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快富与两极分化
张凤耀
今年3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河源市调研扶贫开发工作时说：“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就是说，广东省既有全国最富的地方，又有全国最穷的地方，最富、最穷的地方都在广东。《南方日报》把汪洋书记的这句话，简化为“富广东”“穷广东”，并开展“富广东”“穷广东”讨论、报导。
“富广东”，早已全国闻名。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进出口大省、财政大省之一。有的地方富得流油，富得变“黄”（外媒称东莞市是中国“黄都”）。有的个人，也十分富有。如媒体披露，一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有银行存款2亿多元；一个镇党委书记豪宅，造价估计一个亿。
“穷广东”，鲜为人知。但据《南方日报》说：“从3月份开始，报社记者兵分7路，前往粤东西北和珠三角的贫困村庄，发现广东的贫困现象还很严重，我们感到很震撼”，“颠覆了广东富庶的刻板印象，剖析了一个真切的广东”。原来广东还有7840多个老区村未通机动车路，182个老区村未通电，7600多个老区村、306万人存在饮水安全和困难，全省有3409个贫困村，仍有200多万户贫困农民居住在泥坯房、茅草房中，人均年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还有300多万人，3409个贫困村中，贫困人口的比例高达41.2%，贫困人口中文盲占48.5%。而且，广东的贫困标准，低于苏、浙标准。就是说，如把贫困标准提高到与苏、浙相同，贫困人口还会变得更多。
上述数字，是来自省扶贫办的官方数字。实际贫困人口，肯定比上述数字要大。省扶贫办的数字，只统计了粤东、西、北农村贫困数，没有包括大中城市和富裕地区农村中的贫困人群。广东大中城市和富裕地区农村中，同样有贫困人群，数量不是很少。
从《南方日报》公布材料看，说“富广东”的材料不多，尤其说致富原因的材料更少，几乎是零。说“穷广东”的话较多。报导中说穷的原因，归纳起来大概有：资源缺乏，交通不便，教育落后，人员素质差等。本人觉得，这些所谓“原因”，其实只是表象，只是目前贫困地区的现象，并非造成贫困的真正原因。譬如深圳，原是一个小渔村，什么也没有，如今成了发达的大城市；又如东莞，原来各方面都不及韶关（原来韶关在广东，仅次于广州），现在东莞是富得发“黄”，成了“富广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韶关，相对于富得发“黄”的东莞说，倒是穷得叮当响。所以，不管是造富，还是致贫，不是上面说的那些原因。真正原因在政策。其中，省内关键性的两项政策，使得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同一地区，贫富差距拉大。
第一项是税收政策。八、九十年代，珠三角与粤东、西、北设备进口关税政策不一样。前者可享受进口税优惠，后者没有优惠。到珠三角投资的，还有所得税三年免二年减的优惠。这一来，境内外投资，纷纷集中于珠三角。随着投资的相对集中于珠三角，其它如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等等，也都随之流向珠三角。使得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发展出现不平衡状态，时间越长，不平衡也越严重，差距越拉越大。
第二项是农村贷款政策。农村贷款向“大户”倾斜，只贷给“大户”，不贷给中小户，更不要说贫困困难户。这一来，农村资源又流向大户。大户越来越大，其余户，不但大不起来，由于资源（土地等）流失，反而变小、变贫，或者更贫困。
另外，中央政策，也促使广东快速发展。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改革开放前10年，全国银行贷款指标10%落在广东。此外，还有远多于贷款的融资和投资进入广东。中央在财政上又给广东特殊照顾。九十年代前期全国分税制实施前，广东上缴中央财政的只占省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几；而同期，上海上缴的是70%多，江苏、浙江，都近60%。如按同期苏、浙一样比例上缴，广东每年要多缴200亿以上。这就使广东像个暴发户；而广东，主要就在珠三角，尤其深圳。境外来的资金，同样也主要落户于珠三角。
几项政策合在一起，使得广东比别的地方有更多的钱。钱多好办事。
综上所述，政策导致广东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户与户、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拉大。所以说，“富广东”、“穷广东”，都源于政策。政策，把原先地区间发展较平衡，户与户、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不大的广东，改变成会两个广东：一个“富广东”，又一个“穷广东”。所以，广东的富、贫，与人的聪敏、愚笨，或勤奋、懒散，关系不大，非主要因素，关键是政策。
广东之耻和先富地区之耻
张凤耀
今年3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河源市调研扶贫开发工作时，不仅说：“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还说：“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接着，《南方日报》就开展“富广东”“穷广东”的调查报导。这很有意思，很有必要。“富广东”，“穷广东”，说明最富的、最穷的，同在广东。即广东穷、富两极分明，又同时存在。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地区间发展相对较平衡，社会成员贫富较均匀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地区间差距开始明显出现，社会成员间贫富开始拉大，时间越长，差距越大。进入本世纪，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不管是分化的速度，还是分化的绝对程度，都趋于世界前列。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中国1%家庭，占有全国41.4%的财富。而广东，又趋国内前列。所以，现任广东省委书记着急、愤怒了，就说出“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改革开放起，一直有口号：“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先光荣”。就是说，“富”，是绝对的“光荣”。但在汪洋书记口中，“富广东”、“先富地区”不但不光荣，反而是“耻”，这与几十年传统说法，似乎相反了。我相信，很多人（尤其广东富人和部分官员），或许会不理解：“富”不但不“荣”，反而是“耻”？其实，“富”不一定光荣，要看怎么个“富”法。如果是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或者说共同富起来，这样的“富”，无疑是光荣的，越富越光荣；反之，靠用贪污、剥削、掠夺，或用权力（政策）搬动财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起来；而如此同时，让另一些地区、另一些人穷下去（广东省1993年出现的《转机建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政策性文件，就是使公有资产私有化，使少数得到资产的人变富，多数失去资产的人变成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度日的人。），这样的“富”，应认为是“耻”。理由很简单，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或说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财富在全体社会成员间的占有、分配。前者比较均匀；后者两极分化，富的富，穷的穷。改革开放，若搞出个两极分化来，那是指改革开放失败了，所以是“耻”。失败，总该算耻辱。
政策，使广东变成两个，一个“富广东”，又一个“穷广东”，两极分化。这种变化，到底“耻”不“耻”，还可听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怎么说。总设计师生前再三强调，改革开放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同时又多次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要防止搞资本主义，不出新的资产阶级。他具体的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我们大陸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页）；“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真是走了邪路了。”，“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从总设计师的设计来看，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但也有可能两极分化，变成资本主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开放是成、是败，就看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是完善了社会主义，说明改革开放成功；如果出现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就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失败。
同时，两极分化，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平稳持续发展。两极分化，不可能达到这个要求，只会使社会不稳。
所以，“广东之耻”，“先富地区之耻”，不是富裕之耻；而是偏离科学发展观之耻；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之耻；两极分化使改革开放失败之耻。
“富广东”“穷广东”共同富裕之路
张凤耀
政策，使广东变成两个，一个“富广东”，又一个“穷广东”。就是说，政策，使广东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变富，富得流油，富得发“黄”，组成“富广东”；而使另一些地区、另一些人变穷，穷得发赤（赤贫），穷得连生存都难，构成“穷广东”。
“富广东”“穷广东”，两极分化。这种发展方式，偏离科学发展观，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一种不光彩、难持续的发展模式，也不可能使社会长治久安。
地方政府在主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走点弯路，出点偏差，不足为奇，可以理解。人的认知能力有一定限度，对新鲜事物的认识也往往要有个过程。问题在于，发现问题后，持什么态度，怎样对待。态度不同，后果也大不一样。
好多年前，本人参加过一次所谓“解剖麻雀”工作组。组长是一位副厅级干部，组员是来自多个机关的专业干部。所谓“解剖麻雀”，实际是作典型调查。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广东省乳源县大桥公社（现叫大桥镇，贫困镇）。解剖目的是，为发展山区经济制订政策提供依据。为了深入了解情况，我们与农民三同。每个星期天，全体组员到公社集中，交流情况（后来知道，这一天也是为了给我们填饱肚子）。到农家后，第一印象是，农民又穷又懒。说是穷，穷得难以想象，没有亲身经历，绝对想象不到。不要说没有饭吃，连稀粥都喝不上。后来我们摸清，全大队人平一年只有120多斤稻谷（含杂粮折算），加上政府返销粮，也不足200斤。返销粮，农民没有钱买，还得靠政府发放救济金才能去买。我第一天去参加劳动是种番薯，种时学他们的样子，把埋于泥下部分的叶子摘下来带回三同户家，谁知煮熟后，不是喂猪，而是全家人（包括我）的晚餐。当天的早餐是很稀的玉米糊。说他们懒，即使春耕大忙季节，也是上午9点多才出工，下午3、4点就收工（中午没有午餐吃），一天只在田间劳动几个小时。是什么原因，农民们会如此又穷又懒？我们就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调查。（工作组刚到大桥，组长就对我们说：这里的人不搞社会主义，也不搞资本主义，到底搞什么主义，你们好好调查调查。）我们看到，当地农民住的基本都是砖瓦房，虽然很破旧；而泥坯房、茅草房少见。这与别的贫困地区有明显差异。据当地农民反映，解放后，他们一直有饭吃。有砖瓦房住，有饭吃，对五、六十年代我国农民来说，算过得去，不算穷。那末，后来是怎么变穷的呢？据了解，当地本是原始林区，生态平衡，环境很好。附近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国营林场。地方政府决定，由林场合并附近农村，叫“场队合并”。合并后，林场开始砍伐原属农民的林木，没有多少年，山林几乎砍光。此后不久，地方政府又决定让场队分开。分开后的农村，由于林木砍光，良好生态环境被破坏，水土开始流失，农业生产条件渐趋恶化，农业用水越来越少，终于导致单产下降，有些可耕地被迫撂荒（无水），境况一年不如一年。原先丰衣足食的农民，终成穷困潦倒，穷得叮当响，难以度日。农民们被地方政府折腾得穷困潦倒后，地方干部们再也没有去帮过他们。如果当时地方政府和干部肯出力帮农民，譬如及时组织植树造林，被破坏的生态是可以得到恢复的。实际上，他们撒手不管，没有丝毫群众观念。所以，是地方政府政策失误，行为失当，再加干部群众观念淡薄，责任性不强，把农民折腾得穷了。至于“懒”，很明显，是由穷引起。当时当地农民，不知已经有多少月、多少年，没有吃饱过肚子。长期吃不饱肚子，体能、体力消耗得不到补偿，怎么还能支持得住高强度、长时间的田间农业劳动？所以，每天田间劳动时间不长，只几小时，看上去，确实像“懒”。其实，不管是谁，在那样的条件下，都会变成“懒”。说句公平话，当地农民在如此恶劣条件下，还能坚持生产劳动，只能说明他们有很强的意志力和毅力，决不是懒。说他们“懒”，是不负责任，不公平的。应该说，懒的不是农民，是不肯承认错误，不愿意帮农民恢复生态、解决问题的干部。
两极分化的“富广东”“穷广东”，只有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共同富裕的广东，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和人民心愿。但这不是要使“富广东”变穷，而是要使“穷广东”脱“穷”帽，奔小康，共同富起来。当然，“富广东”的“黄”帽也得脱。“黄”，不是社会主义光荣色，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特有色。
“富广东”“穷广东”是因政策而生，要使“穷广东”脱“穷”帽，同样还得靠政策。解铃还是系铃人。
遗憾的是，至今仍能听到、看到一些很不利于“穷广东”脱“穷”帽的说法和做法。譬如，据《南方日报》报导，财政收入数以千亿计的广东省，每年扶贫财政支出仅2个亿（官员们吃喝玩乐的支出，远不只此数。），有的县、镇，对扶贫一毛不拔；有的贫困县县级领导，家家住小楼（别墅），每人两辆轿车还有多。部分官员和富人中，还流行说：“穷广东”是人“愚”、“懒”所致。等等。有的地方扶贫口号是：“脱贫致富是等不来的，关键在于知难而进。”；“脱贫致富是靠不来的，关键在于艰苦创业。”；“脱贫致富是要不来的，关键在于自力更生。”意思是叫贫困者不要“等、靠、要”，自己想办法脱贫。上述这一切，反映出两点：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至今还在推卸责任，想撒手不管，最多也就是应付应付，喊喊口号。这能有用吗！？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有大批人群，由于天灾人祸，受了严重创伤，失血过多，生命垂危；而政府不给他们送医送药，输血、手术，进行医治；而只有人穿着西装革履，满嘴酒气，举起拳头，对他们大喊大叫：“要坚强！要挺住！要加强自身免疫力！要自力更生！”他们还有自力吗？还能更生、康复吗？更有甚者，一些官员和富人，歧视贫困者，说他们是“愚”人、“懒”人，不愿理睬他们。应该说，那些只会吃喝玩乐、只会喊空口号、不懂得扶贫、不愿意扶贫的，才是愚人、懒人。
所以，本人认为，广东要脱“穷广东”的“穷”帽，首先得清除官员中的“走资派”，是他们伙同少数大户、富人制造了“穷广东”、中国“黄都”。没有“走资派”，不会搞成两极分化，不会制造出“穷广东”和中国“黄都”。不是“走资泒”，当发现两极分化时，不会不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反而乐于让其继续两极分化，达到全国冠军，并安于坐镇中国“黄都”。既然能把广东两极分化，并制造出中国“黄都”，肯定有“走资派”。。不要想由“走资派”来脱“穷”帽，改变“穷广东”。不清除“走资派”，“富的人看不起穷的人，穷的人仇视富的人，贫富之间的对立情绪将严重影响一个地方的长治久安”，（汪洋语）这种局面无法缓和。其次，要下较大力气扶一扶官员的“志”，治一治官员的“懒”；汪洋书记提出：“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懒”。很有针对性。但这里，要“扶”和“治”的对象，应是官员，而不是老百姓；是官员（干部）把老百姓折腾得很苦。只有扶起官员们扶贫的“志”（社会主义价值观），治好了官员们扶贫中存在的“懒”，才能解决扶贫工作中“规划太笼统，责任不明确，思路不清晰”等问题；才能实现“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要求；才能解决只喊口号，不出钱（一毛不拔）、不出力（不深入群众）的懒散样。第三，下大力气把贫困群众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产业化之路，应地置宜开发大农业产业。单家独户，无法进入市场，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要组织，只能靠政府，也只有组织起来，才便于指导。对困难弱势群众，不组织，不指导，撒手不管，那就不是人民政府。只让弱势贫穷者去给资本家做长工、打短工，是“走资派”帮资本家的做法，是假扶贫，真帮富，会使两极分化更趋严重，富者更富，穷者永远穷。只有合作劳动，劳动者创造的成果，才能归劳动者所有；就是说，劳动者可以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果实。给资本家做长工、打短工，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只有小部分归劳动者，大部分以剩余劳动形式被资本家掠去。这就必然使得富者更富，穷者永穷。譬如，职工跳楼惨死出名的深圳富士康公司，郭老板们每季获利43.5亿，职工每人每月900元，一个季度2700元，30万职工合计也只8.1亿，仅有老板们的18.6%，不足五分之一。这就是做长工、打短工被资本家剥削的血例。怎么能脱贫奔小康？给资本家做长工、打短工的人，永远是贫困者，是社会的最底层。所以，只有走合作化之路，不被人剥削，才能真正奔小康。贫困地区要开发大农业产业，需要政府给予财政支持。开发方式，可以由基层地方政府组织力量进行；也可以由地方政府通过招、投标，由社会经济组织进行。成功后，由上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开发费用（也可分段支付）。不成功，不支付费用。是否成功，要由受益群众说了算；90%以上受益者认可，才算成功。绝对不能由基层官员说了算。官员与商人合伙骗取财政资金的事，到处都有发生，早已像高速公路一样摊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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