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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到底:《建国大业》,注进“新阶层”的强心剂

苏杜 · 2009-09-28 · 来源:
《建国大业》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改制到底:《建国大业》,注进“新阶层”的强心剂  

苏  杜  

时间 2009-09-26  

(本文大意:《建国大业》侧重写了“政协”,主题词是“闹革命我们是天下第一,搞经济我们可比不了资本家,要把人家请回来;只强调工人阶级的做法也不妥,我们一贯坚持政治协商联合政府,突然变了说法,不好”。这不是1949年的语言,而是2009年的语言。 1949年的语言是将革命进行到底,2009年的语言是将改制进行到底。“新阶层”登上了政治舞台,但受到了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扼制。《建国大业》是注进“新阶层”的强心剂,也是自编自唱的挽歌。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  

 重金筹拍,明星扎堆,高调推介的《建国大业》是什么货色呢?  

我们先听听饰演毛泽东的演员唐国强的说法:“《建国大业》侧重写了‘政协’,但是我不敢苟同里面的观点。共产党取得天下是靠三个法宝:第一个是武装斗争,第二个是群众路线,第三个才是统一战线。把统一战线放到一个过高的位置,不太妥当。而且群众路线这一块写得不够。”  

我们不妨再看看其中的一场戏:  

 毛泽东转了两条街,没有商店开门营业,买不到烟,大发雷霆,责怪县委书记成俊。  

成俊:进城后,传言说资本家和商人全是剥削阶级,要革他们的命,吓得这些商人买卖全不敢做了。  

朱德:这不是个小问题啊,闹革命我们是天下第一,搞经济我们可比不了他们(资本家)。  

毛泽东:没有商贩,连香烟都买不到,还谈什么市场繁荣啊,要把人家请回来。  

刘少奇:现阶段还不能消灭资本家,生产关系的改变不是过家家,不能胡来。一旦搞出问题,那比在战场上打了败仗还糟糕啊  

周恩来:政治协商,协商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和民主人士,我们是请人家来共同执政的,不是来消灭人家的。  

毛泽东:搞垮了人家,自己又不懂经营生产,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这个饭碗我们刚刚端上,砸不得。  

  影片还对原剧本加以修改,让剧中的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台词:  

  “蒋介石在南京当选了总统,我毛泽东就在山沟沟里自封万岁,不好看也不好听,口号二十三条里那个万岁必须拿掉,蒋介石想当皇帝让他当,我们不凑那个热闹。另外第五条,只强调工人阶级的做法也不妥,我们一贯坚持政治协商联合政府,突然变了说法,不好。”  

电影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文件、照像或教科书,编剧可以根据剧情,为了突出历史人物的个性,可以浓缩一些场景,编写一些情节与人物对话,但是,这只能是为了突出历史人物的个性,而不是改变这一个性,将他写成另外一个人。什么“毛泽东转了两条街,没有商店开门营业,买不到烟,大发雷霆,责怪县委书记”呀,我们且不说毛泽东会不会自己上街买烟,会不会为了买不到烟就“大发雷霆,责怪县委书记”,单将毛泽东塑造成不懂得战争会破坏建设,革命战争更是为了革命建设,就令人无法置信。而在事实上,“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就是当时毛泽东为解放军向前推进提出的口号之一,老解放区的生产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卓有成效,不然,山东老乡哪来的棉花做军鞋,哪来的粮食推着上前线呀?周立波在《暴风骤雨》里还写什么“分马”呀?曲波在《林海雪原》里写什么夹皮沟小火车恢复运营,遭到了土匪袭击,战士为保护粮食还牺牲了好几个呀?编导还让剧中的朱德说什么“闹革命我们是天下第一,搞经济我们可比不了资本家”,让剧中的毛泽东说什么“没有商贩,连香烟都买不到,还谈什么市场繁荣啊,要把人家请回来”,既然如此,那还“闹”的什么“革命”,打的什么仗,还要什么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干脆将解放军撤回来,解甲归田算了。更有什么“政治协商,协商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和民主人士,我们是请人家来共同执政的,不是来消灭人家的”,什么“只强调工人阶级的做法也不妥,我们一贯坚持政治协商联合政府,突然变了说法,不好”,这些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胡编乱写。任何人都可以打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来看一看,那时的中共政权尚未建立,谁主张过“消灭资本家”,改变生产关系呀?无数志士仁人、革命先烈奋斗了几十年,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政权,强调工人阶级又有什么“不妥”呢?政治协商就是政治协商,但从来也不是不能强调工人阶级,恰恰相反,政治协商正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政治协商,而不是取消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政治协商。联合政府也的确是中共的一贯主张,但那有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资产阶级也要与中共联合。蒋介石根本就没有与中共联合的意思,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他连个成形的方案都拿不出来,紧接着又是“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是谁在联合政府上“突然改变了说法”呢?更有深意的是,剧中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言论,一个个还都粗鄙不堪,“感性”得很,只有刘少奇的台词,什么“现阶段”呀,什么“生产关系”呀,上升到“理论”,符合到“主义”,鹤立鸡群,显出一位大学问家,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实际上应该是以他为核心的愿望来。  

只要稍稍具备一点1945到1949这几年的历史常识,这些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挨着个儿地对资产阶级、资本家做检讨、表歉意,唯独刘少奇被塑造得分外英明,是连当时的基本史实都不顾及的。将毛泽东扭曲、丑化成“专制暴君”,还可以看出当年被专政对象一旦翻天得志后的猖狂,将1949年的毛泽东们编排成投降派,实在令人不可思义。《三国演义》极演曹操之“奸”,但仍然不想遮住他“雄”的一面,并没有将他演义成整日哭天抹泪的刘皇叔。将连续代表中共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别了,司徒雷登》《唯心主义史观的破产》,明确表达了中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毛泽东硬是塑造成“要把资本家请回来”的投降派,并将这样的“影视作品”作为60大庆的“献礼片”,而且重金筹拍,明星扎堆,高调推介,人们就不得不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了。  

这并不是编导的弱智,也不是他们的乏才,这只能是《建国大业》的故意为之。什么“闹革命我们是天下第一,搞经济我们可比不了资本家”呀,什么“要把人家请回来”呀,什么“政治协商,协商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和民主人士,我们是请人家来共同执政的,不是来消灭人家的”呀,什么“只强调工人阶级的做法也不妥,我们一贯坚持政治协商联合政府,突然变了说法,不好”呀,这一些,并不是1949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们的语言,而是2009年要将生产资料私有化进行到底的改制派的语言。40年前,以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40年后,以影视推动改制也算得上一个“创新”。所不同的是,反党小说还有个隐晦曲折,还用个影射手法,“改制影视”则连隐晦曲折、影射手法也懒的用了,刀削斧砍,七拼八凑,生拉硬拽,无中生有,“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那管它不堪入目,那怕它少人问津,佔住这块阵地就是符合了“改制主旋律”。什么是“主旋律”?改制就是主旋律。  

以影视推动改制的故意为之,其实也并不是以《建国大业》为始,它不过是《大宅门》《大染坊》《大国医》《乔家大院》《闯关东》《走西口》一类作品的继续与发扬。豪门恶少成为民族中坚,街头乞丐化作实业大亨,村姑遇儒变成巾帼英雄,孔子之徒开山中国金融,官匪两便的豪主原是抗日后盾,富二代的飘零子弟俨然共和元勋。 这些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情节,不同的人物,共同打造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史上新阶层”,其立意与主题不过是为现实中的“新阶层”鼓与呼,为 “生产关系”上不“过家家”,“请人家回来”,“共同执政”造势。而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人家”也确实“回来”了,“共同执政”了。  

稍为有点记性的人们,当不会忘记,在中共十七大前夕,为继续改制,为“新阶层”上台执政,中国政坛上掀起了怎样的波澜。这里,我愿意将《南方周末》2007年5月间的一篇述评附在文后,人们都可以来看一看《民营企业主竞逐党代表》如何在十七大前夕成为了一种“政治现象”,他们的热情怎样与“北京高层密不可分”。2006年晚些时候,《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双新组织”)的要占“适当比例”。 2006年10月,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了新的概念:“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作用。” 200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曾庆红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中再次强调,党代会代表不仅要有先进性,也要具广泛的代表性。“要按照中央精神,坚持代表的结构要求,注意把握代表的构成比例,尽可能做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有代表,使代表的分布更为科学合理,使广大党员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反映”。这些信息很快被嗅觉灵敏的温州官员和商人捕捉到。浙江温州,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城市,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承认,对温州市参加浙江省十二大的代表名额分配,由于竞争太过激烈,名额一再增加。 新雅集团董事长、中共浙江省十二大代表的候选人郑步良承认,沟通的机会对于企业发展的确很重要。他举例说,新雅集团此前曾在苍南龙港镇投资3.5亿元,打算在310多亩土地上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引发当地居民不满。但他在党代会上,“与所有的代表直接面对,解释了征地的问题”,事情就很快解决了。“必须和党保持一致” “我们必须跟党保持一致,这不是套话,共产党是执政党,否则怎么行?”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如是分析入党热、党代表热的成因。这已成为所有受访民营企业主的共识。时间过去两年多,期间“人家”的入党热、党代表热热度不减,企业改制,林业私有,土地流转,生产资料私有化阔步向前。  

还仅仅在两年之前,中国“新阶层”尽情地享受着来自北京高层的特别关怀与频频善意。最权威的主流媒体不时报导着“新阶层”的威力: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中央党校的党建专家也一再指出:2006年中央统战部网站上开设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一栏,“这绝对是很有意义的举措”。“现在如此强调对非中共人士的培养任用用意是很明显的,我们需要广揽新社会阶层人士,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与执政党一起挑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 而在“践行”层面上来看,从1978年到2006年,中共党员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 “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经占了21.4%,私营企业主(或资本家)占了5.1%,达到了解放军代表的2倍以上。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标志,中共已经给予私营企业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且鼓励非国有部门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大业》剧中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要资本家回来”,“请人家共同执政”,是如愿地实现了。(以上资料采自人民日报记者沈柬贝2006年9月12日发自上海的述评《新社会阶层人士登堂 11.5%人口掌管10万亿资本》及郑永年《十七大与中共的发展方向》)  

但是,“资本家回来了”之后并非一切都如所愿,“新阶层”到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2008年,到了纪念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2009年,已经少人问津,鲜有提及了。相反,被抓起来的头面人物,大都是顶着“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红帽子的“新阶层”“成功人士”。然而,真正扼制了“新阶层”席卷天下包揽宇内这一趋势并不是中国左派,他们还在有气无力地欢呼“新政”,迎接“伟大转折”的到来呢。中国左派的影响还大致局限在自己的“沙龙”以内,与能够列席十七大的李锐比起来,还算不上值得当局重视的一股政治力量。 “新阶层”也不是在所谓“党内健康力量”那儿碰了壁,他们照旧视其为先进生产力,并继续大胆鼓励“非公资本”向仅余的“国有”企事业进军。扼制了中国改制趋势,“新阶层”登堂入室的,在国际方面来说,是“世界金融危机”;在国内方面来说,是工农大众的“群体性事件”。以“通钢事件”为代表的“群体性事件”沉重地打击了“新阶层”,他们大致上可以认识到,为所欲为的改制不好办了。对这一方面,本文不作展开讨论。本文想展开讨论的是“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新阶层”的致命打击  

“世界金融危机”是什么?它不是别的,它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三十年来,世界资本列强横行霸道,颠覆苏联,瓦解东欧,二打中东,除灭南斯拉夫,真是得意到了极点。中国奴才外骂斯大林,内骂毛泽东,一面要报“文革”一箭之仇的意思,一面也真是觉得马克思主义完蛋,中国革命搞错,社会主义末日到了。他们那双似豆鼠目,能看多远?昨天还自诩为“新阶层”洋洋得意,哪里想得到一觉醒来,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大棒已经抡到了头顶上。先是广东告急,接着是浙江“沦陷”,整个长三角一片风声鹤唳。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头。世界根本就不理睬中国踌躇蹒跚之后的诉求哀告,除了扔给中国一句“保证在美资产安全”的空诺之外,资本列强接二连三地对中国展开“特保” “双反制裁”。截止昨日,“55国联军进北京”,从钢管铝毂到裤子鞋帽,“中国制造”几乎全军覆没,中国“新阶层”的“成功人士”难有幸免。  

“请回”了资本家,实行了“市场经济”,中国资本主义“补课”到头来弄到了这个份儿上,这是中国以“改制”为主旋律的“改制派”没有想到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大棒已经抡到头顶上,“改制派”还在部署“土地流转”,为“资本进入农村”扫除最后的障碍,仓惶之中又不得不暂息旗鼓,就是一个明证。中国高官多方出征,恳求资本帝国高抬贵手,给中国留下一线生机,但是,从山姆大叔到越南兄弟,没有一家给中国面子。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国独唱什么世界经济出现复苏迹象的歌声中,55国联军不约而同,大举犯京。  

其实,这也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特别与改革开放的中国过不去。毛泽东早就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中国,中国发展不了资本主义,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不会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不分社资,也就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只能沦为资本帝国的殖民地,加上复辟了封建残余,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眼下所谓的“经济结构性矛盾”,一则轮胎“特保”就几乎毁掉了中国的轮胎业,几项“双反”就让一省、数省制造业陷入灭顶,无以自拔,正是殖民地经济最根本的特征。殖民地经济的脖子,就是卡在资本帝国的铁腕中,他们要你死就死,许你活方可苟延残喘。在殖民地经济中,没法活的不仅是资本帝国与本国买办阶级双重压迫下工农民众,“新阶层”的日子也很难混得下去。对外WTO不给做主就对内“加强管理”,“加强管理”又会遇到“群体性事件”,“新阶层”遇到了“老问题”,他们很清楚,被“告别”了的革命,又要回来了。如果说前几年对“新阶层追究原罪”那一关还算是蒙混过去了的话,那么这一次,内外交困,前景就十分暗淡了。  

    《建国大业》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1949年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硬操起2009年的腔调来的。这是注进“新阶层”的强心剂,希望能使之起死回生。然而,它只能是“新阶层”的挽歌,如何明星扎堆,也只能反映了政治上的预感一致,明星们本身也是“新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不计报酬,不顾主角配角或一言未有、一闪而过,干跑龙套,迅速麇集了空前未达的200来人,这不是艺术热情,而是政治热情,但这一切于事都是毫无所补的。无论你怎样想将改制进行到底,你都挽救不了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也从而无以自救。《环球时报》说:“这次美国先动手,中国还以颜色,现在就看美国接下来怎么出招我们再接招。不过,中美之间利益广泛,早就坐到一条船上,不可能斗得连船都翻了。”这是一厢情愿。“中国与美国早就坐到一条船上了”不假,“不可能斗得连船也翻了”也对,但是被撺下船去绝不会是船老大,而船上的小伙计。至少,从眼下看只能如此。不牺牲其殖民地就无法自保,牺牲掉殖民地自已则无以赖存,这是两难选择。所以,如果再稍稍看远一点,那么,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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