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25日，茅于轼沈阳声称剥削创造财富，遭到王新年当场质疑;5月4日，茅于轼原定长沙讲座因各地红色网友声势浩大的反对阵容而取消。茅于轼的本质早已被人民群众识破，而就在5月8日，南方系媒体《南方都市报》“专访”茅于轼，公然为其做正面宣传。(原文链接：《茅于轼：很多糊涂的人，还想走过去的路》，http://news.nfdaily.cn/content/2013-05/08/content_68425635.htm)今天的乌有日刊，重发几篇老文章，用茅于轼自己的言论再揭其嘴脸。
茅于轼先生真的为穷人说话了吗?
——评《中国经济新阶段不能再牺牲任何人了》
众所周知，茅于轼先生因自称“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被中国主流媒体给予了“中国的良心”、“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 、“经济学界的鲁迅”等诸多美誉，茅于轼先生也不孚众望经常发出“劳动不创造财富”、“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发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钱”等高论。然而近日来茅于轼先生的新作《中国经济新阶段不能再牺牲任何人了》(附一)大谈工人农民遭受的牺牲，并郑重提出“中国要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改变成保护每个人的利益”。这篇文章也让很多朋友费解：茅于轼先生怎么突然为穷人说起话来了?然而笔者看来，茅于轼先生并未违背自己“为富人说话”的宗旨，那些认为这篇文章是为穷人说话的朋友是误解了茅于轼先生的原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请跟着笔者分析一下茅于轼先生的这篇《中国经济新阶段不能再牺牲任何人了》：
⒈“过去30年”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吗?
茅于轼先生提出了一个“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市场可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高论，并举了国企改革让几千万人下岗来证明“牺牲少数人”的成功。
其实，茅于轼先生的高论是不值一驳的：
一方面，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又称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如果说国企改革让几千万人下岗是无产阶级专政造成的，岂不成了工人阶级自己让自己下岗?试问，这世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吗?
另一方面，国企改革让几千万人下岗哪是什么“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国企改革让几千万人下岗不仅彻底砸碎了工人的“铁饭碗”，广大大学生也“毕业即失业”，城市变成了贫民窟，国企本身的经营状况也更加恶化。受益者仅仅是借“改制”迅速暴富的极个别有“门路”的人，像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张志祥，在不到10年里就从一个倒卖钢铁的小商人变成总资产319.81亿元的巨型企业董事长。这难道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
对于国企改革让几千万人下岗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呢?其实马克思早已论述的很清楚了(当然大力宣传“劳动不创造财富”、批判“剩余价值论导出的剥削理论”的茅于轼先生或许不明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是资本原始积累，即通过暴力等非正当手段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使生产资料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的过程。国企改革让几千万人下岗实质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剥夺广大工人阶级生产资料，让广大工人重新由有产者变为无产者，从而提供资本主义需要的一无所有的廉价劳动力，并把国企等生产资料由广大人民共同所有变成一小撮资本家所有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只有“丧失了最后一丝良心和羞耻心的人”才能完成。顺便说一句，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位表示要以“铁腕”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经济沙皇”和直到今天仍然宣传国企改革让几千万人下岗是“成功”的茅于轼先生同属1957年划定的右派，再次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这一论断。至少茅于轼先生和那位“经济沙皇”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茅于轼语)。(说一点题外话，前几天白岩松公开宣称自己反对共产主义信仰，反对革命，认为新中国成立是进入了一个“荒唐的年代”，“毁掉了中国的信仰”。看来文化大革命至少在打倒白岩松父母的问题上很可能没有错。)我就不明白了，茅于轼先生莫非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右派专政?当然，按照“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的高论，很可能茅于轼先生就是这么理解的。
茅于轼先生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即农民工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处“只能出卖劳动力”问题，也绝不是“没有享受劳动成果的自由，产品最终都必须交公”造成的。新中国从没有农民“产品最终都必须交公”的时候，试问如果“产品最终都必须交公”，农民吃什么?当然，我也理解茅于轼先生“没有享受劳动成果的自由，产品最终都必须交公”指的就是集体农业。可是，农民工大批出现不正是分田单干以后吗?一直到现在分田单干三十多年了，农民工还不是越来越多吗?其实，和国企改革一样，分田单干也是资本原始积累一个方面。和分田单干前农村有可能通过国家计划的力量逐步消除农业的弱势，还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兴办一些集体所有的工业来逐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同，分田单干选择的是过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过度市场化的条件下，农业是天然的弱势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多，劳动强度较大，产出相对较少，人均产值必然是比较低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导致农民贫困化，种地不赚钱，又失去了国家和集体的保障，才不得不涌入城市打工。这和国企改革让几千万人下岗及英国的圈地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大多数人，而绝不是什么“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
至于茅于轼先生提到的三峡移民问题，和前两者的确不是一回事，说“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不能说没有道理。(奇怪的是茅于轼先生偏偏只在三峡移民问题上认为“建三峡的效果好坏还有待确认”，而不像对国企改革让几千万人下岗那样斩钉截铁的宣称“中国成功了”。)然而，是不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呢?也不是。可以参考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
总之，“过去30年”不仅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恰恰是少数茅于轼先生之类的右派“精英”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大多数人。茅于轼先生“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市场可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理论实质是为这种行为辩护，同时把责任推到无产阶级专政和广大人民身上，仍然是“为富人说话”。
⒉“中国经济新阶段”可能“不再牺牲任何人”吗?
显然不可能。从理论上说，茅于轼先生推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让一无所有的工人和家财万贯的资本家自由竞争只能导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一小撮人日益暴富的同时绝大多数人不断贫困化，不停的“被牺牲”。
从实践上看，绝大多数人“被牺牲”的过程仍然在变本加厉的进行，包括：
——近一个多月对小岗村持续不断的报道中大力宣传“土地流转”。如不出意外，下一步以“土地流转”为名的土地私有化。最终，土地将“流转”到少数新生地主、农业资本家、开发商手中，广大农民将继续“被牺牲”。
——去年年底，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于上海召开的第八届中国公司治理论坛上向媒体表示，未来民企肯定会收购兼并我们(国企)。也就是说，国企改革让几千万人下岗的“壮举”尚在持续进行中，广大工人将继续“被牺牲”。
——去年下半年，一位“大领导”力推“绩效工资”，把“砸饭碗”的对象指向了教师、医生等普通知识分子。广大人民不会忘记，国有企业改革也是以“绩效工资”开始的，结果以工人下岗失业结束，谁能保证事业单位改革不会走国有企业改革的老路?在人民网等重要网站，反对“绩效工资”的达到90%。然而这位“大领导”却顶风而上，在连续不断的“听课”、“考察”中言必称“绩效”。。如不出意外，将很快“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在“绩效工资”基础上彻底把教师等普通知识分子的“铁饭碗”砸碎，教师、医生等普通知识分子将“被牺牲”。
——今年2月3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详细公布了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内容，继大部制改革后，深圳市行政机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迈进了“快车道”。 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新闻发布会介绍：深圳公务员将细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三个类别，约七成的公务员将被划入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中。通过职位分类和聘任制实施，将打破铁饭碗。顿时，中国主流媒体一片欢腾：“力挺深圳砸公务员铁饭碗” 、“深圳带了个好头”。如不出意外，下一步砸公务员的“铁饭碗”推广已经不可避免，基层小公务员也将“被牺牲”。
……
即使不说这些下一步的“被牺牲”者，难道“过去30年”的“被牺牲”者就不用补偿了?让他们在被用暴力等非正当手段剥夺了生产资料后被迫继续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挣扎求生，难道不是让这些人继续“被牺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茅于轼先生对于这些让广大人民继续“被牺牲”的行为不仅是完全赞同的，而且认为做的还远远不够。例如，茅于轼先生不仅支持以“土地流转”为名的土地私有化，而且还主张更彻底的土地私有化并取消耕地红线，让土地更快的“流转”到少数新生地主、农业资本家、开发商手中。再如，茅于轼先生不仅反对补偿“过去30年”的“被牺牲”者乃至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还主张更彻底的取消社会保障，宣传“在没有福利照顾时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多赚钱，努力去创造财富。有了福利时大家想的是如何逃避交税，同时多占些福利照顾，因为的确有空子可钻。所以福利国家会培养懒汉，整体上的生产下降，国家陷入福利陷阱”。
当然，广大人民“被牺牲”的过程也不是没有办法结束。办法就是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重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领导广大人民恢复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引导并逐步改造民族资本，恢复和发展毛主席时代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福利分房和全民就业制度。而这恰恰是茅于轼先生极力反对的。
既然如此，茅于轼先生为什么还宣称“不能再牺牲任何一个人”了。这是因为我国的宪法仍然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30年”“精英”通过种种卑劣手段获利的行为仍然是非法的。茅于轼先生宣传“中国要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改变成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保护每个人的人权，人们的生存权，人们自由的权利，市场的选择权，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权利”，实质上就是要求废除人民民主专政，把“过去30年”“精英”通过种种卑劣手段获利的行为合法化，防止人民依据宪法等方面的规定夺回“过去30年”“被牺牲”的损失。否则，在茅于轼先生看来，就是牺牲了“精英”。
因此，茅于轼先生的“任何人”是不包括广大人民(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基层小公务员等)的，仅仅指的是“过去30年”通过种种卑劣手段获利的“精英”(贪官、奸商、学阀等)罢了。“中国经济新阶段不能再牺牲任何人了”绝不是说不能让广大人民继续“被牺牲”，更不是要补偿“过去30年”的“被牺牲”者。认为茅于轼先生违背了自己“为富人说话”的宗旨转为“为穷人说话”是天大的误会。
⒊茅于轼的“不能再牺牲任何人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经过了以上分析，茅于轼先生的“不能再牺牲任何人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很清楚了：
第一，“过去30年”“牺牲”广大人民的“砸饭碗”行为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造成的，和茅于轼先生等力主“砸饭碗”的右派“精英”毫无关系，要恨就恨中国共产党，恨无产阶级专政吧!
第二，“过去30年”“牺牲”广大人民的“砸饭碗”行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而且是成功的，是历史的必然。“被牺牲”的广大人民就不要想着补偿了，政府也千万不要给“被牺牲”的广大人民任何补偿。
第三，“中国经济新阶段”要“保护每个人的人权，人们的生存权，人们自由的权利，市场的选择权，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私有化、市场化进行到底，最好在此基础上修改宪法党章，正式废除人民民主专政，让广大人民继续“被牺牲”。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在“中国经济新阶段”，政府万万不可受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而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的广大人民左右，乃至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恢复广大人民事实上被剥夺的领导权。这样“精英”会被牺牲的。“精英”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被牺牲，社会改革、社会转型还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呢!
或者用更简单明了的话说：广大人民可以而且应该被牺牲，“精英”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被牺牲。这就是茅于轼先生《中国经济新阶段不能再牺牲任何人了》的中心思想。
俗话说“七十不打，八十不骂”。茅于轼先生已经年过八十，时日不多了。我也不想说什么不礼貌的话了。最后劝茅于轼先生几句吧：作为一个“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的人，您老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是，您老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剥夺者被剥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精英”们把广大人民都“牺牲”了的时候，也就是“精英”们灭亡的时候了。
附一：中国经济新阶段不能再牺牲任何人了
茅于轼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过去30年是一个老阶段，现在要进入新阶段。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以中国的市场为基础的，但是中国的市场和全世界别的国家的市场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市场，和别的市场不一样，人类有几千年的历史，最近二三百年才有市场，才有市场经济，因此人身权得到保护，财产权得到保护，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人的商业交换合同不会受欺骗，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制度才能够逐渐产生。但是中国的市场制度的起点是文化革命的结果，完全没有上述理念。但是成功了，比别的国家都成功，原因有两个：
第一，中国有一个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劳动力。他们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处于无地位的状态，吃都吃不饱，要进城市是不可以的，没有享受劳动成果的自由，产品最终都必须交公，也没有选择生产什么的自由，更没有创业的机会，只能出卖劳动力。建高楼、挖地铁、修高速公路等等，其中挖200多亿的煤代价就是死了20多万人。出口加工的车间、赚取的2万多亿外汇储备都是他们贡献的。他们待遇很低，没有任何保障，而且他们还觉得自己不可怜，因为获得了温饱，还能赚钱回家盖房子。但是这样任劳任怨的劳动群体已经慢慢改变，现在的打工者年龄都在二三十岁，没有经历过吃不饱的年代，80后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再让他们毫无怨言的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改革面临新阶段就是指：以往的一代打工者是世界上最听话、最勤劳的打工者，他们一天干10个小时，老板不拖欠工资就很满意，欠工资也只能用跳楼这种最软弱的方式来抗议;新的一代打工者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所有人都需要认知到这一点。
第二，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市场可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这个好不好很难说清楚，就中国实际的结果来看这是好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叫“心想事成”，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当皇帝就当皇帝，想搞市场就搞成功。举个例子，中国要盖三峡，移民一百万也成功了，这一百万移民里肯定是有钉子户的，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尽管建三峡的效果好坏还有待确认。还有一个例子，如国企改革，这么多企业的改革是全世界的一个大难题，中国就成功完成了，方法就是把企业卖掉，让几千万人下岗、换工作，这在一个民主国家是根本做不成的，中国成功了，代价是伤害了一部分人。不光是国企改革，很多的事都是以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完成的。这也是社会矛盾多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中国现在为了一个新阶段，就不能再牺牲任何一个人了，中国要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改变成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保护每个人的人权，人们的生存权，人们自由的权利，市场的选择权，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权利，这些都是中国非常缺乏的。如果中国不能回到保护人权、逐渐消灭特权这条轨道上来，中国的改革将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附二：“中国的良心”茅于轼近年来的主要观点(部分)
⒈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
⒉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⒊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
⒋共产党改名字，有不少人响应。这是名正言顺的。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我们改革三十年，并没有改变仇富的社会。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从剩余价值论导出的剥削理论。
⒌劳动创造财富吗?否。……这个世界上谁劳动得最多?应该是工人和农民。如果说劳动创造了财富，那么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现实不是这样。
⒍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
⒎在没有福利照顾时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多赚钱，努力去创造财富。有了福利时大家想的是如何逃避交税，同时多占些福利照顾，因为的确有空子可钻。所以福利国家会培养懒汉，整体上的生产下降，国家陷入福利陷阱。
⒏认为穷人亦应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想法乃似是而非之见，不能鼓吹不分贫富大家都要上好学校。
⒐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发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钱。
⒑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⒒凭什么理由要冻结农业用地?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发生了饥荒?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粮库装不下，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我们对粮食如此神经过敏?
⒓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⒔关闭不安全煤矿未必能减少矿难。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矿可以停产整顿，但政府无权关闭它。
⒕希望铁路春运票价上涨。铁道部春运不涨价的做法，表面上看，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实际上对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好处。
⒖我不赞成抵制日货，抵制日货是很愚蠢的办法。
⒗我不赞成为了大家牺牲自己，因为这不是快乐的帕累托改进。“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极端，就是走向恐怖主义。
附3：茅于轼自比胡适 真敢说!
文章来源：发展论坛
“南方”们有一个优点，就是善于炒作话题人物，管它香臭，有动静就要炒，这很有传媒商业化的特质，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本期《南方人物周刊》又炒了一位“人物”，就是经常“语不惊死人不休”的茅于轼，最近茅于轼很“热门”，缘起茅于轼自己的“事业单位”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了一个《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该“课题”有三大“发明”：一、现代中国，基本上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没有必然关系;三、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特别是第三大“发明”，此言一出，众人哗然，据说在所谓“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的粮食问题专家因愤怒拂袖而去。网络舆论更是一片热烈，90%以上是驳斥声，当然，还夹杂了有失文明的骂声，好不热闹。
应该说，喜欢到处游说、不甘寂寞的茅于轼成功的策划了一出闹剧，动静大，曝光率高，《南方人物周刊》当然也实时跟进，做了一个专访“茅于轼回应耕地红线言论争议：骂人者可哀”，《南方人物周刊》找“骂人”作为由头，似乎想先茅于轼为抢占一个“道德高地”，然后居高临下地说“骂人者可哀”。茅于轼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已经端了30年了，可怜的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网络平台活跃，平民话语日见锐利的今日，茅于轼还放不下身段，如果90%以上的发言者都不同意你的说法(包括骂)，那是不是应该找一下原因，是自己说错了呢，还是“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如果是后者，就更应该反省一下，“真理”被你说出来却多数人在“骂”，是不是自己的说话语言、方法有问题?是应该“哀”别人，还是应该“哀”自己。
其实，号称“《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这么一个大话题，从《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内容来看，茅于轼们做“课题”是很没有学术素养的。比如：
记者问【有人批评你们的报告太粗糙，不够严谨，包括同意您这一观点的人士。比如，吴向宏说，您这个研究，实际上立场已经预设了，即“自由市场最有效率，政府干预必须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您怎么看?】
【茅于轼：不错，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我们再研究有关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对研究的批评，我们接受，一个研究可以做得浅，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资源。】
茅于轼还没有“研究”，就已经“首先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那么，茅于轼怎么一口咬定“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的呢，草民想起了茅于轼指中央政府关于保护耕地红线的决策是“拍脑袋”，那么，不做预先的研究，就咬定“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不也是“拍脑袋”吗?茅于轼为什么要用“拍脑袋”的方式作出一个事关中国粮食安全和耕地安全的结论来呢，草民以为是巴普洛夫原理定义的“条件反射”所致。
茅于轼在访谈中告白【我是自由派，没问题，但中国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中国改革的成功，当然自由派也有失败的地方，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派主导的。】，而“自由派”最反感的就是“干预”，“自由”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谁“干预”都不行，划定保护耕地红线，就是对“自由”的大不敬，就要首先“拍脑袋”反对了再说。就像对一个看不顺眼的人，先定了罪名，再找找据来证明此人“活该”，用这样的模式做“课题”，还有什么学术价值?
但草民最关心的是，茅于轼的“经济学家”的头衔，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凭什么依据，给了茅于轼一个“经济学家”的称谓，如果是“山寨版”的，那也还将就了，但是，茅于轼自己偏要说自己是“主流”，因为他是“自由派主导”的队伍中的一员。草民有一次与几个正在学经济的大学生聊天，问“你们认为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吗?”，异口同声地答“不是!”
但是，关于茅于轼的“经济学背景”，在一些主流媒体上被说得神乎其神，最常见的是叫做“著名微观经济学家”，“南方”们每次拿茅于轼做文章的时候，大都是用这一称谓。而《人民画报》2007年的一期中发表的访谈更为吓人，标题就叫做“茅于轼：‘经济学界的胡适’”，而且是茅于轼自己说的。引述如下：
【他的“头衔”很多。有人说，他是经济学界的鲁迅;有人说，他是中国的亚当·斯密;也有人说，他是带有浪漫主义思想色彩的经济学家。他却微笑着告诉我，“经济学界的胡适，可能更贴切些吧。”】
胡适是何许人也，在学术界，公认其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方面具有颇为深厚的学术研究历练和成就，胡适著作等身，政治因素不谈，胡适也可算是其涉及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了。那么，茅于轼自比胡适，根据何在呢?《人物》杂志2004年发表过一篇署名“张帆”的报道“茅于轼 十年风雨天则人生”，其中说“1979年，他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独自推导出非线性规划方面的‘择优分配原理’。‘择优分配原理’是经济学的支柱性原理之一，用茅老的话说就是‘经济学的脊梁骨’，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茅老的这个原理直接解决的也正是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等于说，茅老用自己推导出的这个原理把经济学重新又改造了一遍。”，不知道这位张先生凭什么“等于说”?而同时，为了证明茅于轼的学术高度成就，又说“197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因提出了线性规划的‘择优分配原理’曾被授予过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前苏联是搞计划经济的，把计划经济经济学家的学术成果，与自称“自由派”的茅于轼的“自学成材”结果类比，岂不是侮辱了茅于轼?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学界，对这个所谓的“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的骇人听闻的结论，有何证据呢?按照茅于轼在自己的博客中的说法【我认为，主流经济学就是自亚当?斯密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后来不断继承发展，又有了很多大家。非主流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学里已经是主流经济学的天下了。】
那么，按图索骥，看自称“主流”的、而且“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学界的胡适”，在“主流经济学的天下”中有何位置罢。在当今大学的微观经济学教材和参考书中，初级阶段一般为：曼昆《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国内高鸿业、历以宁、宋承先、梁小民、朱锡庆、尹伯成、司春林等所变的教材…;中级阶段一般为：哈耶克的、莫瑞斯的《管理经济学》、平狄克《微观经济学》、曼斯非尔特《微观经济学》、范里安《〈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高级阶段一般为：平新乔《微观经济学18讲》、张定胜《高级微观经济学》、蒋殿春《高级微观经济学》、武康平《高级微观经济学》、andrew.mas-colell Green《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theory》…
瞧瞧，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学者林林种种的著述中，竟然看不到茅于轼的那本《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大概是大学生、研究生们的老师“有眼无珠”，连“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这样宏伟的东西都看不见。既然如是，“经济学界的胡适”又从何说起?茅于轼可真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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