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仇官、仇富现象为何存在——问李君如
叶劲松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讲，“一旦公务员在社会上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得不到尊重，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失控了。一旦这个社会失控，倒霉的不是官员，倒霉的是老百姓。”李的论调受到广大网友反对。
在参加两会的3月10日，李君如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再一次说：“‘仇官’最终倒霉的是老百姓是肯定的” 。“在谈到“仇官”、 “仇富”现象是否会愈演愈烈时，李君如说，这取决于社会本身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产生怎样的问题，这其中“包括我们的‘官’和‘富’是否能够善待社会，也包括普通老百姓是否能够正确理解‘官’和‘富’的心态”。李君如认为，社会内在的和谐比什么都重要，所有人都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
按李君如以上话的意思，“仇官”、 “仇富” 是不和谐表现，是对人不“尊重”、 不“理解” 的表现，是“普通老百姓” 未“能够正确理解‘官’和‘富’的心态” 的表现。似乎“普通老百姓” 以李君如所要求的 “正确理解‘官’和‘富’的心态” 行事，不“仇官”、 不“仇富” ，社会就和谐。
李君如教训“普通老百姓” 应怎么样认识和行事，但他作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却不能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其观点的理论依据，也不能说明我国出现“仇官”、 “仇富”现象的原因。这表现了李君如的虚弱，它装出一副才高八斗的精英状，不过是用来掩饰虚弱。
李君如的谈话通篇荒谬，其荒谬之处，首先在于他无视社会真实情况，无视社会现实中主要问题是什么。例如，我国社会中广大工人农民职员饱受资本家的剥削，生活艰辛，许多“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得不到尊重” 的悲惨客观现实是无处不在，李君如对此避而不谈，却谈他那“一旦公务员（实质是官员——笔者注）在社会上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得不到尊重” 的不存在的假设状况。
又例如，“李君如最后特别强调……没权的人也要学会去理解，要明白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追求绝对的公平是不现实的” 。我国社会广大工人农民职员分明是希望消除自己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从而消灭社会贫富悬殊，李君如却说劳动大众是追求“不现实的”“绝对的公平” 。这里，剥削、贫富悬殊等社会丑恶和劳动大众仇恨这些丑恶的正义性，都被李君如抹杀了。
再例如，广大民众为什么有李君如所说的“仇官”、 “仇富” 意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所谓“仇官”、 “仇富” 意识，不过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换句话说，是我国社会状况，造成广大民众有李君如所说的“仇官”、 “仇富” 意识。而要改变广大民众的所谓“仇官”、 “仇富” 意识，则必须改变我国的社会存在现状，消灭我国现存的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李君如回避现实，只谈所谓广大民众“仇官”、 “仇富” 意识，不去揭示产生这种社会意识的社会原因（即社会存在）。不说李君如刻意掩盖社会丑恶现实，至少也可以说他这个一副才高八斗状的所谓砖家，不敢从现实出发去认识问题，从而使其问题谈论显得极其肤浅、荒谬。请问李君如，当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使广大劳动者受剥削时，当许多官员力图维护这种生产关系时（即许多官员强迫劳动大众接受资产阶级剥削时），你要求广大民众应该有不“仇富” 、不“仇官” 的意识，可能吗? 李君如难道要求民众变为对社会存在无反映意识的傻子?
所谓“仇官”、 “仇富” 社会意识，实际是现存社会广大民众和官员的矛盾，穷人和富人的矛盾的的反映。而这两大矛盾中，所谓穷人和富人的矛盾是基础性的矛盾，是这基础性矛盾造成次生的广大民众和官员的矛盾。所以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所谓穷人和富人的矛盾。
而穷人、富人是对阶级剝削社会表面现象的一种表述，即它并未接触到阶级剝削社会的深层次的东西——阶级和阶级剝削。穷人、富人这种对阶级剝削社会表面现象的表述是几千年前就有的，是人们对社会认识不深入的表现。而阶级和阶级剝削这些能揭示剝削社会本质的概念，则是最近一两百年才出现，是人们对阶级剝削社会认识深入的表现，它能揭示阶级社会出现穷人、富人的原因，也能使人正确理解所谓穷人和富人的矛盾的实质是什么。而我们分析社会，应从社会本质进行分析，而不应只限于社会表面现象。因为只限于社会表面现象的讲述，是肤浅的，它无法正确说明社会中所谓的“仇富” 、“仇官” 的现象。
从李君如谈话看，他不是从社会中人们分为不同阶级、存在阶级剝削的现实出发，不是从穷、富与被剝削和剝削的关系出发，讲述或论证为何会出现贫富悬殊和“仇富” 、“仇官” 现象。
物质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切物质财富都是劳动大众的劳动创造出来。一个人不管多么聪明，如不参与劳动，也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资本家不劳动或劳动很少却拥有巨额财产，乃是通过剥削劳动大众，榨取巨额剩余价值而更富。剩余价值本来就是劳动大众的无偿劳动创造,而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又被当作资本用来继续进行剥削。即资本家（老板）要求劳动者劳动,并占有和出售劳动者劳动的产品而致富。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因为遭资本剥削、压迫反而贫穷。正是剥削、压迫关系，才使劳动大众有了李君如所说的“仇富” 意识。因此，所谓民众的“仇富” 意识，实质是民众仇恨剥削、压迫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劳动大众正确认识社会的起步，是社会能进步的前提。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唤起劳动大众仇恨、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意识。中国共产党在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30多年中，就是这样来教育、动员劳动大众的。
另外，有不少官员、精英等为资本服务，极力维护现存的、对资产阶级有利而使劳动大众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得到剝削阶级——资产阶级贿赂或赏赐而富裕。这些还披着共产党员皮的官员、精英出卖劳动大众利益，帮助资产阶级剥削劳动大众，是产生现在所谓官民矛盾、“仇官”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消灭“仇富” 、“仇官” 现象，要真正实现社会和谐，首先应消灭产生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使劳动大众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其上的上层建筑剥削、压迫劳动大众的现状，李君如不去揭露和批判，却去责怪劳动大众“仇富” 、“仇官” 。李君如等人的身上，已经没有真正共产党员的一点儿要素存在，他们已蜕变为与资产阶级所豢养的文丐一样的角色。他们甚至远不如西方有正义感的非共产党人学者，西方的这些学者还能揭露“自由、民主” 标榜下的资本主义剝削和压迫，而不是象李君如们去粉饰或回避这些资本主义丑恶。
法国著名律师朗克罗瓦写道：“当社会存在富人和穷人,当法律和法庭竭力维护富人特权的时候,还有什么公平可言……但愿有人来指责我,说世上也存在诚实的富人,他们是靠自己的血汗一点一点地积累财富的。我敢说,没有一个真正诚实的富人。只有当他们剥削别人的劳动,以高价出卖商品时,他们才会发财致富……富人最巧妙的手法正是让这些无知的受害者保护他们”（朗克罗瓦《法国司法黑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朗克罗瓦既揭露了法国社会中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也揭露了法国上层建筑中的“法律和法庭竭力维护富人特权的” 情况。通过这些揭露，为人们很容易理解法国劳动大众罢工、游行示威等所渭“仇富” 、“仇官” 行为打下基础。而朗克罗瓦的揭露，也使人更易认识到法国劳动大众的“仇富” 、“仇官” 行为的正义性。
美国学者麦克劳也指出,资本主义“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反对者称之为‘工资奴隶制度’。不少根据卡尔.马克思给资本主义所下的原始定义，强调资本主义体制不只是市场经济，也蕴含着由资本家或由其利益统治的政治体制。这种定义包含着相当大的真理……一旦市场开始替代这些常规，政治权利就开始移向新富”。他还写道,在美国,“至于普通工人,被权力大过他们的几乎每个人剥削”（麦克劳《资本主义世纪》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6、7、358页）。美国非共产党人的学者麦克劳，还尝试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分析和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压迫，而曾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号称为共产党学者的李君如，却粗暴地抛弃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分析方法，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还指责劳动大众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正常意识反映，是不应该的“仇富” 、“仇官” 现象。朗克罗瓦说得好，“富人最巧妙的手法正是让这些无知的受害者保护他们”，而李君如宣扬的“普通老百姓” “能够正确理解‘官’和‘富’的心态”观点，就是要“普通老百姓” 麻木地“理解” 并忍受资产阶级及为其服务的官员的剥削和压迫，这正是企图让“无知的受害者保护他们” 资产阶级的行为。
即使两三千年前，人类祖先虽不知阶级、剝削等概念，也知道当时的社会（即私有制社会）中富人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成为富人”，是靠一般大众认为不道德的坏伎俩致富，并为此表现出仇恨富人的情绪。例如，西方“多数伦理系统都有严厉告诫,说追逐富有如何如何毒化灵魂。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政治家梭伦评述道：‘坏人多富,好人多穷’。圣经中《马太福音》提醒说：‘让富人进天国,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即富人坏，只配下地狱，不配进天国──笔者注）’”（《资本主义世纪》第5页）。“坏人多富,好人多穷” ，富人坏，只配下地狱，不配进天国，这些对富人的仇恨的意识，也是限于当时条件制约的对社会正确的认识。因此可以说，大肆指责仇官、仇富的似乎现代的李君如，甚至不如两千余年前的古人那样能揭示社会矛盾。
为剥削的辩护与剥削是如影随形。这表现在存在残酷剥削的地方总是有学者模样的人粉饰着这产生剥削的制度的合理性，也表现在普通民众表现出对剥削劳动者的资本的仇恨，表现出对维护资本利益的官僚的仇恨时，总有如李君如这种学者模样的人站出来指责这种表现不对，并要求民众按他所讲的那样来认识问题。而这些所谓学贼的谈论，不过是对两千余年前的古人对贫富问题认识的倒退和反动，表现出他们力图维护产生人剥削人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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