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最近比较出名，先是宋惠昌教授对“怀旧”情绪的批判，接着是吴忠民教授对当前社会矛盾的五个特征表述。前者谬论种种，后者种种谬论，最终反应出中央党校教授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修养和理念，如此党校教授，虽然代表个人观点，但处在培养中共高级干部的位置，宣扬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非社会主义价值观，就太出人预料了。依靠诸如此类的教授，要想培养出真懂马克思主义者和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级干部，就太出人预料了。
中国的社会制度被现在的执政者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这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为主吗？这个似是而非的社会主要矛盾说，经过三十年的改开历史，并没有得到充分证明。倒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所说的诸多矛盾，总而言之，不过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毋庸置疑的是，这种斗争形式不再时隐时现，而是公开化，整个社会按照阶级利益重新进行了组合和划分。执政党何去何从，的确到了再次选择的关口了。
在吴忠民看来，社会成员的个体意识、财产意识、维权意识的觉醒应当归功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扩散。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成为普遍现实感，人们开始关注现实的生活质量，不再高度关注禁欲主义，和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这里吴忠民仅仅说对了一半，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确市场经济体制和以人为本的功劳，这种理念的污染，使得中华民族再次陷入散沙一片的衰落之中。良好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助人为乐的社会风尚丧失殆尽，扶危济困成了高风险行为，我们的社会不得不面对老人摔倒之后无人敢上前扶助的尴尬局面。没有说对的一半是，正如吴忠民的同事宋惠昌所说的“怀旧”情绪的蔓延，就是对吴忠民所谓摒弃禁欲主义和“乌托邦”理念的最好回击。
看得出来，宋惠昌也好，吴忠民也罢，作为培养中共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教授，价值观取向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真不知道这样的人培养出来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价值观取向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说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吴忠民对过去的历史不甚了了，尚情有可原，但至少他的父母教育之责未能尽到。我看让吴忠民这样的教授到民间走一走，了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众是如何思考这一问题的，免得人云亦云，信口雌黄。
人民关注民生问题，其实质是对政治诉求的一种客观反映。把民生需求与政治诉求割裂开来，掩饰目前窘迫的社会现实，实在不是高明的手法。改革前的民生问题，不是贫富悬殊的问题，而是生产力发展尚未达到较为发达的原因，是国内外的种种压力以及为国家工业化积累巨额资金的客观需要造成的，也是人民群众舍小家为国家奉献精神的具体体现。尽管如此，国家财力优先安排解决民生问题，使得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问题得到良好的解决，使得农村水利、化肥、机械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得到稳步提高，为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三十年的艰苦创业，几代人做出的巨大牺牲，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没有这些坚实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基础作后盾，改革开放就是无水之源，无根之木，无米之炊。一个党校教授如果连这一点也搞不清楚的话，还是闭口为好。
把干群关系之间的矛盾归咎于民众的法治意识比较淡漠，社会组织的发展比较滞后，现阶段的法律制度建设还比较滞后，着实是乱弹琵琶。为什么过去的干群关系如同鱼水关系，现在的干群关系形同陌路、对立关系？似与法律制度健全不健全没有多大直接关系。战争年代，前三十年的法律制度比之现在多如牛毛的法律条文，相形见绌，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干群关系亲如鱼水。吴忠民或许真搞不清楚，或许他心知肚明装混蛋。既然在中央党校混日子，建议狠下苦功把这个简单的问题琢磨透，免得再说出此类的不着调来。
干群关系的恶化，在于官僚主义横行，在于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于官员的腐败变质。而人民群众民主与法律意识的提高，正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群众运动的洗礼，与干部民主和法制意识的泯灭和官本位意识的暴露形成鲜明的对比。毛主席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吴忠民把干群关系的恶化归咎于民众法治意识淡漠，是儒家“上智下愚”腐朽观念的大暴露，也是他反人民的本质大暴露。在他看来，精英们才是英雄好汉，人民群众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可怕的。
人民群众有了问题找政府，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各级政府一以贯之的告诫，所谓的执政为民，群众的事无小事，就是最好的说明。政府应该承担起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责任，是义不容辞的。把教育、医疗、住房甚至养老产业化，才是把政府置于不仁不义之地的政策。政府决策者如果继续执行这样的混蛋政策，继续被少数市场经济传教士所误导，继续拿民生问题当球踢，那么他们垮台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人民揭竿而起的冲突随时可以爆发。造反是死，忍耐也是死，与其窝囊去死，不如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夺回人民失去的社会主义大好江山。
吴忠民也是一位市场经济拥趸者，反对国家对某些经济行为进行干预。在他看来，政府在法理框架内难以有效、全面地解决民众的多方面要求（不知所云），就不要横加干涉，免得直接损害民众的合理利益。这就让人看不懂了，政府不加干预，民众诉求得不到解决，才会损害民众合理利益；如果加以干预，何来直接损害民众合理利益的矛盾之说呢？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吴忠民前后的“民众”含义是不同的。前一个提出诉求的“民众”是指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后一个合理利益的“民众”，应是少数既得利益的强势人群，比如官僚资产阶级，资本家群体。这样一来，吴忠民的直接损害说，也就有了合理的出处。
在吴忠民看来，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他们难以对社会形成一种积极的认同。这是一句实话，这个民众基础就是工农阶级，这个不认同的社会是指宋惠昌所说的“新制度”。按照宋惠昌的说法，工农阶级应该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旧制度”的怀念和认同的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工农阶级在改开过程中获益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中。之所以会这样，吴忠民找出两个原因，其一，归咎于人们缺乏的理性约束，缺乏应对社会问题的从容心态，缺乏从长计议，从而加重了社会矛盾的严重性。这下可好，群体事件，社会冲突，工人跳楼，农民工讨薪，都与强者无关，都是弱势群体之罪。看来吴忠明希望的是任凭资本家剥削，任凭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卖国，任凭贪官污吏横行，任凭黑社会烧杀抢掠。工农大众要克制，要有理性约束，要从长计议。不要造反，不要反抗，不要讨个说法。由此看来，吴忠民已经与宋惠昌一样沦落为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吹鼓手，成为工农阶级的死敌。其二，归咎于互联网等先进信息传播手段的扩散与放大作用。因为某些阶级成员使用网络或短信发表看法，承担的风险和责任都很小，进而使得一些社会成员借题发挥，借机泄愤。归咎于发表看法者缺乏理性，听者看者同样缺乏理性或者至少来不及分析。在吴忠民眼里，老百姓还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乌合之众，根本就没有发表自己看法的资格和权利，因为他们的看法总是缺乏理性，多是借题发挥、借机泄愤。只有精英们独霸话语权才是理性的，只有精英们的观点才是睿智的。
看了吴忠民大言不惭的谬论，让人笑掉大牙。也看得出，由于互联网的诞生，精英们话语垄断地位的丧失，使得他们靠造谣蒙骗过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之后的颓废心态。由于人民群众可以利用互联网（虽然仍受到制约）可以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不争论的发明和“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取消失去了堵塞言路的效用，使得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也怀起旧来：要是没有互联网多好啊！
面对着中国现阶段的阶级矛盾，吴忠民搬出“维稳”理论诈唬人，希望人民群众采取温和的诉求方式，因为民众大量的诉求必须通过官方介入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谢谢吴忠民的“善意”劝告，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只要还有一口饭吃，还有一寸栖身之地，还有一点生存之望，决不会轻易地进行反抗的。正是因为中国劳动群众过于善良，才导致中华民族屡被外夷欺辱，才是长期被官僚豪绅剥削压榨的缘故。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得益于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得益于摆脱了儒家学说的精神枷锁。所以，毛泽东思想是劳苦大众的指路明灯，是劳苦大众的保护神。正因为如此，现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精英们急于清除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恨之入骨。三十年来，他们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毛非毛浪潮，竭尽污蔑诽谤造谣惑众之能事，利用攫取的舆论阵地和教育场所贬损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把毛泽东说成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意欲彻底颠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政治基础。然而，事与愿违，人民群众经过三十年的比较鉴别，彻底认清了资改派们的嘴脸，幡然醒悟，不再被资改派们所欺骗，毛泽东热一潮高过一潮，就是人民群众怀念当家做主情绪蔓延的结果。今日之中国，经过毛泽东时代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已经厌恶了资改派的花言巧语。人民群众知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迫使官方介入，使自己的合理诉求得到比较快的解决。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迫使资改派们不敢轻易地放弃社会主义的招牌，才能展开与资产阶级殊死的搏斗，才有可能恢复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走上共同富裕、人人平等的幸福之路。斗争和反抗是唯一的出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资产阶级手里，永远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吴忠民所说的解决社会矛盾的两难处境，归根结底是所有制矛盾，这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抓住了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才使得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的矛盾突现出来。随着生产力的全面提高，这样的矛盾会逐步得到解决。华西村、南街村、刘庄村等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他们那里，劳资关系是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剩余价值变成集体财富，并最终造福于广大群众，而不是中饱少数人私囊，劳资矛盾自然化解，又怎么会变成两难问题呢。不解决所有制问题，社会财富（尤其是剩余价值）分配严重不公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就会成为社会痼疾，对所有政府来说，都是“两难”问题。政府要么偏向无产阶级，要么偏向资产阶级，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对资产阶级宽容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残忍，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矛盾，不消灭人剥削人而且效率低下并引发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靠共决工资制就能实现调和吗？痴人做梦！
总而言之，中国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两个阶级的矛盾，仍是走社与走资的矛盾。这个根本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分配弊端无从解决，否则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贫富悬殊问题早就迎刃而解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在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会停歇，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不会停歇，这种斗争将随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加剧，并终将引发更大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变革，直至无产阶级取得最后的胜利。
写于2010年7月29日修改于30日
附文：
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演变新趋势
时间:2010年07月26日 来源:北京日报 :吴忠民
我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这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新特征。
特征之一：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
现阶段，我国民众对于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扩散，导致了社会成员个体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造就了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但是，由于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一方面是对于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却是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源自民生方面的社会矛盾必然会大量出现。相比之下，政治方面的诉求尚未引起民众的足够重视，相应的由政治诉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不可能成为数量居多的社会矛盾。
特征之二：干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从社会矛盾对应群体的角度来看，官民（干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是由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背景条件所决定的。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心理和行为的惯性依赖。应当承认，中国现阶段的法律制度的建设还比较滞后，民众的法治意识比较淡漠，而且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比较滞后。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民众传统心理的一种延续或者是一种路径依赖，民众自然就会向政府表达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实际上，这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错位行为，即：该找的事情去找政府，不该找的事情也去找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民众承担了大量的、几乎可以说是难以胜任的无限责任。本来，现代社会当中政府的合理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政府推动型的，政府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起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的巨大作用，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力度较大的干预力。这些干预力有的是十分必要的，有的是特定时期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则是越过了公共利益的边界成为一种有害的行为。既然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过度的依赖，依靠政府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很高，同时政府在法理的框架内难以有效、全面地解决民众的各方面要求，而且政府不恰当的干预力也会直接损害民众的合理利益。在这样的情形下，官民（干群）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凸显。
特征之三：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的矛盾
从社会矛盾激化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往往表现出一种连带性的、迅速扩张的特征，即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矛盾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由于基本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因而使得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当中的一些成员产生积怨，难以对社会形成一种积极的认同。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被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
其二，社会焦虑现象推波助澜。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弥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风气，使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社会焦虑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问题的从容心态，缺乏从长计议的理性安排。既然缺乏理性的约束，那么人们相对来说就容易卷入某些自己本来或许所没有料想的纠纷或冲突当中，从而加重了某些社会矛盾的严重性。
其三，互联网等先进信息传播手段的扩散与放大作用。近年来，中国的信息传播手段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互联网等先进信息传播手段对社会矛盾的形成和扩散自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先进信息传播手段越来越普及的条件下，至少出现了两种情形：一是关注某个社会矛盾的某些社会成员，使用网络或短信发表看法。由于大量网络帖子和短信采取匿名的方式发布，因而发表者所承担的风险和责任都很小，进而使得一些社会成员借题发挥、借机宣泄，这样，大量未经证实或认真分析的看法甚至是非理性的看法就会纷纷出现。另一种情形是，越是激烈的言论，越容易引人注意，因而传播的范围就越广。如果说看法发表者缺乏理性的话，那么听者同样也缺乏理性至少是来不及进行必要的分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社会矛盾很有可能会加重，个案问题易演化为整体化矛盾。
特征之四：诉求方式相对温和
就现阶段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方式而言，仍然是以温和的方式为主，激烈的利益诉求方式只是少见的现象。
其一，人心思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社会稳定是现代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社会的稳定，那就意味着社会动荡。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所广泛认同，人心思定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显然，在人心思定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民众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更容易倾向于以温和的方式来进行。
其二，利益诉求一方行为方式的理性选择。中国民众是十分理性的，在考虑一些重要问题时，实现目的和成本付出是一件必须考虑的事情。受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民众当中的一部分成员仍然存在着“怕官”的心理，同时现实的状况是，民众大量的利益诉求必须通过官方介入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何一方面使自身的利益诉求得到了表达，而且通过某种压力使问题的影响增大，让政府知道此事的重要性并认真介入来解决此事，另一方面又能够小心翼翼躲开“违法”嫌疑，以不被界定为违法行为作为出发点，减小自身的风险，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便成为社会成员普遍考虑的问题。这样，各种各样温和的利益诉求方式便成为当事人的现实选择。
特征之五：解决社会矛盾的两难境地
解决社会矛盾容易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即：在解决此种社会矛盾的同时，却往往会加重了彼种社会矛盾。这在一些事关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保护的政策和发展经济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劳动保护政策的落实同一些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有时会出现两难的情形。劳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大势所趋，但同时还要看到，劳动保护政策的落实，意味着企业要支付较之以往更多的成本。于是，劳动政策的充分落实同一些企业发展的后劲两者之间有时会难以避免地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形。同时还要注意的是，现阶段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以及无规则现象各有各的生存空间，这就使得人们在判断或解决社会矛盾时往往缺乏一整套统一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形下，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就难免会出现此起彼伏的状况，从而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
特征之六：社会矛盾的演化空间大
从社会矛盾演化趋势角度看，其生长空间很大。两方面的数字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一是“上访”数量居高不下，二是劳资纠纷的数量上升迅速。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要群体出现了某种弱势化的趋向，同时精英群体却出现了一种“利益结盟”的苗头。这种社会不公现象甚至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现象。就此而言，至少有三种现象对社会矛盾演化有着重要影响：一是劳资矛盾的显性化；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三是许多社会成员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公正、不合理问题的“倒找”举动。随着法治的逐渐健全和社会成员法治意识的形成，许多社会成员有可能会对自身以往所遇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问题进行追溯性的维权活动。这也会加重社会矛盾。
总之，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对于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势必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和实施相应对策时，既要考虑到应对措施的可行性，又要加大应对措施的力度。
（为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
■链接·数据与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在划定的十个群体类别中，有两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个是党政干部，另一个是私营企业主，选择百分比分别为59.2%和55.4%。而作为人数最多的农民和工人的选择百分比则倒数第三位和倒数第二位，分别为3.4%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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