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核心领导、人大宪政权力及国务院权力扩张
中国有四大权力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点，中国境内左派和右派态度泾渭分明。左派人士长期坚持、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右派千方百计削弱和反对这种领导，并且挖空心思地制造舆论改变这种领导。任何人只要稍稍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就不难对这铁的社会政见分流，得出铁的认识。
左派坚持共产党领导，基于共产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基于共产党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共产党章程和党的最低和最高纲领。就目前的社会现实来说，就是基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不论党的建设怎么迂回，只要共产党还处于领导地位，并且一不改名二不改性，中国社会再退也退不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实现总会有希望的。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的大溃退，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对当时执政的共产党实行改名改性。如果让极右派李锐、辛子陵之类阴谋得逞，中国共产党一旦改名改性，那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就真正没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了。
中国共产党的顶层应该清楚：真正长期信赖这个党的社会基础，是工人、是农民、是一切劳动者……。社会主义对劳动价值的肯定就决定劳动同中国共产党具有特别关联，愈是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群体，对这个党的感情就愈深，寄托的希望也就愈大；在非直接参入社会劳动的人群中，对这个党感情深厚者相对要少得多。
左派人士、左派网络，即使对党的某项政策和策略有意见，如同家里人对自家家长有意见一样，再大也坏不了党的大事。但是，资产阶级右派、自由精英、右派媒体和网络，不管他们话说得多么合意、颂歌唱多么动听，如同狗改不了吃屎本性，骨子里对党是离心离德的，一旦有了气候，就会翻脸不认这个组织。只有在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左派心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位置，始终坚定不移！
“党政分开”是从否定党的一元化领导开始的，它的成功是资产阶级右派精英的重大胜利，也是“改开”中产生的重大失误。“党政分开”美名曰“党要管党”，以利“总揽全局，监督各方”的作用，实际是把党的领导从行政权力中分离出来，只是去起监督作用。政权的统治主要是通过行政权力来体现的，如果党不能直接领导行政权力，党在政权中的核心地位也就无法体现了。近二十年来资改派对行政权力的驾驳，已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并不去顾忌党的眼色，其手持王牌就是：“党政分开” ！
二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的权力未能真正落实到人大，这种现象，不论三十年前或“特别是” 年代，都有着实反映。六十年到今，人大象皮图章的作用根本没得到改观，相反三十年的改开，使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平台，更加虚无化、图章化了。
造成如此有三点原因。第一，三十年前人大代表中劳动人民比例虽然也高，但代表产生大都出自于官员指命，这就不可避免地让代表们在其责任对象上存有错识，“特别是”年代并没有纠正这种错识，相反使其倍加强化。第二，“特别是” 年代的各级人大代表构成，明摆着对劳动者前所未有的排斥和漠视，各级政府官员、各路精英、各种资本占有者、各种名人名艺名嘴，占有着各级人大绝大多数席位，使该权力机构呈现浓厚的官僚化、精英化色彩。第三，虽然三十年前由于人大代表的指命直接造成人大未能真正形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平台，但还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其它渠道，这就是毛泽东创导的“四大”和群众运动，这两条却是“特别是”年代特别忌讳的，也是特别不能容忍的，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渠道就几乎不存在了。
尽管如今人大实际已成大小官僚和各路精英的会师平台，但这并没有让人民对其失去最基本的信赖和厚望，只要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属特性总会得到加强的。当今人民对人大意见不是集中在人大代表来源和构成上，而是觉得人大未能充分行使应有的宪政权力，自身法权让度得太为过份。因此，捍卫人大的宪政权力，确保人大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权力机构，让其能够履行对肆无忌弹的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是当今人民百姓对全国各级人大的主要诉求。在此基础上，人民才能去谈如何入主人大、才能去谈怎样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
三
1975年的宪法对中央军委权力是这样规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虽然后来宪法把此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全国的武装力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全国人大有罢免权。但只要坚持共产党在中国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指挥枪的实质就不会出现根本改变，对此，左派们不应存有疑虑。
中国人民必须警惕和痛击“军队国家化”妖言惑众的反动力，必须彻底揭露这种妖言产生的幕后动因，不允许再出现“党政分开”类的恶果。“军队国家化” 实质是军队政府化的托辞，是行政权力对党的权力的严重挑战。军队国家化的实现就意味着共产党丧失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也就丧失了其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这种妖言的最终目的是把共产党矮化为一个普通政党，就给多党轮流执政埋下祸根，它从根子上排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党领导，让走资本主义的政党在中国大行其道。如果“军队国家化” 一旦成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权力资源，那中国社会就无需戴上“社会主义特色”的光环，就可明目张胆地、大摇大摆地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四
国务院是全国人大雇佣机构，同全国人大不是处在同一权力层次，更不能同党的领导相提并论。人大的权力直接来自于人民委托，而国务院权力却是来源于全国人大，其只对全国人大负责，至于能否实现对人民负责，那就是转了弯的事了。因此，人民对国务院的希望与感情，是不能去类比对党中央、全国人大的希望和感情的。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五年一届，但没有规定国务院一次组阁期也是五年。如果国务院的行政作为有悖于全国人大的委托，人大随时随地都有重新组阁的权力。如此说来，任何国务院阁员哪怕大领导，是无格去谈自己任期的。
人民心中都有杆称，新中国历届国务院，只有周恩来总理的国务院行政最好，他才算是人民好总理的化身，在忠诚、道德、人格、效率上，后来者们均未能仳及。在公权力使用上，周总理也是楷模，他领导下的国务院，严格尊循党的一元化领导，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地工作。如果要说继任者们有什么特点的话，只能说在权力运用上，愈是后来，愈显得强霸、揽权、短视和狭隘，我国近二十几年所产生的各种腐败以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失误，无不与这种强霸、揽权、短视和狭隘有关！
国企改制是行政揽权的突出表现。这个本来涉及到千千万万人民最贴身利益，又存在全民财产处置的大事，只有人大才有权力与资格去讨论。但中国的国务院可以不经人大，更不必告知人民，就以国家名义，通过国资委、体改委等部门甚至几个人去强行推进。其结果是数千万工人失去饭碗，数十万国营企业倒台，数万亿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也产生了数十万个红帽资本家！
更不要说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形成了三座大山。
中国房地产业市场化是“改开”中祸国殃民的最大败笔，这个怪孽之所以成为中国民生的大劫大患，主要是有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纵容和蔽护，也突出暴露了其行政中的强霸与自私。土地是人民的不是政府的，人民的土地处置权本应由人大来掌控，但在中国却由行政机构或少数官员来控制，并以此来向民夺利！
中国衙门到底为谁而开？已成当今民众心中解不开的谜。以国务院为龙头的中国政府已是目前世界行政成本最高、行政效率最低、行政人员最多、职务消费最松、特权利益最大、行政开支最不透明、多项行政指标长居世界第一的政府。组成这个政府所有成员，待遇优裕于国民数倍而劳作也舒服于国民数倍，不但工资收入高，而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等额外一条筋，不知比普通国民好到哪里去了。至于组成这个政府成员们的灰色收入、三公消费等，更是深不可测。中国政府的化钱功能，为世界各个政府远望而莫能及，而且还要戴上美丽的光环！无情的事实在告诉全国人民，这个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其内骨服务的对象是 3000万公务员。国务院财政部不是全国人民的财政部，它是专为3000万特权者敛财而设的。本来按照国际宪政惯例，国家一切公共收入，包括税收、土地收入、国企利润、公共产品收费等，应由人民直接委托者来掌控。全国人大应有的掌控力实际已被国务院全面取替，四万亿也好，两万亿外储也好，公务员工资费用及职务消费也好，没有一项是人大说了算！
如今，不要说什么大领导、部长们，甚至国务院下属部门带有长字号人物，都成了国家权力的化身，个个拧着“改开”的专利，个个成了“改开”的超级裁判，他们一言成九鼎，句句话都是国识。“改开”的天是国务院的天，“改开”的地是国务院的地，至于党中央，至于全国人大，倒真是成了政治权力的配角。
…………
二0一0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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