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中国”与“中美国”--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结果与走向

“新新中国”——“中美国”

——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结果与走向

鉴 明

  （来源：旗帜网）

一、这是一个什么象征？

1949年8月2日，新中国诞生前夕，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黯然离开中国。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此书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侵略说成友谊，把中国人民革命说成邪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哀叹：“中国内战不详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同时，他又死不甘心地寄望于“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指挥《百万雄狮过大江》之后，又挥笔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五篇战斗檄文，与之论战。《毛泽东选集》有关题解说：“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它们在当时及此后的深远影响，凡亲历者当记忆犹新。

此后不久，1949年9月21日（9月21日，是个很有巧合意义的日子，本文将三次提到），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同时，他又谆谆告诫道：“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是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并按动电钮，使第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上空。

从这天开始，到1976年9月9日辞世，整整27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侵略颠覆图谋，为巩固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世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何等样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何等样光辉灿烂的史册，我们历历在目，岂会轻易忘记？

但是，兴许正所谓“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时隔近60年后，上文提到的司徒雷登，1962年去世后，久无葬身之地，几经周折，他的骨灰终于在2008年11月17日下葬在中国杭州的一个墓区。这本来是一件人之常情不难理解的事情，有关方面出于谨慎又特别“交代了要尽量低调”，但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一些媒体热情如火竞向炒作，接二连三地大做文章，什么《司徒雷登回来了》，什么《归去来兮，司徒雷登》，什么《归来，司徒雷登》……，题目一个比一个触目，调门也一个高过一个，实是给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添了一条“风景线”。

12月3日，中国青年报以大版篇幅，图文并茂地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其结语可谓意味深长：“现在，这位颇多争议的美国人安息在半山安贤园的文星苑，躺在他身边的多是生前从事艺术和教育工作的人们。与文星苑一路之隔的，是掩埋一些老干部的功勋苑。有意思的是，在司徒雷登墓的左后方，功勋苑最显眼的位置，是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牺牲的‘海空卫士’王伟的陵墓。”

广州报刊的两篇文章就大不同了，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当年《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其中一篇说什么：“彼时解放军百万雄狮过大江，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毛泽东胜利在握，意气风发，写一篇那样的文章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1949年以后的政治版图中，毛泽东越来越被神化，他的话成了金科玉律，一句顶一万句，容不得不同的陈述和意见。”“司徒雷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原来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如今，‘别了’的司徒雷登又回来了，离他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咫尺之遥，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还不够，期盼政治能够给真相和人性让出更多的空间，让它们各自都得以自由地生长。”另一篇文章更是气势汹汹了：“时过境迁，历史的迷雾逐渐廓清。终于可以明言，长期以来公众对司徒雷登的印象，不但浅陋粗疏，而且充满偏见，且大都是对这篇檄文的误读和误解中产生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片障目之叶离双眼要足够近。冷战下铁幕的封锁、意识形态的扭曲，特别是盛极一时的阶级斗争观念，以及狭隘的民族观和爱国观，所造就的短视和偏见，就难辞其咎。……司徒雷登生前身后在中国的命运，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历史的教训。”

1949年，毛泽东写《别了，司徒雷登》，是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那么，时隔近60年之后，2008年，那些个呼号“归来，司徒雷登”也者，又把他作为一个什么象征呢？这种“历史的吊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2008关键词：“中美国”

2008年12月18日，任忠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改革开放”“30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轨迹。”

此言非虚。上文所述，从《别了，司徒雷登》，到《归来，司徒雷登》，不正是反映了“中国的历史轨迹”的深刻改变吗？老百姓早就有议论：“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现在，帝国主义又夹着皮包回来了。”上文所述情况，不就是一个印证吗？

这种深刻改变，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2008年用一个史无前例的新词，作了再简明透彻不过的概括：“中美国（Chimerica）”!

美国《新闻周报》报道:“在其引人入胜的新书《货币的发展》中，尼尔•弗格森描述了冷战后诞生的一个新国家，他称这个国家为‘中美国’（Chimerica）。”

《货币的发展》一书还未见，但见到了弗格森2008年9月21日（又是9月21日）发表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题为《艰难的一周，但美国时代仍将继续》。其主旨是：尽管由于“狂妄自大”、美国遭到了“可怕的金融报应”，“但是现在下结论认为美国的世纪已经结束，还为时太早。”

此文强调“需要更深入地思考这场危机的本质”之后，笔锋立即转向了“中美国”。他说：“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柏林自由大学的莫里茨•舒拉里克和我称之为‘中美国’（Chimerica）现象的终结。根据这种观点，要理解过去10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看成是一个称为‘中美国’的经济体，我们会发现，这个经济体的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大约13%，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3,而过去6年中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曾几何时，这个共生的经济体似乎完美无缺——一半负责储蓄，另一半负责消费。”

2005年，美国的储蓄率几乎降到了0，中国则增加到了近45%。“这种储蓄率上的差别允许美国出现大量债务，因为亚洲的‘存款过剩’让美国家庭借钱花变得更合算。与此同时，便宜的中国劳动力也帮助降低了通货膨胀率。”虽然借贷是世界经济普遍现象，“但是，‘中美国’才是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

他据此得出结论：“从本质上讲，全球其它地方的储蓄帮助加剧美国形成真正的不动产泡沫。”这种关联性，就像美国历史上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一样，“不仅对国内产生了糟糕的影响，而却对美国对手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总是会更大。” 当下，“就如同美国生产的其它许多东西一样，这一报应也将证明实在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输出。”

11月17日，弗格森又以《中美协作》为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再次重复强调“中美国”的意义。他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已变得至关重要。中国大量储备美元的战略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中国的这种做法为美国大肆举债提供了资金。中国的储备是促使美国的长期利率保持低水平而且能够一直大肆举债的主要原因。现在，举债经营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中美国’——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与最大的开销国的伙伴关系是关键。”因此，他“给当选总统奥巴马的建议就是……就职后立即召开一次中美两国的‘两国集团’会议”。

弗格桑的这些主张，在美国，在欧洲，很有些通道。

例如，2008年11月6日参考消息报道，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斯坦接受该报记者专访时，就“呼吁美中建立更高、更紧密的合作层次，即两国集团（G2）。这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经济中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两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两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盈余国和贸易赤字国。假如两国希望对世界经济体系发挥影响力，它们就必须找到共同合作的途径，避免发生严重的分歧。”

同年10月11日法国《费加罗杂志》报道，法国经济增长解放委员会主席雅克•阿塔利认为，应对眼下的危机，“或许要创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权力机关。这将无法阻止中国和美国又一种特殊关系和确保一种事实上的世界政府，原因在于它们的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销售市场，而中国的美元储备让它具有一种特别的影响力。”

至于中国，不少头面人物更是与弗格森惺惺相惜，心心相印了。

2005年6月，郑必坚奉命去美国宣传中国“和平崛起”期间，他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时，就明确表白：“中美关系的第一个机遇，来自全球化时代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和互有所求，中美双方形成了轻易拆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

此后三年多来，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着实与时俱进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地步。

2008年9月24日，在纽约华道夫饭店，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美国经济金融界人士座谈时，就“掷地有声”地向他们传递了“那样坚定、那样明确”的信息：“中美携手、国际合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他说：“中美经济关系日趋紧密，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美国金融出现问题，中国很关心。中国对外传递的是稳定和合作的信号。尽管我们也存在对资金安全问题的关切，但我们对美国经济还是有信心，愿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幽默地说”：“美国是借钱消费，两者都有问题。中国储蓄达4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20万亿是居民储蓄，相当于3年的财政收入。”因此，“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不仅两国和两国人民获得了巨大利益，实现了互利共赢，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保持美国经济金融稳定，对美国有利，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协调与配合，也希望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11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致电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的奥巴马，表示：“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福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中国政府和我本人一贯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再新的历史时期，我期待着与你共同努力，……把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以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据人民日报和东方早报报道，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12月11日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方早报称：它是美国顶级智库，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外交顾问团队相当一部分来自该学会）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晚宴上，发表了“内容极其丰富，语言也非常生动”的演讲。他表示，“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事实表明，中美关系是互利共赢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双方有理由，有责任共同推动两国关系获得更大发展，使之成为两个有着不同社会制度和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大国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型关系。”“30年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美国的力量和优势，反而增进了美国的利益。” “我们哪有意图和能力去挑战美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照顾对方核心和重大利益关切。充分理解并尊重对方对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你们搞你们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理由、有责任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在第二个30年乃至更长时间，获得更大、更好的发展。”

难怪，美国《新闻周刊》12月1日一期，刊登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的一篇文章，题为《摆脱困境之路》，援引了弗格森的“中美国”之说，并且引了他的最新谈论：“现在一个重要问题是‘中美国’因为这场危机是会团结一心还是分崩离析，如果它还保持团结，那我们就会看到摆脱困境之路；而如果它一分两立，那就和全球化说再见吧。”据此，扎卡里亚认为：“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中国政府都是美国的头号债主，是美国的银行。”所以，“奥巴马政府更重要的一项职位”“就是美国驻华大使。”“今后10年，最棘手、最关键的派驻职位很可能是驻华大使了。”“人人都知道中国是个大国，驻华代表的作用重要。但我们从来像现在这样需要中国。中国是美国走出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的关键。美国驻华大使（这是所有处理美中关系官员们的统称）要确使中国懂得它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挂钩。否则，情形将会非常、非常糟糕。”

因此，该刊12月20日这一期，评选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50人，居于首位的是奥巴马，紧随其后的是胡锦涛，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很自然的事情了。其有关文章说：“如果奥巴马想要被人们以一个伟大的总统铭记，他所要做的就是拯救资本主义。”“当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陷入经济衰退之时，胡锦涛成了一个掌握生命线的重要人物。”“如果中国在任何一个项目上撤资，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经济救援计划决定失败。”“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美国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反恐行动也需要中国的协助。此外，在朝鲜核问题、非洲贫困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第三次革命”30年之后，中美建交30年之后，到了2008年，事情已变得如迈克尔•理查森形象生动的描述那样：“中国和美国就像连体双胞胎，要想分开他们必须动复杂的手术，而手术的后果多半是死亡或者重度伤残。”（12月15日参考消息：中美“经济联合体”面临严峻考验）而弗格森创造的“中美国”，真够格为这一年的“关键词”。其外延远不止于中美两国，其内涵无比丰富深刻。画龙点睛般地点透了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真实内容，点穿了它的实质，它的后果和走向，启发人们认真研究。

三、始于邓、成于江的“新新中国”

好一个“中美国” ！

一个号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常被称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常被称为最大的发达国家），竟然能结成“连体双胞胎”，即“轻易拆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200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载任忠平文章）？这等“创新”，这等“历史的进步”，真是匪夷所思，岂止是“中国奇迹”，简直是“世界奇迹”了。

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成了一个为外国市场服务尤其是西方市场服务的经济体，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体并不是为内部市场的。”（2008年12月3日参考消息载郑永年文章）用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教授所言，“共产主义的中国起了支撑资本主义的西方的作用。”这等“历史的吊诡”，是只能使人瞠目结舌的吧？

好一个“中美国” ！

这究竟是两全其美、“互利共赢”的东西，还是一厢情愿、水中捞月的玩意儿，暂且不论，有待分晓。不过，不管人们喜欢还是厌恶，它已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我们只能正视，必须正视之。

寻根溯源，我们不难发现，“中美国”的形成，并非美国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而恰正是号称“共产党”的中国领导人改弦易辙，告别新中国，另创“新新中国”了。

2005年9月21日（还是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作了一次演讲，题目就叫《中国往何处去？》。他一开头就说他有幸认识郑必坚先生“这么一位有识之士”，“我们在北京和华盛顿两地就中国发展道路和美中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说，“大约27年前，中国领导人认真分析了国家的状况，对当时的情况感到不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十分贫穷，与世界经 济人为地隔绝，几乎对所有的国际制度都持反对态度。据郑先生说，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弦易辙，决定‘接受全球化，不再置身事外’。”“美国两党的七位总统注意到了这种战略变化，于是努力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正式一员。自1978年以来，美国还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我们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巨龙出水，融入世界。”

佐利克说的“七位总统”，当少不了卡特。这不，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一伙中国记者集体采访卡特，他声称“我命中注定要称为中国的朋友”，并对1978年作出的美中建交的“历史性决定感到自豪”。1979年1月，邓小平应其之邀访向美国。卡特说：“我和邓小平之间关系很好。”“在台湾问题上我和邓小平合作得非常成功”（2008年12月11日参考消息）。2007年12月14日一期新民周刊报道，当时，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建交29周年大会上，83岁高龄的卡特首次当众选读了他的白宫日记。该刊摘编卡特1978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称：“我们很惊讶邓几乎没有做修改就接受了我们的公报草案。我们双方都想加速（建交）进程。邓在不到24小时内就接受了访美邀请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他理解我们还将继续履行一整年的美台共同防务条约（根据我们的双边协议，该条约还有一年才到期）。他赞成我们在公报中要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因为这与中方立场不矛盾。同时他了解，在（美、台协防）条约到期后我们将对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他们在公开场合将反对此一做法，但私下已了解，情况将会如此。”

事情还有更丰富的内容。众所周知，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被一些人推颂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曾公开提出中国要当美国的孙子的“孙子战略”，并且宣称“二十一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他之所以这样风头十足，事出有因。2003年4月他去世后，一些人在悼念文章中讲到，1979年他随邓小平访美途中，问过邓小平，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的回答是：“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2003年5月15日南方周末）不仅如此，有人撰文说，李慎之“陪同邓小平访美，了解中方当时的一些战略考虑”，所以，听他事后讲述，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讲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中美默契配合的一些故事和细节，“慎之先生眼睛一亮，说这可太重要了”，要他深入了解，记录在案。（2003年第12期《世界知识》）

总之，如2003年12月11日，南方周末的报道所说：“邓小平9天的访美行程，目的明确：第一，在合作制衡苏联全球霸权扩张的基础上，中国准备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美国必须发挥牵制苏联的战略作用；第二，考察最大的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思路提供参考。”

心有灵犀一点通。邓小平头像8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皮，而且他再1978年和1985年两度被该刊选为世界风云人物。多少年来，一些中国媒体受宠若惊，对此津津乐道，至今喋喋不休，引以为殊荣。其实，《时代》周刊前北京分社社长霍尔尼克一语破的：“邓小平具有善于妥协的外交天才。他清楚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清楚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敢于给予美国真正需要的东西。”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对此，美国著名谋士布热津斯基一眼看穿。早在1989年4月，在其《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与死亡》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商业共产主义”，预言“在今后的数十年中，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强大的中国可能会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过程中，共产党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这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是他们的政治语变得愈来愈不像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正当所应有的东西，而更像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专政的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这本书中，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商业共产主义可能会演变成腐败的共产主义。”

讲到当年他和胡耀邦、赵紫阳等交谈，以及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时，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值得赞扬，他们没有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些问题是正在顺利开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领导人露面时都象征性地穿着各式各样剪裁十分考究的西装……，并且在与西方新闻界接触时，举止十分大方，好像一群太平洋周边国家的功成名就的企业家。”

自此之后，“与时俱进”的胡耀邦、赵紫阳的后继者们的所作所为，众目睽睽，毋需赘言了吧？

1998年6月，那位“诗人大使”陪同克林顿访问时，“写于29日美国空军一号自北京飞往上海途中”的一首诗叫《刻骨铭心的瞬间》，他腾云驾雾飘然自若地吟诵道：“人生纵然短暂，/历史独有情钟，/这一凝重的瞬间，/我参与着历史的形成。”“哦，/一百六十年（诗人自注：鸦片战争至今已近160年）的泪泉，/你有多深多浓！/我骄傲地/任热泪从双眸奔涌。”“哦，/十五亿（诗人自注：中美人口共约15亿）个音符，/你们又多美，多重！/我虔诚地祝福/把和平与友谊的交响谱成。”

1999年9月，一个曾经掌管中共中央宣传部者，在南通市的一个演讲中，慷慨陈辞：“应该说，美国化就是好，全球美国化好，因为美国的社会制度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它应该向全球扩展它的文明！我们应该顺应这个大趋势。”
2001年4月1日“撞击事件”后，上海一个研究所所长，在是年6月号港刊《中国评论》上责怪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以美国为师，学习美国许多先进思想科技，美国也不断游说中国要有‘新思维’，要锐意进取。但是，小布什总统的行为，无疑是当坏老师，自毁美国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而且这‘老师’自己是如此没有‘新思维’，竟拾起五十年代初的冷战思维，实在是很糟糕的事。”

而今，我们已经看到，“很糟糕的事”早已烟消云散，“大趋势”更是“与时俱进”，“中美国”形成的历史也已记录在册了，“和平与友谊的交响”不断轰鸣，只是不知卖座率几何？

就这样，邓小平创立的“新新中国”粉墨登场了。

这是曾经给邓小平当过英文翻译者，于2007年2月9日在上海第一财经日报上发表的《邓小平与“新新中国”》一文中向世人宣告的。他告诉我们，“在一次有基辛格参加的《关注中国》重要会议”上，他做了一个小时的报告，得到基辛格和与会者热烈掌声。他在报告中说：“当年邓小平力挽狂澜，推行改革开放，把中国带上一条崭新的康庄大道。我把1978年之后的中国比喻成‘新新中国’，而‘新新中国’从1978年至今，只用了28年的时间，就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在那个特殊年代，在那个独特的历史关头，邓小平是独一无二的，邓小平是无法取代的。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新新中国’，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光明。我认为，邓小平不仅是中国杰出的政治领袖，邓小平也是中华民族的先知。而先知是无法取代的。”

这位“先知”的接班人江泽民，则由美国银行家库恩为之立传，书名曰《他改变了中国》。库恩写道：“江泽民，最终于20世纪后期横空出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的推动下，他称为永久性地改变了中国的人。”“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知道，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没有对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改革，那么今天的中国看上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难怪，2000年3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在中国现在可以考虑的范围内’，江泽民主席是最好的领导人。”（2000年4月1日参考消息）

从上所述可见，这个始于邓、成于江的“新新中国”就是“中美国”，反过来也一样。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三次革命”与中美建交30年后的根本成果。一些媒体因此欢呼：“在中国这片热土上阳光初照”（2008年12月22日中国青年报），“近代中国第一次被世界尊敬”（2008年10月31日环球时报），云云。

2008年12月16日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的文章则认为：“30年前的这一周，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抛弃了毛泽东主义，启动了改革计划，由此开始了世界所曾见过的最不同寻常的创造财富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成为一个异常放任自由的经济体。”

同年11月16日西班牙国家报网站的文章说：“中国已开始蜕变，变成缩小版的美国。”“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在历经‘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后，原本的毛泽东思想，已被另一个基本意识形态所取代，那就是‘美国崇拜’。其中一位中国专家坦诚，‘美国梦’是在改革开放后成长的年轻一代最崇高的理想。”

加拿大《环球邮报》12月13日的文章说，“我在思索如何总结中国开放30年，而老布什帮了我一把。最近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他说：‘中国人比以前享有更多的自由，我想这不成问题。现在（美国）一些人不理解这个。他们一位中国人还是一群共产主义者。’”“可以说，与经历的毛模式比起来，中国现在经历了更久的邓模式。没错，但我们不妨称之为共产主义2.0版。这与毛禁止高尔夫的那个年代相区分，并且打开了今后升级换代的诱人前景。”（12月15日环球时报）
孰是孰非？读者当自有明察。

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了，经过“改革开放”——“第三次革命”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一些论者，说这是由邓小平开创、江泽民等继承和发展的旗帜、道路、理论体系，这才是正经。要说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则不仅是无耻谎言，更是对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亵渎了。

四、从“新的历史起点”走向何方？

1949年8月，毛泽东批判美国“白皮书”时指出，艾奇逊所谓“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就是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在艾奇逊眼里，“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到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

毛泽东在世时，艾奇逊这个图谋未能得逞。

毛泽东辞世后，像他生前预见到的那样，艾奇逊的这种图谋，借戈尔巴乔夫之流的手，在苏联和东欧大功告成。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著有《苏联解体历记》一书（中译本于1996年由世界只是出版社出版），就专门讲到了这一点。

在戈尔巴乔夫宣扬“新思维”，谋求与美国合作“结束冷战”，大事“改革”之际，马特洛克认为，要使西方相信这些，戈尔巴乔夫必须实施的“转变”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果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观念。”“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象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者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所以，他始终密切关注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在这方面的一切动向。
1988年7月26日，他从《真理报》上见到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演讲中说到：“两种对抗性制度的斗争已不再决定当今时代的走向。现今，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依靠先进科学、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来加快物质财富生产与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们开发和保护那些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能力。”他大喜过望，说“我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对外政策实质的理论被官方人士宣布予以放弃。”他随即将此“作为一个可喜的迹象向华府作了汇报”。

此后，他又见到雅科夫列夫大讲“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演讲，更加断定，这不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认可的社会。”

此后不过三年多，苏联就解体了。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正式苏联解体17周年之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是否由之引出必要的“历史的教训”呢？

明显可见的是未必。本文一开头提及的那种“归来，司徒雷登”的呼号，就是明证。

其实，毛泽东早就预料到了中国必会发生这种演变的。只说一点就可证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讲及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词，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许全兴著《毛主席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474页）

“改革开放”——“第三次革命”30年历程，“新新中国”的出世，不正是铁证如山吗？

当然，较之于戈尔巴乔夫之流，邓小平这样“三起三落”的政治家，实在是“高明”得多了，“务实”得多了，早已令戈尔巴乔夫甘拜下风了。虽然有人认定中国和苏联的“改革”殊途同归，而邓小平及其后继者的“理论”和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理论”也难分伯仲，但两者毕竟是殊途有异啊。你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仍被视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只是已经“化”为“中国化最新成果”；共产党招牌依旧，其执政地位也没变，只是内里蛀空，就剩下了“三个代表”；社会主义旗帜还在挥舞，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走上了“新路”，正在大庆特庆它“新的生机和活力”。

2006年11月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第三次革命”的“伟业”，由胡锦涛他们接任了。本文第二部分已经讲到，在他们手里，始于邓、成于江的“新新中国”已经发展成了“中美国”，中国已经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那么，从这个“新的历史起点”启程，中国又将走向何方呢？

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著《世界是平的》一书，现今受到中国不少高级干部热捧，有如当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一样。弗里德曼在此书中认定：“随着冷战体系的垮台”，“突然，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实际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使用同一个硬件——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他还讲到一个故事：印度财长向邻国财长上任表示祝贺时，对方说：“别祝贺我，我仅是半个财长，另半个在华盛顿。”

虽说“顺应时代潮流”，中国已经变成同此命运的“中美国”，但美国并不就此满足啊！

2003年11月6日，小布什在美国商会发表演讲，声称“美国对欧洲和亚洲负有军事和道义上的责任，它保护自由国家免遭侵犯，并创造条件让新的民主制国家茁壮成长。”目前美国再次面临着重大转折，美国已决定了全世界民主运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方向。美国将采取一项崭新的政策，那就是促进中东地区的自由，这也是美国今后几十年的政策重点。而建立一个自由伊拉克，则将是全球民主革命的一道分水岭。布什在演讲中特别指出：“我们的民主信念在中国受到考验。这个国家现在有那么一点点自由。然而，中国人民最终会希望拥有纯粹完整的自由。中国已经发现，经济上的自由能给国家带来财富。中国领导人还会发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国家的强大和尊严来说，社会和宗教自由也是必不可少的。能够控制自身财富的人们最终会要求控制他们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国家”。

随后，在中国，就有了郑必坚创立的“和平崛起”论，或称“中国梦”。又有了他到美国的游说。接着就是本文第三部分提到的佐利克的演讲了。

在这个指明“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中，这个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提出，美国在成功地使中国“融入世界”后，“我们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我们需要促使中国称为这个国际体系中负责任、利益相关的一员。”“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如此，中国就又可能实现郑先生阐明的目标：‘走新兴大国从未走过的道路。’”

佐利克这方面对中国大加指点，提出众多“责任”要求之后，就循着上述小布什的思路，开涮中国了：

“政治封闭不能永远称为中国社会的特色。这种状态完全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经济继续增长，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国人希望对自己的未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

——中国有统一的工会组织，但出现一波波工潮。

——一个昔日的农民组织上台执政的政党如今面临着来自农村的激烈抗争，反腐败的要求尤其强烈。

——一个拥有大规模警察力量的政府却无法控制犯罪的蔓延。”

“中国有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

“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使政府的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问责。村级和基层选举是一个开端。这些选举还可能扩大，下一步或许可扩大到县和省一级。中国需要改革司法体系。中国应该公开政务，促使公民社会参与，不再骚扰针砭时弊的新闻记者。中国还应该扩大宗教自由，使纸面上的权利保障成为现实。”

佐利克这个指点《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的最后一言是：“我们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仅凭一致利益建立的关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才能根深叶茂，长盛不衰。即使在我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之际，我们也能与今日正在崛起的中国合作。”

2008年8月7日，来中国参加29届奥运会前夕，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泰国曼谷发表讲话，不知是第几次指点中国了。他说：“亚洲乃至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未来的走向。”他在历数中国的变化，和中美两国在诸多方面的“建设性关系使美国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真诚、坦率地处理其它问题”之后，说：“我已通过明确、坦率和一贯的方式告诉中国领导人，我们将高度关注宗教自由和人权。我并多次会见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信徒。 美国认为中国人民应该享有基本自由，这是全体人类的天赋权利。”云云。他声称：“我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乐观。……中国变革的到来将依据本国的情况，符合本国的历史和传统。但变革一定会到来。”

呵！“改革开放”——“第三次革命”30年以来，较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中国竟发生了这等样“改天换地”的变化！

当年，毛泽东在世，尽管美国一直竭尽全力“鼓励”“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但始终不得其逞。

而今，美国总统和副国务卿，竟然登堂入室，耳提面命，号令“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需要“变革”，更是公开张扬“我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了。

与之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经过“改革开放”——“第三次革命”，随着“新新中国”和“中美国”的崛起，如本文开头提及的“归来，司徒雷登”的呼喊所发出的信号所示，“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再显身手”了，而且风头越来越健，气势越来越盛。1989年，在老布什直接“鼓励”下的“政治风波”，实质是未遂的“颜色革命”。此后，美国在大力支持台独、藏独、疆独势力分化中国，大力支持法轮功邪教活动的同时，一直全力豢养、扶植、支持“民运分子”的颠覆活动。2007年6月12日，小布什参加并发表讲话的华盛顿的“共产政权受害者纪念碑”揭幕仪式的背景，就是1989年“政治风波”中一些人搞的“民主女神”像。近几年来，先是“新西山会议”上一些人宣布共产党“非法”，喧嚷“宪政改革”；接着，一些人公开打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新资本主义”旗号；随后，一些人大事鼓吹“普世价值”；紧接着，就是2008年12月由一些“民运分子”领衔的“08XXX宪XX章”，其基调和小布什、佐利克如出一辙，和1989年“政治风波”时完全相同。这真是里应外合，“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不是讲“忧患意识”吗？此情此景，能不忧患？

中国从“新的历史起点”走向何方？

这是关乎中国共产党生存死亡，关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存死亡，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极其紧迫极其严峻的根本性问题。

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得面对，都得回答的问题。更不用说共产党人了。

（200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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