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当代中国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陈寒鸣　　

近30年来，在一步步将国有企业逼上死路，公有经济日益弱化的同时，不断加大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力度，致使私有经济迅猛发展了起来。 　　

在党和国家不断加大鼓励、扶持政策力度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的发展呈迅猛势态。私营企业户数从1989年的9.56万户上升到2004年的365.1万户，分别比对私改造前的1949年12.31万户、1952年14.59万户增长28.7倍和24倍；雇主或老板（亦称投资者）从1989年的21.4万个增到2004年的948.6万个，分别比1949年的16万个、1952年的81万个增长58.3倍和10.7倍；雇工人数从1989年的164万人增到2004年的5017.3万人，分别比1949年的296万人、1952年的367万人增长15.95倍和12.67倍；注册资本从1989年的84.5亿元增到2004年11月底的50700亿元，分别比1949年的14.4亿元、1952年的21.9亿元增长3519.8倍和2314.1倍；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从1989年的97.4亿元增到2004年的30898.6亿元，分别比1949年的68.3亿元、1952年的105.2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451.4倍和292.1倍。私营企业近10年来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400个“富豪”，其平均财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私营企业纳税仅占财政收入的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的11.9%。此外，当今中国还存在大量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后形成的由私人控大股的私有制股份公司或责任公司。2005年，仅工业股份公司就有130491个，拥有总资产114660.3亿元，平均每户资产达0.8787亿元。　　

此外，20多年来又大力引进外资，据孙学文同志据相关资料统计，截至2005年底，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达8056.45亿美元，比改革开放前29年借用设备贷款13.9亿美元高出56.8倍，比当初设想引资500---800亿美元要多出9.0---15.1倍。截至2005年底，累计批准“三资企业”552946个，合同外资额10966.1亿美元，外商已实际投入6224.9亿美元。2005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据统计在注册登计的20多万户“三资”企业中，外商占全部注册资本的比重已由1994年的62.9%上升到2004年的76.6%，即整个“三资”企业都是外商控股控权的私人企业。在外贸领域，到2005年，外企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8.5%、出口占58.3%、进口占58.7%，外商已控制了中国外贸主导权。据权威人士指出，早在1995年外商已对中国橡胶、轮胎、啤酒、造纸、洗涤用品、碳酸饮料、医药、电梯、机床、彩管、录像机、光纤光缆、移动电话、程控交换机、计算机、微电机、电子元件、轿车等20多个行业或煮产品形成了“控制”局面。如电子工业五大行业中，有四大行业外企占绝对优势：通信设备占62.5%、电子元件占56.7%、日用电器占68.6%、计算机占72.7%。绝大多数二级行业，外企几乎一统天下，如集成电路占91.3%、计算机外部设备占85.7%、通信终端设备占75.7%、收音机和录音机占77.5%。可以说，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电子工业。2004年第5期《工商行政管理》刊发的《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说，跨国公司已垄断了中国感光材料（胶卷）行业、手机、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照相机、无菌软包装和轮胎等行业。2005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所载文则说中国每个对外开放产业的前五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商已控制了21个产业，占75%。外企还分别占1991----2005年中国新增贸易额、出口新增额和进口新增额的61.7%、62.3%和60.9%。中国实有沦为“经济殖民地”之忧。据记者黄雯在2004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文说：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利润，国内企业只占10%，90%都被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赚去。可见，中国不过是“国际加工场”而已。外商在华投资享受减免税收等优待，加上高报进口价低报出口价、转移利润、虚增成本、虚亏实盈等等，千方百计偷逃低率的税收，已经赚取了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且将按投资年限无限期赚下去。2004年，仅韩国三星集团在华销售额就达240亿美元，LG在华销售额也达100亿美元。据2005年7月19日《工商时报》所载文形容中国招商引资的政策，是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而那种贴牌生产（“三来一补”），外商更拿走92%的利润，中国最多只拿到8%的加工费。可见中国只是“国际民工”而已。在工业领域，仅以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比较，2004年有外商工业企业42753个，占企业总数的19.5%；雇工人数1444.5万人，占工业企业就业总人数的23.7%；拥有总资产47951.1亿元，占工业企业总资产的24.6%。平均每户资产11216万元，都是亿元户。外企创造的工业总值从1985年的27.1亿元增到1999年的18954亿元，按现价计算在14年内增长了698.4倍，年增长率59.5%，超过同期别的经济成份，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0.28%上升到15%。2005年仅规模以上的外企工业增加值就达18977亿元，占大中型工业企业28.6%，占全国工业增加值24.9%，即对中国工业增加值贡献率在1/5，若加上规模以下外企，估计贡献率在1/3。长期以来对外企税收优惠，如据2004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报道说，设在天津的LG自1996年10月正式投产以来，累计产值超过320亿元，而历年累计上交税金仅为4.5亿元，综合税率仅为1.4%。另，据摩根士丹利2004年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廉价商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这实际上是中国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巨额的消费补贴。事实充分表明，单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无太大助益。　　

改革献策们素来认为：“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普遍性、竞争性领域应当是民有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天下”，故“国有企业经营不好，需要‘国退民进’；经营好，也需要‘国退民进’。”（王珏语，见2004年10月30日《理论动态》）“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高尚全语，据《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现在来看，他们的这种思想主张已基本成为现实。从有统计数据的产值结构来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国有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0.5%下降到1998年的20.7%，降低了69.8个百分点；集体商业从7.4%上升到16.5%，提高了9.1个百分点：公有经济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7.9%下降到1998年的37.2%，降低了60.7个百分点。按规模以上零售额推算，到2004年，国有、集体、股份合作、联营等公有制商业零售销售收入合计807.5亿元，仅占全国销售总额的1.7%，而非公有制商零售销售收入却占全国销售总额的98.5%；规模以下主要是个体商贩或自由市场，其销售额高达48003.3亿元，占全国零售总额的89%。可见，非公有制商业从1998年起已占中国商业经济的主体地位，私营商业已起主导作用。再从工业总产值来看，公有经济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00%下降到1999年的37.5%，下降了62.5个百分点；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1999年公有经济只占29.7%，下降70.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工业由77.6%下降到27.6%，下降了50.0个百分点，若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则只占19.8%，下降57.8百分点；集体工业由22.4%下降到9.9%，下降了12.5个百多点。2000年以来对国有工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对集体工业则实行私人控股的股份制或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遂使2004年国有工业包括控股部分工业总产值为65971.1亿元、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9.6%，不包括控股部分33058.2亿元、下降到只占14.8%；2004年集体工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为10586.4亿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4.7%。这样，到2004年，公有制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下降到34.3%。至于非公有制经济，从不占比重，发展到2004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65.7%。其中，个体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0.8亿元猛增到1999年的22928亿元和2004年的4762.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0.04%上升到1999年的12.1%和2004年的21%；私营工业所创产值由1989年的97.4亿元增到1999年的7688亿元和2004年的30898.6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0.5%上升到1999年的6.1%和2004年的13.9%；由私人控股操纵的股份制企业所创产值由1999年的13746.0亿元增到2004年的80785.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10.9%上升到2004年的36.2%。据2005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在40个工业主要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的比重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占70%。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于2005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文章，称国有、个体、外资已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国务院在2005年2月24日发出的一份文件中说，私营、个体经济已占GDP1/3以上。2006年3月4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全国工商联《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推算，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为49.7%（外资经济占15---16%，两者之和为65%）。由此看来，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已总体私有化了。综上所述，当今中国，私有经济已处于主体性、基础性地位，起主导作用，而本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并居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则只起补充作用了。

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出台的那份《关于鼓励扶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中国“市场的主体地位”。党和国家更要求非公有经济和企业主担负起社会责任。2007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明确提出“新阶层”说，谓：“从八届全国政协开始，有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身影，翻开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录，不仅许多非公经济人士榜上有名，律师、会计师、在外企工作的管理人员等也首次跻身其中。截至2006年底，私崇企业主中中共党员占32.2%，接近1/3；他们中的代表人士被选为全国县以上人大代表的有9000人，被推荐为全国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30000多人。”从这种羞羞搭搭的表述中不难看出，这个所谓“新阶层”实际指的是新生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而如《人民日报》所说，这样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占居重要地位，确是非同小可之事。

那么，非公经济究竟是如何产生、形成的？在怎样运动、发展？存在着什么问题？党和国家又是怎样对待它的？下面就请看看我们所能实录到的这类材料：

一、今日的私有资本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原来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私有化过来的。下依时间先后选录一些报纸上公开发表过的材料------这些材料大多有头无尾，更没能充分揭露其中许多深刻的内情，以使人们从中得到一个概略性的了解：

辽宁大胆尝试经营新思路

           选择一批大企业由外商承包或租赁 

    据《上海证券报》　9月24日　报道，辽宁省日前宣布了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措施，这将使海外投资者能够在辽宁省享受到更好的投资条件和具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发表讲话说，辽宁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货经营。而这种承包租货方式在以前只是适用于国内的企业经营者。此外，辽宁省还欢迎海外投资者利用辽宁现有的4000多亿元存量资产优势搞合资合作，欢迎外国政府及香港特区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直接参与老工业基地改造调整，欢迎海外投资者参资购买辽宁企业将要上市的B股和H股。郭廷标说：“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　　

广州将拍卖大型国企　　

     日前，广州市有关部门公告社会，决定对破产的广州异型钢材厂公开拍卖，这将是广州市首次公开拍卖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有包括国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有意参加竞标。　　

                            （　1997年9月29日　《报刊文摘》，摘自《中国工商时报》）　　

                选准“抓大放小”突破口

         -----重庆推广合川放活小企业经验　　

        李维平   陈明德   颜雨

［编者按］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他还要求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今天我们发表重庆搞活小企业这篇文章的时候，重庆市正在合川市召开进一步放活中小企业的现场会。我们高兴地看到，重庆市“抓大放小”的突破口是选社放活小企业上面，作为老工业基地，率先走出这一步棋，有利于整体突破。同时我们也高兴地发现，重庆市结合十五大精神加大力度推广“合川经验”，是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并举。这对当前各地的“放小”工作，是有启发的。　　

今年，放活小企业成为重庆市全盘搞活国有经济的重要一环。市委、市政府认为，只有将点多、面广的中小企业首先放开放活，才有可能进一步将大企业抓好抓活。　　

于是，该转的转，该卖的卖，该股份化的加快步伐，已成趋势。经过大半年的理顺产权，整顿重组，调整结构，重庆市各区市县的一批小企业以崭新面貌开始进入市场角逐，呈现出盎然生机。　　

合川改革的启示　　

重庆各区县大面积搞活小企业源于山水秀丽的合川市。重庆市市长蒲海清曾感慨，一个既不靠高速公路，又不靠机场、铁路的地区，在软硬环境都弱于其它地区的情况下，竟有一批中小企业搞活了，搞好了，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记者深入合川采访时发现，这里的变化十分巨大。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环抱的合川，市属企业有1208户，由于种种原因，到1994年一季度，工交企业46家就有36家亏损，轻工和供销企业亏损面超过80%，财贸企业亏损5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亏10倍。当时全市10亿元国有企业总资产中，负债就达8.6亿元，净资产只有1.4亿元，照每年亏1500万元计，十年不到，这点国有资产就会亏光，职工无不心痛。　　

合川市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关键是没有对症下药。症结就在产权不清，机制不活。只有把产权制度的改革作为突破口，帮助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梢忘使企业真正进入市场。1994年3月，合川市组织几路人马，实地了解了山东、江浙和四川宜宾等地小企业改革经验之后，召集市各大班子、各委办局和企业领导人，用了3天时间关起门来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研讨。不久，合川市委九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搞活合川小企业的决定。　　

合川确定搞股份合作制为产权改造的主要途径。他们认为，股份合作制从形式层次上低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高于合作社，是结合中国国情出现的一种新的产权制度改革形式。这种形式不仅明晰了产权，而且劳资关系紧密，风险利益直接，企业更具有凝聚力。股份合作制的组织形式改变了职工身份，由原来单一的劳动者、经营者身份变成了既是企业的劳动者、经营者，又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其收入也由原来单一按劳分配变成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的形式，明显提高了职工对企业的关切度，主人翁地位也由虚变实。　　

合川人清楚，在软硬环境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要依靠大量外来投资者帮助发展是不现实的，只有把市内职工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组织起来，自己救自己，才能在竞争中求生存，才能在竞争中发展自己。　　

合川对涉及的具体问题，制定了几条基本原则：　　

要通过改制打破企业单一所有制结构，改变职工身份；要整体转让国有资产，原则上不设立国有股份；动员职工付现购买，尽量不搞付账经营；国有资产转让收入限期上交政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规定企业改制后仍归原来的主管部门实行行业管理等等。　　

在这样一个总原则之下，合川市围绕十大方面进行了探索：规定资产评估增值幅度的下限不得低于20%。设立企业的法人资产。规定投资主体不清的资产的50%以及公益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所形成的资产等为企业的积累，将企业的积累按一定的比例划归企业所有。同时对量化资产、企业亏损和损失的处理，非生产性资产的处理，土地向题，离退休职工生活保障等过去难以处理的问题进行了规范。　　

经过三年多大胆尝试，迄今为止，合川全市国有改制企业，除四家设置国有股外，其余企业都把国有净资产全部转让给了职工个人，一次性授让国有资本555万元，政府将其收入投入到新项目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合川商业系统还公开出售一些零星分散的门店及闲置资产，先后收回资金近800万元，为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　　

合川市长杨廷寿说：“多方并举，整体推进，不搞单一的改制形式，使企业构筑了新型机制，合川经济才能突飞猛进。”　　

“放小”，已没有退路　　

重庆曾以改革先行看身份站立潮头，引人瞩目。近些年来，尽管以商业“四放开”和工业“五自主”的改革方式推动企业向市场挺进，然而，在旧有体制的束缚下，那毕竟是在承包制前提下的特定运作方式，企业真正进入市场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以至重庆工业出现了数十亿元的亏损，有近40万职工下岗。　　

直辖市的设立，十五大的召开，合川大面积放活小企业的成功尝试，都使重庆决策层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他们认为，合川的经验告诉人们，振兴西部经济的主要途径在于靠自己干。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出路，主要在于“抓大放小”，“放小”已是必然趋势，而且也已没百回头路。　　

重庆的决策者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唯独丧失机遇的错误不能犯！十五大以后，政策更加明确，“放小”已成为本世纪末历史为我们搞活国有经济提供的不可多得的机会。　　

重庆曾经辉煌，重庆也面临落伍。然而新的直辖市应该率先在西部崛起，重庆在中央及全国的支持下，应该有能力后来居上！重庆市委市府在年初1号文件《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下放权力，加快区市具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基础上，最近又专门成立了以副书记刘志忠挂帅的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同时，又确定了刘志忠为放活小企业的市委分线负责的责任人。还专门调进在四川宜宾从事搞活小企业改革出了名的县长肖健康任体改委副主任。　　

根据市委1号文件精神，市里正加大力度向各区市县下放1982年上收的260多宣广中小企业。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领导在欢迎下放企业的交接会上纷纷表示，要把下放的企业当做自己的子弟兵来扶植。渝中区委书记余远牧说得更明白：今天，我们欢迎你们回娘家，是为了明天把你们送上市场！　　

市委书记张德邻反复告诚大家，在下放中小企业的同时，不要忘记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加快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他要求综合部门加速转变观念，消除“中梗阻”，不能让已改制到位的企业孤军奋战。　　

重庆的实践告诉人们，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企业只有加快改革步伐才能渐入佳境，改比不改好，大改比小改见效快，这已是不争的真理。　　

（1997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私营企业出资一点五亿　　

买断本溪重汽九成产权　　

   近日，经辽宁省本溪市政府批准，私营企业家崔玉晶出资1.5亿元人民币，买断国家大型企业本溪重型汽车厂90%产权。该厂去年8月实施破产。　　

从此，这家拥有4500多名职工的国有大型企业就由私营企业家崔玉晶控股经营，更名为辽宁本溪重型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并按合同规定，全部安置在籍职工，负责偿还原厂所有债务。　　

崔玉晶今年35岁，1980年以来，一直在自己创办的流通、工贸企业任董事长，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经营经验。她对重型汽车制造厂多次进行考察，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论证，认为自己有能力把企业搞好，于是大胆地向政府提出买断该厂90%产权申请。　　

经本溪国资委考察，确认崔玉晶有很好的商业信誉、超群的管理才能，多年来的经营实践使其具备了经营扩张的能力，具备了商流转向实业的条件。　　

（1997年10月16日《报刊文摘》，彭摘自10月8日《工人日报》）　　

“西交会”上热点突出　　

     产权交易进入市场　　

据新华社成都10月22日电（记者熊小立、杨力）正在四川省绵阳市举行的第九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上，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主线的产权交易市场、人才市场和科技市场成为热点。　　

国有企业产权作为商品在大型交易会上登台亮相进行交易是件新鲜事儿。作为改革试点城市的四川省绵阳市和陕西省宝鸡市是市权交易市场的主角。绵阳市推出玻璃制造、食品、机械、机电、制药、纺织等13个行业的33家国有、集体企业欲转让产权，还有1家国有企业、3家民营企业和1家外资企业欲被收购。宝鸡市展出已宣布破产的宝鸡印染厂、宝鸡无线电厂、宝鸡针织厂和宝鸡塑料厂的多种信息，公布15家欲被兼并企业和38个招商引资坎目的详细资料。　　

产权交易市场上人头攒动，有不少是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代表。……　　

（199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辽宁省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宣布-------

                     面向中外“卖”国企　　

据《中华工商时报》3月17日报道，为盘活4000亿国有存量资产，辽宁准备出售大批国企的产权和经营权，欢迎“老外”来辽宁承包、租赁、托管国有企业。这是辽宁省领导3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外记者发布的。　　

据介绍，辽宁公有制经济占80%，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人认为此比例太高，要下大力气调整。　　

辽宁省省长张国光谈到“卖”时说，辽宁这些年发展不快、与外省的差距拉大，主要原因是非公经济发展缓慢。迄今为止，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只占20%。　　

在已经慢了晚了的情况下，辽宁如何迅速壮大非公经济？　　

张国光自有招法。他说，山东靠乡镇企业，广东靠三资企业，辽宁可以是另一条路子，即打出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和经营权同时出售这张牌，可以将原有设备、技术、人才密集但机制僵化的大部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　　

据测算，辽宁有大中型国有企业900多家，只有100多家准备继续保持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其余800多家均可让中外其它经济成分参股或控股。　　

（1998年3月23日《报刊文摘》）　　

“企业拍卖”岂能人为“形成高潮”　　

     河南新乡市一工厂陷入全面瘫痪　　

    据《中国机电日报》　6月25日　报道，今年4月，河南省新乡市政府号召“全市上下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形成一个拍卖高潮”，并于　4月3日　发布公告，决定对该市所属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公开出售（拍卖）国有产权。　4月17日　，在未事先征求企业职代会意见的情况下，市体改委主任即率队到河南第一工具厂宣布，市政府决定对该厂实行公开拍卖。　　

这份公告在河南第一工具厂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该厂职工在震惊之余，于4月19日下午紧急召开了职代会，到会的75名代表中，除1人弃权外，其余74名代表一致反对市政府的拍案决定，并且要求按全厂职工意愿对企业进行改制。　　

当职工代表将职代会决议送到市政府有关部门时，该市一位负责人称：你们企业好比我手中的杯子，产权是我的，不是你们的，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我想把它摔了就把它摔了，你们职代会无权干预。　　

新乡市政府在发出拍卖公告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对拍卖这一新生事物尚在“摸索过程中”，于是在4月底和5月初，又组绽人马分别到陕西和广东去考察和学习。而就在他们外出“学习”之际，正经被推向拍卖削台的河南第一工具厂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在公告发布不到3天内，河南第一工具厂的4个原材料供应厂便停止发货，同时，绝大部分客户已不再回款，已签合同也转给他人，销售陷入停滞，全厂70%以上停产，市场大批丢失，企业声誉极度受损，全厂陷入瘫疾状态。　　

（1998年7月2日《报刊文摘》）　　

济南出台若干新政策　　

鼓励私企大胆收购国企　　

本报济南专讯  记者从24日召开的’98济南产权交易洽谈会上获悉：个体私营企业可大胆购买国企。由济南市体改委、工商局、国资局等8家单位联合起草的《济南市鼓励、支持个体私营企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产权交易试行意见正式出台》。　　

该试行意见规定：国有、集体企业与其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产权转让，买方为个体、私营企业并次性交齐现款的，可给予八折优惠，也可在3年内分散付款，但首期付款不能低于购买价款的30%；个体私营企业买断有净资产的国有企业产权，并与职工签订不少于5年劳动合同的，每签订1人可按本市上年社会平均工资3倍的标准折低收购价格，最低到零；个体私营企业接收国有企业后将其改为股份制企业的，经有关部门批准，享受股份制企业的优惠政策；个体私营企业接收连续亏损3年以上的企业，并安置原企业60%以上职工，经主管部门确认，劳动部门认定为劳服企业性质；个体私营企业接收国有企业后，对离退休职工、原企业优恤对象、工伤和职业病职工的安置，按《劳动法》和济南市现行社会保障有关规定执行；个体私营企业接收原特困企业、劳服企业、福利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经有关部门认定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原有的扶持政策。    （房加兴）　　

（1998年11月27日《北京晚报》）　　

资产近2亿    只卖三百万　　

工人拍案而起制止“卖娘财”　　

据《燕赵都市报》12月14日报道，全部资财将近2亿的河南省洛阳水泥制品厂竟被厂长以359.34万元的低价，背着广大职工半卖半送地“有偿兼并”给了一家私人企业的老板。　　

河南省洛阳水泥制品厂是1954年从上海迁至洛阳的一家老牌国有中型企业，现有职工852人，真中离退休职工218人。主要产品为水泥电杆和下水管道，效益在洛阳市建委十大企业中一直名列前茅。今年2月27日，民营企业洛阳中泰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与该厂签订了有偿兼并的协议，却表现为洛阳中泰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一次性出资获得了洛阳水泥制品厂厂区使用权以及地面资产合法权的购买。7月21日，这起所谓的“有偿兼并”协议得到洛阳市有关部门的批准。　　

当工厂被如此低的价格卖给私人老板的消息传出后，全厂职工十分愤慨。他们除了向上级机关如实反映外，全厂联工还召开厂职工大会，通过了罢免厂长李秀峰职务的决定，并成立了厂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起工厂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1998年12月24日《报刊文摘》）　　

                  一个国企被“卖”之后

   本报记者  崔佳　　

河南洛阳豫西印刷厂原本是一家保持盈利的国有企业，但在1997年10月改制之后，该厂却在一年之内亏损了150万元；更为严重的是，该厂1/3的土地被出让，2500平方米厂房破拆毁，价值数十万元的机器设备被低价变卖，目前该厂生产已基本瘫痪，不少职工下岗，企业正经受着30年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洛阳豫西印刷厂建厂于1969年，最初是洛阳地区印刷厂，1986年划归三门陕市，成为三门峡日报印刷厂。1990年报社迁至现今的三门峡市，豫西印刷厂仍留在洛阳，但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和与三门峡日报的隶属关系直没变。该厂近几年面向社会承揽各类印刷业务，始终没有亏损过。企业地处洛阳市黄金地段，1997年4月经国资部门核定，该厂包抬土地在内的净资产为1300万元。　　

1996年年底，豫西印刷厂被三门峡市政府为该市中小企业改制的第一批试点企业之一。1997年3月，三门峡市经贸委、体改委、市国资局和三门峡日报社4家单位组成了工作组，共同负责豫西印刷厂的改制工作。工作组与洛阳市几家较有实力的单位联系，寻求它们对豫西印刷厂的兼并和收购意向，但都没有谈成。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最终把选择的目光扳向了一家外地集体企业----兆京北斗星广告艺术中心。　　

考虑到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工作组决定先组建股份制公司，等时机成熟了再允许北斗星广告艺术中心整体收购豫西印刷厂。1997年9月24日，豫西印刷厂的上级主管部门----三门峡日报社与北京北斗星广告艺术中心签订了关于组建“洛阳豫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书。协议确认豫西印刷厂改制的国有股本为110万元，北斗星公司出资70万元购买70%的股份。协议第九条规定：“在适当时候，甲方（三门峡日报社）40万元股本转让给乙方（北斗星公司）。”1998年6月29日，三门峡市经贸委向市政府递交了《关于北京北广星广告艺术中心整体收购络阳豫西印刷厂的请示》，市政府在第二天即以三政文［1998］49号文批准。至此，这家具有30年历史的国有企业被三门峡市政府正式卖掉了。　　

据企业干部职工介绍，短短一年时间，这个厂从一个盈利企业变成亏损150万元的“烂摊子”，一部分职工以“内退”名义被迫下岗，仅剩的几十名职工也被轮岗、待岗，职工收入愈来愈少。最令全厂职工难以容忍的是，1998年6月19日，北斗星广告艺术中心法人代表周振平与洛阳市地税局签订了一份《关于联合开发豫西印刷厂厂区闲置土地的协议》，所谓“联合开发”实质上就是一方卖地，一方买地；而所谓“闲置土地”恰恰是该厂几个重零的生产车间所在位置。这一纸协议将厂区内7.1亩土地以每亩87万元的高价卖给了洛阳地税局。为了卖地，周振平以极快的速度拆除了2500平方米的厂房、低价变卖了价值数十万元的机器设备，其中有些设备竟是被砸成废铁卖掉的。记者在该厂采访时，干部职工拿着厂区阁向让者描述原来车间的位置和模样，历数着被变卖设备的名称和价值，惋惜、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据企业财务人员介绍，洛阳地税局支付的买地款及拆迁补偿费共计642.7万元已全部到帐，迄今为止周振平已划走145万元。　　

三门市经贸委有关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周振平的所作所为表示“失望”和“不满”，他们说：“政府坚决反对周振平卖地，这一点我们与职工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豫西印刷厂的“改制”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条线。一条线是周振平以110万元的价格两步整体收购了豫西印刷厂，还有一条线是1998年4月28日三门峡日报社以三报字（1998）第4号文“任命周振平同志为厂长”，周振平凭此文于5月22日到洛阳市工商局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执照的“经济性质”栏赫然写着“全民所有制”。这样一来周振平就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两种身份：集体企业法人代辰或国企厂长，前者三门峡市政府承认，后者洛阳市工商部门认可。周振平正是充分利用这两种角色提供的方便，或卖地，或经营。　　

（1999年1月5日《人民日报》）　　

国有股减持需公平高效　　

                          瞿永祥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国有股减持势在必行。但是绝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遵循公平、高效的原则，采取市场化的办法循序渐进。　　

根据2000年9月底的数据，沪市尚未流通股份占已发行股份总数的68.829%，其中国家拥有股份占总发行股份的43.571%，远远高于其他投资主体拥有股份的比例。深圳市场也存在类似情况。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成功解决转配股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经验，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这一套方法来解决国有股问题。因为国有股所占比例远比转配股高（到今年9月底，沪市转配股所占比例不到总发行股份的1%），而且随着新股规模的不断扩大，国有股本身的规摸也在不断扩大，在一定的时间内将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要顺利实现国有股减持，必须循序渐进，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　　

国有股减持并不意味着国有股要全部退出，国家应该根据各上市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选择、有计划地保留或退出国有股。具体来讲，以下两类上司公司中的国有股应该保留：（1）关系到国家妥全的部门和项目。这些产业包括特种运输机械制造业和武器弹药制造业等国防工业，造币工业和航天工业等。当然，属于此类的上市公司在目前市场中很少。（2）大型基础设施及其他具有较大外部性的建设项目、大型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项目以及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部门。这些产业具体包括：煤炭开采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大规模的金属矿采选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永利事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及供应业、广播通倍业、金融保险业、机场、电信业务等。属于此类的上市公司在市场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国有股减持可以有多种方案选择，既可以采取过去中国嘉陵那样的配售方案，也可以采取近期云天化这样的回购方案，或者实施不少学者赞同的增发、回购的方案，或者向社会法人转让，或者其他方案。无论选择何种减持方案，都必须体现公开和高效。所谓公平，就是充分考虑到国家和现有流通股股东双方的利益，以双方都能接受的客观的价格水平实施减持；所谓高效，就是要将国有股转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为进一步提高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创造出更好的条件。　　

国有股减持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合理的价格水平。因为价格水平是有关当事人利益分配的标准，只有定价合理，才能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同时保证现有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才能将由国有股减持引起的对市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的程度。在上述众多方案中，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确定合理价格水平的易难程度不一样。在具体确定方案时，应当综合考虑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股价，因为当资产兑现能力差或者盈利能力差时，所谓的净资产价值是不真实的；当由于流通盘比例较小造成股价偏高时，股价水平不能体现股票的真实价值。因此，综合考虑上市止司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股价，对合理定价很重要。　　

（2000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国企改革悄然探“底”　　

                国有股减持稳步前行　　

                  本报记者  郭振纲

          国有股减持：12家企业率先试点  减持幅度35%　　

          国有资产存量变现、充实社保基金和企业资本金、改善国企股结构，减持战略一石三鸟　　

          专家断言：国有股减持不会冲击股市　　

    近日，记者从国家经贸委企业司获悉，正在全国试行的国有股减持这一国企改革新战　　

略一直稳步推进。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提出和付诸实施，标志着国企改革已深入到体制深处。　　

虽然目前全国只有12家地方国有企业在进行试点，但由于它是我国继并购、重组、债转股　　

之后另一具有划时代意义、颇具战略性的战略决策，因此备受关注。　　

国有股减持缘何出台　　

    国家经贸委有关专家称，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出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　　

的要求。其政策背景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贯彻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必　　

须解决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即如何使国有企业资产中的存量部分活起来，国有股减持是一　　

个好的选择，它有利于国有资产存量的变现；其二，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需要，国有股减持　　

通过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可以解决社保基金“个人帐户”的空帐问题，减轻财政压力；其　　

三，现代企业制度股权多元化的要求，国有股减持有利于建立规范、合理的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必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国有资产可不可“卖”　　

国有股减持包含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转移；二是国有企业股权比　　

例的重新调整和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充实。这两项政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制度意义。　　

国有股减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控制，因为减持掉的这些国有股权要进入社会进行消化，这样会使国有股权充分市场化、多元化，这将有利于解决长期争论的国有资产变现问题。国务院发展破究中心陈准研究员认为：国有股减持的本质目标，一是要彻底解决国有资产可不可以“卖”的认识问题；二是要彻底实现国有经营性资产的可交易、可流通。　　

据国家经贸委有关专家的介绍，实行股权减持的企业，应该是竞争性行业中经营状况好的企业，但涉及国计民丛的行业目前不在国有股减持之列。减持的比例视实际情况而定，减持后的国有股权经社会消化，允许投资者持有国有企业的股权，从长远看也允许外资持有。　　

减持不会影响股市　　

国有股减持的前提是国有存量资产如何“退出”、怎样兑现。据国家经贸委的有关专家　　

介绍，该项工作的“关节点”主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股市的承受能力，如果推进过快，股市可能引起混乱，因而可以预见国有股减持将以分步推进为其表现形式；二是减持股份比例的确定，目前试点企业的减持幅度暂定为35%；三是减持股的定价，国有股减持不可能以现有股权的市场价进行操作，而须进行资产评估后再行确定，极有可能是一个协商价。　　

    至于有些股民传言国有股减持有打击股市，著名经济学家樊钢认为，社保基金充实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国有股流通问题，而是产权转移的问题。即使是将一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份划拨给了社保基金，社保基金也可以继续持有这些股份而不将其投入流通，至少是可以不马上将其投入流通，因此股民大可不必过分担心。　　

谁来承接减持的资产　　

国有股减持后还需有人来承接这部分资产，目前的主流意见是充实社保基金，做实“个　　

人帐户”。目前试点企业的做法是将减持变现的资产的50%交社保基金，由中央控制；30%加强企业资本金。　　

    有关专家指出，国有股减持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因为很多配套的措施还没有跟上。不仅国家的预算体制要进行调整，还需要一套国有股极市场置换的定价机制，更需要相应的法律规则进行梳理。但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方向是肯定的。　　

（2000年11月19日《工人日报》）　　

国有资本开始撤离商业领域　　

              南昌最大国有商业集团悄然“演变”　　

     本报讯（记者李青莹）日前，江西省南昌市商贸委已派工作组静悄悄地“进驻”南昌最大的两家国有商业集团-----洪城大厦集团和百货大楼集团。江西省商业领域最大的国企改革在不动声色中悄然进行。　　

这项改革意味着，国有资本将率先从百货、洪城两大商业集团中全身而退，也从此拉开了南昌市国有资本从商业领域撤出的序幕。　　

南昌百货大楼集团是一家拥有将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老牌国有商业企业，拥有资产数亿元，职工3000多人。1993年，该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成为国有控股90%的股份制公司，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却仍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冗员、资金、社会负担等方面积淀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1987年创建的洪城大厦集团，与百货大楼同一年进行股份制改造，逐步发展进入金国销售商业百强，但也遇到了与百货大楼同样的困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司负责人称，改革早就应该进行。中国加入WTO后，零售业将全面向外资开放，国有商业的种种弊端，使其缺乏强励的市场竞争力。国有资本从商业领域的撤退，宜早不宜迟，如果真到企业举步维艰时才改革，就晚了！　　

南昌市商贸委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股本多元化改制，将实现两大置换：一是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实现国有股的一次性完全退出；二是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身份，解除职工对企业的依赖关系，让职工走向市场。　　

（2001年11月5日《中国青年报》）　　

                       又撕开两条裂缝

          鲁宁　　

这些天来，温州民营企业家-----均瑶集团的老板王均瑶有接不完的电话。来电者绝大多数是王均瑶相识与不相识的民企老板。来电的事由大多相同：一是祝贺王均瑶再度“胆大包天”；二是了解“包天”背后的细节和经验。　　

　8月18日　，中国氏航重组改革在资本结构上出现突破，由王均瑶掌控的均瑶集团以18%的股份成为新组建的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的第三大股东。这是国内民营资本首次被允许进入长期为国有资本垄断经营的航空企业。从时间上看，它与　8月1日　起正式施行的《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相隔才18天。　　

奶业让王均瑶由农民变成老板，“胆大包天”使王均瑶成为新闻人物。1991年7月，25岁的王均瑶承包了长沙到温州的客运航线。自从开了中国民航史的先河，王均瑶先后承包的国内客运民航航线多达50多条。　　

“十年磨一剑”。王均瑶能率先参股航空公司，再度“胆大包天”，绝非偶然，其之所以能领到民用航空市均准入证，与他跟民航管理部门十几年的不间断合作所积累的“关系”有关。如里换成别人，未必会有如此机遇。不过，尽管王均瑶与民航管理部门的历史渊源使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我仍然认为，其两次“胆大包天”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王均瑶当年承包民航客运航线更多得益于政策松动，今日其直接入股航空公司，更是市场化改革大势使然。市场化一路“化”到今天，再强硬的垄断板块也会出现裂缝。　　

裂缝一经出现，坚冰必被消融！一直由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证券板块也出现了裂缝。在由黄河证券增资扩股128亿元而成立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另一家园内民营企业-----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出资2.4亿元成为民生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更值得提及的是，民生证券甫一挂牌，民营资本在其中的总股份就超出了50%。除此而外，民生证券的出世及原有的民生银行、民生保险构成了国内金融市场一道民字号的风景线，从而进一步加大金融垄断板块的已有裂缝。　　

消融自然界的坚冰是一个缓熳的物理过程。消融由计划经济生成------“计划”年代培育的经济垄断坚冰，也不可能没有过程。就现状而言，均瑶与泛海的幸运还只具象征意义。但改革的辩证法已反复证明，国内各领域改革的每一次实际突破，都始于“象征”。　　

（2002年8月29日《中国青年报》）　　

                            深圳面向国际招标　　

                         转让国有企业股权　　

   本报深训　8月28日　电（记者李桂茹）深圳市政府今天宣布，该市将通过国际招标转让部分国企的部分股权，首批选择5家作为试点。此项改革的目的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参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做大做强一批骨干企业。　　

    深圳国企国际招标改革于今年1月启动，总体工作方案已经制订。首批5家试点国企，都是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相对良好，在行业、产业方面对国外战略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的企业。确定的5家试点单位和企业转制后的股权比例是：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75%，拟转让给外资持股25%；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55%，拟转让给外资持股45%；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60%，拟转让给外资持股24%，内资持股16%；深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55%，拟转让给外资持股45%；深圳市食品总公司，市属国有持股30%，拟转让给外资方两家，各持股40%和30%。　　

此次改革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在国企国际招标中，要把选择对企业长远发展有积极帮助作用的战略伙伴放在首位考虑，而不只是考虑政府要收回多少资金，更不允许进行产权的炒作；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要严肃追究查处；……　　

据有关人士透露，此次面向国际招标的深洲5家国企，已经通过聘请的国际财务公司与国际知名的大公司进行了接触，很多公司有参加投标的意向，而且都是世界500强中名列前几十多的公司。　　

5家试点企业国际招标改革在今年年底结束，明年将在首批试点的基础上，确定第二批国际招标企业名单，范围逐步扩大。 　　

（同上） 　　

深圳打响国企股权国际招标第一炮

华能国际现金收购深圳能源25%股权　　

   本报深圳　1月28日　电（记者李桂茹）春节将至，深圳市打响了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制、国际招标的第一炮。华能国际今天上午与深圳能源签约，前者以现金23.9亿元人民币购买后者25%的战略股权。　　

深圳市政府于2002年8月宣布，包括深圳能源在内的5家市属企业，将通过国际招标出让战略股权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首批选择的5家国百企业试点单位，都是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相对良好，在行业、产业方面对国外战略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的企业。　　

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在今天的签约仪式上说，今年第一季度，其他4个试点企业的国际招标也将陆续签约。　　

深训能源在深圳市国有企业综合实力排名第一，200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7.3亿元，净利润4.7亿元，到2002年底，总装机容量占深圳市的75%以上。深圳能源改制严格按照国际规范和惯例进行，历时5个月，经过两轮竞标和最终谈判，华能国际从十几家国内外潜在投资者中胜出。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大型火力发电厂，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独立发电公司。　　

（2003年1月29日《中国青年报》）　　

60家国企80亿资产公开挂牌出让　　

             “纯国企”两三年内退出西安　　

                    本报记者  黄博　　

   西安即将公开挂牌出让60家纯国企总额达80亿元资产。如此大规模的国有资产产权出让在我国西部地区尚属少见，此举表明“纯国企”两三年内将退出西安，引起国内外资本的广泛关注。　　

连日来，古城西安云集了一批来自著名企业的资本买家，如上海德龙、快捷集团、金花股份等上百家企业已登门联系洽谈。　　

出让如此庞大的国企资产，源自今年新年伊始西安市提出的“工业振兴计划”。此计划提出在2至3年内要让纯国企全部退出西安一般性竞争领域，为此决定将市属500亿国有工业产权面向国内外公开出让，通过出台多项政策，引导、支持各类社会资本，以兼并、破产和重细的方式参与国企改革。其中，深化国企改革，大力推进“国退民进”，建立劣势企业逼退机制，整合优贽资源，是该计划的重中之重。上述资产总量计80亿元的60户企业，正是该计划被首批推向社会。　　

据了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发展，西安市不仅工业门类齐全，而且形成了较强的装备加工能力，是我国重要的高中压输变电成套设备、飞机及航空发动机、重型货车、彩色显像管、冰箱及空调压缩机、工业缝纫机、大型工业风机等产品的基地。目前，全市有工业企业46423家，从业人员109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的28%；2002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1047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300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6%，上缴税金约占当年全市财政收入的41%，工业在全市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西安工业经济中所有产权结构方面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西安市经委主任张普会告诉记者，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12家，净资产近500亿元，国有资产比重高达70%以上，与沿海一些城市的20%-----30%相比，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泉严重制约着西安工业经济的发展活力。　　

“工业振兴计划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张普会说。　　

据介绍，该市此次国有产权的出让渠道主要是，将国有产权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售和通过各类社会媒体、专门推介会对外发布出让信息，达成初步意向，经企业职代会通过后，按程序上报政府国百资产管理部门审批。　　

据悉，首批推出的60家“纯国企”中，不乏经营状况尚好、有产品、有市场、在国内外有较高知名度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也有一些有优势产品和市场，但机制不活、缺乏资金的国企。　　

记者走访了几家首批出让国有产权的企业，大部分职工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早改早活。目前，部分企业已拿出了改制方案。尽管还有一部分人对此感到突然，但也都表示“乐观其成”。大家最关心的是改革后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是否会受影响。　　

有专家学者指出，西安市此举非常及时，否则改革的成本将越来越大。　　

据了解，在大力推国有工业资本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的同时，西安市同时积极鼓励、扶持非公有制工业发展，将着手建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基金，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信用担保，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联合重组、合资合作；进一步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以税收、土地等多方面政策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工业振兴计划”，自今年起，西安将连续三年从财政中列支4000万元设立工业发展专项准备金，扶持各类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资产重组；同时组建工业资产经营公司，通过董事会管理和促进国企改革。5年后，全市工业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将将占到50%以上，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950亿元，年均增长16%。　　

“出让纯国企足为了新工业的振兴。”张普会强调说。　　

（2003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巨额帐外亏损吓住收购者　　

                    东三省数千亿国资日渐清瘦　　

据新华社哈尔滨2月20日电（记者高广志  鲍盛华）东北辽吉黑三省数以千亿元国有资产的难以流动，正造成更大的流失，就象一根冰棍儿，最后化得可能只剩下杆了，也无人过问。这种现象已引起各方关注。　　

虽然一些国有及国有控股特大型企业脱困工作取得了显者成绩，但招据帐面统计，地方国企的亏损面仍在40%左右，而且负债额和负债率继续增加。辽宁省国企资产负债额2002年比2001年增加172亿元，负债率增加1.34个百分点；2002年亏损额比2001年增加5.5亿元，亏损面增加2.3个百分点。2001年末黑龙江省比方国有企业净值358.4化元，比上一年减少116.2亿元。　　

从帐外看，国有资产的流失远不止这些。黑龙江省一位叫孙首泉的民营企业家收购一家国企清点资产时，意外地发现该国企有像原料采购的高价买进、产品销售未回款等上千万元的暗亏帐。他感叹道，真没想到，有的国企帐外流失还这么多？　　

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对近几年上报所所有者权益150亿元的164户国企进行的检查表明：100%累计亏损，暗亏、潜亏及不良资产总计158亿元；其中42户国企上报资产负债率100%不实。全省地方国企仅历年经营性亏损挂帐就达383.3亿元，超过了358.4亿元国有资产等值，实际上地方国有资产已经是银行等债权人的资产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监管专员王保权说：“银行对这些国企有的能收回点利息，有的本利全无，债权的损失实际就是国有资产的损失。”　　

据辽吉黑三省经贸委负责同志介绍，有的国企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只好冲减净资产维持职工生存；有的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有的设备、厂房等逐渐贬值，账面统计实际成了“虚拟资产”了；有的企业利润率只有1%至3%，与5年期的国债收益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黑龙江省省长助理胡祥鼎说，现在部分国企的好转实际上是由资源垄断、价格及国家给予的贷款等各种政策带来的。　　

记者调查发现，基层之所以不愿意碰国有资产而宁可让它化掉，是因为弄不好可能造成流失和引发职工上访，行政管理层、厂长和职工利益会受到损害，巨额改革成本无人支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等专家认为，目前国有资产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必须让国有资产从不适合的领域“退”出来，以实现真正的保值增值。　　

（同上）　　

一外企以起拍价夺得老牌国企　　

竞拍者缘何成了摆设　　

    本报记者  谭新鹏　　

   一场前后时间不超过5分钟的拍卖会，今天在位于北京平谷区的渔阳饭店举行。记者在拍卖现场看到，整个拍卖过程中，拍卖槌只在空中停留了几秒钟便一锤定音-----除了一家外资企业以起拍价举了一次牌后，其他两家国内竞买企业均未举牌应拍。　　

   “整个拍卖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一位出席拍卖会的人士评价说，不知国内两家企业是来参加竞买的，还是只来凑个数？　　

此次拍买的标的为黑龙江省第三大国有企业-----桦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桦林集团）持有的桦林轮胎股份有限公司1.5107亿股国有法人股，起拍价为9700余万元。竞拍者中，除了牡丹江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牡丹江恒羊纸业集团有限贵任公司外，还有一家来自新家坡的独资企业-----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通轮胎）。　　

据一位来自桦林集团所在地牡丹江市的人士介绍，桦林集团是一家具有5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由其控股的桦林轮胎曾在业内颇具知名度。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集团在经营上开始出现问题。　　

据透露，由于经营状况不佳，1999年8月19日，桦林集团与中信实业银行签订了一份货款合同。该会同约定：中信实业银行向桦林集团提供9541万余元贷款，贷款期限至2002年8月19日；桦林集团1999年12月底前偿还1000万元，2000年2月偿还500万元。为获得贷款，桦林集团将其持有的1.5107亿股“桦林轮胎”国有法人股质押给中信实业银行作多贷款质押担保。　　

但此后，拿到贷款的桦林集团仍在经营中未见起色。到2001年6月，集团欠中信实业银行到期借款本金1500万元、未到期本金8000多万元、借款利息1245万余元，总额达1.2亿元。为此，中信实业银行将桦林集团诉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桦林集团支付其欠款，并承担质押责任和案仲诉讼费。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并判决桦林集团向中倍实业银行尝付9541万余元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尝付中信实业银行20万元的律师费；中倍实业银行对桦材集团的出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利。　　

然而，判决生效后，桦林集团仍未主动履行还款义务。2001年11月，北京市二中院对其判决进行强制执行未果后，于2002年10月请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法人股进行了评佑，评估值为1.20856亿元。2003年6月，北京市二中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选定，依法委托北京端平拍卖行对该股权进行拍卖。　　

此间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参加竞拍的外资企业可能对今天的拍卖早有策划。因为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国有法人股最多只能被拍卖3次，第一次以评后值为底价拍卖，第二次以评估值的90%为底价拍卖，第三次则按第二次拍卖底价的90%为底价拍卖。而此次拍卖的“桦林轮胎”国有法人股曾先后于今年6月8日和7月1日进行了两次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　　

佳通轮胎中国事业部董事长吴庆荣的说法似乎证实了这一分析。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佳通轮胎早在8年前就对样林轮胎产生了兴趣，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而前两次之所以没有参加竞拍，是因为价格太高。　　

据北京市二中院的鲁法官介绍，按照法律规定，如果第三次拍卖仍然流拍，被拍炎的国有法人股将按第三次拍卖的底价偿给申请人中信实业银行。　　

与佳通轮胎派出的前呼后拥的竞拍队伍相比，两家国内竞拍企业派出的人员却是形单影只，拍卖会一结束便起身离开了会场。牡丹江石化公司的一位人士对记者的提问一直讳莫如深，只表示“公司的实力不够，这次来只为学习学习”。　　

“两家国内竞拍企业分别只派了一个人参加竞拍，这么大的标的居然没有智囊参与，真是不可思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土说。　　

据介绍，将国有法人股作为标的进行拍卖，在国内并不多见，而外资企业参与竞购更是史无前例。业内人士对此次拍卖后企业的资产重组普遍看好，但令他们匪夷所思的是，既然是是一件好事情，又何必要遮递掩掩呢？　　

（2003年7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江苏东辰公路工程就被县里改制出售了。其间，企业法人代表在国外，广大职工更是一无所知-------　　

企业该不该这样“卖”　　

      本报记者  顾兆农　　

不久前，在江苏省泗阳县东辰公路工程公司（下简称“东辰公司”）出现了这样一幕：200多名公司的员工，多次将公司大门及所有的办公室堵住，以表示对县里仓促把诺公司卖给中国太平洋集团下属的江苏黄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黄河公司”）的不满。　　

一场匆忙的改制　　

今年5月5日，黄河公司和江苏省泗阳县正式洽谈关于购并东辰公司一事。5月6日，县委召开了书记办公会，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5月7日晚，泗阳县四套班子全体成员会议对改制方案进行讨论并原则通过。其间，东辰公司的干部职工对此事一无所知，直至5月8日上午签约时，东辰公司的中层干部才被告知于同日上午开会，拟宣布改制决定。后因广大职工高度关注此事，赶到会场的人太多，于是临时改为职工大会。短暂的大会，主要是自上而下地宣布县委、县政府对该企业改制的决定等，并没有、实际上也没有时间让职工对改制方案进行讨论。与此同时，在泗阳宾馆，购并该企业的协议已正式签署。　　

同样让人吃惊的是，5月8日，即黄河公司购并东辰公司的协议签署当天，东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倪绍兵正在尼日利亚洽谈业务，县交通局局长陈从连遂以法人代表身份与对方签定了并购协议书。倪绍兵是5月2日前往尼日利亚的。此前，县委、县政府并没有向其通报过由黄河公司购并该企业的事宜，倪在国外接到陈从连通报购并该企业的电话后，感到非常惊讶。　　

一些职工希望看一看企业购并的协议书，却被告知这是“秘密”，至今不让职工看。　　

县里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对记者说，早在去年底，县委、县政府就开始酝酿对该企业进行改制，并委托有关方面对该企业进行了审计和资产评估，做好了改制的基础性工作。因此这次改制也并不匆忙。　　

据了解，该企业资产评估的依据是县审计局今年3月19日出具的“关于江苏省东辰工程总公司1999年3月至2002年3月财务收支审计的情况报告”。而在该报告中，关于企业固定资产情况的描述只是一句话：“固定资产4491万元。”　　

快速改制为哪般　　

县里领导告诉记者，此前，泗阳县的国有、集体企业已基本改制完毕，就剩下东辰公司一家没“卖”掉。这位领导认为，东辰公司在技术和管理方面有很多问题。他举例说，东辰公司给县里修的人民路等，就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对此，东辰公司的原领导告诉记者，为了政绩，冬天在0摄氏度以下，县里还逼着他们摊铺沥青路面，而按施工要求，10摄氏度以下就不能再进行这样的施工了。公司几次向县里主要领导书面报告这个情况，却始终未得到理睬。　　

黄河公司是个只有二级工程承包资质的企业，而东辰公司是拥有建设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企业。后者最后却以1754.54万元卖给了前者。东辰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曾找到县交通局，表示愿以3000万元的价格买下该企业，却遭到了拒绝。因为泗阳县提出“靠外、靠大、靠强”的口号，县里有关领导认为，靠本地人是做不大的。　　

企业改制要规范　　

改制前，没有人对东辰公司的性质表示过什么异议，但现在对其性质却产生了很大分歧。县里认为，该企业一直是国有企业。但2001年11月泗阳县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在“经济性质”栏下，明明白白地写着“股份合作制”；同样，在企业更名后，2002年10月17日由宿迁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注明该企业的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对此，县里认为，这是在虚假材料基础上的错误定性，是该企业的欺骗行为所致。但是，即使像县里认为的认为，该企业是国有企业，是不是就可以如此匆匆忙忙地改制呢？　　

《江苏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企业改制要严把清产核资关、财务审计关、资产评估关、方案审核关和民主决策关，要按程序办事，广泛听取职工的意见，严禁暗箱操作。　　

江苏不少市县都明确要求，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财产清查审计结果、资产评估结果以及改制中不良资产的核销情况，应严格实行公示制。……　　

泗阳县的有关领导一再告诉记者，这个县在经济上和观念上都比较落后，做点事情很难。但是，即使是这样，也应该严格按照程序来规范企业改制。应当相信，只要是真正有利于企业的事情，广大干部职工焉有不解、不服和不从之理？　　

（2003年8月25日《人民日报》）　　

茂化永业职工维权碰难题  

                 国有股转让协议是不是秘密文件　　

                            记者   何磊 　　

    企业的国有股卖了，国有职工的身份没了。安置职工的钱该由谁出？怎么出？这个难题困扰着与上市公司茂化永业相关的几方。　　

　9月1日　，上市公司茂化永业的会议室，经股东们举手表决，公司正式改各为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一刻，几十位公司员工代表又一次拉着横幅，堵在公司的大门口，他们要讨一个“公道”。　　

这几十位员工心中的“公道”是：买足他们的社保金；尽快给他们国有身份转换后的安置补偿金。　　

　2003年12月4日　，广东省茂名市财政局代表国有资产管理方，正式将持有的茂化永业公司26.3%的股份（相对控股），以8700万元转让给民营企业广东海印公司。从此，广东海印成为茂化永业最大的股东。　　

然而从转让协议签订至今，原茂化永业的国有身份职工并没有拿到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的安置补偿金。与此同时，他们中400余人被“新老板”要求待岗。　　

谁与谁的“买卖”　　

有着33年工龄的郑康梅和儿子同在茂化永业上班。去年，他和儿子同时被“新老板”要求待岗。从此，一家5口只能靠父子俩每月共740元的待岗工资作生活费-----郑康梅每月520元，儿子每月220元。　　

茂化永业的前身为茂名市化化一厂，建厂至今40多年。1992年，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1998年10月28日，改制后的茂化永业成为茂名市所属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从改制到上市，职工没感觉到他们的身份变了，也没人告诉他们身份变了。许多职工还记得当初进厂时领导的话：“有厂在，就有你们的工作在。”　　

　柯　先生原来是当地的农民，1980年，公司征用了他家的土地。第二年，他和其他14位失去土地的农民一起成为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从此，在　柯　先生心目中，这辈子他就是这家企业的人了。即使到公司上市后，他仍然认为国有控股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不会变。　　

然而在广东海印入主茂化永业后，一切似乎发生了变化。去年，　柯　先生接到公司人事部门的通知：待岗。“年轻时给你干什么都可以，如今这把年纪了把我们赶出来，没了土地，也没多少技术，让我们怎么活呀？”　柯　先生说。　　

“我也可怜他们，可我这是企业呀，不能养这么多人。”茂化永业现任董事长邵建明说，原本以为只是一次资产的置换，没想到里面还埋着这么多“地雷”。他表示，企业愿意给职工们安置补偿，但政府要出法律、政策依据，否则，作为上市公司，很难向股东交待。　　

据了解，此前，公司曾出台《关于与“停薪留职”员工及富余人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实施方案的通告》。通告说，愿意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公司将根据员工在公司的工作年限，每液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12个月。经济补偿金标准以2003年公司员工月平均工资887元计算。　　

通告还给员工另外一个选择：不愿意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公司将按员工在公司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标准为茂名市政府公布的2003年最低工资标准330元/月。　　

根据这一通告，员工们计算的结果是，他们中工龄最长的也拿不到1万元。此外，他们从社保局获悉，除公司个别领导及领导亲属外，绝大多数员工的养老金都没有足额缴纳。这意味着，到退休后，他们只能拿到一点可怜的退休金。　　

在职工多次找企业和政府反映后，茂化永业收回了这一通告。据称，新的方案是，所有人员按实际在公司工龄，每年补887元。　　

“像是在做买卖，先是330元，现在又成了887元。”公司一位待岗人员说，让他越来越糊涂的是。这究竟是谁和谁在做买卖？　　

这位待岗人员说，和他们同在茂名市的茂名石化，在国有资产转让时，职工按照3700元至4000元/年工龄的标准获得补偿。他不明白，同属一个行业，为什么相差这么大。他说，自己有一种被政府和企业合谋欺骗的感觉。　　

国资转让协议是不是商业机密　　

“我们想知道，政府与广东海印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到底有没有规定职工的安置补偿。”公司停薪留职人员郑蕙说，一年来，他们多次找过政府相关部门，但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他们这个疑问。　　

然而无论是财政局还是市里专门为解决此事成立的工作小组，均愿公开转让协议的内容。　　

据了解，国资委在《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两份文件中明确规定，国有资产转让中的职工安置问题要优先考虑，对职工安置等事项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有关专家介绍，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退出不再控股而由社会股东控股时所谓的职工安置，实际上就是国有控股公司全体职工由于国有身份的消失，要依法进行的劳动关系解除及经济补偿。　　

参与转让过程的茂名市财政局吴卫雄科长回忆：“协议书中有一句规定了这个问题，即海印公司在安置职工问题上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具体办理，不增加地方政府的负担。”他承认，协议书中没有关于职工安置问题的具体条款。　　

市里专门为解决此事成立的工作小组的一位负责人说：“连我都没有看到过协议的内容。”　　

此次茂名市政府转让了26.3%国有股，共获得8700万元资金，如果按照国资委的有关文件，这部分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应该首先用于职工安置。但是，茂名市在此次国有股转让中，把安置问题推给了广东海印。　　

直到茂名永业的部分职工因安置问题与资方发生冲突，政府方面才表示，可以承担职工安置费用的26.3%。　　

职工反映，政府与海印集团在股权转让的操作中缺少透明度，企业的绝大多数职工都不知道协议内容。　　

公司原监事会的一位成员说，只知道政府与海印公司谈判国有股转让事宜，不知道具体谈些什么。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凡是涉及企业和职工利益的重大事宜，应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但是，此次国肖股的转让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这份本应公开的转让协议似乎成了“秘密”文件，就连改制后产生的企业工会主席也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客。　　

谁在与职工争利　　

公司上届监事、工会委员周建说，在职工争取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一些事情让他越来越糊涂。与资方谈判理所当然，可是还要与政府讨价还价，甚至市总工会还站出来与他们讲条件，“这算什么？”周建说，企业该不该卖、以什么价钱卖、卖给谁，这些都应该让职工参与，可事实是，连他自己都家在鼓里。　　

公司原中层管理人员谢小军回忆，早在广东海印收购公司前，美的、深圳中资投等多家企业表示过收购意向，一家公司甚至交了1000万元的订金。当时，美的开出的价码是每股4.2元，如今卖给广东海印却成了每股两元多。更重要的是，美的当时承诺，保证职工一个不下岗，有一个下岗刨给不低于10万元的安置补偿金。　　

茂名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解释，以前的事情他不清楚，但后来与广东海印谈判时，企业已经开始亏损。这也是政府下决心让国有资产退出这家企业的原因。　　

公司停薪留职人员林海说，公司从建厂到转让国有股期间，效益一直很好。只是要卖国有股的传闻出来后才出现亏损。他回忆说，广东海印入主前不久，公司突击招了两三百人。　　

“我们这些停薪留职人员还没岗位呢，再招这么多人，怎么能不亏呢？”林海认为，广东海印公司入主后短期内就能扭亏的原因为“减员+堵漏”。　　

股权转让已经成为事实，现在职工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能不能公开每个人的社会保险金额？能不能把养老保险补足？”职工问。　　

茂名市劳动局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许多人当时是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按照实际工资标准缴纳保险金的。现在要补很麻烦，电脑上很难处理。　　

“能不能按照当地同行业企业茂名石化的标准给付安置补偿金？”职工问。　　

“我们愿意给，但要有法律依据。”茂化永业董事长邵建明说，他听政府的。　　

据了解，职工们最近仍在不断找政府反映情况，政府的工作组也还在“做好职工的工作”。　　

（2004年10月8日《中国青年报》）　　

钦州拍卖25亿元国资项目　　

              码头、铁路、供水等垄断性项目也在拍卖之列　　

              “市场确认”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　10月16日　，广西钦州市举行了备受关注的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洽谈会。此次产权转让涉及的国有资产项目多达36个总计25亿元，其间吸引众多客商眼球的是，具有垄断性质的码头、铁路、供水等项目也在拍卖之列。　　

“钦州是南中国潜力最大的近海”，在洽谈会上钦州市委书记黄道伟这样向与会的190多家企业、260多位客商推荐钦州。作为从沿海他区向中国内陆腹地云南、贵州、四川运输的必经之路，位于北部湾畔的钦州确实具有很强的市场幅射能力　　

据悉，钦州本次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共涉及交通、城市建设、商贸流通、工业、土地开发、卫生、旅游等项目，其中有不少是新兴、热门产业项目，如钦州港一期、二期工程等。来自包括港澳、广东、浙江等地的客商对这些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业内人士分析，国务院国资委要求国有企业“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逐步退出”，而本次洽谈会推出的项目不仅包括“一般性竞争领域”，还包括铁路、水厂、码头等明显具有垄断性的项目，这显示出钦州市在国企政革中的胆识和魄力。钦州市市长汤世保表示，将一些具有垄断性的项目列入交易范围，是让“靓女先嫁”，以吸引更多的各类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实现钦州大工业、大港口、大旅游的三大目标。　　

在交易洽谈会上，众多客商都对港口、码头、水厂等原来由政府主导的垄断行业表现出强烈的投资愿望。中海物流深圳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黎畅达说：“我从9月中旬就从相关渠道获悉牺钦州进行国有资产产权交易，这些原来由政府主导、甚至带有很强垄断性质的水电、铁路、码头行业进入交易范围，表明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　　

如此大规模地拍卖国有资产，最让人担忧的是如何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汤世保市长用“确保实现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他说：“国有资产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市场中才能得以确认，市场是资产交易的基本原则。”　　

在洽谈会前，钦州市委市政府已委托5家审计机构、6家资产评估机构、9家土地评估机构，对项目进行清产核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例如城市建设项目5个，初步转让价4.89亿元，商贸流通项目4个，初步转让价9343万元。　　

钦州市的做法蠃得了与会客商的高度认同，香港金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埋叶建说：“垄断企业只要能真正进入市场，按照市场规则运作，最终获利的不仅是企业，而且是全体消费者，政府也能从资本经营过程中真正实现对国有资产的有效盘活。”　　

（2004年10月20日《工人日报》）　　

国企改制限期30天大有隐忧　　

           冀人　　

    近日，河北省国资改革猛然提速，为了方便企业尽快办理相关手续，河北省国资委的改革处、产权处等几个重要部门甚至搬到酒店集中办公，拟用30来天的时间，让上千家河北省各级国有企业集体“变脸”，或朝“变脸”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11月14日　《经济观察报》）　　

据报道，一位河北省国资委的内部人士感慨：“我们现在的压力很大，产权改革既不能操之过急，因为牵扯各方面的利益太多，但又要求快速推进，完成任务。”这位人士的感慨，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尖锐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此“大跃进”式的改革，合适吗？　　

的确，国企进行改革是必然的，但如何改，以怎样的步骤、怎样的速度去改，却是不必然的。而且，每个企业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一刀切式的“改革大跃进”，能否真正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能否最大限度避免腐败、保证国有资产尽可能不流失，能否尽可能消除负面影响，很多问题都不可回避。当前，虽然很多地方国企产权的改革正在进行中，但最近一些情况表明，这项改革无论理论还是政策上的准备似乎都并不成熟。　　

理论上的软肋是由近一时期“郎顾之争”、“郎张（维迎）之争”暴露出来的。现在，由郎咸平挑起来的这场论战涉及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其中，这场争论至少在目前还无定论。那么，对郎咸平等人指出的当前改革方式的一些弊端，就值得反思。国企改制涉及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积累的庞大遗产，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谁敢说可以破釜成舟、背水一战呢？　　

具体到河北省，据悉有4000余家各级国有企业，涉及资产4285亿元，而河北省拟在2005年之前，将国有资本比例从目前的71%降至40%以下。如此庞大的一笔资产，并不单单是个经济向题，也不单单是个公平问题，肯定会全方位地影响到社会发展。　　

从国家相关政策看，河北省此次“提速”似乎也有操之过急之嫌。11月8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刚刚强调：不能刮风出售国有资产，不能一刀切，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一位官员则坦言，很多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重组政策的认设是有偏差的，国资委从来没有给过地方明确的期限。国资委如此表态，肯定是出于某种考虑，或者基于某种经验教训，因此河北省让上千家企业“集体变脸”，是大胆的锐意进取，还足失之简单化，有必要毫不含糊的进行判断。　　

《经济观察报》同时报道了国资委研究中心这位官员的几句话，意味深长：“我们到山东考察时，看到一个效益非常好的钢厂，也被要求在2005年前（国有资本）必须退到30%以下，这不是有毛病吗？”从这段话所包含的意思看，当前河北省国企改革的具体操作，也颇有可质疑之处。比如，河北省本次参与改革的同样也有几家目前效益很好的钢铁企业，还有一直效益不错的华北制药厂。而在此前，“港中旅当年投资两亿多元获得唐山国丰51%的股权，一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近年来每年利润在4亿元以上。”-----这让人有些不解：一年就能收回全部投资，然后每年都能收回两倍于投资的利润，这样的企业为何要急着卖？　　

固然，不能等企业垮了才卖，这样的想法是对的，但对于有很大增值能力的优质资产，又何苦急于出手？这样的改革，是否陷入了为卖而卖、为改而改的误区？是否已经让国家蒙受了潜在的损失？　　

在30天时间里让上千家企业“集体变脸”，在很短时间内让4000家国企改制完毕，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社会问题：这会给经济造成怎样的动荡？会不会造成太多人下岗失业？据悉，华北制药厂一些职工现在就惴惴不安，担心外资进来后会不会马上进行“减员增效”。的确，如果在改革的同时，带来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这样的改革即使有成果，也是要打一些折扣的。　　

（2004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中华工商时报》刊登记者专稿披露　　

数亿国有资产特大连环诈骗案的台前幕后　　

   《中华工商时报》　11月9日　刊登记者专稿说，近日在成都闹市的一个出售盒饭的小饭馆里，人们看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正在吃饭桌上客人剩下的盒饭。这位老人退休前是成都纺织品公司（以下简称成纺公司）的行政科长。老人的同事也和他差不多贫困。与此同时，与成都相距万里的深圳同样有一千多职工陷入了贫困中；在遥远的东北鞍山市，还有一千多钢铁工人及上万的家属也陷入了贫困中。这些悲剧，都源于港商林少华三兄弟的一个横跨辽、粤、川三省的连环诈骗局得逞，源于其诈骗所得至今仍被他们及其同伙强行霸占着。　　

港商林少华及其同伙靠什么骗走了数亿元的国有资产？　　

1992年，成都市政府在香港召开招商引资会，港商林少华被成都市政府赴港招商团看中，请他到成都来投资。1992年9月，林少华以其威成（香港）有限公司与成纺公司合资成立了成都友谊屋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200万元。林少华投资1600万元，占总资本的50%，林少华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成纺公司与林少华的合资，是按成都市一位分管副市长的指令，不情愿地签订合同的。同样是按这个上级的指令，林少华在成都同时成为友谊商店、娱乐公司、银丰公司、屋业公司四个公司的总经理。大权在握，一系列怪事如此发生了------　　

从1993年5月到1994年9月，林少华分7次转入664万美元到友谊商店帐上，作为健的股权投资记帐。而实际上，这笔资金到帐最长的时间不到7天，最短的仅当天就转走了。林少华不但没有投资分文，而回还把中方投资的资金拿走了几十万元。　　

与此同时，林少华以友谊商店总经理的身份，开始大量向银行贷款，从1993年3月至1997年10月，林少华和同伙总共从银行贷款2.6238亿元，其中的6150万元被林少华及其同伙侵吞，至今还有4950万元未能追回。　　

成都市公安局某副局长在林少华合资的成都娱乐公司任副董事长，数名公安干警在这个公司领钱，而成都市盐口市公安派出所在成都娱乐有限公司分得过利润3.2万元。友谊大厦A座的管里员对记者说：“这些年来，设在该丈厦的成都娱乐公司所属桑拿、夜总会排污管道经常被用过丢弃的避孕套墙塞。”　　

林少华1993年到成都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鞍山和广东诈骗了上亿元国有资产。政府招商引资，政府官员对招来的港商不调查其资质和背景，招来了诈骗犯。政府官员又命令下属的国有企业与其合资，不给企业丝毫自主权。政府官员有权决策企业命运，这究竟是谁之罪？　　

其实，成纺公司奉命与港商林少华合资后一年的1994年，就发现抹少华的注册资金不到位，当即向主管部门和成都市政府那位分管副市长汇报。该副市长指示：要与外方搞好关系，不能与外方把关系搞僵了，不能向外方要注册资金，要与外方长期合作下去。　　

1995年初，当成纺公司发现林少华以合资公司各义从成都市的3家银行贷款数千万元，又多次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市政府负责人汇报，并希望通过法律程序终止与林少华的合资合同和追回被其占有的国有资产。　　

成纺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召集中层以上干部和职代会传达了那位副市长“不准打官司”的指示，传达市委常委的决定：“不准要、不准告、不准闹”；并再次强调“要与外方长期合作卜去”。　　

就在成纺公司职工追究国资流失之时，林氏兄弟的诈骗问题，引起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重视，中央领导李长春、罗干亲自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查处。经多方艰苦努力、侦查举证，于1998年2月23日将犯罪嫌疑人林少华抓获。但抹龙等嫌犯至今仍逍遥海外。　　

由于成都市公安局对这起特大的诈骗案件不立案，数亿元国有资产流失，成纺公司80%职工下岗，每月人均只有不到186元的生活费，千名职工生活陷入悲惨境地。四川省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拍案而起。在人大代表持续监督下，近日，诈骗团伙主犯林少华在成都的犯罪问题，检察机关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　　

据记者截止发稿时的初步统计，林少华犯罪团伙从1986年开始，先后在鞍山诈骗本金及利息一亿多元人民币，致使鞍出市轧钢厂破产倒闭，上千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林少华及其团伙靠此款作为本钱起投资汕头松山电厂，又以松山电厂为诱饵变本加厉诈骗深圳约4亿元人民币，在成都与同伙诈骗2亿元人民币以上。林氏兄弟及其同伙吹合资为名的诈骗给国家造成查接及间按经济损失数亿元！　　

（2004年11月12日《报刊文摘》）　　

二、私有经济是在党和国家关于“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的认识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推动下，迅猛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大有前途。　　

在私有经济迅猛发展过程中，有两大举足轻重的政治动向：

一是关于私有企业主当选劳动模范。2000年召开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表彰大会。会前在评选劳模时，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党内外一些人越来越看重私有企业主，要评选其为劳动模范的观点日益流行。尽管全国的劳模评选规定中私有企业主并不在评选范围，但在某些地方却擅自将私有企业主评选为劳动模范了。浙江省总工会评选劳模时，本无私有企业主，但名单上报到省里时，省长柴松岳提出应把私有企业主评为劳动模范。省总工会告以全国规定中没有让评，省长却说全国没有规定，我们可以突破，并强令省总重评，一定要把私有企业主评选为省劳模。《人民日报》报道此事时加了花边，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中华全国总工会不赞成将私有企业主评选为劳模，而社会上的观点则各有不同，以致引发了一场争论。最后，全国劳模大会筹备组负责人宣布：这次全国表彰大会不请企营企业主参加。但对各地已把私有企业主评选为劳模一事未作表态。此后几年中，资本主当劳模、资本主入党，越来越成为全国性的方针。五年以后的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表彰大会中，就有一批资本主堂而皇之地被表彰为全国劳动模范了。

二是私有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后，有些领导人就愈益加紧鼓吹私有企业主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些地方则擅自将私有企业主吸纳到共产党内。2001年7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兴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不讲“阶级”而只谈“阶层”，把一批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在内的社会人员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他不区分“生产资料”、“资本”同“财产”的本质区别，只是说：“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经过这样一番转弯抹角，实际模糊了占有资本、雇工劳动、谋取资本利润的资本主，也就是占有生产资料、雇工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者同劳动者之间的界线，然后说：“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践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这里不仅同他本人在1989年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是不同的说法，而且连《党章》“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这一最最根本的党员的阶级本质和属性都弃置不顾，占有资本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也就可以在什么“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践线和纲领而奋斗”的名义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而正是江泽民的这篇讲话，使中国共产党的大门为新生资产阶级洞开，以至现在私有企业主中有了32.2%的党员，到十六大召开，更有党员老板成为十六大的代表。

上述这两大政治动向显然已远远超越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范畴，也不仅仅标志着私有企业主社会政治地位的节节提升，而是表明我国评选和学习劳模运动的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悄然发生变化的重大政治动作。

下面再实录一些报载资料来具体看看私有企业究竟是怎样在积极鼓励、扶持和引导下迅猛发展起来的。

私企老板怎么当官　　

    侯文学　　

   　2000年11月28日　，殊海市委组织部向社会发布了公开选拔国土规划局和环保局副局长的公告，提出私营建筑和房地产企业的老板也可参选。有关人士认为，这是“在用人政策上进一步走向开放的一个信号”（《燕赵都市报》　2000年12月12日　）。对此，我有一点疑问：私企老板一旦当上了局长，他的私营企业怎么处置？　　

我看有这样几种可能。　　

一种是老板的企业散伙。如果企业经营得好，效益可观，说明老板有办企业的能力。当了官，把企业扔了岂不可惜？如果企业经营得差，扔了也就扔了，但留下的货务或积压的房地产谁去处理？当了官，再去处理遗留问题，就会难以集中精力从事政务。这恐怕不是政府希望的。　　

第二种可能是把企业交给别人经营。交给别人，自然不能白交，起码要把资产变成股份，参与入股分红。对此，中央早有明文规定，就是领导干部不允许经商办企业，也不允许参与企业入股分红。更何况，企业中有自身的利益，难免令运用手中的杖力干预企业的经营，从中谋取更大的利益。　　

第三种可能是边当官边经营。这显然足政府不允许的。且不说权力与经营联姻的结果是导致腐败，就是其精力也是有限的，即所谓的“一心不可二用”。鱼和熊掌兼得，好事岂不成了一个人的？　　

（2001年1月31日《中国青年报》）　　

上海私企老板首进中央党校　　

   据《上海经济报》　11月7日　报道，上海有关方面领导和上海私营企业主协会，昨天为28位私营企业老板不日去北京参加中央党校研修班举行了欢送仪式。私企老板参加我国最高政治学府学习，这在上海还是有史以来第一回。据了解，这批学员均是来自半市私营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平均年龄45岁，大专以上学历达75%，博士、硕士占17.9%。　　

（2001年11月12日《报刊文摘》）　　

民营企业家代表的信号　　

       鲁   宁　　

几个月来，企业界一直有小道消息称，十六大代表中将出现民营企业家中的党员代表。如今，消息终于得到提前确认。10月2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说，江苏远东集团老总蒋锡培向该报确认，他已当选十六大代表。这一消息还同时得到无锡市委组织部的确认。　　

同一天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也报道，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当选为十六大代表的，还有重庆南方集团的老总孙甚林、江苏沙钢集团的当家人沈文荣以及江苏综艺集团的老板昝圣达。还有没有其他具有觉员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十六大代表，因缺乏公开见报的消息不便随意猜测，但已经得到确认的至少已有4位。　　

还有一件巧合的事，《福布斯》刚刚公布了新一届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在列入该榜排名的100名老板名录里，上面4位十六大代表中，有3位名列其中，他们分别是：昝圣达、孙甚林和沈文荣。　　

民营企业家中的党员代表当选十六大代表并非偶然。这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民营经济本身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更是执政党组织建设与时俱进的现实与历史的必然反映。　　

说及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必然涉及民营经济本身。对何为民营经济的解释，时下的经济学词典里恐难找到确切答案。一位叫苏北的政经评论作首这样概括民营经济：“除了国有的，包括合作的、股份的、个体的、私有的和外资的，统统唤做民营经济。”它再生于改革的初潮，发育于改革的突破，成长于改革的深化。不再以行政意志及国有资本投入来支撑、主导经济的发展，是民营经济的主要社会特征。　　

国内民营经济当前的盘子究竟多大？不同的数据来有不同的说辞。但肖一条不容置疑，这就是民营经济已稳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经济的壮大必伴随个人财富的增长。对于老板族来讲，财富不光是个人成功的标志。站在社会发展的视角，财富是一份责任，财富代表机会，财富服务于社会和全民。　　

我对《福布斯》新一届中国内地富豪榜中的有关数据所做的分类汇总发现，百名富豪背后的百家公司每年为社会提货38万个就业岗位，其中的80多家公司每年上缴税发达65亿元人民币（其余公司缺乏纳税资料）。仅凭此，静态、孤立地看，富豪们的财富是属于个人的，可从财富（资本）的实际投向和运作内容看，它又何尝不是属于全社会的？　　

考量民营企业家党员当选十六大代表，除了用经济和社会的视角，我们还应当用政治的视角。民营经济的壮大，引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动。作为执政党，突破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束缚，及时团结、整合各种新生的社会力量，“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显然系顺应时代发展之大势，承认和引导新生社会力量的政治民主参与热情的明智之举。　　

可以预见，十六大之后，“所有制歧视”将破丈程度和范围上被国民待遇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所取代。民营经济的历史地位和民营企业家的社会政治地位，将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　　

（2002年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财富状况发生质变：57%的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　　

私人资本已成中国财富主要形式　　

   本报讯（记者谢湘  刘芳）刚刚完成《中国财富报告》一书的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　1月13日　又走上中国经济50人“长安讲坛”，为国人解读中国财富状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最大限度地完成了对财富的再认识，截至2002年底，资产性财产总量已达到38万亿元，其中私有财产已成为中国财富结构主要构成部分”。　　

樊纲的结论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资本结构。在计算出的总量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31%，个体私营企业占38%；而在资本所有权结构比例中，国有资产只占26%，国内居民个人拥有57%的资本额。另外，集体和港澳台商人及外商占有量都不到一成。　　

这些数据说明，我国资本主要由国家和集体使用、所有的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居民所有资本已超出国有资本，甚至比国有和集体资本总额还要大，已经成为全社会资本总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资本要素收入也有22%流向了居民个人。　　

二是金融资产。以手持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为研究对象，从政府、企业、住户3个部门看，持有量增长幅度分别是1980年的82倍、236倍、130倍，占国内金融资主广比重分别为18.6%、31.7%、49.7%，可以看出，居民占有大部分金融资产，而且都是净资产。已调研出的情况是，国内金融资总量是20万亿元，有30%左右的城市居民拥有近80%的居民金融资产，其中近一半又被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这构成事现阶段中国财富存有量的基本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的穷国，资本效益是美国的3%左右，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国家，资本收益率非常低。平均收益率是6.4%。其中，国有资本收益率为4.9%，乡镇企业收益率为18.4%，其他企业为8.9%。　　

（2003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报》）　　

《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中央统战部等组织的------　　

2002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据《中华工商时报》2月26、27日报道，一次于2002年底完成，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下，由“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执行，针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03万宣广私营企业主进行的权威调查-----“2002年中国第五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日前发布。该调查得出以下发现：　　

▲25.8%的私营企业由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而来。　　

▲资本与管理权仍然高度集中于业主。　　

▲私营企业纳税额年均增长率是24.65%，远高于利润增长率。　　

▲17.4%的私营企业主是各级人大代表、35.1%的私营企业主是各级政协委员。　　

▲29.9%的私营企业主是中共党员，其中0.5%是江泽民“七·一”讲话后入党的，另有11.1%辰示要争取入党。　　

▲30%的私营企业高管人员与主要扳术人员持有股份，占总股本的9%。　　

该课题组曾分别在1993、1995、1997、2000年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数据。第五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时间为2002年4月至7月，调查统计时点统一规定为2001年12月31日。　　

（2003年3月5日《报刊文摘》）　　

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个体私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　　

非公经济迈入发展新阶段　　

     陈金生  陈永杰  刘健生

   ［编者按］近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部最为全面最为系统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它的制定和施行，不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将产生深远历史影响。本报特组织相关报道在这里刊登，供读者参考。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正在跨入历史发展新阶段。这个历史发展新阶段有三大标志。　　

三大标志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和制度已经基本形成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　　

▲私营企业的自身素质发生变化　　

第一大标志是，党和国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从政策措施上看，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了一采列政策要求。“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社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从多方面为非公百制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一视同仁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国务院新近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七个方面的重要政策措施。　　

第二大标志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并将进一步实现良性互动。　　

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成信地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3。　　

目前，个体私营工业已占全国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的40%左右，占全国商品销售总额和零售总额的60%以上，加上外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一半。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就业和再就业的主渠道。90年代以来个体私营企业均均每年净增500万---600万个工作岗位，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以上。当前我国个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从业人数已占城镇就业和整个非农就业人数的大半。　　

第三大标志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自身素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根本的变化。　　

2003年，私营工业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12.8%和销售收入的13.8%；加上规模以下工业，个体私营工业已占全国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的40%左右；私营企业占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的9.6%、商品零售总额的16.4%。　　

▲非公有制经济在行业分布上，开始向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拓展　　

▲在结构规模上，涌现出一批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大集团　　

▲在组织形式上，向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制企业发展　　

▲在产业布局上，部分地区形成一批以大规模、专业化经营为特征的产业集群　　

▲在地区分布上，中西部的发展在加速　　

▲在市场分布上，开始逐步向国际市场发展　　

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呈现六大趋势。　　

在行业分布上以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领域为主，现已开始向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拓展。据统计，在40个工业行业中，非公有制经济在27个行业中的比重已起过50%，在部分行业已达到70%以上。　　

非公有制经济在结构规模上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为主，现涌现出一批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大集团。据全国工商联2002年对会员民营企业统计，前500家大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为129亿元，销售收入14.1亿元。　　

非公有制经济在组织形式上以个人、家族企业为主，现已向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制企业发展。2002年全国私营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已达到174万户。　　

非公有制经济在产业布局上以小规模、分散化经营为主，现已在部分地区形成一批大规模、专业化经营为特征的产业集群。非公有制经济过去主要分布在各个地市和县镇，行业类别多、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化。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生产在一家一户，规模是千家万户”特色产业集群。　　

在地区分布上，非公有制经济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比重大，现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加速、比重在提高。近年来，中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超过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增长速度，多数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达1/3。　　

在市场分布上，非公有制经济基本上以国内市场为主，现已开始逐步向国际市场迅速发展。近年来，随着国家放开私营企业出口经营权，一大批私营企业纷纷转向国际贸易。　　

［经济数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成倍地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3。目前，个体私营工业已占全国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的40%左右，占全国商品销售总额和零售总额的60%以上。加上外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一半。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就业和再就业的主渠道。90年代以来个体私营企业平均每年净增500万----600万个工作岗位，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以上。当前我国个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已占城镇就业和整个非农就业人数的大半。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市县的经济主体力量已经是个体私营经济，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个体私营经济。　　

（2005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赋予新的权利    承担相应义务　　

                    尹善明眼里的“非公经济36条”　　

                      本报北京　2月27日　电

                            记者    程刚

    　2月24日　，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建国以来首个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　　

据悉，文件从调研至起草、修改并获最终通过历时一年有余，业界广泛称之为“非公经济36条”。　　

从争取合法身份到获得国民待遇　　

令人瞩目的是，全文7000余字，近三分之一集中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和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　　

文件的着力点则在于“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这是十六大之后关于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份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非公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学家魏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评价说。　　

魏杰认为，此前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某种意义上亦是一部非公经济争取合法身份的“正名史”。　　

“去年修宪标志着非公经济身份合法性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彻底解决，接下来应该进入具体的行政操作层面了。”魏杰说。文件具体内容则体现为，协调非公经济和包括产业政策、银行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并以行政的方式确定下来。　　

魏杰认为，“非公经济36条”从经济成分的角度，明确回答了垄断和竞争性领域的关系问题。这意味着，以后除了极少数或极个别特殊行业和领域，非公有资本今后都可以涉足。　　

从争取合法身份，到获得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企业国民待遇，魏杰认为意义重大。　　

尹明善眼里的“36条”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有关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最系统、最权威、最实惠的一份政策性文件。”全国政协委员、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用三个“最”评价“非公经济36条”。　　

对大型民营企业而言，最大的担忧在于市场准入，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的困境则在于融资。在尹明善看来，过去，当一个行业、产业赚钱的时候，政策不准民营经济准入；当一个行业、产业开始不赚钱的时候，政策开始准入；当一个行业、产业完全不赚钱的时候，就对非公有制经济完全放开，比如餐饮业等等。　　

“这一次准入范围那么大，让我们善出望外。”尹明善说，“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大大减少了力帆进入汽车行业、石油行业和国防行业的障碍。　　

力帆集团去年参股重庆市商业银行，尹明善当时心里还有些不踏实。因为国务院1987年出台的《私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不得投资和参与金融经营。“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干了”，他说。　　

力帆集团曾于1999年至2001年间尝试到香港主板上市，但在付出了700万港币的中介费后无功而返，“因为当时国家并不鼓励非么企业上市，我们绕不开很多烦琐的规定。”尹明善说，现在，“36条”为力帆这样的企业提供了直接赴海外上市融资的可能性。　　

统计数据显示，现在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24.5万亿，是GDP总额的189%。“但企业还是缺钱，这说明我们的融资体制存在问题。”尹明善表示，90%的非公企业只能通过银行信贷这种间接融资方式获得资金。而占全国企业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非公企业贷款余额却只占全国贷款余额的20%还不到。　　

尹明善认为，“36条”提出的“提高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比重”、“非公有制企业在资本市场发行上市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发行企业债券”等等，将极大地缓解非公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资金压力。　　

如何理解“服从国家宏观调控”　　

2004年旨在抑制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让很多民营企业措手不及。一些民营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一个共同的担心：“‘36条’的落实是否会‘雷声大，雨点小’？毕竟，现在文件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魏杰认为，产业政策、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等方面要作出调整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最终落实还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相关方面切实转变对非公经济的认识。”　　

据悉，此前有关部门已开始着手梳理和修改全国大约100多个禁止成限制民间资本投资行为的有关法律法规，清理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制定的含有民间资本投资限制或禁入内容的“红头文件”。　　

与很多企业家的担心相反，尹明善相信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将很快出台“36条”的配套政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企业家对此次文件中“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的相关表述提出了疑问。　　

魏杰认为，文件的这一表述，实际上是提醒非公企业应该更加敏锐地注意国家释放的调控信号。譬如，在焦炭紧张的情况下，国家已经在通过取消焦炭的出口退税来释放明确的信号，但很多企业根本没有意识到。同样，在煤电油已经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在大量地上高能耗项目。　　

促进非公经济并非没原则　　

“36条”还引人注目地用一个章节强调非公企业要“维护非公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并特别强调，非公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工会组织”，“保障职工依法参加和组建工会的权利”。在以往的理解中，工会属党领导下的群团细织，并不隶属国务院行政序列。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副主任乔健也注意到了这一表述，他认为，在去年珠三角、福建、浙江等地区大范围爆发“民工荒”的背景下，文件专门论及这一点并不奇怪。　　

乔健的研究显示，目前，因超低工资、超长加班、工伤和职业病等原因引发的劳资冲突，主要发生在管理不够规范、主要以雇用廉价劳动力为主的非公企业。　　

在强资本弱劳工导致劳资关系失衡的格局下，仅仅依靠劳动者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身权益显然是不现实的。乔健认为，除了严格执行有关法律，还应通过把劳动者组织起来加入工会的方式，加强弱势劳动看与强势资本进行博弈的力量，从而使失衡的劳资关系重新恢复到相对平衡。　　

来自中国广袤农村的数亿廉价旁动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绝对地供大于求。这导改上述问题无法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去解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境遇。“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介入，加强监管。”魏杰说。　　

“文件实际透露了这样一个信号：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在遵循最基本的法律准则和道德准则的基础上促进非公经济发展。”魏杰说。　　

尹明善也特别注意到了相关表述。他对此的理解是：“非公经济36条赋予了非公有制企业很多新的权利，我们非公有制企业当然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2005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我国民营矿业产值超过国有矿业　　

   据《中国国土资源报》　7月7日　报道，近日从中国民营矿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传出消息说，我国民营矿业产值已超过国有矿业。　　

    目前，全国矿石年产量57亿多吨，非国有矿业企业占70%以上；近6000亿元的矿业年产值，非国有经济占50%以上；近20亿元的年地勘投入，非国有经济占了57.3%。数据表明，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占据了矿业经济的半壁江山。　　

（2005年7月18日《报刊文摘》）　　

加大培养力度  拓展工作渠道  做好安排使用  扩大政治参与　　

统一战线团结引导社会新阶层　　

   本报北京　7月7日　讯  记者朱思雄今天从中央统战部获悉：全国各级统战部门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作为舍局工作中新的着力点，纳入工作视野，开展调查摸底，加大培养力度，拓展工作渠道，做好培养、安排私使用工作，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团结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据介绍，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新的社会阶层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全国各级统战部门积极引导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要求与愿望健康发展，把他们的政治诉求有序纳入到现行的政治框架和体制中来。　　

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掌握情况。2000年以来，各级统战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新的社会阶层状况的调查研究，对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开展了对律师、注册会计师等社会专业人士的调查研究，了解掌握了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思想状况、主要特征，以及统战工作延伸到这个群体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工作思路等。　　

建立联系会议制度，拓展工作渠道和载体。……　　

举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加大培养力度。中央统战部连续几年举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地方党委统战部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培训内客包括政治理论学习和到革命老区、艰苦地区实地考察等。通过培训，有效提高了他们的政策理论水平，特别是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谐共处能力。　　

做好安排和使用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各级统战部门普遍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物库，培养、推荐和安排了一批代表性人物，目前共有10多位中介组织专业人士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许多专业人士被统战部门推荐担任检察院、监察部门的特约检察员、特约审计员等，还有的专业人士担任了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他们在各自能立上积极参政议政、履行职责，较好地发挥了作用。　　

（2006年7月8日《人民日报》）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指出　　

民营经济是改变中国的一个因素　　

   据《中华工商时报》　8月28日　报道，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演讲时，引用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的一段论述，他说：“简要概括总理的话，就是解除传统体制对人民不合理的限制，尊重和保障人民追求幸福和自由的制度，调动一却积极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手让劳动、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这就是总理向世界人民解释的中国快速发展的秘密。这也就是我认为是什么改变中国这一重大问题最好的答案、最科学的解释。”　　

   黄孟复认为，正是这些变革，促成了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内，由几乎为零迅速增长到目前的6万亿元。如今，私营企业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它创造了中国GDP的40%，创造了中国GDP增量的约60%；它解决了中国诚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半，解决了社会新增的非农就业的80%以上；它提供了中国税收的约1/5，提供了地县税收的大半；它提供了中国出口的1/5；它提供了商品与服务，成为彻底扭转中国短缺经济面貌的一个最重要力量，也是使中国人民生活质量得以根本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黄孟复指出：完全可以说，民间资本、民间经济是改变中国的卜个重要因素。　　

（2006年9月4日《报刊文摘》）　　

我国民营经济发生三大历史变化　　

占GDP比重将达四分之三　　

   据《中华工商时报》　9月22日　报道，全国工商联主编的2006民营经济蓝皮书预计未来5年，全部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将达3/4，私营企业数量将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　　

    蓝皮书说，民营经济发生了三大历史性变化，包括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民营企业自身素质和民营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截止2005年底，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0%，而在2000年仅为42.8%。　　

此外，民营企业自身素质得到了根本性提高，比如，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私营企业主2000年为38.4%，2004年则达到了51.8%。而随着包括“非公经济36条”的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中国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也基本建立。　　

（2006年9月27日《报刊文摘》）　　

2006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提出　　

民营经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已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体，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北京1月31日讯  记者潘跃从全国工商联今天在此间举行的2006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了解到，民营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民营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应当积圾响应党的号召，顺应时代趋势，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据介绍，民营经济对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不断增大。以中国光彩事业为例，到2006年6月，累计到位投资资金1247亿元，比2005年6月增长178亿元；累计安置就业479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79万人；累计帮助脱贫769.8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21万人；累计捐赠财物17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近40亿元。　　

黄孟复说，民营经济已占到全国GDP的65%左右，占经济增量的70%----80%，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现在已是解决中国社会就业问题的主体。民营经济不断争取政策、法律和制度公平待遇的过程，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更大公平；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资本和全社会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在增加民众财富、平衡地区发展等方面，民营企业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显著。　　

以参与新农村建设为例，黄孟复说，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农民，主导力量是政府，而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参与力量就是民营企业。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广大民营企业的积极和广泛参与，如果不改革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方式，如果不逐步、普遍地建立各种类型的现代农业生产企业和新式农业合作组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2006年，是党和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特别是《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进一步落实的一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不断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更大发展。　　

谈到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黄孟复指出，部门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措施推进还不平衡，民营企业自身素质提高尚有不小差距。例如，劳动纠纷不断增加，社会诚信意识仍有不足，商标假冒、产品伪劣、财务失真、偷漏税款等问题仍在部分民营企业中存在，特别是在中小民营企业。此外，资源浪费加大、环境污染加重、违法犯罪、商业贿略等问题，也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民营企业的评价。　　

200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仍将保持快速稳定健康发展态势，黄孟复认为，这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条件，物权法制定实施、企业所得税法出台、金融体制改革加快，以及“非公经济36条”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都将促使非公肖制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民营企业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构建和谐企业，进而推动构建和谐社会，是民营企业的社会与历史责任，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要为此不断努力。　　

（2007年2月1日《人民日报》）　　

三、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不管他是老的，还是新生的；也不管他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本性难移。　　

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当今中国的新资产阶级是否仍是如此？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报载实例。

■暴富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患无穷　　

■暴富这个群体既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改革的促进派”，而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这个新生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根本上来说跟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对立的。可以说暴富群体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之一　　

■解决暴富、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从整顿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加强法治，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上找出路　　

暴富群体：体制转型的怪胎　　

    -----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于祖尧　　

○本报记者   黄钟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经济生活中新问题层出不穷。近年来，暴富现象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于政尧　教授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文章，对暴富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论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于　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暴富群体。这个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生的特殊群体混杂于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之中：部分不是靠诚实经营和劳动赵家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少数公有企业的承包人和买主；收取非法高额出场费或投机钻营的文艺界明星、穴头；政界的贪官污吏；少数新生的洋买办；一些以文谋私的知识界暴发户，等等。于是记者带着一些疑问采访了这位经济学家。　　

记者：请问您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关注暴富问题呢？　　

于祖尧：经济改革本质上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利益关系理不顺，要实现资源配置化，是不可能的。我1993年访问日本时，作了一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难题的学术报告，讲到分配问题，我认为必然会出现分配体制不规范，双轨运行，给一些人提供暴富的机遇，可能会出现暴发户。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又重新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并搜集了很多公开发表的资料，感到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上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收入普遍增加，但同时也出现了少数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成为暴发户。这个问题的出现是跟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的，腐败和暴富是一对孪生的怪胎，互为因果，相互影响。　　

我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当中存在着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工资内收入的平均主义倾向还没有完全消除，而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工资外的收入在急剧增加，占职工总收入的比重超过50%以上，已喧宾夺主，并且工资外收入的差距也在急剧扩大。二是出现了新的贫困阶层，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暴富群体。目前分配秩序混乱，政府对分配失控，解决这两个问题还没有高招。　　

记者：您认为衡量和识别暴富的标准是什么？　　

于祖尧：经济学讲的暴富，不是数量概念，而是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不能用占有财富多少来划分是否暴富。只能从牟取利润或租金的途径和手段来判断。我的文章对此作了比较具体的详细的分析。可以用统计分类的方法，也就是说富裕阶层里面有多少是靠钱权交易、黑色成灰色经济、钻体制的空子等不正当途往获得收入的，把这部分人划出来，用法律来区分，看是依法改富还是违法致富。　　

记者：可是在转型时期不但法律和政策可能有漏洞可钻，而且可能法律和政策本身就有不合理之处。靠此富裕起来的人是否也应划入暴富群体？　　

于祖尧：从政策导向上说，我们主张勤劳守法，不主张搞邪门歪道、钻政策空子发财。只要不是把它当作改富的主要门路，偶尔为之，可不算暴富之列。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弄不好会影响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　　

记者：您在文章中论证了产生暴富群体的客观必然性，这是否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还得容忍暴富，对吗？　　

于祖尧：我们改革的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多轨运行等客观条件，难以避免产生暴富群体。但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合理的。必须通过加强法治，加快体制转型、整治暴富、阻止它不要进一步发展，防止暴富群体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　　

我觉得暴富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患无穷。1991年底，我在莫斯科访问，我们跟苏联经济学家讨论改革问题，有一位老学者，他支持叶利钦改革，但反对私有化，他认为在苏联条件下如果搞私有化，广大的苏联人民不能从中得到好处，最后受益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官员，特别是原来在经济部门任职的政府官员，这些人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和关系一夜之间富裕；再有一种人就是会玩不正当手段的人，如黑手党，这种人很容易致富。俄国现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新的官僚垄断买办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要以俄为鉴。　　

暴富者侵吞劳动群众的劳动成果、掠夺公共财产，挥金如土，败坏改革声誉，损害党群、政群关系。广大群众对他们的劣迹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而那些暴发户也不安于现状。他们在进行原始积累的同时，跃跃欲试，把手伸向政治，说“我们不满足于作花瓶当摆设”，要到政府里当官。有的人花钱买宫是想过把官瘾。有的人则明确地要通过掌握政治权力，进一步捞取经济上的好处，把改革引上对他们有利的邪路。　　

记者：在您看来，现在对付暴富问题有些什么政策手段呢？　　

于祖尧：现在政策手段还不多，可选择的余地不大，眼前能利用的就是税法，但现存税牧征管问题不少。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实际上是劫贫放富。它起征点是800块钱，像我们这样的工薪阶层每月都由财务科依法从工资里扣除应缴税款，谁都逃不了。而那些暴富的人偷税漏税的办法多得很，即使查出来，处罚也太轻。政府现在对他们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力法来。　　

记者：照您这么一说，暴发户把触角伸进政治领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对暴富问题不认真对待，是不是有可能出现金权政治呢？　　

于祖尧：完全可能。这些年腐败问题严重。如果没有金钱跟政治权力相结合的话，腐败不会发生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反腐败必须堵住金钱通往政治的道路。否则，一些政府官员必然沦为暴发户利益的代言人。有位读者给我来信说，反腐败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记者：暴富群体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问题，您认为在收入分配领域，理论和政策上是否有值得注意的问题？　　

于祖尧：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我们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原则上没问题，但究竟什么人先富、通过什么途径富却没有从法律和政策上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但决不是鼓励人们以暴富者为榜样，发不义之财。现在真正应先富起来的人却变成“贫下中农”。社会上流传一个顺口溜：“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　　

二是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认为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市场经济是要给每个市场主体提供平等、公开、公平的环境，各显其能。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在这种条件下，你有能力就先富，你不能适应市场法则，则破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政府也要用宏观调控来缓解它产生的消极面，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来缓解结果的不平等、不公平，因为任结果的不公平、不平等发展，它必然会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回过头来影响效率。关于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一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大师的看法比我们高明。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评价暴富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呢？　　

于祖尧：暴富群体既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改革的促进派”，而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这个新生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根本上来说跟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对立的。可以说暴当群体的崛起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之一。原因我在那篇文章里也谈到了。第一，他们的利益与深化改革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不愿意恢复旧的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他们也不愿建立规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经济运行多轨制、市场无序，恰恰是他们赖以滋生的主要条件，是牟取暴利的主要途径。第二，暴当群体是体制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任其发展，它必然会进一步蜕变为新生的官僚、买办、封建性质的阶级。第三，它对政治体制只会起腐蚀作用，加剧腐败。　　

记者：您在文章中曾说，收入差距扩大之势是在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治水平达到或接近小康的基础上出现的，而且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因而这种差距具有相对的性质。既然如此，那么您是不是认为目前这种收入差距的现状和趋势还是社会可承受或容忍的差距呢？　　

于祖尧：如果任其发展，群众就难以接受了。实事求是地讲，社会上存在不安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是在新的贫困阶层出现，下岗人员增多的情况下，更应正视这一问题，因为它已经开始影响人心的疑聚力和社会的安定。　　

记者：您认为要逾越暴富问题这一障碍关键在哪里？　　

于祖尧：解决暴富、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从整顿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加强法治，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上找出路。　　

（1998年7月22日《中国经济时报》）　　

老板赖账3000万    一边逃跑一边申辩　　

               仪科惠光案拉响中关村信用警报　　

                  本报记者申音  实习生黄新  钟丽军　　

目前，曾被众多媒体追捧过的国内第五大IT分销商仪科惠光神秘“案发”。公司办公地和货仓空空如也，而老板林晓志在欠下中关村数十家企业的至少3000万元货款后已不知所踪。　　

在苦等数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愤怒的债主们联名反映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　　

　8月13日　，仪科惠光被法院查封。　8月20日　，管委会召集海淀区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开会，将其列为挂牌案件。　8月23日　，林晓志在网上发贴称：“我们一定会回来，并且要用第二次创业裸得的利润清偿所有的债务！”同月28目出版的《中国经营报》在头版头条公开披露此事，原本为中关村管理部门和受害企业藏掖的“秘密”方才曝光于世。随后，众多媒体试图跟进报道，但中关村内已经“坚壁清野”。本报记者凡经努力，在保证不透露被采访者身份的前提下，终于取得了部分知情者的信任，了解到更进一步的幕后情况。　　

疑窦丛生的营销模式　　

记者注意到，在长达数页的受骗企业名单中，既有神州数码、英迈国际、和光商务、中电集团这些名头响亮的大企业，也有一大批中关村里的小公司，所涉金额多的有900多万元，少的不过万把块钱。那么林晓志又是如何将这些大小葡萄串在一起，一个个吃掉的呢？　　

是赊销，中关村里最通用的方式。　　

一位1998年就进入仪科惠光直到今年5月份才离开，最高担任过销售总监和投融资总监的L先生（遵照其个人意愿，如隐其名），很清楚老板是如何发家的。　　

“刚开始他没多少钱，又要做生意，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把自己包装好，以好的开缘和信誉为砝码，去打动别人。结果，供应商就愿意把货给他卖。有货卖了，打个欠条，又可以争取到20天或30天的延长付款期，中间低价卖出去，两三天之内就可以套到钱。但他不会马上把钱给经销商，等手上积累的资金多了，就可以此用做别的生意，等于是空手套白狼。”　　

即便如此，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没钱，林就提出了所谓“黄金渠道”、“专家服务”等连锁经营概念，大力宣传。10万元风险拆押金的低门槛、高额的折扣吸引了不少二三级城市的中小进货商加盟。而林老板的要求很简单，各分店中80%的采购量都必须通过总公司集中采购。林的一呼百应也让大供应商刮目相看。　　

IT分销行业的平均毛利率只有三五个点。这样的高进低出根本不可能给他带来利润。林晓志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但他继续做赔本生意是有理由的。　　

国内IT市场红火之后，和仪科惠光有类似之处的分销企业佳都、怡海等已先后被外资收购，创始人拿到了上千万美元的股份，这对林晓志是个巨大的刺激。他意识到连锁销售体系是一个很有力的砝码，可以对外融资，甚至上市。只要成功，他就可以“解套获利”了。　　

因此，仪科惠光不惜代价抢市扬，做份额，郎便因为价格放得太低，冲乱了IBM的价格体系，以致被取消销售资格也不回头。　　

这其实是个操作难度很大的工作。因为做分销本身对资金实力要求很高，一旦资金流通不畅，那么整个链条就会停下来。于是他不得不连续地高价进、低价卖，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变出钱。一旦两天没销售，整个资金就会有问题。　　

问题很快出现。随着NASDAQ的“高台跳水”，融资迟迟谈不下来，上市已经越来越遥远。IT销售放缓，东西就是低价也卖不动，仪科惠光的财务失控。从今年1月起，林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拖欠货款空头支票的事越来越多。大代理商减少发货，林就把目标列准二级、三级甚至更低级的代理商。只要能赊货，也不侃价。拿到货后，只要可以变现就马上出手。钱也不再用来补漏洞，统统被林自己卷走。　　

一家具有外资身份的大分销企业，本来已经打算停止和仪科惠光做生意。但林晓志跑过来，拿着中国科学器材进出口总公司的100万美元的信用证。于是，林又提走了200多万元的货，却再也没有回来。事后，他们才了解到，那个信用证是器材公司老总私自开给林的，下面根本不知道。　　

到了5月份，按照《中国经营报》的说法，林已经是一个纯粹的骗子，一分货款也没还过。而直到其帐号被查封的前3天，还有天津的进货商向仪科惠光的帐上打钱。林自6月起，就再也没在公众场合露过面。　　

林晓志：史玉柱还是牟其中　　

“他看起来真的想做事情，而且很努力。”被林老板骗走200多万元的货的某国内知名分销商经理，谈到了他对林晓志的第一印象。　　

1997年，自称“在福建做IT做了6年”的林晓志绝到中关村，创建了仪科惠光公司。当时启动资金不过50万元。根据《计算机世界》事前的一个长篇报道，“办企业这么多年下来，我始终没有在前台卖过一台机器，包括公司的营业额每月还不到几十万元的时候。”早年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使得林老板很善欢扮演思想家的角色，“在一个产业的大背景下，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企业，如何运作这样一个企业才能符合产业的发展趋势？”　　

短短两三年内，林抛出了“黄金渠道”、“专家服务”、“变产品主导为客户需求主导”、“E连锁”等新概念，很是让不明就里的媒体兴奋了一阵。随便用新浪一搜索，报道仪科惠光的网页五六十个。　　

“他是善于利用舆论造势的，在宣传包装上花了不少工夫。”L先生承认，他曾经负责过仪科惠光的公关宣传工作。举个例子，林对《计算机世界》的记看声称，仪科惠光1999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而在自己后来的自述中又称只有2.5亿元，相差一倍。　　

在网上的申述和告别声明中，林把仪科惠光的倒闭归咎于长城电脑公司恶意拖欠货款，以及得实集团突然申请查封其帐号，颇为悲壮。这让他在网上蠃得了不少同情分。深知内情的经销商们对此格外愤怒。　　

“他说直到6月，长城电晓还拖欠仪科惠光300万元中央粮库项目的货款。实际上，长城不过是把仪科惠光去年做总代理时欠下的钱抵回而已。”　　

“林如果不是骗子，可以把财务交给第三方审计，看看亏在那里。可他根本不敢这么做。亏他还好意思说把车子留在那里以表诚意，那是法院封的。”　　

“林晓志口口声声说自己要学史玉柱，可在他身上，我只看到了牟其中的影子。”一位经销商恨恨地说。　　

中关村为什么“沉默”　　

中关村处在一种奇怪的静默之中。记者打电话给相熟的神州数码公关人员，对方的回答是公司内部已经下了指示，谁也不可以接受媒体的采访。　　

至于海淀区人民法院、工商局等部门，明确地给了记者闭门羹。　　

我们根据拿到的名单挨个去问，绝大多数人表示“上面已经打了招呼，不方便说”。少数同意访谈的，也大多要求保密身份。受骗企业的具体数目也还是个谜。一位经销商称：“我向海淀区分局刑侦科报案的时候，就已经50来个，现在据说有100多个了。”　　

另一种言论在区内散播。有人说，林不能抓，抓的话谁的债也还不了了。不如让他绝续骗，还有可能还大家的钱。　　

更多的人心已经凉了。一位外资分销企业的经理反思：“大的气候、环境需要维护，需要建设，一定要有健全的淘汰机制、惩罚机制，否则责任没法追究。”　　

“IT行业的特点决定了赊销是肯定要继续下去的。”一家公司的律师说，“中关村一带骗子太多了，大公司防不胜防。去年我们几家联合去报案，队已经排到了3000多号。几十万元的案子公安局根本不受理。像四方通达、创业先导、华证东方这几个案子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破。”　　

“更可气的是有的骗子还在中关村转悠。工商局不管虚假注册，有的前几天骗了你100万元跑了，过几天又注册一家公司，或者借几个民工的身份证注个册。”　　

“现行的公司法太模糊了，比如有限责任就很笼统，到底该怎么承担责任。虚假出资的认定也有问题，不是查你的帐，而是你工商登记表里有没有会师师事务所入帐凭证。”　　

也有的经销商认为，信用体系的建玄和维护不能光指望政府。因为政府行为包括法律、法规都是滞后的，总是跟在问题的后面。政府的效率低。他们即使做也是很急慢地做。必须要有中介组织和丈的企业带头去做。　　

事实上，早在去年，新华信风险管理有限公司就组织了一次IT行业信用管理研讨会。不少村内企业参加。当时新华信倡导作一个信息库，把IT业所有的客户名录放进去共享。但与会企业显然不愿把企业机密与人分享。　　

“林晓志破坏的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种秩序。”一位外资分销企业的经理语气沉重。　　

谁来担报中关村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任冉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简称记）：仪科惠光事件发生后，管委会做了哪些工作？目前案件进展情况如何？　　

任冉齐（简称任）：案件正在全力侦破中，为此我们联合有关部做了一些必要安排。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侦破的结果。　　

记：您认为中关村的管理部门和企业可以从这件事中吸取些什么教训？　　

任：这件事应该被当做一个典型，教育中关村企业注重信用和信用管理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建立证信体系太必要了。以前企业对这个不热心，认为会增加自身成本，但如果大家都遵守的话，就会降低社会的成本。应当说，这是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必须经历的台阶。整顿经济秩序，改变政府管理手段的重要一状就是信用体系的建设。　　

记：政府能为中关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做些什么？　　

任：我们打算在中关村里营造一个区域信用体系。主要想法是由政府来整合下面各行政部门和机构（如海关、税务、工商、银行等）的企业数据信息，组织一批在证信评估方面权威的、经过市场证明的中介机构。　　

记：这些数据信息包括哪些？　　

任：分为3类。……　　

记：为什么政府不做这个工作，要由中介机构来做？　　

任：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并被信用国家验证过的。一个信用体系的建设，必须依靠市场中介机构的成熟，也要靠政府的扶植，要把原来政府做的又做不好的工作，让市场中介机构、行业协会来完成。　　

记：从信用体系建设来说，中关村有哪些特殊理由需要先行试点？　　

任：中关村是个高科技园区，很多企业还是处在创业阶段。他们最需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但这些都是以企业信用为基础的。可要鉴别一个企业的资信，前期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所以应当营造一个守信得奖、失信受罚的环境。不管多难，我们现在也要起步了。　　

（2001年9月4日《中国青年报》）　　

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贵　　

                  富豪不交个税凸显制度缺陷　　

                       本报记者  王尧　　

   “国内一些富豪为何不交个人所得税？”今天，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纲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这些富豪会认为，公司是我的，公司已经纳税了，我个人为什么还要纳？”　　

这位学者今天在“中日政企学北京论坛”上分析：“表面看，是纳税人的观念错了；往深里分析，说明我们的税收征管方面有问题。”　　

税制专家钱晟则进一步说：“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税务部门独自能够解决的事了，它牵涉到分配渠道等社会系统工程。”　　

胡鞍钢今天证实，上周国务院总理问策会上，专家也向总理提出了关于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最近，“富豪为何不交个税”成了新闻热点。媒体说，有国家领导人也对此提出质疑：税务部门调查了去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结果几乎没有人交个人所得税。原因是，公司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拿的工资都在税前列支了。　　

胡鞍纲说：“越富的人越不交税，这不正常。依法纳税，对所有人是公平的，谈不上杀富济贫。”　　

个人财富和纳税数额对不上　　

“的确，有些人的纳税额和个人财富对不上，已经是大高二心知肚明的问题。”今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晟对记者说，“有人号称‘亿万富姐’，可一查她纳税，简直太少了。”这位税制专家分析，对一些私营企业主来说，家人买瓶洗发水都能在企业里报帐；自己家里的东西，都算做可以折旧的企业固定资产。而那些善于资本运营的人物，往往也有实业，他们家里和企业资产不分。这样，税务机关知道也往往没办法。　　

如何区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一位税务官员对本报记者说：“目前征收上没那么较真儿。如果企业是自己的，缴了企业所得税的老板，往往不缴个人所得税。”　　

记者问：“哪种方法税额更高？”这位官员说：“不一定，要具体分析。”　　

一些制度的缺失是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钱晟　教授说，比如财产申报制，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廉政制度，目前只有处级干部填报。而在国外，几乎所有公民都要申报财产，这是纳税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越富的人纳税越少　　

　钱晟　教授曾说过：“现状是，个人所得税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生贵族。”　　

胡鞍纲援引国内外的数据说，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中，排第一位的是工薪阶层；排第二位的是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三才是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　　

他分析的结论是，当前我国每个农氏的税负要高于城里人。城市每人平均年税费约为37元，而农村每人约为90元。　　

城市里，低收入者的纳税要高于高收入者。我国税法中，收入越多纳税越多的“累进制”，在最高收入人群面前变成了“累退制”。我国最高收入户的税负，差不多世界最低。　　

胡鞍纲认为，这表明个人所得税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纳税还是不透明　　

胡鞍纲，这位曾在美国耶鲁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学者说：“在美国，歌星杰克逊缴不多少税，老百姓都知道。在中国，老百姓也知道歌星毛阿敏曾栽在税上，但她纳税的数字谁也说不清。”　　

　钱晟　教授说：“我们每个人纳了多少税，好像自己也说不清。纳税情况的模糊，使纳税人没有意识到，纳税多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所以才有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这边给灾区捐款，那边又在偷税。这说明我们对人的评价里，没有加上纳税的因素。为什么不能每年公布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大户？这和见义勇为、捐助学校一样，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胡鞍纲说：“公众人物首先要依法纳税，并且，应该主动公布自己的纳税情况。这是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成本。”　　

　钱晟　教授则认为：“如果社会真正树立了纳税光荣的氛围，公众人物会非常乐于公布自己的纳税情况，包括政治家。”　　

个税：一个企业一次补交1000万　　

“我的一个朋友最近急着赶回香港，就是为了缴个人所得税；而我的太太在北京每月都要去地税局一趟。”胡鞍纲说。　　

他认为，现行的征税办法有问题。　　

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是每月代扣制，年度统一梳算，而中国是月征税，再加上税收服务上的欠缺，交易成本过高。而且，目前惩罚力度不够，致使偷漏税现泉相当普遍。　　

有消息为证，某地一家高科扳企业的员工被查处有认股枚，税务部门追缴个人所得税，居然高达上千万元。　　

教授税法很多年的钱晟说：“中国个税法诞生22年了，当前，无论纳税人数还是纳税额，情况都有了很大变化。可是，税务机关的征管观念和手续都没有跟上。”　　

他认为，个税法的修改“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财产申报制和它背后的财产评估制度等，都是税务机关“生命中不能承担之重”。　　

胡鞍纲认为，在许多征税办法上，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提高服务，减少手续，培育税务代理中介机构。“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成为热点，恰恰证明了中国正走在建立依法纳税的路上。”　　

（2002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　　

仰融：迷雾笼罩的资本枭雄　　

本报记者  王尧　　

   明天，仰融关注的“中华轿车”就要在北京市场大亮相了；可直到今天，仰融“身在何处”却依然还是个谜。　　

　8月20日　，“目前”还是仰融担任董事长的上海申华控股公司，在北京会有一个热闹的秀----“中华轿车投放市场”。但是，关于“董事长仰融是否被捕”的消息，直到今天，这个上市公司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今天，申华控股公司媒体负贵人回答本报记者说：“可以肯定的是，明天仰总不会出席。”　　

仰融，最迫一直笼罩在传言的迷雾里。8月，有媒体披露：“在资本市场上一直长袖善舞的仰融从华晨汽车出局后，行踪一直成谜。近日，有传闻称这位华晨系的创始人已经被逮捕。此前，仰融已被政府正式通知‘限制出境’。”　　

接着，有关这个资本枭雄命运的迷雾越来越浓-----这边，有仰融“一直在休病假”的新说法；那里，也有“仰融最近在美国，活得好好的”的新解释。　　

今天，申华控股公司媒体负责人之一　索研　小姐的答复还是很中性：“我们是上市公司，公司社三大证券的公告是惟一的信息披露渠道，到目前为止，公司不存社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如果公司发生如此重大的事项，他们一定会通过正常渠道向社会公布。”　　

直到今天，在公众眼里，1957年出生的仰融，尽管是2001年度媒体评出的中国经济人物，但他的人生经历中还有迷雾团团。　　

这位有着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企业家，讲述过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又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进手术室，奇迹般地、没有残废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既珍惜又藐视生命。”　　

2001年，正处于成功巅峰的仰融，评价过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3个转折：　　

第一个转折，发生在1992年10月，他操作组建的“华晨中国汽车”（CBA）在美国纽约成功上市。这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第一例。　　

对纽约证交所来说，这也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只正式挂牌的股票。这段传奇经历，被称为“夜行上市”，当从中融到7200万美元资金时，很多当初笑话他天兵的人深感意外。　　

1992年华晨上市，被媒体评为当年中国十大新闻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把华晨上市招股书评为经典案例教材，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家在纽约挂脾上市的公司”。当时，中国证监会还没有成立。　　

就是这个案例，直到今天还让许多官员、经济学家对仰融“拿不准”，敬而远之。于是有了“仰融的水很深，最让人琢磨不透”的说法。　　

第二个转折在1995年1月，发生了华晨接管国有的“金杯客车”管理权。　　

第三个转折在是在1999年，在他的操作下，收购了申华实业，更名为上海华晨。今天的“申华控股”与此企业有关。　　

不懂汽车却闯进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仰融，有一句名言：“金融是手段，汽车才是目的。”他在8年时间内，完成了纽约、上海、香港“三地上市”。在10年中，他在汽车业里投下了50多亿元人民币。在高度垄断的中国汽车业，冒出了个另类的、号称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企业。　　

仰融，成了中国汽车制造业游戏规则的一个“颠覆者”。2001年，宝马集团选择仰融手下的华晨作为合作伙伴，宣布要生产宝马汽车。小字辈的华晨，在与“国家队”约竞争中胜出，让人颇感意外。　　

更让人意外的是，今年6月，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仰融，从华晨汽车出局。8月，仰歌被捕的传言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仰融被捕”的说法？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一位分析师认为，可能与华罢的产权归属问题有关。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公司分析师认为：“即使仰副如传闻所说的真的被捕，也不令人奇怪。从民营企业家普遍拥有的‘原罪’背景来看，仰融的悲剧性命运几乎可以肯定。”　　

尽管掌握着超过百亿资产的仰融说过，华晨全部足国家的。但是，今年媒体分析出的“华晨股权结构变更图”，还是让很多人没有找到答案。正是企业产极归属不清的“原罪”，笼罩了仰融的光环。　　

仰融，这个打破汽本巨头垄断的资本运作高手曾说过，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丑陋的中国人》。　　

（2002年8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张维迎当“牧师”   众名家说“原罪”　　

企业家反思：还是赚干净钱好　　

本报记者 杨得志  实习生 蒋志臻

   “曾经跟我同台领奖的著名企业家们，现在大部分都已销声慝迹了。”在　12月21日　闭幕的“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与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搜狐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朝阳一起，痛说过往原罪，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则充当了他们的“牧师”。　　

今年，仰融出走，杨斌翻船，中国富豪纳税等事件接连发生，使“赚钱和道德的冲突”成为社会新的热点。在论坛上，几位企业家在张维迎的启发下，纷纷负疚地说起陈年往事。　　

柳传志介绍，联想集团在“没法活了”的情况下，赖了客户两年多的帐，也曾很长时间用的都是走私的电子元器件。　　

刘永好手下的总经理在江西生产销售用高水分的玉米做成的饲料，结果让农民的猪吃了他们的饲料不长肉，害人不浅。　　

东软“捣鼓”出售房地产交易软件，让客户花了很多钱购买了不应该买的东西，自己却赚了个四五千万元。至今，刘积仁还深怀愧疚。　　

柳传志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政府给计划内的企业生产批文、进口外汇的额度，计划外的企业却享受不到这些。计划外企业没办法，只好花钱去买批文。再加上海关、税务等部门明显的立法、执法不一致，不公平竞争的问题非常严重，企业环境非常恶劣。“在1994年以前，我们要将50%左右的精力用在对企业环境的适应上。”　　

这种遗风现在仍在流传。张维迎说：“几年前，我在上海的房地产论坛上说过，中国的房地产商30%是大骗子，30%是中骗子，30%是无意识的骗子，10%是好的。目前房地产市场仍是晨不规范的市场之一，客户被欺骗诉诸法律官司不断，面临很大的挑战。”　　

柳传志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批文取消了，外汇和人民币的额度对接成功，然后经济软着落，到十五大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再到三个代表，经济环境越来越好，再搞违规行为就得不偿失了。刘永好也承认，为了眼前的诱惑和利益，采取短期行为，反要付出较大的成本。“虽然新希望当时多赚了500万元，但今后第二年、第三年，江西很多农民就不买新希望的饲料。结果，到现在为止，这个省的销售额仍比其他省要少。”　　

作为新一代企业家的代表，张朝阳对原始积累必须经历血腥阶段的看法不表苟同。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靠正常的渠道，用比较规范的方式，创办一家好的公司是完全有可能的。相反，用血腥的手段，靠歪门邪道，已很难走远并形成气候。最近几年的风险融资，通过上市或者别的新型做法，已是非常规范。　　

张维迎介绍，上个月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亚洲企业领袖年会就颁发了公司公民奖。把公司理解为一个社会公民，势必要求企业对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张维迎说，评价个企业是不是优秀企业，首先看它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公司公民。如果不是一个优秀的公司公民，就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很遗憾的是，这次年会没肖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获奖。　　

柳传志认为，现在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改革中很大一部分人付出了成本。他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有责任在上岸后，帮助别人也上岸，保持自己的稳定，不仅为别人，也是为我们自己。”　　

（2002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拿到地就上了赚钱大道　　

   □下力气就能打通关节　　

   □雇人买房制造售搂风暴　　

一房地产商戳爆楼市肥皂泡　　

沈虹冰  陈芳  李自良　　

     39岁的孙国平（化名），在房地产业“打拚”了6年，做了近20万平方米的楼盘，巨积累下4000多万元的资产。他向记者吐露了业界圈地、盖房、卖房中一些不为外人知晓的手法。实录如下：　　

    拿到地就上了赚钱的大路　　

时下，在股市低迷、其他行业利润不理想的情况下，不动产投资成了热门。连小投资者都流行“抢房就是抢钱”的说法。国家出台政策鼓励购房按揭，地价不断上扬，房价飙升，谁见了不动心？商业银行也纷纷抢这碗饭。眼下房市景气，我们的投资回收很快，看上去是个多赢的结果。　　

谁都知道，在这个行业要站稳脚跟，必须肖雄厚的资本和较好的土地储备。现在各地做房地产赚得多的，大多是在前些年“圈”得了大片土地的。能不能圈到地是做房地产成功与否的关键。　　

现在各地都在搞开发，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卖地生财，有些地方地都卖滥了。抓住地方领导干部心理，掌握第一手信息很关键，“招商引资”、“改造”、开发建设政策一出台，土地里就有机可乘。只要我是一个“有实力”、“有背景”的企业，就能用很少的定金，甚至不花钱，就可得到协议用地，剩下的地价款先欠着。要么换个方式，包下一条旧街道改造或者一个地方的“亮花工程”。投资不大，但可以换得一块或可开发，或可融资、出让的土地，甚至还有一批商铺。　　

下大力气就能打通关节　　

拿到了地，就成了投资商，就可以利用优惠政策开始融资、合作、卖楼花。尽管房地产法规对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房地产预售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但制度是人制定出来的，只要在关键的地方肯下力气，就能顺利打确各种关节。　　

如果没有钱开工，有建筑商，有银行帮忙。现在房地产企业多，建筑企业更多如牛毛。建筑商垫资开发是业内不成文的规矩，他们不仅要先帮着把楼盖到封顶，还要交给开发商保证金。只要开始合作，就是一条船上的人。拿到了地，可以找一家手段高明的土地评估所运作，最后得到的项目开发贷款肯定不能低于买地的价钱。这笔钱可以用来应付一部分债务、发工资、做设计、搞宣传等等。　　

卖楼当然并非易事。首先要制造热度，针对消费者“买涨不买跌”的心理，要变着法儿造势，制造搂市火暴的幻象。没有人买，可以雇人来“买”，项目一“开盘”就会演绎成“某某花园开盘狂销数百套”，或者“某某广场售搂风暴，首期一百个单元当天彼抢购一空”，这些故事往往有惑人的图片和图像证明。买房的人动心后，就上了套，可以做的文章就多了。　　

买房子的人当然不懂如何精确计算和测量，也不会详细核查他们看不懂的工程图纸，建房成本、开发商许诺的高档原装进口材料都无法鉴定。买主即使能以较低的价格成交，事实上还肖各种各样的附加费在后面等着。　　

概念也被吵到了极致。水景花园、香樟别墅、智能数码、生态人居、绿色环保、人性化设计，要什么有什么，只要能打动买主的心。这些充满诱惑的东西总能勾起人们的购买欲望。　　

楼盘买得差不多了，原有的“湖景”、“园林”很快不见了，或者干脆这些地块就又建起了新的商品房。　　

我所说的这些，都是这个行业里不规范的现象。现在这个行业红火，大家都往这里挤，谁也说不清楚现在的房地产业究竟是不是“泡沫”。　　

（同上）　　

扶持民企也得讲章法　　

     鲁宁　　

   上月23日，新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知名民营企业家---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遭枪杀的事，震动全国。此宗新闻还有续篇，　2月24日　，《21世纪经济报道》以《李海仓身后债：海鑫钢铁欠银行30亿》为题提出，“该是到了揭示海鑫集团真相的时候了”！　　

近20年间，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丈企业头顶各式荣誉光环，或平时被地方宠惯了。这些企业，一旦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更不消说发生当家人遇害这种极端事件），往往要遭劫难：或经营业绩大幅缩小，或真相大白，或神话戮穿……由此，闻知海鑫集团的巨额银行欠债浮出水面，我反倒觉得全在意料之中。　　

海鑫集团的总资产据说也就30亿元，即使不考虑总资产（帐面资产）是否需要挤出水分的因素，仅30亿元的银行债务就会使整个集团“零资产”。假如再考虑到该集团实有资产抵押变现时必然出现的资产贬值，海鑫成了个资不抵债的空壳集团。而有待进一步核实的消息说，海鑫还欠其他自然人和关联企业5亿元。　　

海鑫号称国内著名民企，李海仓本人被列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在山西省内，李本人及海鑫集团更是政府扶持民营企业的一根“政治标杆”。由“李海仓神话”到海鑫集团之空壳，人们有理由怀疑，类似于海鑫的国内其他“著名民企”，是否在“超高速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虚脱，甚至早已被掏空？　　

由此，人们还有理由责问，类似于海鑫那样的“著名民企”，在其创造发展神话的过程中，占用了多少在公平竞争杀仲下本不可能占有的额外发展资源？当地的政府和媒体，在这一场场“造神运动”中，该分别承担什么责任？其背后是否有腐败因素在做怪？　　

更要反思的是，在发展民营经济成为大潮的今天，政府及全社会该通过何种方式扶持民营企业？扶持的过程本身，是否需要讲究章法、遵循合法与理性的程序？几十年间，政府一直倾全力无持无数的国有企业，而无数个扶出来的“泡泡”总是一批批地破灭，弄得自身很没面子不说，还抬高全社会经济发展的总成本，阻碍了公平竟争的市场生态的形成。以往的教训不堪回首，但愿同样的教训不要在民企身上出现。　　

民营经济在中国总体上还很稚嫩，政府完全有责任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就全国面上的现状看，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扶持不是过了，而是远远不足。强调扶持民企要讲章法，首先在于扶持的立足点和着重点。对这个立足点，我的理解是，转变行政职能，改善行政服务态度与放弃市场歧视。而着力点则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这样做，表面上看，没有直接给政策优惠开“小灶”来得快，但建立于此的发展速度足扎扎实实的速度，至少不会留后患！　　

（2003年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首批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23名民营企业家只剩下“6杆老枪”　　

                  企业家代表委员双重身份如何参政　　

                        本报北京　3月7日　电　　

                     本报记者  丛玉华    王尧　　

    这几天，广西喷施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林在华润饭店遇到五个老朋友：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大连韩伟企业集团董事长韩伟、中华茂祥集团董事长王茂祥、江西九江民生集团董事长王翔和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他们是仅存的以民营企业家身份连任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上，23名民营企业家首次进入全国政协。1998年，第九届全国政协开会时，非公经济人士的数量达到48名，但原来的23名只剩下10名。今年，有100余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被推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依然不倒的就是这“6杆老枪”。　　

为什么另外十多人没有连任？王祥林说：“原因很多，有破产的，有犯事的，但更多的是把企业家和政协委员的角色搞混淆了。”　　

据记者观察，此次当选的老板大增，一些代表、委员驻地也格外热闹起来。许多老板都带来了公关班子，疏通有关方面的关系，给媒体送宣传稿，有的还带来了本企业的产品。　　

“目前这个阶段，非公经济代表、委员为所在阶层说话无可厚非，但利用这一政治身份来为自己的企业添景，是不是有点变味？”一位常跑两会的记者说。　　

“在前两届会上，也有一些风头很劲的企业家，在报上、电视上常常露脸。后来，就消失了。”王祥林回忆。　　

王祥林是有名的“王大炮”。在政协会上，他抨击过国家政策对待民营企业的不平等，反映过破产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情况，还曾力排重议支持两面针厂长拿10多万元奖金。　　

“王大炮”的名声甚至传到了朱总理耳里。有一年，中央派调查组到广西，朱总理亲自交待工作人员要找王祥林谈谈。“我能连任三届，可能更深层的原因是，全身心地尽了一个政协委员应尽的责任。”　　

记者问另一个“不倒翁”张宏伟，此次参加两会有没有带公关团？张宏伟一脸的惊讶：“我是政协委员，带那些干什么？我是带着笔、纸来开会的。”但他也承认，“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商人嘛，为自己谋利益的念头不可能没有，关键是要有制度约束。而现在，完全靠企业家自律。自律得好，就不倒；自律不好，就走人。”　　

据悉，在今年两会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除了100余人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还有133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如此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入了人大、政协是顺应时代要求，但也把角色问题凸显出来。　　

角色尴尬不仅表现在政治身份带来的额外好处，还表现在额外的负担。据报载，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投资的“政府工程”----浙江省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在暂时看不到盈利的情况下上马了。有人说，也许“原来的纯商人”徐冠巨根本就不会上这个项目。“养鸡大王”韩伟也担负了平抑市场蛋价的义务，每当市场鸡蛋价格波动，他就会出来降低企业的利润，换来全国市场的平稳　　

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韩大元对发达国家议会制度颇有研究。他认为，尽管社会制度不同、选举制度不同，并且发达国家的议员都是专职的，但一些规范议员行为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韩大元说，发达国家有的议员从政前也是企业家，有的告别议会之后也去做企业。但是，当他们的身份是议员时，就要受到严厉的约束。　　

他说，这些议员首先要对自己的竞选承诺负责，为国家利益服务，对选民负责；其次，议员在议会活动中的规则，非常详细完备，内部监督系统里，还有议员惩戒委员会、议员纪律委员会等等。　　

当然，外部监督也很重要，各大媒体都有常驻国会的记者，议会的信息定期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每个议员的行为都非常透明。韩大元说，我们有了《全国人大组织法》和《代表法》，还有两个议事规则，但都比较原则，对人大代表本身的监督不够，需要在制度上完善。　　

针对今年两会中出现的企业家“公关风”、“会中会”，韩大元表示了明确的批评态度。他说，尽管我们制度还不完善，但也有对代表、委员义务的规定，特别是对具在会议期间的行为，有原则性的约束。“无论你是什么职业，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你的身份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做的事，就是审议报告、提出议案、提案。”　　

（2003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　　

                      又一个“福布斯”富豪陨落　　

“26亿元资产”神话创造者吴志剑被判刑17年　　

    又一颗“福布斯富豪”明星陨落了。　2003年4月18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一审判决原深圳政华集团总裁吴志剑有期徒刑17年。　　

吴志剑，福布斯中国富豪榜1999年排名第九、2000年排名第26位。这个曾经以800元起家，到拥有26亿元资产神话的创造者，因合同诈骗及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两项罪名，被判徒刑，并处惩金50万元。与其一同受审的同案犯罪嫌疑人均为其公司员工。　　

实际上，由吴志剑导演的合同诈骗案早在2001年12月21日就已经被提起公诉。同案被告人孙本俊等6人被起诉。其时，吴志剑潜逃美国。　　

就在此案审理过程中，“主角”吴志剑竟然“神奇”地回来了。这个部级通缉要犯竟然跑到北京开公司洗黑钱。他大概忘了那份通缉令。2002年10月9日，吴志剑在北京被抓获。　　

吴志剑1960年出生，祖籍湖南常德。据吴志剑自己说，他的商业意识来自于6岁时捡香烟头换钱的经历，由于家庭成分不好，父辈们受到屈辱，他必须很小就要独立和小心地养活自己。这培养了他的隐忍和顽强。1985年底，他找了八个朋友，九个人集得800元“资本”，便离开了家门，来到深训。　　

刚到深圳的时候是惨淡的，他们先住在深圳一个战友的铁皮房里。几天后，800元老本也消耗光了。他们只好买了几块木板、几张席子，睡在夜晚里的公厕。“当年睡公厕，如今闯世界”，这句听上去有听心酸的顺口溜是成功后的吴志剑的招牌语言。他乐于把它当作人生秘诀进行推销。　　

很快，吴志剑的机遇到来。深圳市市政物资公司下属的一个叫做华东的商场破产，正准备包出去。但承包条件异常苛刻：每月上缴四千元，一年后还清八万元银行贷款。吴志剑的赌徒思想一下子冒了出来。“条件不苛刻早就让别人接去了，还轮到我们吗？”吴志剑开始赢得人生的一次重要成功。仅3个月，吴即还清华东商场的欠债，半年时间，获得纯利17万元。　　

此后，吴的杰作连连。他非常漂亮地倒卖一家印刷厂，仅投资了三个月，即以8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净谦了300万元，　　

吴志剑的政华集团无所不做，美其名曰“多元化发展”，涉足的领域从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商业、金融、贸易、房地产到交通、轻工、商品。在吴志剑的人生巅峰时号称拥有100多家下属公司，员工1.5万人，资产28亿元。　　

据透露，吴志剑曾在1999年8月18日，政华集团有限公司盘活资产重组债务银企座谈会上承认，集团的士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曾用车牌过次重复抵押贷款，甚至用虚假的士车脾多头贷款。“如果中院将车牌以38万元价格进行拍卖，328台羊将直接损失两个亿，使银行无法收回本金。”　　

1999年11月初，政华集团为了应付香港德勒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在吴志剑的指使下，孙本俊、欧阳文杰、张文毅等伪造了政华集团下属的深圳国润、奥润、安润小汽羊服务肖限公司的已经抵押给银行的的士车产权证400多本。　　

吴志剑竞然“以假为真”，骗过审计不算，还利用伪造的产权证“融资”，先后和200多名承租者签订了承包合同，骗取租金1亿多元，目前尚有2000多万元没有退还。简而言之，吴志剑先犯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接着又犯合同诈骗罪。　　

吴终于走上一条人生的不归路。　　

（2003年5月16日《报刊文摘》，原载5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唐学鹏）　　

暴富的捷径　　

       梅桑榆　　

大凡见诸报刊的富翁发迹史，无不艰难坎坷，曲折感人，令　桑输　先生侃而服人！然而，近来媒体关于几位被铜镯加腕押上法庭的富豪的报道，使我不禁对某些富豪的发迹史产生了怀疑，并惊叹，暴富原来有捷径可走！　　

这些资产亿元、有的甚至荣登“富不死”排行榜的人物，其暴富的手段虽然八仙过海，各有高招，但其中也有“经验”可以总结。他们或是买空卖空、收购兼并；或是虚假出货，编造“项目”；或是伪造票证、搞合同欺诈……总而言之，在搞他们所谓的“资本运营”，并且声称：“资本运营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然而，装这装那，均离不开一个字，那就是“钱”。钱从何来？这些富豪老爷的主要干法便是：从银行大肆骗取贷款，然后在资本市场大搞所谓“资产重组”，以不断造成资本雄厚的假象，从而圈到更多的钱。由此可见，通过各种手段从银行骗取贷款，是一条暴富的捷径。　　

这条捷径，并非几个落马的富豪在走，早在20年前，中国开始批量地制造富翁时，就已有不少人靠走这条捷径成为百万或千万富翁。改革开放伊始，脱贫致富成为广大穷苦百姓的奋斗目标，而抓典型、树榜样，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便成了各地政府的“重点工程”。于是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便是为这些人大量提供贷款。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一部分人的确是靠自己的智慧、经验和汗水，但有一部分人却是靠银行的贷款撑起腰包，靠舍占政策的空子而暴富的。这些先富起来的，的确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使一些人聪明起来，一些经营有方的人，即使有能力还贷，也拖着不还。而一些靠贷款撑起来的所谓富翁，虽然仍在硬撑门面，其实已经负债累累，有的人甚至资不抵债。而当这些人实在硬撑不下去，或觉得没有必要硬撑下去时，他们便以宣告破产来逃避债务，或是将尚未投入生产的贷款悉数卷逃，躲在一似们难以找到的地方，继续当他的富翁。　　

既然国家的钱可以变为己有，靠国家的贷款就能够成为富翁，于是一些人便在骗取贷款上狠下功夫。而无论玩何花样、以何名目骗取贷款，他们都要和那些栽了跟头的富豪一样，使用个共同的绝招，那就是寻求资本与权力的联盟，说白了，也郎钱权勾结。他们只要象美英联军轰炸伊拉克那样，将以金钱、美女制造的炸弹拚命扔向银往主管借贷的官员，将其炸得晕头转向，挥笔签名，同意放贷，巨款便可到手。因此一个富翁落马，必有一帮政府官员到号子房陪坐，也成为一种有趣的连锁反应。　　

一位经济学家惊叹：“中国的害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照此说来，这无疑是咱“中国特色”。而在一些百万、千万富翁诞生之地，主管放贷的官员大渔其利，银行的大量贷款无法收回，百姓为解决生活或生产上的困难而求贷无门，可谓损了国家、肥了贪官、苦了百姓，但这并不妨碍地方官员在伍们的政绩簿上浓墨重彩地大书一笔。这种怪现象，恐怕也是咱中国所特有。　　

（2003年7月3日《中国青年报》）　　

新官僚资本破“壳”而出 　　

       康    劲　　

  在当地政府的操纵下，广东南海市华光老板冯明昌骗贷74亿的惊天大案，眼下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该案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冯明昌仅仅是个傀儡，背后操纵他的是当地政府的一批中高屋官员。　7月7日　出版的《财经》杂志披露了冯明昌骗贷案的部分情况，南海市少数官员借“华光”外壳骗贷的内幕，也自此昭然于天下。　　

  随着当地少数官员操控华光的真实意图逐步明晰，一场官商勾结的骇人图景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也由此提出一些问题：冯明昌骗贷案的出现是偶然的吗？还有多少冯明昌没有浮出水面？还有多少政府官员利用冯明昌这样的傀儡，在疯狂地积累着资本？　　

  冯明昌利用其控制的13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累计从工行南海支行取得贷款74.21亿元，至审计时尚有余额19.29亿元。这些贷款主要由南海市财政局掌控，通过其控制的境外公司运作。面对高达74亿元的巨额资金，冯明昌根本说不清来龙去脉，在调查中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是政府让干的，我就是替政府埋单呀，替政府签字呀。”　　

  南海市少数官员利用冯明昌这个傀儡，逐年将大笔财政资金悄悄调出境外运作，并逐步把国家银行的资金转入个人名下，成为私人资本。在这起案件中，真正的资本所有者是那些南海市的政府官员，我们称他们是新的官僚资本家。　　

  官僚资本的最大危害在于，利用政府的权力肆意掠夺政府、社会、公民的财富，并据为己有，最终破坏整个社会的公正秩序，使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最终引发大面积的社会动荡，制造民不聊生的人间惨剧。这样的例子在近代中国的上世纪40年代曾出现过，近年在拉美等地的国家也出现过，都可谓是前车之鉴。对这种官僚资本的坚决抵制，不仅仅是反腐败的新任务，而且更主要的是要从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入手，彻底封死它的生长土壤。　　

  之所以把出现在冯明昌背后的官员们称为“新官僚资本家”，是因为他们不仅具有典型官僚资本的特性，而且还借助了当代中国特殊的体制性背景。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把民营统济统一于整个经济建设之中，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但是，在许多地方，一些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并没有靠自身的力量，而是由油方基层政府的中高层官员一手操办。这种操办在清官那里，可以解释为鼓励、扶持和帮助；在贪官那里，就刚好可以找到一个合法的掩护体，制造冯明昌这样的傀儡，暗中骗取国有资产，进行血腥的资本积累。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在许多方面没有彻底实现“国民待遇”的时候，政府官员的插手往往都别有意图。　　

  在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总方针下，政府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是一个需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冶体制改革进行严格厘定的问题。　　

  冯明昌从一个民营业主，变为地方政府官员藉以借款提款填补境外投资漏洞的傀儡。对此事件的本质认识，不能仅从金融监管等社会管理的技术层面去思考，不深究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官商合流骗贷的问题还会有出现的可能，而民企只是其中的一个“壳”而已。　　

（2004年7月9日《中国青年报》）　　

解决百姓用水难的民心工程，竟被一个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家族企业当成“摇钱树”　　

一家“夫妻店”骗套国债资金3000多万元　　

［编者按］一家“夫妻店”骗套国债资金3000多万元，等待犯罪嫌疑人陈涛等的将是正义的审判。他们走到这一步，固然与他们弄虚作假、目无法律、违法违规有关，但也说明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着致命的漏洞。　　

凭陈涛的身份和资本金，不可能承建万宁供水项目，更何况国债资金是“高压线”，但为何至今还会出现如此大的漏洞呢？从陈涛公司的立项、嬗变到运作过程，我们看到了一道道失守的大门，正是这些失守的大门，让陈涛等人有了长驱直入的可能和胆量。国有资产管理，不仅要设一道道大门把守，更要让守门人真正负起职责，这才是最要紧的。　　

本报深圳10月20日电　　

      杨晓雪　　

海南一个家族企业仅以188万元资本金便控制了1.33亿元的国债建设项目，并骗套国债资金3084万元。国家审计暑一次偶然的审计，揭开了事件的真相。　　

这家名叫海南万州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州市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陈涛（万宁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海南万宁供水工程，是国债资金扶持的公用事业建设项目，是解决当地老百姓用水难的民心工程。2001年竣工投产，概算投资1.54亿元，财政批复决算1.33亿元，由渔南万州市政公司承建。资料显示该单位是民营企业，注册资本188万元。　　

根据现行国债及国家投资建设管理模式，承建国债建设工程的项目法人，通常为国企单位，而且，国家规定法人投入的资本金不得少于总投资的20%。2003年6月，国家审计暑驻深圳特派办开始怀疑这一项目背后的猎儿腻，决定破例对民营企业万州市政公司承建的万宁市供水国绩建设项目（一期）进行全面审计。　　

本来，这个项目已经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当地百姓喝上了干净水，自然高兴；地方政府有政绩，脸上有光；万州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涛则拿到省财政厅于2003年2月10日下达的决算批复，决算金额1.33亿元。有了这纸重要批文，万宁供水项目就算“盖棺论定”，所有的“获利”终可兑现“落袋为安”了。　　

但深圳特派办的审计打破了这表面的平静。审计人员经过70多天的调查取证，揭开了隐藏在万宁供水项目背后的黑幕。据查证，万州市政公司在万宁供水项目建设中，弄虚作假，虚报决算，疯狂骗套巨额国债建设资金。截至2003年6月底，万州市政公司仅在土程造价和材料采购上，骗套国货资金就达3084万元。　　

审计人员发现，万州市政公司从1996年2月到1999年8月，几经重组，几易身份，但有一根主线十分清晰。　　

万州市政公司在申请承建万宁供水工程时，一直是全民所有制性质。陈涛正是以万宁县（后改市）政府组建的万州市政公司全所有制身份，申请承建万宁供水项目的。待立项完成、工程到手，陈涛便不顾万宁县政府关于将该公司定性为集体所有制的批复，到工商汤办理更名登记手续，资本金由陈涛等个人认缴，使公司成为纯民营性质。1999年8月，陈涛又将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3个股东分剔是陈涛自己（出资98万元）、恒涛实业有限公司（出资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涛妻子李某某）、陈涛的妹夫刘某某（出资40万元），冻涛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至此，万州市政公司经过3年的嬗变，从全民到民营，最终成为陈涛家族的“夫妻店”，1.33亿元国债项目的管理权和经营权，也随之落入陈氏“夫妻店”。　　

而在此期间，对万州市政公司从全民有制企业直到“夫妻店”的改组嬗变，竟无人过问和追究。地方有关审批管理部门，在万州市政公司资本金未达到国家规定比例20%（应计3081万元）的情况下，便批准认定万州市政公司兴建万宁供水项目。项目运作过程中，也未派专人参与管理，又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致使国债建设资金严重失控，国有资产处于无人保护、任人宰割的境地。　　

凭着职业判断，审计人员顿感情况严峻，国债资金置于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中，想不出事都难。　　

审计发现，该公司管里十分混乱，主要工程和材料采购都不经过招标或招标流于形式，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工程分配给陈涛控制的施工单位和其妹夫刘其某组建的不具备资政的施工队。设计、监理以及所有甲方供料均未进行招标，尤其是工程材料均在陈涛的控制下采购。公司财务管理更乱，审计人员在一次盘点中发现，该公司编制的假帐竟达6套之多，白条入帐、重复记帐、大笔现金支出等问题非常普遍，如在材料采购中，以不真实不准确的资料为依据，甚至白条入帐，虚列成本1250.8万元等。该公司还以虚假的令计报表骗取银行贷款600万元。　　

万宁供水项目管理被搅成了一池浑水，　　

“万宁二建”和“湛江建筑公司”是“中标”承揽万宁供水项目最多的两个施工单位。然而这两个公司并非真正的施工单位，　　

自来水进户管网是由陈涛妹夫刘某某组建的不具资质的施工队完成的，审计人员经实际测量和调查取证发现，居然有一半以上的单项工程，实际完成额不足决算价的10%，进户管网决算总价1384万元中，虚报、多报造价竟达1071万元，有近八成的水分。　　

为了达到套钱的目的，陈涛及手下不择手段，什么假都敢造。除了利用假帐本、假签名、假报表、假凭证、假付款等造假手段外，甚至采取私刻公章、私开他人银行帐户、虚构采购、虚构贷款事项等手段，来骗取国家建设资金。　　

经审计查实，截至2003年6月底，陈涛等人通过虚增内容、伪装结算资料、多计造价等手段，虚报决算，套取建设资金2463万元。通过私刻公章、私开他人银行帐户、虚构采购、虚构贷款事项等手段，骗取、转移国家建设资金621万元。　　

审计人员发现，陈涛从1999年到2002年底，一口气成立了4个“恒”字打头的家族企业：恒涛实业、恒涛装演、恒运旅业、恒动环保。这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由冻涛及复子李某某担任，股东由陈涛姐姐陈某某、妹妹陈某某、妹夫刘某某。　　

这些公司大多是中心公司套钱洗钱的工具。审计结果显示，被万州市政公司骗套的3084万元建设资金中，有2281万元被转至这4个公司。其中，用作恒涛实业投入万州市政公司资本金50万元，原来万州市政公司实际资本金才138万元！　　

审计人员发现，陈涛家族投资8000万元四星级花园酒店刚上马兴建，还有巨大的缺口急等着陈涛筹措更多的资金去填补。被陈涛企业骗套的3084万元国家建设资金中，已有640万元流入恒涛花园酒店的前期建设。　　

面对审计人员的审查，陈涛一直都很镇定。他是当地的名流，除了万州市政公司总经理、万宁人大常委会委员外，在审计进点时给审计人员的名片上，还可看到更多的头衔：万宁市商会会长、政协常委、书画协会会长----但在后来的审计中发现，陈涛公司所支出的赞助、礼品、接待等费用竟达174万元之多。　　

（2004年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一个商人的三百万元让高官穿上囚服　　

               张宗海，从“草鞋公仆”到受贿巨贪　　

       ［核心提示］　5月18日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张宗海有期徒刑15年。　　

         1997年至2002年，张宗海利用担任重庆市黔江地委书记、黔江区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重庆市缙云水泥厂法定代表人雷某的请托，为其谋取私利，并收受雷某人民币300万元。张宗海将该款用于投资房地产，获取非法收益人民币122.9万元。张宗海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协助追回全部脏款和非法收益款，认罪态度好，并积极检举他人，法院依法从轻处罚。　　

         张宗海是重庆市迄今因经济犯罪去职并被判刑最高的官员。“心里要时刻装着一双草鞋”，曾是这名靠苦干从基层走上人生巅峰的高官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然而，这个“草鞋公仆”被商人利用，与商人勾结，从而蜕变、腐化，成为囚徒。张宗海的教训值得官员深思，这种现象更值得社会反思。　　

                          本报重庆　5月19日　电　　

                          记者  田文生　　

   “城里人不会有穿草鞋的体会，可山区还有许多贫困老百姓……做一个穿草鞋的记者，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就是让大家心里时刻装着百姓，装着自己的责任，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为了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2003年9月26日　，重庆市宣传系统“学习十六大，展示新风彩”演讲比赛中，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宗海发表即兴演讲，寄语全市宣传系统工作人员“发扬草鞋精神，心中时刻装着人民”。这一天，张就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副部级）仅一年多时间。“草鞋宣传部长”的美各由此传开。　　

　2004年4月9日　，张宗海提出“草鞋论”不到7个月，《重庆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八步工作法将走进巴渝乡村》的报道，这是张宗海的名字最后一次以市委领导的身份见报。同日，张宗海被中纪委正式“双规”。同年6月，重庆市委召开市委机关干部大会，张宗海一案首次披露。不久，《重庆日报》刊发消息：重庆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氏张宗海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张曾是不少人心目中“兼具工作能力和文人气质的不可多得的官”。这个谈吐不凡的前宣传部长，在金钱和美色面前，忘掉了“草鞋”，留下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记忆。　　

璧山任期，打造“西部鞋都”　　

张宗海1950年出生于重庆江津一个农村家庭，1973年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重庆江津师范学校，之后短智的教师生涯，后到大学深造，毕业后走上仕途。他从公社干部开始干起，一步步走上奋进与升迁之路。　　

1989年，张字海从江津县委副书记调至璧山县，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次年，任璧山县委副书记、县长。1992年起任璧山县委书记，直至1997年调离。　　

在璧山，张赢得了较好的口碑。在璧山干部群众的眼里，张宗海工作扎实、认真、务实，没有官架子，“下乡的时候，有时会挽起裤脚，赤脚踩在泥水里，人很随和，很好打交道，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摆谱儿’的时候，而且思路开阔，工作能力很强”。　　

不少当地人坚持认为，张在璧山发起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让璧山官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3年，刚升任“一把手”的张宗海操持了一系列研讨会，在全县开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讨论。此后，张宗海多次请国内著名人士到壁山县讲国际形势及科技发展态势，在那个年代的西部县城，此举被公认为“富有远见”，反响强烈。在不少人看来，璧山经济开始“腾飞”。　　

壁山县制鞋传统悠久，但此前多是作坊式经营，分散在偏僻区乡，难成气候。张宗海提出了“建设西部鞋都”的口号，把这些小作坊集中到一起，并进行技术改造，产生了规模效益。如今，当地制鞋业的名气已越来越响，规模效应日益显现。2003年该县还主办了一次“全国鞋工业博览会”。日前，重庆市2004年度区县（自治县、市）经济社会经济状况综合考评结果正式出炉，壁山位于“渝西经济走廊”之首。　　

主政黔江，“火车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儿”　　

1997年4月，张宗海调离璧山，任重庆市沙坝区委书记一职。仅仅三个月后，他又调任黔江地委书记---此举在当时被不少人理解为“委以重任”。　　

黔江曾有“养儿不用教，黔江走一遭”的顺口溜，意思是说，家长要教育小孩，只需让他们去黔江走一遭，他们自然会懂事许多，黔江的贫困可见一斑。　　

当时的黔江地区下辖多个民族自治县，是不折不扣的“不少边穷山”地区，属于国家划定的18个集中成片的贫困地区之一，交通不便。那时，从重庆市区坐车到黔江，最快也要七八个小时。作为国家级贫困地区，重庆市的扶贫工作重点也在这里。　　

现在看来，黔江任职的5年在张宗海的任途中极为关键。张给黔江带来的最突出的变化，仍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被修炼成“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被广泛宣传，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张上任后，把黔江的工作重心“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转向以城镇经济为主”、“城镇带农村、工业带农业，城乡一体共繁荣”。　　

此前，黔江的城市面貌很是破败，张提出“拆围墙，建广场”计划。在其主政期间，黔江出现了第一条步行衔，还建设了号称“重庆最漂亮”的大众广场，建成了“十里绿色长廊”河滨公园，城市环境涣然一新。建设过程中，张还曾组织一批官员到大连等比考察。　　

建制级别的提高，使黔江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人口迅速增多，城市管理难以跟上。了长宗海专门选拔优秀的年轻人进入城管大队，对公厕实行拍卖经营，制作标准售货亭给经营户，建设专业市场给流动商贩，实行集中管理等。结果，黔江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崛起，面貌一新。　　

偏处出区一隅的黔江景点很不知名。张就任不久，就表示“黔江不是没风景而是少吆喝”，专门组织媒体进行集中宣传，使黔江在短时间内名声大噪，并开始系统开发旅游业。　　

张在黔江主政期间，最为引人嘱目的有两件事。黔江至今流传一个民谚：“张宗海，确实凶，铁路走了一个弯弓弓。”说的是被视为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的渝怀铁路（连接重庆市和湖南省怀化市），按照原设计，只经过彭水县，但张找到有关部门，争取让令失路在黔江区拐了一个几十公里的弯儿，以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和农民致富。这一说法并无权威的信息来源，但目前正在如尺如荼建设中的输怀铁路，确实将途经黔江。　　

第二件事是在张任期内的2000年，辖区内的重庆乌江电力集团公司如愿上市。乌江电力集团是1994年挂牌成立的国有企业。1999年，经重庆市政府批准，乌江电力集团公司作为主要发起人，联台黔江的南海（集团）公司等数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了乌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　　

和璧山一样，张留给黔江不少干部好的回忆。其中登峰造极的说法是：“没有张宗海，就没有现在的黔江。”2002年，张宗海履新，就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同年5月30日，张当选为市委常委。至此，经过约30年的打拚，当年的农村少年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巅峰。　　

仕途得意，黄鳝贩子“烧冷灶”得回报　　

张宗海由穿官服转为穿囚服的过程中，不能不提到另一个重要角色。在关于张案判决的权威报道中说，1997年至2002年期间，被告人张宗海利用担任黔江地委书记、黔江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收受重庆市缙云水泥厂法定代表人雷某（另案处理）人民币300万元。张宗海以他人名义将该款用于其个人投资房地产，获取非法收益人民币122.9万元。案发后，上述赃款和非法收益被依法收缴。　　

此间舆论一致认为，上述调查结论中的“雷某”，实指张在璧山工作时通过买黄鳝结识的“死党”雷世明。有报道援引雷世明好友的话说，雷生于1966年，璧山县城北人，10多次起就开始在外面打工，后来卖起了黄鳝。　　

1990年，张宗海来到璧山县当副县长，常到菜市场买菜，每次总会买一些黄鳝回家。“每次称黄鳝时，明明是一斤黄鳝，雷至少会给张一斤半。”后来，张不再来菜市场买黄鳝了---雷每天早晨出摊时，都会从桶里选出最大最好的黄鳝，放在一个确里装着，无论是谁，出再高的价钱都不卖。下午5时，雷便把那些预留下来的黄鳝杀了，用袋子装好，给张送去。就这样，雷世明凭着自己的稍明心计，和县领导张宗海熟识。没多久，雷贷款办起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黄鳝养殖中心。　　

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雷去张家时，看到他大腿上生了一个毒疮，听他说在医院打了几天点滴都没好，二话没说，就用嘴把那些毒水吸了出米。如此培养出的“友谊”，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随后，雷世明开始发迹。有报道称，雷“通过上面的一些关系”，花800万元买下了位于壁山境内的重庆缙云水泥厂，随后，某集团为了收购该厂花费了2000万元。这意味着，雷世明仅通过这一笔买卖就赚了1200万元。　　

在张宗海成为黔江地委书记以后，雷拥有了更大的空间。多处报道称，雷世明参与了“乌江电力”上市的过程，从中捞取了不少油水。“乌江电力”上市后不久，就用一级市场上筹集的5亿多元资金中的7143万元收购了缙江水泥厂所属的广汉星荣水泥厂……　　

在张宗海升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雷依靠此前成立的重庆国力天星科技有限公司顺利入股重庆广电网络公司。随后，雷成为重庆广电网络公司的董事。　　

记者采访中注意到，本案与其他权钱交易案略有区别之处，也正是在此：向张行贿的，是与张性基层工作时结识的、交往10多年的“哥们儿”。张在为“朋友”谋利之际，也从“朋友”处为自己谋利。雷原本一个商贩，攀附上当时尚难称池位显赫的张后，随着张的升迁而财运日进。　　

雷的发家之路，在重庆民间被形象地称为“烧冷灶”。其运作模式是：有如炒股时选择“绩优股”，一些炒有用心的人，瞄准基层中仕途看涨的官员，精心培育，“积深水、放长线、养小鱼、钓大鱼”。　　

回顾起来，雷的选择可谓“精明”，若非“赌”沟翻船，他或许仍会过着当年收购废旧钢铁或贩卖黄鳝时断然不敢想像的富裕生活。张、雷二人结成的这种利益共同体，从概率上讲，东窗事发的可能性也比其他行贿受贿行为相对小一些。相关人士认为，“烧冷灶”现象给现在的反腐斗争提供了一个新课题。　　

性问题翻身，张氏“选美三标准”和“男人三件宝”　　

据称，张宗海是由于重庆市广电局局长张小川一案而东窗事发的。更具体的表述是：嗜赌成性的雷世明去澳门豪赌，最先事发，从他那里挖出了张小川，然后由张小川带出了张宗海。　　

张小川，原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广电局局长，前年11月25日被“双规”。因为重庆广电网络公司，和雷世明“结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小川的“双规”是由时任宣传部长的张宗海宣布的。仅几个月后，张宗海自己也被“双规”。清理所有线索，雷世明赌博似乎是张“出事”的引子，而关于张“澳门豪赌”的传言，一度成为张宗海一案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　　

当时的消息称：“张宗海多次同张小川用公款到澳门赌钱，他们共动用两亿多元公款，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共输掉一亿多元，其中有一部分是张宗海亲手输掉的”。但数天后，某权威媒体援引中纪委官员的话说：张宗海的问题“主要是受贿300万元以及生活腐化问题，尚未发现其在澳门豪赌的事实”。这个显然意在“正视听”的消息得到本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记者在重庆工作多数，也没有听到张宗海好赌的说法。　　

此后，《三联生活周刊》的一则报道指称张在两性关系上非常混乱。报道说，据知情人介绍，张宗海在重庆有家，妻子老实本分，有一儿一女。但他长期在重庆某饭店包房，经常带不同的漂亮女人回去过夜。据说张选女人有3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　　

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说法是，张宗海被宣布“双规”时，办案义员在他的办公包里发现了3样东西：避孕套、伟哥和钞票。这一被戏谑为“男人三件宝”的版本，已成为人们的谈资和笑料。女人无疑是张“翻船”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张宗海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权威握道中，有“道德败化，腐化堕落”的表述。　　

堕落之门，文人高官在哪里遗失了“草鞋”　　

“谒真武观原知万物皆循道，朝观音阁顿悟众生可成佛。”这是张宗海就任宣传部长前不久，在风景旖旋的武陵山题的对联。细品起来，该联不仅文才斐然，而且颇有哲埋。“万物皆循道”，现在已无法探究，当时的张宗海是如何理解从政者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为官之道”的。　　

事发前，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民众眼中的“文人官员”会因经济问题“犯事”。事实上，很有亲和力的张宗海不仅会唱歌、能跳舞，还写得一手好字；尤其善欢读书，与朋友聊天，常会相互推荐最近读的好书，他的私人朋友圈子中，有大批文人。　　

张喜欢赋诗，时常看似随意来上一段古体诗，尽管没有多高的学历，但他仍被许多人认定既有极强的工作能力，同时兼具文人气质。　　

他留给曾跟他接触过的人的一个记忆深刻的片段是：他与行政级别远低于自己的一群人喝酒，敬酒时，常按每人一小杯的标准，集中将酒倒在一个大杯内，然后一饮而尽----其他人喝小杯。在被广泛认可的“酒品看人品”的“酒文化”中，张以自己“耿直”的态度，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在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并存，二元经济结构突出，面积8.2万半方公里的重庆，超过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总面积的两倍，却有2/3的人口在农村。这导致从基层上来的干部比较多，这些干部中不乏个人素质平平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基层上来、政绩和能力兼具的张宗海，被不少八看成“草根长官”的范例，他的“落马”，引人深思。　　

坊间传闻称，张家供有精美的神龛。一名不愿具名的退休公务员就此发表评论说：“如里他能重新来过----可惜没有如果----想必能真正践行自己所说的‘心里要时刻装着一双草鞋’，将其作为自己的为官指南。张宗海的失败，也给其他从政的官员留下了教训。”　　

（2005年5月20日《中国青年报》）　　

                      与官商勾结有关的数字　　

根据《瞭望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1998年至2003年，中纪委监察部直接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共计109件。其中，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74件，占67.9%。在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及私营企业的36件，占48.65%；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27件中有23件涉及私营企业，占85.2%。　　

据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和民所言，私营企业主与官员相互勾结作案涉及的金额巨大。从对23名涉及私营企业的省部级官员所送钱物高达1.47亿元以上。而私营企业因此所获利益往往是其付出的几十倍，甚至更高。　　

（边集）　　

                 官商勾结四种形式　　

渐进型　　

方式：由于省部级官员位高权重，不易接触，直接给予重金的情况少见，主要是投其所好，逐步慢性拉拢。　　

案例：胡长青案中，江西奥特集团总裁周雪华发现胡贪财好色的特点后，多次花重金从外地找妓女供胡嫖宿，由此与胡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进而为自己谋取工程、获得贷款。　　

迅回型　　

方式：通过打通官员的家属、身边工作人员等环节，从中谋取利益。　　

案例：李嘉廷、麦荣楷、田凤歧等案件中涉及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丈多就是通过其子女或与其子女共同经商等方式谋取利益的。　　

色诱型　　

方式：这其中既有当事者本人通过与官员的不正当两性关系获利的，也有通过提供女色为自己谋利的。　　

案例：前者如云南某私营企业主徐某某通过与李嘉廷的良好关系，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由李嘉廷直接帮助获利1800万元。后者如刘方仁案中，私营企业主陈某得知刘与宾馆理发员郑某某相熟后，极力鼓动郑与刘建立情人关系，并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然后通过郑找刘为自己课取了总价款8000余万元的工程。　　

介绍型　　

方式：主要是通过高级干部、重要人物的介绍，使有关官员助其谋利。　　

案例：梁耀华走私集团就是通过李纪周的介绍，认识了时任海关总署副署长的王乐毅，并最终在王的帮助下获得了兴建保税仓、变更仓址的批文。　　

（王和民）　　

控制官员权力    缩小官商勾结空间　　

        本报北京　5月19日　电　　

            记者李松涛  程刚　　

   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和民撰文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制度不健全，制度漏洞多，为私营企业和官员的相互利用、勾结提供了空间。　　

王和民说，我国是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行政权对社会资源分配的影响巨大。在这种环境下，私营企业所“傍”官员的级别基本与其获得的利益成正比。以资金审批问题为例，近年来，私营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单纯依靠内部积累不能满足私营企业扩大投资的要求。但受借、贷款手续繁琐、额度小、利率高、担保要求高等因素影响，私劳企业很住得到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这就致使一些私营企业需要通过送礼、行哨等非法手段获取资金。　　

另外，部分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经营作风、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等存在很大缺陷，这也是其走上利用勾结官员谋利之路的重要思想根源。这些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财务无序等问题严重，为其在利益上诱导官员腐败提供了条件。　　

最新的一些案例还表明，个别私营企业主还开始出钱出力，为官员拉关系，助其获取荣誉，晋升职务。这表明私营企业主与官员的相互利用、钱权结合进一步加深，其中隐含内容值得高度警觉。　　

“官商勾结问题现在很严重，而且越来越隐蔽。”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说，“过去很多企业贿赂官员，是赤裸裸地送钱，现在方式更‘巧妙’，查处的难度更大了。”　　

在任建明看来，我国企业目前的生存环境还不完善，“企业不找市场找市长”这句顺口溜很能说明目前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问题。企业的市场机会并不公平，要发展，有核心竞争力还远远不够，而政府官员手里有那么多的机会，企业自然而然会去“公关”。　　

“从政府官员这一方面来说，有两个问题。”任建明说，首先，目前我国政府官员的收入太低，这样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获得灰色收入的欲望。　　

其次，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实际上，在不少地方、不少单位，不是一把手说了算。而且层层官员都有机会滥用权力。……　　

要减少官商勾结问题，任建明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政府官员的收入，弱化官员滥用权力的动机。二是修订制度，把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减下来。三是加大反腐败力度。　　

王和民认为，要减少官商勾结，必须从发展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机制和制度。政府要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开竞争环境，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使私营企业不用为企业的发展寻求保护，找“靠山”。……　　

此外，王和民说，那种认为要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就要对私营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网开一面的认识是错误的。政府在保护私营经济，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指导、引导的同时，对私营企业中出现的各类违法问题，要敢于和善于依法处理。　　

（以上三篇均见2005年5月20日《中国青年报》）　　

有多少人因行贿而判刑　　

       殷国安　　

曾任兰州市市长的张玉舜受贿案8月25日在甘肃定西市人民法院开庭。引人注目的是，张玉舜在法庭上“反问”：“领导干部全部按受贿罪判刑了，可没有一个行贿的老板被判刑，唯道只有受贿，没有行贿？行贿人的行为难道就不是犯罪吗？他们的行为就不用追究吗？”（8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张玉舜的“反问”很有普遍意义，需要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尤其要引起检察院、法案等司法部门的关注。　　

我们不能因为提出问题的是腐败分子，就对之不屑一顾。其实，提出这一问题的何止是张玉舜。在2003年初广州市的人太会议上，人大代表就向检察长陈武发问：为什么行贿者查处不多？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吴家友曾经在见到记者时，劈头盖脸地问道：“你听说过有多少人因为行贿而被判刑？”　　

目前对行贿者惩处太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知道全国法院系统有没有这样的数据，总之我们很少听说谁因行贿被判刑了。而从理论上说，判处了一个受贿的贪官，起码应该惩处5个行贿者，因为一个贪官绝不是只受了一个人的贿。以张玉舜为例，他就收了赵友海、林贤友、侯兴义、贾仲翊等4人的行贿款。　　

为什么对行贿者查处太少？陈武检察长分析，一是行贿人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无奈行贿的，他们没有过错；二是行贿者在案件查处中积极配合，有立功表现，予以减轻或减免处罚；三是有的不用物质行贿，查证比较难。这几条原因，显然不能解答公众疑问。目前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被迫行贿的是少数，许多人都是主动出击，瞄准有权的官员行贿以获私利。至于查证困难，这也不能成为理由。以张玉舜为例，既然已经定案他受贿人民币35万元、美元6万元，是谁行贿也已查明，为什么不惩办行贿者？　　

我不想讨论受贿和行贿谁更应该打击的问题。想要强调的是，只打击受贿，不打击行贿，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表现。对受贿和行贿都应该依法惩处。我国《刑法》第390条中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正如吴家友所说，行贿5万元和受贿5万元，都是有罪的，不过是一个判5年以下，一个判5年以上。法院也许可以说，检察院没有起诉。那么捡察院为什么不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的立案标准规定，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就该立案啊。　　

“为什么不对行贿者判刑？”张玉舜在反问，人大代表也在提问，司法部门的领导建在追问，我们广大人民也要责问，《刑法》关于惩处行贿罪的规定不能成为空文。　　

（2005年8月30日《中国青年报》）　　

要用一种理性和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富豪，规范我们的制度　　

问题富豪拽出民营企业家“原罪”大讨论　　

        本报记者   魏和平　　

   “如果周伟彬有8亿元的身家，怎么会连1500多万元的税收都无法交纳？”广东顺德金冠涂料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伟彬涉嫌巨额偷税后，一位该公司前高管质疑说。　　

据报道，广东省佛山市公安机关10月30日证实：周伟和前因涉嫌巨额偷税被刑事拘留，其涉嫌偷税金额为1500万元，加上滞纳金，应缴金额共计3000万元。而在10月11日“2006胡润百富榜”发布之时，周伟彬以8亿元的身家名列该富豪榜第438位。　　

也就是在“2006胡润百富榜”之后，有人向佛山市国税部门写出举报信，信中称“周伟形为何有钱不缴纳欠税”、“为何欠工资不发放”？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有媒体分析认为，周伟彬之所以有如此遭遇，是由于其登上富豪榜的原因，更有媒体把富豪榜比喻为“杀猪榜”。　　

就在人们为此争论不休时，11月2日，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在北京揭晓。仅仅数天之后，以180.9亿元荣登首富的黄光裕遭受“创业第一桶金”问题的困扰，而以15.24亿元名列第183位的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中则正式辞职，以“个人身份”配合中纪委对有关房地产事宜的调查。　　

早在2003年就对害豪“原罪”问题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接受赵晓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年又一年的富豪落马现落其实提出了一个‘原罪’问题。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看来并没有有效的办法”。　　

一年又一年的“原罪”现象　　

“原罪”（英文是Original   sin）一词，来自基督教。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人们提出富豪的“原罪”问题，是借用了这一说法。　　

“我个人认为富豪榜和富豪落马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多上榜的企业，比如，新浪、网易、百度、盛大等高科技公司，在公众的视野中很透明，让人感觉他们的财富很阳光。”北京中关村某上市公司的一位员工说，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公司名称，但他认为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看法，“对于违规富豪，我感觉社会上对他们还是很宽容的。再说，落马的宫豪相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毕竟是个别的”。　　

一年又一年的落马富豪，列起来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名单，比如，爱多集团胡志标、健力宝集团李经纬、科龙电器顾雏军、托普集团宋如华、大午集团孙大午、伊利集团郑俊怀，等等。　　

仔细了解富豪落马的原因，多是由于挪用上司公司资金、假帐、虚假注册资金、违规担保、合同诈骗、偷税漏税等问题。　　

赵晓认为，当豪获罪的原因不外乎上述一些内容，但这种现象年又一年地出现，应该是由于“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　　

赵晓分析说，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期的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制度的完善和健全。“问题富豪”是在有问题的环境和制度下，在一些问题官员的配合下产生的。除制度原因外，他们很多人都是“江湖豪客”，不善欢遵守游戏规则，有着明显的“捞一把”的心态。　　

作为“80后”创业的新贵，高燃基本认同上述观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原罪”问题比较复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这些年社会上确实有股拜金主义思潮，有些人为了发家致富，抱着侥幸心理，昧着良心赚钱；另一方面，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快速发展，使得一些创业者“铤而走险”。　　

怎么看待这些富豪的“原罪”？赵晓有一个“木炭理论”。他认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根木炭，如果你试图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他说，“我主张要有历史的眼光，一切向前看，用一种理性和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富豪，规范我们的制度。”　　

不能用现在的制度来要求过去的事情　　

富豪落马现象和“原罪”清算的一些说法，在业界确实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11月28日　，《南方周末》刊发了《胡德平：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一文。在该报道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胡德平提出，“对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说法，说得不好，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我们还要反躬自问的是，就像孩子一样，我们给予民营企业早期的奶水够不够？很多企业确实是在艰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它幼年时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学前教育，应该像对待祖国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们。”　　

胡德平认为，民企真正的法律地位1988年才确立。“如果不考虑历史的环境条件，一味用法律、用宪法大帽子扣下来，非常吓人，但不能服人。”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记者的采访中，有几个平常很愿意对媒体表态的上榜富豪被问及此事时都不愿意回答。也有富豪反问记者：“尽管也可能有的富豪确实没有‘原罪’，但这种几率是多少？”　　

联想集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典型，但创始人柳传志在公开场合表示，联想早期曾经搞过走私；在富豪榜高居不下的新希望集团刘永好兄弟也曾坦承，公司早期的时候也曾在饲料中“掺水”……　　

如果清算“原罪”，该从哪里清算？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清算？还是只是部分企业进行清算？　　

对这个问题，高燃说，他和一些上榜富豪有过交谈，有的富豪对此表示担心。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学　家李强　教授曾经提出，应当重视民营企业家经济犯罪的社会背景-----正处于制度转型、社会转轨时期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事实上也正处了整个社会违规、违法现象激增的“社会失范”主题之下，一如底层叫卖假文凭、私刻公章、贩卖假发票等现象频发，投射到富有阶层，便有部分民营企业家经济犯罪。　　

赵晓认为，国外也有过类似问题，一般的处理办法是，规定一个特定的时间，在某段时间内对企业或企业家的“原罪”进行赦免，“对于由于制度的缺矢造成的一些问题后果，不应该全部由企业和企业家们承坦”。他介绍，河北省曾出台过一个类似的文件，但备受争议，“我个人是支持这个措施的”。　　

“我基本认同胡德平对民企的看法。”赵晓说，改革开放确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和企业家，“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制度来要求过去的事情，如果真要清算‘原罪’的话，那么，产生‘原罪’的土壤也应该清算”。　　

让财富暴露在阳光下　　

　11月21日　，《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了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的署名文章《建议成立36条独立审阅机构》，他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把更多资源配置功能让渡给市场，为民营企业开放更大发展空间”。　　

对于富豪落马问题，段永基曾经说，“因为资源分配没有实现市场化，给暗箱操作提供了空间，造成违法乱纪，出现经济犯罪现象”。由此，他呼吁，尽快实行资源分配市场化，才是治本之道。　　

赵晓认为，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转轨航船正在徐徐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完善化的轨道，年轻的创业者们和当今的富豪们一定要下决心赚取阳光下的利润，否则财富背后将永远拖着一根“原罪”的尾巴，就会像《百年孤独》中那个长出猪尾巴的孩子，永远都走不出在法律面前惶惶然的“孤独”状态。　　

“我觉得短期内要想使经济制度变得非常完善，以达到减少问题富豪的出现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抓住一些主要的环节来进行改革，以求尽快实现我们的目标。”赵晓建议，要建立规范的土地交易制度和金融体系，政府要完善相关经济制度和营造有利于创业的环境，同时，要建立一个好的税收机制，“让大家都心服口服地纳税”。　　

“一切都在阳光照耀下进行，越来越多的富豪才会敢于把自己的财富暴露在阳光底下。”赵晓乐观地说，尽管还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长依然会保持快速，“现经已经出现一些很阳光的富豪，比如北京中关村的一些高科技企业，还有浙江的一些草根富豪，他们的财富我感觉都很干净。”　　

高燃说：“一个企业的成功重在业务模式和客户，现在创业者的‘第一桶金’相对都是很透明的，比如一些网络公司的崛起和一些风险投资的介入，都会使公司变得很公开。”　　

（2006年11月28日《中国青年报》）　　

2006，那些纷纷落马的富豪　　

   本报记者  周凯　　

比尔·盖茨曾说过：“你活着的每一天，都应该努力地去追求财富。只要你制造的财富是正大光明的，你会得到所有人的尊敬和赞扬。”　　

在这个世界上，财富是很多人追求的。财富本身并没有任何颜色，只是因为追求的方式不同，让财富有了“金色”或“灰色”，甚至“黑色”等不同的颜色，但只有阳光下的财富才是最具有亮色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万元户”，到现在各式的“富豪榜”，社会的变迁，带来了公众对财富态度的变化。公众对富豪的态度，从最初的质疑，到后来的羡慕、追捧，再到如今“原罪”的探讨，似乎也走了一个轮回。　　

有人说，在一个高速发展带来财富巨额积累的时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们对阳光下的财富心怀敬意，同时，阴暗中的财富自然也会遭到人们的质疑。　　

有人说，在一个高速发展带来财富巨额积累的时代，想明白财富在哪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贫富悬殊已损害社会公正的时代，追问财富、透视财富，是财富得以久远保持的正义保障。　　

随着富豪们走进中国公众的视野，一些相继落马的富豪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在中国人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家关心一个问题：“你的财害从哪里来？”于是关心富人们“第一桶金”的原罪质疑就开始逐渐热闹起来。　　

《圣经》说：人有原罪与本罪。本罪是各人今生所犯的罪；原罪则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是人类与生俱来、洗脱不掉的罪行。　　

中国的很多富豪走进“豪门”前似乎多多少少沾上了一些灰尘，比如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坦承赖过帐、走过私，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缯卖过没有用的软件，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卖过高水分玉米饲料等。不难看出，民营企业家及其“第一桶金”的来源很复杂，民企原罪已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热点问题。　　

不过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步入市场经济的初期，社会制度及法律还不尽完善，企业家们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有时带有某种不合法性的手段积累个人财富，根本谈不上是一种所谓的“原罪”，而把落马富豪的违法犯罪行为放大成整个民营企业的“原罪”更是“莫须有”。　　

事实上，如果仅仅从数量上说，每年落马的富豪并不算多，尤其是在这个畜豪数量急剧增长的时代，从统计学意义上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人们依然愿意乐此不彼地谈论着落马富豪的种种“原罪”，因为在公众眼中，财富一定要经得起追问。　　

其实，我们从2006年落马的富豪中可以看出，依靠原始积累赚取“第一桶金”已不再是他们喜欢的游戏方式，他们更愿意把“资本”玩弄于股掌之中，用钱来生钱，一夜之间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只要一个概念、一次重组，就可以融资上亿元、上十亿元，这样疯狂的赚钱速度让不少企业陷入了一种集体疯狂。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市场成为富豪财富的放大器，亿万富豪可以一夜诞生。事实上，经不起追问的财富，通常是伴着富豪偷税漏税、违规经营、多元化盲目扩张等失误之举，特别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运作”发迹的“资本型富豪”，在演绎了一夜暴富的神话之后，每每成为落马富豪的新成员。　　

即使我们可以忽略“第一桶金”的灰色，那么他们又如何证明第二桶金、第三桶金的亮色？　　

和中国的富豪们打了多年交道的英国人胡润也开始把自己的百富榜戏称为“杀猪榜”，不过他也坚称富豪落马是企业本身的问题，和百富榜无关。　　

无论是胡润的百富榜，还是福布斯的富豪榜，都只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通过镜子看到中国富豪的发展印记，我们更希望通过镜子折射出中国富豪身上的阳光。　　

和谐社会需要财富的阳光，更需要阳光照耀下的财富，才会为我们这个社会所尊敬，灰色财富、问题财富最终将会会被历史的车轮淘汰。　　

人物档案　　

周益明：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头司和深圳市明伦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发家史　　

1974年，周益明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市。从小跟着父亲闹荡，21岁背井离乡，北上京城，南下深圳，23岁时卖汽车防雾灯淘得千万元。2002年12月，组建深圳明伦集团。2003年3月，其掌控的深圳明伦集团以3.8亿元收购明星电力2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入主上市公司四川明星电力有限股份公司。当时他每仅29岁。2004年，30岁的周益明以1.07亿美元身价跻身《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身列第155位，是当时深圳最年轻的富豪。　　

落马原因　　

严格意义上说，周益明是在2005年12月30日落马的。当天，他以涉嫌挪用资金被空川省遂宁市公安局正式逮捕。不过，公开审理此案是在今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进行的。　　

2002年8月，周益明得知明星电力部分股权转让的消息后，勾结明星电力高管，获得转让内幕情况，并针对收购要求，开始组建明伦集团有限公司。他先以10万元买来深圳某公司，用8000万元银行贷款进行反复倒帐，虚增母公司及7个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3亿元，并以11万元买通深圳市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做出了一份总资产27亿元、净净产12亿元的2002年度资产率审计报告。　　

深圳市明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四川明星电力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后，为达到侵吞该公司资产的目的，周益明修改公司章程，改组董事会、监事会。2003年6月至2005年11月期间，深圳市明伦集团有限公司及周益明等人以采取“对外投资”等手段非法占有四川明星电力有限公司资金469亿元人民币和1074万美元。　　

现状　　

　12月1日　，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合同诈骗罪为由，判处周益明无期徒刊，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周伟彬：广东顺德金冠涂料集团董事局主席　　

发家史　　

周伟彬于1963年出生于广东顺德一个书香之家，父母都是教师。大学毕业后，周伟彬来到顺德一所中学任教，后来辞取到一家灯饰厂做化验室主任，开始接触涂料的研究。1988年，周伟彬来到顺德金龙油墨公司应聘，成为该公司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工程师。　　

1991年，周伟形离开金龙油墨公司，靠借来的8000元钱，创建了自己的涂料厂。1994年，涂料厂由原来的100多平方末扩大到5000平方米。1996年3月，占地200余亩的金冠工业城举行美基仪式，周伟彬当时为工业城设计的发展目标是中国最大的高档涂料生产基地。工程分3期完成，总投资达3600多万美元。1998年，周伟彬作为金冠集团的掌舵人，利用自己的资本优势，斥资牧购中国最大的油墨生产基地----顺德金龙油墨化工有限公司，奠定了金冠集团在涂料和油墨行业的领先地位。周伟彬早在2001年就以7亿元身价名列《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76位，此后年年进榜，2006年以8亿元身价名列胡润百富榜第438名。　　

落马原因　　

早在2003年，周伟彬就曾因涉嫌偷税约3000万元被刑事拘留。2004年年初，周伟彬交纳200万元保证金后被取保候审。　　

根据公开的信息，佛山市国税局于2005年11月15日发布的佛国税发（2005）200号文件表明，金冠集团核心子公司金龙油墨化工有限公司拖欠增值税82303万元。该局2006年2月20日发布的佛国税发（2006）25号文件表明，金龙油墨尚拖欠增值税647.13万元。　　

今年10月11日胡润发布百富榜之后，佛山市国税部门接到举报信和相关材料，10月20日，周伟彬被佛山市国税稽查分局连人带车带走，后被刑拘。　　

现状　　

未知。　　

张荣坤：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　　

发家史　　

张荣坤在众多富豪中颇显神秘，就连其出生时间都有不同版本。他在全国政协留下的简历上标明出生年月为1968年1月，然而今年3月福禧投资发行短期融资券时，筹集说明书则披露张荣坤年龄为32岁，其户籍资料则显示，他1973年生人。　　

出生在江苏苏州的张荣坤自小家境贫寒，20岁左右到苏州吴县太湖度假区工作，此后还在吴县海关的过报关员，离职后做起了外贸生意，还开始炒股和炒期货。　　

2000年，张荣坤转投上海，同年成立的沸点投资，他是幕后掌控人。2002年2月，张荣坤成立福禧投资，旋即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自此，一发不可收，4年时间里，他收购了3条高速公路，参股了多家金融保险企业，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电气设备生产商上海电气的第二大股东。从2003年开始，张荣坤的名字就开始出现在各种版本的富豪榜中，并于2005年以49亿元身价升至《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的第16位。　　

落马原因　　

今年7月，张荣坤因非法取得上海社保局32亿元资金以收购沪杭高速上海段的经营权而被拘捕。　　

现状　　

　10月16日　，全国政协十届十五次常委会决定撤销张荣坤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月20日　发布公告称：“接到有关司法机关的通知，张荣坤董事长已被依法逮捕。”　　

张文中：北京物美商业原董事长　　

    发家史　　

张文中1962年出生于山东，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之后获得南开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博士学位。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系统工　程学　博士学位。1993年，张文中回国创业，初期涉足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次年创立北京市第一家规范超市----物美综合超市翠微店，由此进入并专注于零售业。2003年11月21日，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交易，这是国内民营商业企业、首都商业企业第一次在境外上市。2005年物姜全系统实现总销售190多亿元。2006年张文中以20亿元身价名列胡润百富榜第152位。　　

落马原因　　

　11月20日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公司董事长张文中已于　2006年11月12日　起辞职，保留执行董事职务。公告称，张文中辞职的原因，是其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有关机关进行调查，他认为未必有足移的时间厦行公司董事长的工作及职责。　　

现状　　

　12月8日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发出公告称，北京石景山区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北京物美集团原董事长张文中提出的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请求。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张文中的代表资格被终止。　　

严晓群：斯威特集团董事长　　

发家史　　

严晓群1965年生于江苏溧水，先后在南京土壤仪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南方新技术产业集团南京公司任职。1992年8月，严晓群创办南京斯威特新投术创业有限公司，并依靠大额伪币设别仪积累了数百万元资金。1994年，严晓群进入通信业，先后涉足光纤接入业务，以及机械、化工等行业的技术、设备研发与产销。2000年，严晓群进入资本市场，斯威特集团迅速扩张，先后收购、入主了“上海科技”、“中国纺机”、“小天鹅”、“ST长龄”等4家上市公司。斯威特集团2004年实现营业收入191.7亿元，上缴税收3.9亿元，在全国最大企业集团排名中列第108位。严晓群本人也名列2004年、2005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79含和126名。　　

落马原因　　

2005年第三季度末，继上交所披露斯威特与上海科技的违法关联交易后，上海科技和中国纺织机相继发布业绩预亏预警，与斯威特的资金纠葛也接连浮出水面，斯威特占用数亿资金被曝光。严晓群资金饱面临断裂的传闻由此风生水起。　　

今年7月，斯威特因违规占用须下上市公司巨额资金而陷入巨大危机，受此影响，严晓群于2004年收购的无锡小天鹅也弃他而去，重回当地国资委怀抱。严晓群的部下、上海科技前董事长张杰和严晓群的亲信顾群分别被公安部门拘捕，其本人也被传刑拘，后上海科技正式辟谣。　　

现状　　

未知。　　

（2006年12月19日《中国青年报》）　　

警惕清算民企原罪后的民粹化　　

         邓聿民　　

继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提出清算民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之后，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最近在该市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再度呼吁，对民企创业初期的“不规范”要宽容，而民间研究机构　和　君创业咨询集团则通过工商联提出立法建议，建议赦兔民企“原罪”。　　

他们对民企的呵护和辩护是针对新一波对民企“原罪”的批判的。有关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在整个改革过程发生过多次争论，但2004年以来延续至今的这场争论，一个鲜明的背景是，中国社会充斥着一股浓烈的民粹主义氛围。其表现是，不问具体情况和是非曲直，不对问题本身进行理性和专业的思考，而只是简单地诉诸情绪的宣泄和道德的评判。　　

拿民企“原罪”问题来说，我们不否认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民企存在着种种违规甚至违法行为。但是，什么样的“原罪”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样的“原罪”是应该受到清算的，必须用一种历史的眼光进行具体分析，切忌把不同的“原罪”简单地揉合在一起。批评民企“原罪”的人，应该明白一个基本的常识，中国的民营资本，其原始积累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语境，和马克思当年论述的英国当然不同。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排斥市场经济，不承认民营经济存在的合法性，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中，民营经济要是不去冲撞乃至冲破计划体制的陈规陋习，焉有今天的大发展？　　

具体来看，改革以来的民企“原罪”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的改革性的挥索“原罪”，那时民企的违法违规较多地集中于对旧体制的突破；二是90年代深化改革期，民企的违规违法更多地表现为配合地方政府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跟随违法”，是一种发展性的被动“原罪”；第三种“原罪”，指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家与权贵相勾结，利有旧有制度和法规的缺陷和漏洞，盗取国家财产，侵害人民利益，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犯罪，这样的“原罪”是应该清算而且必须清算的。　　

在剖析民企的“原罪”时，必须区分这三种不同的“原罪”。对前两种，我们应该立法予以规范；对第三种，才要大力清算。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往往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三者混在一起。这种对民企“原罪”的一边倒批判，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民粹化倾向。　　

所谓民粹化，指的是一种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在民粹主义看来，平民的利益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或阻碍，应该把国家的利益，从这些自私自利的精英团体手中夺回，用来促进全民的福祉和进步。　　

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和理解民间清算“第一桶金”后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这种利益诉求被利用。因为当民粹主义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并被一些精英人物利用来谋利时，可怕的集体非理性就会登场，造成摧毁性的社会力量。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由于缺乏启家运动这一课，使得中国社会缺少成熟的公民社会的特质，缺少冷静、宽容与专业化的眼光和态度，凡事情绪化，动辄诉诸普通公众的朴素情绪，加上诸多社会矛盾的积累，因而社会一有风吹草动，极易引发摧毁性的非理性力量。　　

（2006年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副市长、秘书长、负责城建的官员频频落马　　

楼市权力寻租：亏了百姓   肥了贪官　　

近期，江苏省纪检系统举办了一个反腐教育展，其中负责城建的官员频频落马引人注目。近年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等相继被查处，其贪腐行为均与房地产有关。　　

“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案很典型，其主因是被房产商控制，不能自拔。”江苏省纪检部门一位干部介绍说，近几年张东林在审批房地产开发项目等过程中，被查出索取和收受17名房产商贿赂270余万元，涉及具体楼盘近30个，有的开发商每开发一个楼盘都要行贿。　　

为收买张东林，某开发商费尽心机地开了一家酒店，专门应承他的个人宴请，几乎不对外营业。　　

为让张东林与情人“浪漫”幽会，开发商送给他的两个情妇价值54.6万元和25.8万元的住宅各一套，装修奢华，并配有高档家电。某开发商还送给他的儿子38万元购房款，张东林得知后，只若无其事地说了声“我知道了”。　　

开发商为何如此仰赖一个负责城建的官员？因为“谁和张东林的关系铁，谁就会成为主流房地产企业”。受贿后的张东林为开发商提供的服务“细致入微”：确保审批项目顺利过关，减免土地出让金，为国有房地产企业核减亏损，为开发商协调各种关系，以审批代替土地招投标等等。权力所及，无所不包。　　

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案情与张东林相似。据纪检部门证实，魏在用地协调、规划审批、规费减免、项目立项及承接上为开发商谋利，收受钱财。其陋身携带的他人赠送的各种消贾卡就达数十张。　　

城建官员腐败，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老子管城建，亲属搞开发”。据苏州市纪委证实，2004年8月被江苏省纪委立案调查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利用分管城建的聪务方便，不仅大肆受贿，而且伙同其子在变更土地用途过程中，非法敛财，数额特别巨大。　　

南京一位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坦言：“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能降低15%左右！”　　

南京大学教授葛扬说，我国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至今已有两年多，但房价在一些地区依旧快速上涨，住房结构调整在多数城市效果有限。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腐败现象太多，而腐败高发又与房地产领域的制度缺陷有关。　　

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要办齐“五证”，盖好20多个公章，这些环节除了涉及规划、国土、建设等主流部门，还需经过房管、工商、税收、建设、交通、环保、卫生防疫、消防、地质勘探、园林、人防等众多机构的审批或备案。　　

江苏一位开发商坦言：“部门林立，表面上环环相扣，但却很不透明、很不规范。如果我们不一个个上门去烧香，当官的就会拖。楼盘开发是资金密集型的，哪个环节都拖不起啊。”　　

苏州大学一位教授说：“像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价格会百线飙升。而土地用途变更的权力掌握在土地规划领导小组手中，但实际决定权在分管副市长和副秘书长手中。其中的制度监管缺陷，很容易成为开发商集中攻关、负责城建的官员权力寻租的环节。”　　

“近两年房地产市场中的权力寻租色彩并没有被稀释，在一些地方反而越来越浓。有的开发商拿到的土地容积率远远高于周边地块，一个中等项目容积率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会增加几千万元的销售额。而在土地出让环节，虽然在2003年实行了招拍挂制度，但‘围标’、‘陪标’现象并不少见。这说明土地在拍卖前已内定了买家。”一位开发商忧虑地说。　　

中国城郊经济理事会理事长包永江分析说，在开发商和城建官员之间，额见上存在一种“共生”的寻租现象。开发商一方面是城建官员的“政绩推动者”，同时又很客易把城建官员拉下马，成为诱导官员腐败的“麻烦制造者”。从经济层面上分析，双方在“攻关”和“寻租”上一拍即合，容易结成“利益集团”。　　

2006年2月，国务院首次界定的商业贿赂重灾区中，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的工程建设和土地出让，首当其冲。　　

有关专家说，作为官商合谋的副产品之一，楼市“灰色成本”也许并非房价高企的决定因素，但它无疑助长了房赴产领域的寻租行为，如果每个公章都成了腐败的机会，那么“荷实”调控政策本身也可能成为下一个“腐败的机会”。　　

“新华视点”记者宋振远  邓华宁  王骏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2006年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四、对外开放在“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这个思想指导下，有人主张中国应当老老实实再给老外打十年二十年工。当然，也有人提醒要警惕引进外资中被跨国公司“被动锁定”和外资“鲨鱼论”。下录一些资料，以期从一侧面窥见对外开放对我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影响：　　

300亿元避税额与新自由主义陷阱　　

          曹      林　　

   看到一组令人吃惊的数据后，我这个一直以来对全球化抱有好感的人有种上错船站错队的感觉，心中对那些全球化意识形态下种种冠冤堂皇的召唤充满了疑惑：全球化到底是谁的全球化，是我们的吗？其实类似的质疑一直充斥于报端，只不过由于缺乏鲜活事实的支撑而常常流于民族主义的义愤，这组新鲜出炉的数据夯实了这个质疑。　　

数据是商务部这两天公布的：今年1至5月，全国吸引外资2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合同外资金额5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50%。中国成了外资的一片热土---然而在这些闪光的数字背后却足另一番景象：55%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　　

一方面外企大面积亏损，另一方面大量外资不断涌入，难道外资真有飞蛾扑火的国际主义大无畏献身精神？税务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外资企业亏损是假，避税是真。外资企业在中国避税的一个主要依靠就是从中国挖走的反避税人才。外资企业一年流失税收300亿元人民币----这是国家税务总局反避税官员推算出的结果。　　

原来如此！真相让人大跌眼镜。挖走宗主国的反避税人才替自己避税，300亿元的避税额，这一切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了全球化是一个大大的陷阱。　　

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的战略武器，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弃干预，那由谁来主导呢？想起一位反全球化专家痛心疾首的提醒：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全球国家和民族的解体，迫使各国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力，听任跨国公司和闯际金融巨头操纵世界经济，听任某个大国组织、世界银行等，以该国利益为中心，制定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用心良苦又昭然若揭。　　

新自由主义为何要声嘶力竭地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干预？显然这种声音是为跨国公司意识形态服务的。跨国公司是一些大国疆域的延伸，跨阎公司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生产的70%直接投资，“当地政府放弃或减少干预”为他们的减税和避税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先来看看跨国公司在国内的折腾吧。在英国，福特汽车公司曾威胁英国政府如果不提供国家资助或减税，就把新款美洲豹车生产厂以及1000个工作岗位迁到美国去；宝马汽车公司在1993年赚了15亿美金，但它声称，该年利润的95%是在德国境外获得的，与之相对的是，从1988年到1992年，宝马给联邦德国交的税从5.45亿马克减少到0.31亿马克。　　

在国内尚如此，插上了翅膀飞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在减税上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他们首先利用资本优势逼迫地方政府减税，再利用地方政府“害怕资本飞走”的心理而公然避税。　　

比如说在我国很多地区，地方政府是不敢大张旗鼓地反避税的，因在这些地方政府看来，招商引资重于税收流失，外企越多政绩越大。而税务部门的反避税会搞得外企人心惶惶，这样会破坏投资的软环境。很多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则充分利用了地方政府的这种心理，甚至到政府告税务部门的状，有的甚至扬言如果不停止对自身的避税调查，就要到其他地区投资。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作出让步，税务部门有时也是无能为力---“55%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的假象就是这样靠避税造出来的，300亿元的避税额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外商真有许多地方政府想象中的那么甜美，那么不可触犯，那么值得纵容吗？　　

一项数据显示，2003年，外资企业的进口为2319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56.2%，当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口额为1629亿美元，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以及外资企业的顺差表明，外资企业已经取得了在中国市场的主导优势，对中国市场具有相当的控制力。姜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罗森通过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深入调查后发现：2002年，在中国3250亿美元的出口中，只有680亿美元被美国官方统计部门列为“高技术”产品；进一步研究则发现，这些产品也并不真正属于“高技术”之列，大多是零部件或低利润的家电产品。这说明在高科技领域，中国本土产业正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然而，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盎惑下，各地在国内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仍竞相“招商引资”，这无疑是强化外资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压缩国内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以根本上削弱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这是新自由主义给中国经济设下的一个巨大陷阱，3000亿元的避税额只是这个大陷阱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中国自1992年以来积极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在新自由主义及其资本无坚不摧的吞噬下早已失去了足够的自卫能力，技术没“换”到什么，“换”来的是贪婪无比但仍被无数国人视为“救世主”的外资。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陷阱，面对全球化越烧越旺的大火，在“政府减少或放弃干预经济”鼓噪之下我们一定要清醒，不能任火蔓延。有一种火叫反火，是为控制森林火灾蔓延而点然的隔离性火障，在新自由主义咄咄逼人的气焰之下，应该到了政府在某些方面加强干预而设置“反火”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中国应当认真借鉴日本、韩国甚至印度的经验，在面对汹涌澎湃的外资时强化政府干预对外资的警惕和对国内资本的保护性发掘。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外商在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象中带来市场活力的“鲶鱼”，而是想吃掉民族工业市场“小鱼”的“大鱼”。　　

（2004年7月9日《中国青年报》）　　

龙永图表示：中国应该再搞十年加工贸易　　

据《经济参考报》1月22日报道，日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表示，中国不应该因为目前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而沾沾自喜。　　

龙永图说，中国对外开放多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从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在中国进出口额度中加工贸易占了50%，有5000亿之多。这些进口零部件资源在中国加土之后复出口，因此这5000亿根本没有进入中国，这种体外循环事实上不能算成外贸依赖度。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外贸出口超过英国和法国是理所应当的。“那种认为吸引外资几百亿美元就是烧包，就是把中国毁了的看法是错误的。”　　

龙永图指出，中国现在在国际的分工链当中只是搞了点加工贸易和制造业。中国必须要站在产业链的高端，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本领，因此应该老老实实低下头再干十年二十年的加工贸易，再为老外打工十年二十年。　　

（2005年1月26日《报刊文摘》）　　

招商引资：警惕遭跨国公司“被动锁定”　　

郭松民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负面影响逐渐浮出水面：“每年上千亿元资富流向国外，让出市场并没换来技术优势，垄断的态势日趋明显。”（　2月1日　《天府早报》）-----这个报道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联想起最近沸沸扬扬的“54家跨国公司联名上书反对统一内外企所得税”的消息，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可怕的怀疑：也许，我们已经被跨国公司“被动锁定”了！　　

“锁定”是一个舶来词，英文叫“lockin”，也有人将其译为“套牢”。在经济学上，其含义是指因为初始条件以及某些偶然的因素，使制度变迁走上了恶性循环的轨道，最后被定格在低效率状态而难以自拨。这其中有自我锁定的，也有被动锁定的。比如，人们常说的“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就是“自我锁定”，而那些陷入传销、非法集资等活动中的人，则往往属于“被动锁定”。　　

从报道披露的情况看，至少在汽车工业方面，我们被“被动锁定”的苗头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跨国公司通过给“生产许可证”这一“甜头”，使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几乎全部被“收编”参与合资。但是，由于在“合资企业”中，外方完全主导了“产品设计确认权”，为了避免对外方母公司的利益构成冲击，“合资企业”根本就没有兴趣进行研发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汽车市场迅速被合资品牌和外国品牌所占领，原国有企业中的研发力量烟消云散，或者转投外国老板门下，或者改行。　　

“被动锁定”的后果是：如果没有外方赋予的“生产许可权”，中国的汽车工业就会瘫痪；如果继续依赖“生产许可证”来维持，则必然是绝大部分利润被汇往国外，中国人只能按外国人的图纸干活，挣一点儿血汗钱，永无出头之日。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如果被“被动锁定”，结果必然是一步步走上依附型的发展道路，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拉美国家的历史就是明证：国内最后只剩下一个同跨国公司穿连档裤的上层，他们可以充当为跨国公司充当代理而富裕，广大人民却苦不堪言。连美国一位有良知的社会学家在拉美考察之后也尖说地批评说，这种所谓的“现代化”，其实不过是“对无幸者的大屠杀”。　　

中国还有多少行业、多少地区没有被“锁定”？中国还有多少行业、多少地区将要被“锁定”？当我们在为跨国公司慷慨允诺的各种“好处”雀跃时，要不要冷静想想潜在的风险？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被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奉为偶像的弗里德曼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我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就在于我证明了一条公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在和跨国公司打交道时，真应该把这句话当做座右铭。　　

（2005年2月2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与世界共享财富　　

    5月的北京又迎盛会，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　　

   《财富》全球论坛，这个被称为“把握世界经济走向最高峰和最直接的窗口”，第三次选择了中国。　　

    中国发展：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把办会的接力棒反复递交同一个国家，在《财富》论坛记录史上绝无仅有；而本届论坛规模之大、巨头之多，也创下了《财富》历届年会之最。　　

没有人会忽视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人能抵挡中国市场的诱惑。　　

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所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近年来最广受关注、最有戏剧性、最引人入胜的过程，她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在全球和区域产业布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财富》论坛9届年会的选址，首要条件必须是当今经济最富活力、最具创新的地方。从上海、香港到北京，《财富》三顾中国，原因绝非偶然。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首席执行官李文认为：“把今年的论坛设在中国的首都，是众所企盼的选择，也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中国的每一片土地都在热潮涌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提速。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六，人均GDP迈过1000美元大关，去年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利用外资均实现历史性突破，分别位居全球第三、第二、第一位，国民经济保持了9%以上的又快又好增长。　　

作为世贸组织成员，3年多来，中国信守承诺，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关税总水平已降至9.9%，有些产品的降税幅度甚至比WTO确定的时间表提前；在最敏感的服务业，切实降低准入门槛，大大增加了透明度。此外，放开外贸经营权的措施到位，保护知识产权的明显成效，都表明了中方遵循“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诚意。中闻商务郎长薄熙来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进一步扩展，已由政策性开放转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格局。　　

随着国力的强盛，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也在提高。在《财富》500强的排行榜上，中国企业增至14家。《财富》会议部总裁罗伯特·比尔曼说，这些成功跻身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正在悄然改变着国际商业社会的结构，其发展潜力和前景值得期待。　　

来华投资：跨国巨子的第一选择　　

《财富》论坛，风云际会；跨国巨子，脑力激荡。本届年会聚集了近90家世界500强和美国500强：沃尔玛、通用汽车、摩托罗拉、宝马、索尼、花旗、汇丰、杰尼亚……每一个名字都在我们眼前闪亮。而他们的相约而至，也充分体现出全球工商界领袖越来越浓的中国情结。　　

参会的著名经济评论家赫南多·迪索托有句名言：“拒绝中国就是拒绝财富。”从最初的空白到如今的星罗棋布，从单一的“试水”到深层的全面合作，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据统计，世界500强中有400多家扎根中国，全球排名前列的汽车巨头和IT产业100强几乎全部来华落户，美国资讯科技公司国际数据集团总裁帕特里克·麦戈文给同行的建议是：“如果要到亚洲投资，中国无疑是首选。”诺基亚集团首席执行官玛·奥利拉说，中国是他们在海外投资的重中之重。　　

目前，全球拥有6万家跨国公司，掌握着世界生产的50%、贸易的60%、技术转让的70%、直接投资的80%。近年来，作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中国由“引资”转向“选资”，一直积极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特别是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　　

雄厚的资本、一流的技术、国际化的管理以及一系列先进理念，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也被视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截至今年4月，中国合同利用外资额已近1.15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界计5795亿美元，去年底外资存量已达2132亿美元，人均吸收外资47美元。在跨国公司的带动下，外商投资高潮迭起，现在，外企工业产值占全国的1/3，税收占全国的1/5，出口占全国的近60%，就业占全国的10%。其中，跨国公司以多种方式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约700家。与此同时，更多的跨国公司致力于本土化，并将地区总部移至京、沪、穗等地。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有力促进了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各地投资环境的日趋完善，更坚定了巨头们的投资信心。索尼渠团董事们兼尚席执行官出井伸之表示，钱往高处走，对于所有的日本大企业来说，中国就是他们投炎战略目标的一个高点。　　

共享财富：在全球化中互动互利　　

人们注意到，本届《财富》论坛的主题都是既与中国有关又与世界有关，既不是纯中国的也不是纯世界的，而且凡是涉及世界的对话题目都被赋予了“中国元素”。　　

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正在构成良性互动和互利。中国的更加繁荣和更加开放，不仅造福于中国民众，也将为世界各国提供大量商机。论坛将利用自身的平台，帮助企业寻找中国与世界的连接点。　　

去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超过5万亿元，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住房、汽车、电信、旅游、教育等成为消溃新增长点。中国已是全球第三大汽车消费市场、第一大移动通信市场和第二大互联网市场，并有望跃升为全球最大的旅游客源国。到2010年，中国将有1亿个家庭具备中等购买能力。旺盛的国内需求，强劲拉动了进口。据世贸组织统计，去年中国对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12%以上，成为第三大进口国，占全球进口增量的约10%，占亚洲进口总量的1/5强。从2004年起，中国预计每两年就要进口1万亿姜元左右的商品，这将为各国提供一个硕大的“蛋糕”。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赫穆特·庞克说，中国的广阔市场会使任何一家生产商大有作为。　　

另一方面，更多的国内企业“走出去”，与当地兴同发展，在欧美一些城市，海尔等中资企业的广告牌十分醒目。至去年底，全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近370亿美元。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开始在更大范围内为世界经济增色添彩。　　

共破发展难题，共圆财富之梦。这是中国的许诺，也是全球企业包括世界500强的希冀。本届《财富》论坛虽然只有短短3天，但我们相信，北京的年会，绝不会是《财富》中国之旅的最后一站。　　

（2005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李德水解读千亿美元贸易顺差　　

                  中国大陆只是过路财神　　

本报北京1月25日电（记者王磊）“实际上中国大陆是过路财神，不要只看到外贸总额，更要看到背后财富的分配。”今天，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谈到2005年中国外贸盈余、外汇储备大幅增长时说。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已达1019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比年初增加2089亿美元。　　

李德水认为，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外贸盈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中国对欧美的顺差实际上是亚洲各个经济体的综合表现。他说，中国在亚洲的角色是一个“加工中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东南亚大量的元器件运送到中国来加工，在中国组装之后向欧美出口。因此，中国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都是逆差，而对欧美则有很大的顺差。　　

李德水举例说，我国台湾地区去年对日本和韩国的贸易逆差达到450亿美元，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是逆差，因为它从那边进口元器件在台湾加工一下，然后到大陆来组装，向欧美出口，台湾岛对大陆的顺差2004年是512亿美元，2005年达到581亿美元。“这581亿美元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顺差，台湾的经济就会出现严重的逆差，而且恐怕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他说，看问题不要只看海关的统计数字，不能只看物质商品货物的国际贸易关系，还要看无形的技术、专利和服务这些指标，来观察国际贸易是否平衡。　　

（2006年1月26日《中国青年报》）

觊觎中国所有行业或产业：外商在华战略投资须关注　　

   外商对中国一些产业的控制或控制意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变得明显突出起来，尤其是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特别是行业主干企业或龙头企业的战略性收购，更直接威胁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的安全。　　

例如，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就值得高度关注。有媒体报道：卡特彼勒公司正在中国开展一场并购扩张风暴，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几乎都被列入其并购计划中；业界人士认为其“扩张野心”在于整合并吃掉中国整个机械制造行业。这种并购基本上是廉价的。　　

2004年3月，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卡特彼勒（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出资130.8万元人氏币、43.6万元人民币，以股权并购方式获得山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30%和10%的股权，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也就是说，卡特彼勒用不到200万人民币发购了山东机械远家销售收入10亿元、国肉工程机械企业排名第七的国有企业40%的股权，顺利地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国体系内。　　

外商几乎觊觎中国所有行业或产业，包括金融、电信等，而且，把并购对象主要定位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参股的大型企业。外商特别重视与中国地方政府来往，寻求他们的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一听说世界500强公司要来本地投资就过于乐观、兴奋，竞相优惠。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2006年8月7日《报刊交摘》，原文见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8期，黄少安）  　　

直面外资并购（1）　　

外商并购知多少 　　

本报记者  龚雯  　　

   ［编者按］外资并购增加是近年来经济领域的一个新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如何全面看待并购问题？“直面外资并购”这组报道，试图对并购问题做一些深入分析。　　

    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国策，更加主动地整合全球资源、更加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是新时期提高引资水平的题中之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继续坚持利用外资的方针，以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外资并购实际并不多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华发展，我国利用外资出现了一些趋势性变化。其中，外资并购渐呈热潮：美国投资巨子凯雷高价收购徐工，世界钢铁龙头米塔尔、阿宾洛分别入股华莱管线和莱钢，加拿大汉埔收购东方热电股份，德国金弗勒收购洛阳轴承，最近又有法国著名厨具制作商SEB收购苏泊尔集团。虽然有些是收购未果，但每一起并购案，都备受关注；每一起并购案，都引发了激烈争议。　　

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0余年，基本以合资、合作、独资等新设投资为主，但这两年，跨国公司开始在国内重化工业、基础材料业、消费品生产等领域大手笔收购，仅在啤酒行业，就有世界最大啤酒企业AB收购哈尔滨啤酒、苏格兰纽卡斯收购重庆啤酒、荷兰喜力参股粤海啤酒等大型并购案，比利时英博集团更是以近59亿元买下福建雪津啤酒100%股权，收购价比净资产溢价8倍。　　

跨国公司对我服务业的并购投资也在提速。中银国际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逐步结束，使跨国公司有心向我服务业伸出橄揽枝，特别是在金融、保险、旅游、商业零售等行业，跨国公司多倾向于以并购方式投资，典型的如汇丰参股交通银行、德勒并购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美国新桥收购深圳发展股份、磨根士丹利收购永乐家电等。　　

然而，尽管外资并购表面上很热闹，实际数量和交易额并不多。权威部门统计，目前并购占全国利用外资比重至多不超过5%，即使足看似并购正酣的制造业，其并购投资的比重也不足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10。　　

跨国投资的一种新潮流　　

当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增势不减，去年猛增到900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金额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与此同时，国际直接投资日益多样化，跨国兼并与收购成为一大主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以并购方式进行的投资占80%以上。2005年，全球企业并购交易总额近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0%。这当中，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步入跨国并购行列，并购个案明显增升，并购领域愈加宽泛。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内企业实力普遍偏弱，跨国公司即使想并购，也难觅合适对象，况且并购投资对东道国市场和法律环境要求很高。今天，外商对华并购意愿增强，大批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进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应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　　

外资并购是绕不开、躲不过的，它的到来有着客观必然性。既然我们不能置身经济全球化的门外，那么一样不能拒斥外资并购的国际潮流。判断并购的利弊，不是取自某个企业、某个产业外资与内资的比例，而应立足于企业和产业的长远发展。只要企业在外资进入后整体实力壮大、水平提高，那就是利好。关键是自身在瓶勿中确立什么位置、会有哪些作为。　　

适当并购有利于有效利用外资　　

20多年来，利用外资作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加快形成开放型经济方面功不可没，这是不争之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更加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　　

外资企业仅占全国企业总数的3%，但已成我阎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最活跃群体。据商务部统计，仅“十五”期间，　　

吸收外资是利用全球资源的主要载体，美、英既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和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近几年，在各国投资政策中，刮于吸引外资的内容逐年增加，南亚、东亚、拉美和中东欧国家千方百计加大力度吸引外资，一些国家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类似了我国前些年的情况，对外资产生了较强磁力。　　

我国吸引外资已连续15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但从人均吸收外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占GDP的比重等指标来看，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展空间还很大。我国现有国内资金和外汇储备较为充裕，但从发展水平看，眼下吸收外资不是因为国内没有资金，而是要吸收资金流动中承载的各种竞争力和效益、拥有的有效资本和技术创新能力、造就的高素质人才、带来的市场和就业机会。　　

作为利用外资的新形式，并购具有若干先天优点，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良机。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研究，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企球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首选地，高达62%的跨国公司把中国视为未来几年的最佳海外研发地。由于竞争激烈，市场力量助推外资上水平的基础业已形成，可以预见，在并购中，外资将搭载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这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体制改革和创新、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也使国内企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面利用跨国公司的产业分工体系和全球营销网络，把我们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竞争优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指出，并购的另一大好处在于：我国生产能力过剩仍较严重，如果仍一味让外资铺摊子、建新厂，会导致产能过剩更为突出。相对于其他投资方式，跨国公司的并购可以更有效地增强产业集中度，重组内外部资源，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使外资成为转变增长方式、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引擎之一。　　

许多跨国公司意在并购国内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优质企业，“买就买最好的”，对此要有一个客观认识。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本性，“优中选优”、“强强联合”向来为跨国公司所钟情。我们的企业进行海外收购时，也同样会遵循这条游戏规则，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中化收购澳大利亚最大乙稀生产商凯诺斯、中集收购荷兰大物流商博格、中海油收购尼日利亚主要油气田等，莫不如是。　　

任何国家经济的崛起，都需要吸纳整合不同的资源。利用外资包括跨国并购是一场立足双赢的博弈，当跨国公司把中国企业纳入其全球经营版图中，我们也把跨国公司的资源融入中国经济体系中。更加积极地吸纳全球资源，更加主动地整合全球资源，是新时期提高引资水平的题中之义。　　

（2006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直面外资并购（2）　　

                        外资并购不可怕　　

                  本报记者  龚雯  杜海涛　　

外资并购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也有人问：外资并购会不会因股权转换而失控？有没有造成市场垄断？是不是影响到产业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对这些问题，应理性对待、冷静分析，实事求是。　　

股权转换是否影响中方控制力　　

并购的一大特点，是投资用于获得被并购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并购会使股权相对集中到外方手里，这就涉及中方对产业和国民经济的控制力。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说，在全球化时代，中外企业股权相互融合的程度越来越深。这几年，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迅速发展，中央国有企业纷纷在国际资本市场吸纳了大量外资，比如，在境外上市的中石油股份的10%、中石化股份的20%、中移动股份的25%、中海油股份的33.5%、中国建行股的25.75%都是外资，其中不少是海外战略投资者的股份。国有企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国有企业，在走向世界的征程里，国企与外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势在必然。而且，我们坚持国有企业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但并不等于要求所有行业、企业都是国有，对单个企业的控制并不等于获得了对全行业和整个经济的控制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加入WTO后，实施双向开放。在外资并购投资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对外投资也直线上升。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近123亿美元，有一半是通过并购实现的。近十几年来中国累计在海外投资逾517亿美元，许多企业针划在未来5年加大对外投资。据权威部门保守估算，“十一五”我国累计对外投资有望超过800亿美元，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的机会还将更多。　　

这给我们启发，面对市场经济，股权、资本、所有者是流动的。王志乐说，不能简单地以为被人收购就是坏事，你今天收购我，我明天也可收购你；你在国内收购我，我也可在国外收购你。外资并购仅仅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一个阶段，要学会在相互渗透的前提下参与全球竞争、参与跨国并购，把挑战转化为机遇，不应拿过去封闭的思维定势考量现在新的企业竞争态势。只要应对得当，股权等问题并不会动摇中方控制力的根基。　　

市场份额大是否等于垄断　　

外资大量并购，会使外资企业市场占有率提高，导致“一企独大”的行业垄断。这利风险确实存在，但也要具体分析，积极应对。　　

判定外资在并购后是否形成垄断，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垄断。严格地讲，垄断是指单个企业运用其市场优势地位来限制竞争的一种行为。这至少说明两点：市场份额大，是垄断的条件，但不等于垄断；反垄断，反的是单个企业，并非某一类市场竞争主体。就是说，即使某一行业外资总体市场集中度较高，但不意味着该行业已被外资所垄断，而且外资企业之间本身也有竞争，最典型的如炭酸饮料，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占据市场的大半江山，但两家始终拚得不可开交。　　

疲软多年的水泥行业是外资并购大热门。中国建材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长发说，从供求看，我国水泥生产能力10亿吨，任何单独一家外资企业或机构都无法“通吃”，不会影响行业整体。从价格看，外瓷所掌控的我国水泥产量不超过总量的5%，在全国范围发生价格垄断几乎不可能。或许，在某一时段、某一区域会产生类似垄断的苗头，但政府可以通过经济、行政、法律手段来监管调控。　　

在服务业，外资也未形成垄断。商业零售的外资占比不到5%，远未达到预期的开放程度。而像最敏感的银行、保险、证券领城，外员所占比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以银行业并购为例，多家正在集中进行股改的银行陆续吸收了较多的海外战略投资，但外方股份与国有股相云甚远，且外方多是单兵作战，难成气候。　　

王志乐认为，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内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首先，不应把一个行业所有的外资企业加在一起来作判断。其次，少数行业确有某家外资企业市场份额较高，但尚未出现该企业利用其市场优势限制竞争的情况。垄断风险是存在，但要靠反垄断法等来规避，哪家企业有垄断行为或倾向，就依法整治这家企业。　　

外资并购是否威胁经济安全　　

说到经济安全问题，王志乐认为，不能把经济安全与经济建设混为一谈。国家经济安全是相对外来威胁而言的，倘若不涉及此，仅仅是内部经济运行的事，就应归为经济体制或运行体制足否健康的问题，不能把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竞争、并购包括市场垄断统统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外资并购是企业之间的经济行为，从现有并购案例看，不管国内企业是被甲公司收购还是被乙公司兼并，即便由外资控股，最终也是变成中国的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群体的一分子，它的运行受中国法律规范和中国政府管理。在并购中，如外资企业构成了行业垄断，那么这是市场经济秩序问题，或者说是经济健康问题，不是经济安全、产业妥全问题。　　

目前绝大多数并购案发发生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这些行业并不触及国民经济命脉。拿SEB收购苏泊尔来说，小小的“一口锅”无碍国计民生大局。至于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或战略性产业如石油、铁路、石化、运输、煤炭等，依然控制社国企手中，有外资影子的钢铁、水泥、电力、机城、治金等行业，外资的比例也都很低。　　

一个国家的腾飞通常伴随着一大批世界级企业的涌现，迅速崛起的中国企业群体令人刮目相看，其竞争力的上升是国家经济安全度上升的关键。采访中，不少人提出，国企、民企、外企的公平竞争与合作，最有利于企业进步和产业升级，也最有利于经济安全。外企意争的压力、民企竞争的挤力，往往是国企杀出重围、固本强身的动力。我们在调整政策时应统筹考虑，找好各类企业利益的平衡点，当然也包括解决对外资过度优惠、超国民待遇等问题，从而真正保障好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　　

（2006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　　

   直面外资并购（3）　　

                      面对并购怎么办　　

                  本报记者  许志峰  龚雯　　

   外资在华并购日趋活跃，对盘活存量资产、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转变增长方式等有着积极作用。然而，正如其他经济行为一样，并购在其扩展中也是机遇与风险并存，若应对不当，难免带来一些问题，造成负面影响。这就亟需政府和企业双管齐下，防患未然，努力趋利避害，善于为我所用，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依法规范   实现有序并购　　

商务部等六部委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近日正式实施，其对并购境内企业类别、行业、控股比例等开设的门槛，最为引人注目。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专家王晓红认为，运用完善的法律细则来调控并购行为是维护本国产业安全最有效的手段。美欧都制定了针对跨国并购的完备法律体系，将本国对于外资并购的立场、政策以及审查5的标准、门槛、程序、期限和投诉方式等，在法律法规中予以明文规定。得益于此，美英虽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大国，但其产业仍是安全和充满活力的。　　

在我国，外资并购历史还很短，尤须进一步健全并细化外资并购的政策法规。商务部条法司司长尚明表示，新的并购规定生效后，对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的审查将更透明、更规范和更有可操作性。比如，目前一些行业外企的市场伤额集中度较高，尽管市场份额集中与垄断并不能划等号，但在客观上加强了垄断的可能性。新规定就反垄断审查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明确主管部门认为并购行为可能造成过度集中、妨害正当竟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可举行听证会，依法决定批准与否，并设立了更多的量化标准：当出现并购方1年内并购国内关联行业的企业超过10个、并购中导致并购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等情况时，外国投资者应向监管部门报告。　　

较之旧的政策条文，新规在严格外资准入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明显有所强化：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股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以及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股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部审报。而在此前，只有价值1亿美元以上的并购案才需要商务部审批。此外，如若当事人没有申报，但其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相关部门可要求当事人终止交易或采取转让相关股权、资产等措施。　　

对于个别国内企业或个人以“假外资”方式，将其从国内转移出去的资产重新回国投资并购并享受外企税收优惠等待遇，新规定也力求堵住体制漏洞，并首次强调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必须符合中国的产业、土地和环保等政策。　　

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说，从我国对外资的产业指导目录到外资并购新规，任何并购者都必须遵循。商务部3年来审批了200多个外资并购项目，迄今还没有一起敢违规的，“恶意并购”更是免谈。不管外方是以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并购，如果认定这个并购项目不符合要求，中方不会批准，绝不听之任之。　　

加强监管   提高引资质量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笔充满风险的生意，跨国并购也不例外，东道国必须具备良好的驾驭能力和有力的管理措施。　　

表面上看，以并购新规为标志，中国对外资并购的审查更严、门槛更高，但这并不预示着要给外资戴上紧箍咒。加大监管力度与利用外资政策并不矛盾，恰恰是为了更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维护好国内产业安全。　　

注重对外资并购的监管，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比如，美国不仅有垄断法确保外资并购不会形成市场垄断，还设有外国投资委员会这类专门机构对并购进行审查，中海油竞购尤尼科、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以及阿联酋迪拜公司收购美国六大港口等案例，都曾受到该机构审查。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贸研室主任冯雷认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更看重综合投资环境，而不是某一项或几项优惠政策。从长远看，更完善的法律环境、更规范的市场环境、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将更有利于投资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个行业发展、一种市场的监管跟上了，所有关联方都会从中获益。对并购强化监管，正是要兼顾各方利益，最终实现共赢。　　

企业自强   要积极“走出去”　　

应对外资并购，企业先要自强。　　

大量实例表明，凡是引进外资升获得成功的企业和行业，都是自我发展和创新意识较强的，如西安电汽集团、上海轿车行业。　　

做大做强，应对并购，最关健的是增强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上世纪80年代，日本资本在美国大举并购，美国企业并末惊荒或抵制，而是在IT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并率先取得突破，在新轮全球竞争中成为最强者。王晓红说，企业只有尽快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核心关键技术和自主品脾，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成长为强大的跨国公司，产业安全也才会有坚实基础。　　

做大做强，还应加快国内企业间的资源重组、并购和整合，组建中国的企业“航母”。今春，宝钢集团与新疆八一钢铁集团签署战略联盟协议，八钢称其目标是整体融入宝钢。此前，世界钢铁业老大米塔尔曾抢先接触八钢，并有意收购，最终宝钢击退米塔尔与八钢牵手。两家国内钢铁企业的联合重组，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也为业内应对外资提供了新思路。　　

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有条件的企业应该大胆“走出去”。上工申贝公司原足上海一家工业缝纫机制造企业，去年收购了德国DA公司；北京第一机床厂则收购了德国生产大型龙门铣的利堡机床厂。被收购的两家德国企业均为行业“隐形冠军”，技术在全球领先，拥有核心技术和世界著各品牌。收购后，工厂、品牌、技术专利、研发中心都属于中国企业，成为含金量很高的资源。今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佳讯频传：中海油在世界第五大原油出口国尼日利亚成功收购一主要油气田45%权益，占据海上油气富集区一席宝地；中化集团继所属蓝星公司牧购全球第二大蛋氨酸制造商法国安迪苏，划父购了澳大利亚最大乙稀生产商凯诺斯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这些先行者们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召唤着更多企业在并购的考验中自立自强，在“走出去”的磨练中发展壮大。　　

（2006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　　

防范外资控制我国重要行业　　

         本报记者  赵飞鹏　　

   “我们必须认识到，外资也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再毫无保留地引进外资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当外资从最初的合资合作演变到了越来越多的收购、吞并，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就有威胁我国经济安全的危险。　　

宗庆后多次到外国参观学习，发现很多国外大型企业的管理水平并不见得比国内的企业高，事实上，身边的例子鲜活残酷：国内某饮料集团被外资控股后，连年亏损，企业半死不活。“事实上，现在我们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信心，尤其足民族自信心。”宗庆后说。　　

宗庆后代表充满了忧患。他说，近年来，外资并购目标直指国内各行业排名前三位的企业，并控股这些龙头、骨干企业，已经导致许多重要行业或龙头企业被其控制。这些外资利用其控股地位，说撤就撤，直接威胁到相关产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外资并购也严重威胁到了民族品牌的生存和发展。目前外资并购了许多国内知名品牌、商标，并利用控股地位，或者将这些民族品牌打入冷宫，造成许多民族品牌因此消失，或者限制其生产和发展，使这些民族品牌日渐萎缩。　　

事实上，控制外资并购、防止行业垄断并不是盲目排外，这符合国外立法潮流和国际惯例。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很早就开始外资并购审查和反垄断立法，通过这些手段来防止外资通过并购控制国内企业、实施垄断进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宗庆后代表建议加快反垄断法立法，充分吸收和参考国外反垄断和跨国并购审查的立法和实践经验，让《反垄断法》尽早出台。未来的法律中应明确外资恶意并购和行业垄断的定义，严格限定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条件。同时，设立外资并购和反垄断审查机构，加强外资并购中的反垄断审查，对发现已有并购中存在外资恶意并购或形成行业垄断的，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分拆或撤销，修改不合理的合同。　　

他特别强调，政府应该鼓励国内民营企业参与并购，特别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命脉或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行业骨干企业，在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基础上积极扶持民营企业参与并购，防止外资恶意并购和垄断的产生。　　

（2007年3月6日《中国青年报》）　　

多个领域本土品牌相继消亡   一些领域技术“空心化”　　

外资“鲨鱼论”反思中国引资摸式　　

            本报记者   王磊　　

   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天使”角色的外资，如今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质疑的眼神。　　

今年两会期间，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的提案顺利通过，一定程度上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被取消。与此同时，商务部传出消息，新的《外商投资指导目录》将加大对外资进入的审查力度，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产业有可能禁止外商进入。而在最具标杆意义的“徐工并购案”中，外商终于放弃控股权（由85%降至45%）。曾以收购各国“命脉产业”为宗旨的全球私募基金凯雷投资，以强大的政府公关能力著称，它在中国市场竟然表现出难得的温雅，作出了“策略性的让步”。　　

不过，在在这些迹象背后，绝非意味着中国要对外资关起大门。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最近表示，中国仍然需要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以软实力、硬实力的综合因素，“而不是仅依赖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　　

时移世易。在中国资本匮乏、技术落后、投资环境较差的时候，让外资狂卷而来，“以市换技术”，确实起到了激活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伴随而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也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近十年来，随着外国产品与合资品牌涌入中国市场，接近70%中国传统品牌消失了。而生产能力快速崛起的中国企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许多都成了负责某跨国公司的一道工序的“组装车间”，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发生在中国之外。　　

北京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后蒋志敏表示，国内产业正日趋“边缘化”、“外围化”，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技入为代价集聚的庞大生产能力，与极低的效益率形成反差，形成了“进步中的贫困”。　　

　蒋志敏　博士正在调研撰写“中国产业安全报告”。她对记者表示，目前，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和对本土企业的蚕食，正在触及中国产业安全的警戒线。因此，政府着手调整外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事出无奈。　　

那些消失的本土品牌　　

日常消费类的本土品牌快速消亡，早已不是新闻。目前，碳酸饮料市场大都是可口可乐等外资品牌的天下，胶卷市场被柯达、富士占领，宝洁系列吞没了日化用品市场，啤酒、汽车轮胎市场也面临外资品牌垄断的危险。“大宝天天见”，最近挂牌要出售，大它之前，南孚电池、活力28洗衣粉等许多本土品牌，都在外资进攻下丢掉了阵地。　　

　蒋志敏　博士研究发现，最近几年，外资的触角已经向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延伸许多“排头兵”企业纷纷落入跨国公司“囊中”。“徐工并购案”之前，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收购了山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中国轴承行业的上市公司西安轴承，被德国FAG吞没；油嘴油泵行业也被外资并购、控股；在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大连电机厂、佳木斯联合收割机等老牌本土企业落入外资口袋。　　

在银行业的IT应用市场，则出现了IBM的“双重垄断”：从央行到四大商业银行，其核心业务平台和正在兴建的全国各地的数据处理中心，百分之百地安装和使用IBM大型机，形成“产品垄断”。当大型机安装完毕，其使用系统维护、管理、保善和故障排除以及续建、增容、升级等服务，百分之百地由IBM提供，形成“服务垄断”。　　

过去十年，中国形成了一个外资进入的高峰期。根据2004年的数据，我国工业39个行业中，已经有9个行业的外商市场占有率超过了40%，4个行业过半，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和仪器仪表、办公用机械制造等几个行业，外资市场占有率甚至超过了70%。　　

从市场格局看，自1993年以来，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呈直线上升趋势，到2004年已接近31%，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25%。　　

　蒋志敏　博士称，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通常为20%，一般行业为30%，少数竞争性行业50%）来衡量当前外资对我国产业市场控制率，则亮起红灯的行业已经很多。外资与本土资本的竞争是“此消彼长”，外资市场控制率提高意味着本土经济生存空间的相对缩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将对其本土资本的正常成长形成扼制，对其幼稚产业更是一种封杀。　　

她说：“特别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础产业和金融等关键行业，外资市场控制率过高，将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市场换技术”换来了什么？　　

崇尚自由竞争的观点认为，没有外资这条“鲶鱼”，中国本土企业就不能在竞争的刺激下快速成长。但是，如果进来的不是“鲶鱼”，而是“鲨鱼”，该怎么办呢？　　

在市场攻伐一线与外资血拚的本土企业家们，一直在呼吁“公平竞争”。长期以来，外资获得的优惠税收，只是其称雄中国市杨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跨国公司挟多年进行全球竞争的经验、技术和强大的资本支持，很多时候进行的是一场“以强凌弱”的不公平竞争。　　

今年两会期间，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与娃哈哈领头人宗庆后，都提交了呼吁政府干预外资恶意并购的议案。去年，正泰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力西集团，被德国施耐德电器并购，使得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本土低压电器市场，一夜间陷入外资控制的阴影下；而宗庆后感慨道，娃哈哈与法国达能合作近十年（达能持有合资公司51%股权），最初“市场换技术”的梦想并没有实现。　　

　蒋志敏　博士称，在部分出让市场、出让股权、出让品牌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外资的技术，这本来是“市场换技术”的初衷。但在实践中，外资会采取一切手段，防止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外溢。　　

她调查发现，总体看，跨国公司转让给中国的都是所谓“适用技术”，这些技术在国际上仅仅是二三流，已经过时的技术，而真正的高新技术、上游环节技术、产品开发技术却很少投入中国。“靠别人给技术往往是一厢情愿”，她对记者说：“长期盲目地对外资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会贻误我国产业发展的最佳时机。”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曾透露，对引进技术的依赖，导致许多本土企业对自己积累10年、20年的技术能力极不珍惜，已有技术永平会细碎化甚至崩溃。“最近科技部一位顾问到一些机构去调研，回来后对我们说，自己积累几十年的队伍和能力，往往因为能引进技术而被抛弃。”他说。　　

梅永红强调，“市场”本身就是战略资源，“一旦被别人占领了，想要重新抢夺回来谈何容易！”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5%的市场流失将对国家造成伤害，超过10%将造成实质性伤害，超过20%将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外资悖论”　　

25年来，有效吸引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人所共知。但到今天，利用外资过程中暴露的深深次问题，也必须得到重视。　　

中国产业安全论坛秘书长李孟刚认为，中国经济对外资依存度提高以及潜在的垄断效应，有些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并对未来发展形成潜在的阻碍。他把这称为“外资悖论”。　　

比如，发达国家从保护本国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出发，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经营等途径，将造纸、建材、制药、纺织、化工等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不顾一切地吸引外资，降低准入门槛，甚至不惜牺牲当地居民的长远利益，对那些污染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项目也大开方便之门。“项目产生的利润流向发达国家，而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却长久地留了下来”。　　

再如，跨国企业封堵高端技术转移，却支持中国引入低技术，导致很多中国企业宁愿“引进、引进、再引进”，对技术消化、吸收与创新的投入却相当吝啬，有的地方甚至陷入了“引进落伍、再引进、再落伍”的恶性循环，拒制了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还有，外资企业偷漏税款数额巨大。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外资企业利用各种手法偷漏的税款金额至少有1000亿元。许多外资企业一方面连年报称亏损，另一方面又不断追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这种“假亏损”、“零利润”的手法，实际上是利用偷漏的税收使企业“长亏不倒”。　　

　李孟刚　教授认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迅速加大，另一方面，是外资在中国越来越倾向“独资”模式，他们更倾向于按照跨国公司的需求，对中国的工业部门进行整合，进而使得中国本土企业更多投向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领域，投向科学研究与服务的比重很小。　　

他说：“长此下去，中国有可能会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底端。”　　

（2007年4月2日《中国青年日报》）　　

                    警惕外资依赖症　　

近年来，长三角坤区许多产业集群已经进入低谷和调整期，有的产业集群甚至难以为继。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有很多来自欧美、日韩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的外源型企业。而这种外源型企业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企业，只是一个车间，因为它没有销售、没有投资、没有技术研发部门，只是一个生产环节。这种模式在当时劳动力供应充足而又极为低廉的情况下，为经济的发展迅速积累了资本。但这种外源型企业大量她驻守在长三角，长此下去将造成长三角的两个不足，即动力不足和能力不足。　　

目前，江苏经济的主力是外资投入，一家跨国公司到江苏来设厂，产值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经济指标迅速能得到提升，所以各级政府都乐意通过招商引资来获得政绩，也因此招致了“苏州经济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对本工企业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的指责。　　

长三角一些地方政府既不相信国有企业能做好，又不相信民营企业能做大，于是为了追求政绩或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盲目引进外资，过度超前开放，甚至大搞“外资崇拜”与“内资歧视”，将好的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先供给外资企业，导致地价越来越优惠、税牧减免越来越大胆，各种政策底线不断被突破，结里是加重了本土企业在意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挤压，汇苏本土企业难以与外资相抗衡，发展举步维艰。　　

随着外资依赖症的日益明显，江、浙地区的许多企业已缺乏企业技术进步、自主研发的税极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化。例如浙江省的模具企业曾经被日本企业纳入企球产业链，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的技术转移。但就在当地企业决定进军高端市场时，却遭到日本企业的“围追堵截”，对其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甚至市场封锁。　　

积极吸引外资是我国的大政方针之一，但要在科学、合理、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避免对其过度依赖，走自主开发创新才是必经之路。　　

（《中华工商时报》7月17日邱林文，见2007年7月22日《文摘报》）　　

通过以上的发展，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而且在整个社会经济格局中更三分天下有其二。　　

发展至此，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也都必然会要与之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于是，资产阶级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且可以堂而皇之地当选为劳动模范、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成了“创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而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则只能由主人沦变为雇佣劳动者了。……在这种势态下，赵生晖、谢韬之流当然要出来竭呼“剥削有理”、 “剥削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鼓吹民主社会主义，要把中国共产党由工人阶级政兑完全变为“全民党”------实即资产阶级政党了。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确实面临重大危机，应该警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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