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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飞龙:转基因,一场由我们自己付费的慢性自杀?

俞飞龙 · 2010-07-05 · 来源:
转基因主粮 收藏( 评论() 字体: / /

转基因,一场由我们自己付费的慢性自杀?

内容提示:

 

转基因技术是21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工程之一,这一技术被它的研究人员和支持者描述为“可以给目前全球脆弱的农业生态和品质带来改变”,从前景来看,或许是这样,但让人担忧乃至愤怒的是,当前中国转基因的技术平台构成,以及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测试机制,乃至相关的政策框架,都存在严重滞后,并由此带来了重大安全隐患和产业隐患,甚至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在国内也出现了大面积失控局面,如果这些问题不得到及时正视和纠正,也许,转基因这门重要生物技术的全面推进,会以“科学”和“进步”的名义,变成一场中华民族付费的慢性自杀。

正文

6月25日下午,在人大举办的有关“农业转基因技术和安全管理”专题讲座上,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黄大昉认为中国目前的转基因技术研究在安全方面得到了可靠保障,并认为此前整个社会围绕转基因发生的争议在于“现代科学知识更新和生物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相关科学知识普及未能及时跟上,(导致)许多公众(包括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及管理者)对基因、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安全等知识了解不多”。同时继续坚持“全球转基因食品总体是安全的,没有出现明确的安全隐患案例”这一观点。

我对黄大舫院士无视近1年来社会各界反对转基因过程提供的大量事实材料,却依然信口开河的态度感到吃惊,也为他对“食品安全”的理解肤浅感到好笑,更为他对转基因在未来产业链中究竟居于何种位置这一问题几乎无知感到担忧。因为他,以及和他持有接近观点的张启发等人,事实上已经在主导中国的转基因工程的研究乃至推广工作,但另一方面,以目前这些研究带头人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对转基因的认识,对社会质疑者的态度以及支持他们对研究和产品定性的已有政策看,转基因或会在中国变成一场由我们自己付费的慢性自杀。

针对传统科学而言,转基因是一门复杂的全新科学。
由于转基因所转的基因来自全球动植物已有乃至人工合成的基因,所以转基因与传统的科学研究和应用比较,复杂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一定要类比的话,也许传统科学中的“病毒研究”与它最为接近——病毒研究可通过已有病毒合成系列人类以现有技术和方式根本无法检测、破坏形式多样(注:有的可以在人体中潜伏数年之久)的“人工新病毒”。
类比这一技术特性,结合目前我国的转基因研究平台与机制构成来看,它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致命性的安全缺陷。

其一,因为转基因产品尤其是转基因主粮与我们每个人每天必须消耗的必需品密切相关,以及研究的前瞻性与检测技术、设备的滞后性这一客观现实,必然要求所有将在国内大规模推广的转基因技术,都应在本国技术人员控制下独立完成,而非“引进”、“合作”的结果。
这一要求不是基于一种保守的立场,而是转基因这一技术特性的必须。在这一环节强调国外合的良知是可笑的,幼稚的。如果转基因工程的决策者、研究者改变不了这个世界还在年年增加巨额军费。还处处潜存着战争威胁和其他利益冲突的现实,那么,从为一个民族的前途计,请勿将事关整个民族安全的砝码,轻率、乃至以支付对方高昂价格的方式,交到任何外国合手里。
这种合作框架一经搭定,也许这种技术在一年内是安全的,也许两年,甚至10年内也是安全的,但当这种框架形成了技术依赖,而这一技术也具有研制用现有技术、设备根本检测不出来、具有不可逆转性质的潜伏性病毒的能力后,我们的未来如何保障?当我们乐滋滋地吃着五花八门的新科技产品……50年,80年,或者100年后,一种不可抗拒的病毒突然大规模地在我们这个民族爆发,谁能负这个责?可能谁也负不起这个责。所以这个要求是超越技术、超越研究、超越主管部门职能权限的,甚至由农业部乃至国务院来单独决定这种技术的研究合作框架,都不够严谨和妥当,不够对人民负责。

转基因研究,尤其是转基因主粮研究,如果本着负责的态度,不但应该完全独立自主,而且应该象重要军事研究那样得到高度严密的管理。这个要求,是由转基因这一技术特征和它对整个民族每一个人的重要性所决定的。


其二、转基因食品,尤其是转基因主粮必须补上人体试验这一关。
当我在过去几个月看到,黄大舫、张启发等研究人员一边强调他们所主持的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一边为自己没做人体试验而辩护的时候,我感到无语。
客观而言,张启发和黄大舫的辩护,有一定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按照它对于转基因安全的检测规定,张启发和黄大舫的辩解似乎理由很充分。
但我要说,这并不是一种科学态度。因为即使严格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也并不一定就能保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转基因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才刚刚面世的技术,出于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的考虑,我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这一新出现的技术,并围绕这一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引进、合作、进出口贸易,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文件乃至法律。这些前期工作和铺垫是值得肯定的,但也许正是因为行动太快,对转基因技术特性消化不够,乃至那一时期中国上下刻意营造出来的“信任西方”的整体社会氛围,导致当时颁发的、用以指导、规范转基因技术研究、合作和进出口贸易的系列文件、法律,在对转基因安全的认识和安全检测程序设置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技术遗漏。
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除未对技术合作做出严格限定外,所有的安全检测,都没涉及到“人体试验”这一块,而从张启发和黄大舫这几个月的辩护来看,他们执行的,正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制定的标准。即整个过程只有实验室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等环节。在安全试验上最高只做了一定期限的动物实验,没有“人体试验”。
但是,因为转基因食品尤其是转基因主粮对单个人体而言,属需连续摄入且量极大,所以这种检测标准太低,应该参照“新药研制”标准来执行,也就是要在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动物测试后,加入人体测试。
正如转基因技术的辩护者所说,无论人体,还是动物,在最基本的物质构成上都是一样的,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之间,只存在非常细微的变化,并没有本质不同。
都转基因了还只存在这么点细微变化,那么非转基因的新药,在成分构成上的变化和稳固性应该更小,为什么在做完动物试验后,还需要做人体试验?而且至少要临床观察8年以上?用医学上的新药做完动物试验后,必须进行人体临床测试的原理,来解释转基因食物必须进行严格的、一定年限的人体试验,是完全适用且理由充足的。正是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说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比,是一种全新的食品,而不是一种从常识角度来看是“差不多”的食品。
比如一种新药的安全检测,如果只停留在动物试验环节,除了可以明显观察和检测到的副作用如呕吐、晕倒、出血、机能坏死等症状外,还有一些无法观测到、却可能实际存在的如头微晕、记忆力稍微有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劳、引发相关机体痛感等症状,这些是动物没办法告诉实验者,也很难检测和被观察到的。而且,人与动物比,在消化肌理、功能、习惯、情绪刺激等方面,还存在不同。
这就是转基因这种从科学角度而言是一种全新的食品不能只停留在“营养学、毒理学、致敏性评价”和动物试验,而有必要进行严格的人体检测的理由。


有关改变传统的食物结构所潜在的风险,至今依然风波未平的“疯牛病”或可作为很好的例证:法国和瑞士最新的研究表明,疯牛病的致病原因,在于牛吃的草料中含有动物肉骨粉。它使牛的中枢神经细胞变性脱落,脑组织间隙产生空泡形成海绵状病变。
另一方面我们又知,牛食用动物肉骨粉,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说,牛是在吃了100年以上的含有肉骨粉的饲料后,才最终集体引发了让人闻之色变的“疯牛病”。这一轰动全球的病例的发病原因和疾病诱导过程,完全可以引为今天我们在准备大规模推广转基因食品时,为我们敲响的一记警钟。
但是,黄大舫和张启发围绕转基因食品安全试验的一系列说辞,除什么口感很好,没什么不适感觉等等外,并没有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委托单位参与试验,没有试验观察报告和试验对象各项生理机能的检测数据,完全是一对食品安全的外行在信口开河胡言乱语,而本来,他们可能也确实是这方面的外行。


这几个月的争论暴露出来的问题表明,不但转基因的研究主导者安全意识严重不达标,而且《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在安全方面的考虑也并不周全,需要得以重新审视和修订。回到这个问题本身,是研究机构目前的构成,也并不适合安全要求,它不应该只由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营养学专家或者一般医药专业的学者构成,而应同时包括具备相应检测能力的专业医学检测机构,并应有更严格的、按照新药检测标准制定的检测程序。

在社会各界针对转基因的质疑过程,最让人困惑的,是黄大舫和张启发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傲慢、撒谎。
在持续近一年的质疑声中,很多本身就是研究人员的质疑者,已经拿出了详细的证明材料,证明一些转基因产品已经出现安全隐患。如据网友冷颜、杨芳州撰文表示,2006年11月14日《科技日报》曾刊登该报记者张浩的文章——《俄著名反转基因专家走马上任》,文中披露2005年俄生物学家叶尔马科娃博士做的转基因大豆喂食怀孕母鼠实验,一半以上的小白鼠刚出生后就很快死亡,幸存的40%也萎靡不振病病怏怏,其中有些也丧失了生育能力。
2009年7月美国人Jeffrey M. Smith撰写的《医生警告避开转基因食品》一文,也披露了大量转基因食物危害人畜的事实,如“印度在哈里亚纳邦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吃了转基因棉籽的水牛有并发症,如早产,流产,不育,并子宫脱垂。许多小牛死亡。在美国,大约24个农民报告说数千只猪吃了转基因玉米品种后成了不能生殖的,一些服用后出现假怀孕,有的生下袋水。奶牛和公牛进食了相同的玉米也成为不育。”

  “当雄性老鼠喂食转基因大豆后,其睾丸实际上改变了颜色:从粉红色的正常色转至深蓝色。老鼠喂食转基因大豆就已经改变了年轻的精子。甚至是用转基因食物喂养的母鼠体内的胚胎的基因(DNA)亦有重大的改变。”“在印度,当有牧羊人让其羊群吃转基因棉花植株(内有Bt),数以千计的羊死亡。在德干发展协会的一个小的后续跟进的喂养试验行动中,所有喂过Bt转基棉植物的羊30天内全部死亡,而那些吃天然棉花植物的羊保持健康……


还有网友详细介绍了今年5月,美国科学与环境医学会(AAEM)呼吁——
“可能的话,医生要教育病人,医疗界,和市民大众,避免转基因(基因改造)食品,及提供有关转基因食品和健康风险的教育材料。”
世界著名生物学家普什帕米巴尔加在审查了600多个科学期刊后认为:转基因生物(GMOs)是令至美国人健康急剧恶化的一大因素。
索尔克研究所的生物学家戴维舒伯特警告说,“在人口中,儿童是最有可能受到毒素和其它与转基因食品有关的饮食问题所伤害到。”。他说,“在没有足够的研究下,孩子们就成了“作为实验的动物。”

除这些详细的事实材料外,欧洲最近几个月对转基因说“不”的报道,也屡见报端。但是,面对如此大量、详尽、可信,且对转基因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的数据、事实和报道,无论是张启发,还是黄大舫,都至始至终一口咬定,“至今没发现转基因存在安全隐患的可靠案例”。
另有一化名“中华尖兵”的网友在网上报料称,4月18日张启发在广州转基因讲座上所说的“美国转基因食品不标识”。也是在误导听众。因为他向听众隐瞒了美国的“USDA Organic”标识,这一标识是美国农业部制定的国家有机法规项目(简称NOP), 对国内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加工标准和标签标准等进行制定、实践和管理。有此标识的产品,就意味着经过官方鉴定为天然有机食品、非转基因食品。美国大众凭借“USDA Organic”标识购买非转基因食品。
所以,张启发说美国转基因食品不标识且美国民众因此吃很多转基因食品的说法,是在欺骗听众。

这种不诚实的傲慢和基本道德的缺失,让人有理由怀疑张启发、黄大舫们主持事关整个中华民族饮食安全的转基因主粮研究工作的资格。道理很简单,如同没人敢吃一个不能信任的厨师给自己做的饭菜一样,我们能信任由一个道德不可靠的研究人员,联合外国研究机构来决定我们未来吃什么吗?尤其是它是技术上处于完全前沿的转基因食品!

 

在长达近一年的质疑过程,主管机构表现出来的沉默态度,让我不由自主想起了两、三年前社会各界质疑金融改革时,金融界的态度。

两、三年前,国内很多人,也包括在下,纷纷撰文质疑国内的金融改革导致的国有资产大流失,以及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潜在战略威胁。但是,因为据说得到了某位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支持,金融界对这些质疑、批评的声音态度傲慢,有恃无恐,期间,除针对社会质疑的声音接受过有限的几次媒体采访外,只召开过一次由社科院金融所发起所谓的研讨会,胡编乱造地为金融改革辩护(见我的旧文《谁给了他们裸体做"俯卧撑"的勇气》)。
在金融界的沉默中,一切按部就班往前推进——
现在,当初那场研讨会的发起人、原金融所所长李扬,已升职为社科院副院长,而当初声称壮大了实力的几家上市银行,其中已有两家以上在今年因为“资金不足”原因,又开始了新的融资计划,而更为严峻的是,这些“资金不足”的窘状,是在国内房地产形势刚处在调整初期出现的,而我们都知道去年一年国内房地产、乃至整个经济界发生了什么。
当这一切逐渐水落石出之后,通过上市壮大了实力的“银行们”财务数据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我想未来我们都会看到!那么,谁会对这一切负责?谁该为这一切负责?


本次面对社会质疑,主管部门的表现与当初金融部门的沉默,可谓惊人相似——除召开了一个为转基因辩护的研讨会,用邮件回复了一个网友的质疑外,只有张启发和黄大舫等一些研究人员零星接受了部分媒体采访,而就算媒体采访,也并不顺当,如有媒体接到的华中农大的回复,开头便写的是,“张启发院士团队的科学家承担了繁重的科研任务,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他们没有精力来投入复杂繁琐的争论之中。”
围绕转基因这个问题,还有很多环节值得探讨,未来有时间再进行,本文再谈最后一个观点:不要神话转基因。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对农作物的产量提升作用有限,有数据表明,大约在8%左右,那么,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目前我国农产品和世界农产品的一些数据。
就水稻的技术而言,目前我国的平均亩产为420公斤,而袁隆平已经进入中试的超级水稻,亩产量平均已经突破800公斤,差不多有一倍的增长,也就是说,水稻这一块,目前的转基因对水稻的增量作用,远远赶不上超级水稻。
大豆,目前我国大豆平均亩产在120公斤左右,低于世界平均亩产30多公斤,而世界大豆最高亩产超过500公斤,我国的最高亩产也超过了400公斤,这也意味着,即使挖掘、整合传统技术,最近几十年我国的大豆增产空间也非常大。
小麦,目前,我国小麦产量高于美国,低于欧洲,爱尔兰是我国小麦亩产量的2.30倍,英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四国是我国小麦亩产量的2倍左右....这同样意味着,借助传统技术,我国小麦至少也有一倍左右的增量。
简而言之,这些技术的横向比较,让我们对用传统技术稳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产量应该抱有信心,中国改善自己的农业状况并不是只能依靠转基因。
基于转基因技术特殊的技术特征和已经出现的安全隐患,在此慎重建议:未来至少10年以内,在未取得确定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不应大规模种植和在市场上销售转基因主粮。已出现在市场上的转基因主粮和其他转基因食品,要逐一清理,强制退出。对转基因这一具有挑战性的新技术,我们现在应该做好的,是加紧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和试验田的试验研究,以及制定完备的、与这一技术安全要求匹配的新的政策框架,而不是把大部分资金投入到
对它的研究而忽视对传统技术的研究、挖掘、整合。并急急忙忙把它推向市场。

如果缺乏必要的、严谨的安全考量,转基因推广确实可能构成一场由我们自己付费的慢性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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