品工业等逐渐占领国内市场。尤其讽剌的是，种种过份优惠外商的政策，实际上起到的却是帮助外资去打击自己的国营企业。
最突出的例子是税收政策。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的比例税，国营企业所得税率为55%的八级超额累进税，外商企业不用上缴「两金」，国营企业要上缴所得税基15%的能源重点建设基金和10%的预算调节基金。合起来国营企业的税负达70%左右，是外资企业的一倍还多。外资企业越发展，企业留成越多，资本家赚钱越多，积极性越高；国营企业越发展，企业留成比例越小，积极性越低。
这种政策使国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地位。如果我们再加上其它因素，那么国营企业就更加处于不公平位置。国营企业要负担职工退休金，但许多外资企业没有这个负担。外资享有进出口权，国营的没有。外资人员可以自由进出国境，国营企业人员不能。（这使国营企业为了取得经济讯息或者为了做生意而不得不依靠港澳商人为中介）。尤其关键一条的是，中共当然不敢贸然干涉外资的经营自主权，但是对于国营企业，各个政府部门都紧紧抓住权力，不肯下放，致使国营企业经营上没有自主权，在竞争中不能不败给外资。一句话，就是一味歧视自己的国营企业，同时一味让外资独享种种优惠。
更为可笑的是，各级干部对于外资利用价格转移来避税的情况，不是熟视无睹，就是以害怕吓走外商为理由而不加干涉。许多三资企业在账面上表现为亏损或零利润，而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却在不断扩大。究其原因，这些三资企业实际上是盈利的，但利用价格转移的手法把利润转移到了国外。
价格转移指跨国公司根据总体经营战略，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或子公司之间发生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劳务等的交易时，故意抬高或压低交易价格，使某一子公司的利润转移到母公司或另一个子公司。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税率和税制方面的差异，通过价格转移把高税国子公司的部分利润转移到低税国子公司，从而实现跨国公司全球税负最小化。高税国会因此减少一些税收收入，它们一部分转化为低税国的税收收入，另一部份则直接成为跨国公司的税后利润。价格转移使跨国公司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但同时却损害了一部分东道国的利益，因此，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外国投资企业的监督和管理，以限制它们的价格转移。但是，跨国公司为了避免各国政府对价格转移的限制，就在价格转移的方式上大作文章。同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也为形成多种多样的价格转移方式提供了方便。只要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之间发生交易，就有可能出现价格转移。不仅在有形资产交易中会发生价格转移，而且在无形资产和劳务的交易中也会发生价格转移。例如，某合资企业外商从国外买来一套价值号称10万美元的设备，但是，该设备实际上是二手货，根本无法正常使用。显然，该外商已通过高估进口设备价格的方式进行了价格转移。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会把高税国子公司的利润转移到低税国子公司，从而达到全球税负最小的目的。但是，中国对外资实行低税政策，比许多国家税率为低，为什么外资仍要进行价格转移呢？有人作了这样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外商通过价格转移能独享经营利润。即使将利润转移到高税国，外商也会有利可图。例如，某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了一个合资企业，中外双方的股份各为50%。并假定该跨国公司母国的所得税率为50%，我国对该合资企业实行15%的所得税率。如果该跨国公司不对该合资企业进行价格转移，那么，该合资企业能获100万元的利润，税后净利润为85万元。该跨国公司以股息的形式能分得42.5万元。在母国进行抵免换算后，该跨国公司还须向母国缴纳17.5万元的所得税（1/2 ╳ 100 ╳ 50% - 1/2 ╳ 100 ╳ 15% = 17.5），税后净所得为25万元。如果该跨国公司通过价格转移将合资企业的100万元利润全部转移到母国，那么，它需向母国缴纳50万元所得税100 ╳ 50% = 50），税后净所得为50万元。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所得税率仅为跨国公司母国的30%，但跨国公司通过价格转移。实现的纯利润竟为正常经营实现的纯利润的两倍。（2）外商利用各国或地区税收管辖权的不同规定避税。例如，香港的税收管辖权是实行属地原则，即仅对在香港的所得征收所得税，而对来源于香港以外的所得不征收所得税，所以，一些外商就充份利用这一规定，通过价格转移把利润转移到香港，从而可以避税。（3）为了逃避我国的外汇管制。对于外国投资者资本和利润的汇出，我国设有汇出期限和汇出金额的限制。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必须实现外汇收支平衡。如果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不平衡，那么，其向国外汇出资金的困难很大。为了逃避我国的外汇管制。一些三资企业就通过价格转移的方式将利润转到国外，以代替资金转移。（4）为了避免汇兑损失。按照我国的有关法律，「外国合营者在履行法律和协议合同规定的义务后分得的净利润，在合营企业期满或中止时所分得的资金及其它资金，可按合营企业合同规定的货币，通过中国银行，按外汇管理条例汇往国外」。我国人民币对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的贬值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趋势。为了避免今后汇回利润时由于人民币贬值而造成的汇兑损失，外商往往通过价格转移使汇回利润的时间提前。」（注一）
外资企业现在的经营范围，早就把许多关于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包括进去，从银行业到保险业，从进出口到房地产，从运输业到批发。凭着财雄势大，早就民族工业形成强大威胁。现在再加上税务务优惠和明目张胆的价格转移技俩，使外资的特权地位更为巩固，而国营企业更加无法与之公平竞争。落后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自然不能闭关自守，甚至有需要引进外资。可是，如果对外开放到连自己的市场和自己的工业都不加保护，甚至优礼外资而歧视自己的企业，那么最后就只能白白看着自己的民族工业垮台。我们完全赞成在文化上思想上完全对外开放，反对任何限制外国书刊的反动规定。但是，经济上却不适宜采取无限制的开放，尤其没有理由崇洋媚外的同时去歧视本国企业。……
注一：《价格转移是我国引进外资的一个隐忧》，袁文祺、卢圣光。《新华文摘》九三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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