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日报2010年07月19日消息，《理论周刊》近日对中央党校宋惠昌教授进行访谈。宋慧昌对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今不如昔‘怀旧’情绪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猛烈批判，引起了理论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看到这则消息，笔者一开始认为，能够引起理论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其观点一定具有独到见解。可仔细阅读了这些深入剖析和猛烈批判“怀旧”情绪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后，发现这些主要观点和内容一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二是肤浅无知，妄下定论；三是指鹿为马，曲意指责；四是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满纸都是荒唐言。这样荒谬的观点竟然引起了理论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笔者感到困惑。宋先生现象一定不是孤立的，很可能与时局有关，其目的是用似是而非的说辞对上对下进行煽动，以影响改革方向和改革政策，实有揭露其虚伪性，以正视听的必要。
偷换概念，混淆视听
改革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与这个抽象概念相对，改革方向、改革政策或改革办法、改革路径等都是具体概念。宋先生在访谈中，明显采取了偷换概念的办法。他把一些群众对某项或多项改革政策的不满，把一些进步人士对某项或多项改革政策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的担忧，偷换为对整个改革事业的不满。举例分析。
医疗、教育和住房的市场化，就是一项具体的改革政策。这项改革政策导致了群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群众肯定不满意。这明显是对这一项改革政策不满。宋先生一偷换概念，就把群众对这项改革政策的不满，变成了对整个改革事业的不满了。现在，对医疗、教育又开始进行公益性改革，这同样也是一项具体的改革政策，如果恢复了教育、医疗的公益性使群众受益，群众肯定是满意的。但是，如果不把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分开，那么，医疗、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和医疗、教育的公益性改革都叫改革，岂不是群众对医疗、教育领域实施的改革既坚决反对又坚决拥护了。
在改革方向上，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有一种改革，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在今天的表现就是，推行北欧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坚持新民主主义、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搞多党轮流着执政等。这些，都是总设计师坚决反对的，并为此罢免了两任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的总书记。如果像宋先生那样在抽象和具体的问题上偷换概念，显然邓小平也是反对改革或者是对改革不满的了。
过度的私有化改革，必然造成重大的现实社会问题和深远的社会历史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一些进步人士质疑私有化改革，质疑公有制还占不占主体地位，质疑最近出台的“国新36条”是在为深度私有化改革推波助澜。这同样是在质疑具体的改革政策。宋慧昌们通过偷换概念，同样把这些斥责为对整个改革开放事业不满。
宋大教授在科学问题上如此随心所欲，我想，如果让他去当医生，他肯定会害不少人的。比如，受了风寒的病人不能吃黄莲这种清热的药，头脑正常的医生会在该病人的处方上劝诫：忌吃黄莲。而以宋先生的思维逻辑，却一定会开出这样的处方：禁止吃药。
肤浅无知，妄下定论
事物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有根本区别的。在自然领域，先出现的是旧，后出现的肯定是新。但在社会领域，情况就未必如此。这是基本常识。不知道宋先生是不是不懂这个基本常识，在对他的访谈中，表现得如此无知。他按照事物的自然属性来定义社会领域发生的事情，把毛泽东时代发生的事情，统统定义为旧，把改革开放年代发生的事情，统统定义为新。凡是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就是怀旧，凡是支持改革开放年代发生的事情，就是创新。按照宋先生的逻辑，岂不会发生以下滑稽的事情。
1793年，法国发生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大革命并取得了政权。但随后波旁王朝又成功地进行了复辟并统治了几十年。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再次进行了7月革命，并于1840年彻底结束了波旁王朝的统治。按照宋先生的逻辑，法国资产阶级显然是在干怀旧的勾当。而且，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在巩固自己统治的过程中，这种怀旧的事情恐怕都干得不少。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几百年，按照宋先生的逻辑，当然也应该视为怀旧的几百年。为此，宋先生应该发动全世界的理论界对资产阶级的怀旧进行批判，让全世界都回到以农奴制为特征的中世纪 “新社会”去。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曾有过先打大城市的理论和实践，被毛泽东同志批评为军事上的“左倾”盲动主义。但从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开始，我们党就开始注意攻打大城市了。按照宋先生的逻辑，这显然是在军事上怀旧，是一种错误行为。为此，宋先生应该组织一个班子，对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攻打大城市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以正军史。
更有趣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农村人民公社的问题上提出了“二次飞跃”的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一刀切地解散了人民公社。但按照“二次飞跃”理论，过了一定历史时期，农村还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二次飞跃”到底科学不科学，在这里不争论。但宋先生应该写一篇文章，好好批判一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批判他的怀旧情绪，已经否定了的农村合作化这一“旧事物”，为什么还要让它第二次飞跃起来。
在特权问题上，宋先生表现了同样的无知和妄断。他认为：在曾经存在的人治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总是要有少数人享有某种特权的，而由人治转变为法治、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后，特权就废除了。其逻辑明显是，凡是人治和计划经济，必然存在特权；凡是法制和市场经济，就一定不会产生特权。因此，毛泽东时代搞人治和计划经济，存在特权，现在通过改革搞法制和市场经济，已经没有特权了。这种不顾事实的胡说八道，后面还要专门评论，这里暂且不表。这里重点要评论的，是宋先生们到底有多肤浅无知。
按照有关词典的解释，特权是指“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要形成这种权利，明显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持权者思想素质比较低，思想上不健康的东西多，按照1999版《辞海》的解释，就是受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二是要有适合特权的土壤和环境，三是持权者不能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哪些东西与这三个条件关联并催生着特权现象呢？我们一个一个分析。
先看第一个条件。很明显，官员头脑里不健康的东西多，或者说私欲膨胀，利用手中权力搞特权，与官员的世界观密切联系。它与是实行人治（即通常说的以人管人，管事），还是实行法治（即通常说的以制度管人、管事）这一运行方式根本没有关联。不管是人治还是法治，最终都要通过人来实现，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素质起决定作用。最能说明这个观点的事实是，当精英们片面强调法治、以为有法就一了百了的时候，由于管法、执法队伍的素质差，不但出现了大量的违法现象和司法腐败，而且还有不少人运用手中的司法权力去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干伤天害理的事情，令人触目惊心。
大量的事实还能说明，官员的素质高低与特权现象的发生率呈负相关，即官员素质高，特权现象少，官员素质低，特权现象多。毛泽东时代由于重视以德治吏，干部队伍素质普遍较高。这种运行方式尽管被主流精英们诟病为人治，但那时的特权现象却大大少于现在，不但特权现象之一的腐败事件非常少，而且涌现了大批廉洁奉公的好干部。这是不争的事实。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误信无知精英们的“药方”，片面强调法治，基本放弃了以德治吏，以为制订几部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就能管住干部，结果是，官员素质普遍降低，私欲严重膨胀，特权现象丛生，不但前腐后继，其它问题也频频发生，管不胜管，防不胜防。邓小平曾深刻总结到道：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于教育。去年，党中央又为此专门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从严治党问题，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由于历史惯性和在治本上的力度差一些，收效甚微。
再看第二个条件，适合特权的土壤和环境。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资源由计划配置；二是实行集中决策。与这个体制相适应，必然要求实行集体领导，个人权利很小。而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市场配置资源和实行分散决策。与这个体制相适应，必然要求下放更多的权力，个人有更多的机断处置权。
很明显，从资源方面来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实行国家统一调配，任何官员都没有权利擅自改变。虽然这种运行方式也无法完全避免漏洞，但政府官员特权存在的空间毕竟很小。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实行市场配置，政府官员具有广泛的特权空间如权力寻租等。从个人权利方面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实行集体领导，个人权利受到了很大限制，特权现象不易发生。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领域集体领导名存实亡，有些领域完全取消了集体领导，个人有更多的机断处置权，特权空间很大。以国有企业为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厂长、书记除了在招工、职工调级方面能打点查边球具有一点特权外，在严格的集体监督下，其它方面想都不要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国企老总不但对国有资产具有使用权、处分权，而且还有剩余索取权，并通过自己给自己定几千万年薪来得以实现。如果国企的MBO改革继续推进，国企老总们还将具有更大的特权。至于国企老总们庞大的非生产性消费，那似乎已经无足挂齿了，因为它和一些国企老总与私企或外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根本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面对国企领域如此严重的特权问题，中央有关部门不得不下发有关规定，重申“三重一大”问题必须实行集体决策。仅仅在国企领域就发生如此严重的特权问题，宋先生在计划经济时代见到过吗。
再来分析第三个条件。如何对政府官员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这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难题。但宋慧昌们天真的以为，只要实行法治，有制度管束，就能有效制约了。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治有特权，法治就没有特权了。宋慧昌作为中央党校教授，似乎连“任何法律法规和制度都无法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一基本常识都不懂。改革开放以来制订了多少法律法规，它比精英们诟病的人治时代不知要多多少倍，但特权现象有增无减。原因就在于，在法律法规和制度都无法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的情况下，不管是守法的，还是执法的，都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一句话，光靠制度根本管不住。要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除了制度外，在客体上还必须要有广泛的、切实有效的民主参与，在主体上还必须要通过有效手段，着力提高官员素质，形成较好的自我约束能力。这两方面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优良传统，在抑制特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是在宋慧昌一类无知精英们的不断鼓捣和折腾下，这些好的传统都给丢掉了，只剩下被精英们赞赏有加的法治一途，导致特权问题不断发生。虽然党和国家目前在有些方面已经逐步在采取补救措施，如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民主决策、党员主体地位等，但要有效监督和制约特权，还任重道远。
从对形成特权的三个必备条件的关联的分析中，相信大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宋慧昌们把特权问题归结为人治和计划经济是多么的肤浅无知。本来，改革开放以后，作为特权现象之一的腐败之所以不断发生，越演越烈，原因之一就是放弃了毛泽东时代的好传统，片面强调法治，不重视以德治吏，丢弃了民主监督。官员政治素质下降，私欲膨胀，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再加上市场经济有更多适合特权的土壤和环境，必然催生腐败。但无知的宋慧昌们看不到这些就算了，却偏要风马牛不相及的胡诌，什么社会转型期啦，体制不健全啦，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啦等等。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相当腐败的，1949年至50年代无疑是社会转型期，为什么腐败高度减少了呢？世界上存在完美无缺的体制吗？台湾、南朝鲜是市场化比较彻底的国家，为什么会不断爆出总统腐败丑闻？相信这些宋大教授是无法回答的。无知加妄断，胡编乱造原因，必然胡乱开药方。本来，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对症药方是把给社会主义体制洗澡时泼出去的婴儿再捡回来，也就是宋先生们所说的“怀旧”,在这个基础上根据新情况进行必要的创新。但宋先生们的“高招”却是什么高薪养廉啦，彻底市场化啦，改革出现的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啦等。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好多失误，都是决策层也包括邓小平同志误信了无知精英们的“良策”而出现的。如，“片面强调经济杠杆，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导致整个社会不倡德，官员不重德，人们不敬德，物欲横流”、“明显失败的教育、医疗市场化改革”、“带来严重社会后遗症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弊严重大于利厂长经理负责制”等等。由于不是本文主题，这里不展开分析。
指鹿为马，曲意指责
在访谈中，宋先生认为：“总有一些思想狭隘的既得利益者，斤斤计较于一时的得失，甚至如丧考妣，而怀念起‘昔日辉煌’，于是对改革开放事业产生抵触情绪”。什么是既得利益，虽然现在还没有权威的、大家都认可的定义，但按照约定俗成的理解，显然是指人们已经获得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某种特别权益。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曾经发布过这样的布告：“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这里指的既得利益，显然就是“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宋先生是不是把毛泽东时代人们通过劳动获取的工资、工分和普遍享受的医疗、上学、住房保障这些非生产资料一类的生活必须等同于既得利益，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但是，你既然指责“怀旧”的人群是为因为失去既得利益而对改革开放事业产生抵触情绪，那你就要提出充分的理由。我们看宋先生的理由是什么。在指责“怀旧”的人群是为因为失去既得利益而对改革开放事业产生抵触情绪后，宋先生接着说，怀旧的人群哀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朴素的社会风气再也不见了，…当今社会集体主义精神泯灭了，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泛滥，人们对个人利益太重视、太计较了；由于体制上的某些缺陷而孳生出了腐败现象，等等。”
这就奇了怪了。既然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们是因为失去了既得利益，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去指责现有体制在利益格局调整上如何使他们失去了既得利益，而去哀叹在现有体制下，“世风日下、集体主义精神泯灭，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人们对个人利益太重视和产生腐败”这些与失去既得利益无关的东西呢？宋先生难道不觉得你对“怀旧”群体的指控与你提供的证词之间纯粹互相矛盾，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吗？特别是哀叹“人们对个人利益太重视、太计较了”，这哪里是在怀念既得利益，分明是在担心人们的价值观被严重扭曲后必然要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一个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里，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必然会增多，社会矛盾必然会增大，违反社会道德底线甚至严重违反法律和严重缺德的事情都会频繁发生。“三聚氰胺”、“开胸验肺”、“黑砖窑”等罕见事情的发生以及腐化堕落等事件的大量发生就是最好的证明。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本来是进步人士看到这种现象后在为我们党、我们国家，在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担心，却被宋先生指鹿为马为因失去既得利益而对改革开放事业不满，曲意进行指责。戴着中央党校教授头衔和有色眼镜的宋先生太有学问了，这种自相矛盾、缺乏理论逻辑的观点也好大言不惭地拿出来说事，并洋洋自得地自诩为“深入剖析”。
歪曲事实，掩盖真相
前面，我们已经对宋先生在特权问题上的无知进行了剖析，并结合实际，在理论上说明了不是人治和计划经济容易产生特权，相反，片面的依靠法治和市场经济才容易产生特权。这有大量的事实为证，不想多费笔墨。在这里，我们要重点分析，过去的一些特权者，到底是失去了既得利益而对改革开放事业不满的群体，还是正是当今的既得利益者。大量的事实表明，过去的一些特权者，正是当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运用手中权力，利用某个时期不当的改革开放政策，通过以下手段，获取了大量的合法的或非法的利益。
手段之一，官倒。大家都可能没有忘记，1989年，我国发生了动乱。这场动乱虽然其主流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其诱因之一就是官倒，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正是利用了学生们对严重的官倒这一腐败现象的不满,挑起了事端。不少特权者或其子通过官倒，迅速暴富。
手段之二，经商办企业。特权者通过手中权力，为名义上挂在别人头上的公司或者其子女、亲属开办的公司提供政策上的、资源上的、价格上的以及信息上的支持，获得大量利益。
手段之三，瓜分国有资产。在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中，人们都可以看到特权者的身影。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往往是在国有企业改制或破产重组的合法环境中进行的。特权者或其子女伙同、勾结他人瓜分国有资产，往往一夜暴富。
手段之四，贪污受贿，卖官敛财。特权者在资源分配、工程发包、部属职务升迁等过程中，大肆贪污受贿，程度相当严重。更有甚者，对官职明码标价，要当官者，拿钱来买。
还可以举出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可以说，当今的不少富人，往往与过去的一些特权者及子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理很简单，只有原先就具有权利，才能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捞到好处。当今俄罗斯的资本巨头，很多就是前苏共的特权者。因此，过去的一些特权者，不但是不当改革开放政策的既得利益者，而且明显是改革开放特别是一些不当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哪来的对改革开放不满。
宋先生们可以把官倒、官员经商办企业、瓜分国有资产、贪污受贿、卖官敛财等等都看成是社会在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发展，或者说这些纯粹是鸡毛蒜皮的支流，无足挂齿,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宋先生们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能歪曲事实，掩盖真相，硬生生地编造出现在对改革开放不满的，都是过去的特权者群体这样的天大谎言来。
这样如此歪曲事实，掩盖真相，人们有理由怀疑，宋先生们是想对上对下进行欺骗，左右改革开放政策，以此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生怕对改革开放政策来一个纠错、纠偏，如，“在私有化已经严重过度的情况下坚持国进民退，恢复并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市场经济的计划调控”、“恢复医疗、教育事业的公益性，不再以盈利为目的”、“加强对特权的限制和民主监督，创造有效制衡特权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保护劳动者权益”等等。一句话，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优良传统和有效做法，并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果这样，宋慧昌们或者宋慧昌们所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就无法保证至少是不能巩固了，仅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对市场经济的计划调控一项，官员们的权力寻租空间和资本集团的利益就要受到很大限制。所以，他们对“怀旧”的群体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千方百计的对所谓的“怀旧”情绪进行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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