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评论汪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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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11：井底望天天涯专稿：我们中国这些年（一）2010

很早以前，就提过这样的设想，要在天涯上谈一谈中国当代这些年的历史梗概，一直没有成文。
　　
　　2009年下半年以来，发生了种种的事件，而其中或明或暗的焦点，其实，围绕的是和历史与现实有关的总体评价问题，这是设计根本的大问题。现实舆论的噪音和迷雾，让俺觉得很有必要，重提旧笔，写一个“我们中国这些年”，给现在越折腾越欢的舆论，起一点拨乱反正的效用。
　　
　　总的看，中国的国内和国外趋势是向好的。俺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想大笔铺开的高铁，现在已经四处开花，随时结果，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而7月德国的默大娘来华访问，也逐渐与过去的黑脸不同，反而开始唱红脸。俺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个商业专题报道，中德之间的贸易额火箭一样上升，德国的真金白银的技术，正在逐渐被中国吸收。这其实就是基本面。
　　
　　然而俺观察一些年轻朋友，大概是受到了国内媒体舆论的炒作的影响，反而有点垂头丧气，很没信心，甚至喊出了移民的声音。俺也奇怪，当今世界，趋势如此明显，你移民去哪里？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越来越依靠资源行业一条拐杖的独腿国？移民去日本，这个高龄少子的沉没方舟？移民去欧洲英伦，陪400年文明大厦的倾颓一起安葬？还是移民去美国——美国倒是还有不少希望，但恐怕很难留住国内的待遇和地位，在美国也会活的比较辛苦——你有真本领除外。
　　
　　其实俺一直很关注国内自诩为“舆论界”的一群人。俺每天的例行工作，除了阅读美国、英国的几份报纸意外，对于国内媒体也日益关切。俺所谓国内的“舆论界”，主要不是指人民日报，而是南方的南周南都，北方的新京中青，经济的财经财新，网络的四大门户，等等。这里面有些群体，09年下半年以来很活跃，俺去年以来历数的奥巴马访华，哥本哈根会议，阿克毛死刑，谷歌“退出”事件，阿凡达电影风波，其实这些人都在掺活或者组织，格局十分明显。在俺看来，这折腾来折腾去，其实也无非就是那两把刷子，搞不出什么名堂。有些文人自作多情，假戏真做，一边每天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高喊“绝望社会”，一边为房地产商敲锣打鼓，唱空地产调控。这边演的好像是社会的受害者，转脸就名正言顺的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
　　
　　俺关注到有两个事情比较特别，因为这两个事情被炒作了两次。
　　
　　一个事情是移民论。这个移民论的早期出炉，主要是在2010年4月中央郑重启动地产调控之前的事情，当时的口号，如果俺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卖掉北京一套房，换来美国一座房”，也就是北京小地主做美国梦。当然这种不考虑个人谋生能力的口号，其实是一种误导，但考虑到当时北京房地产的猖獗程度，俺觉得勉强可以理解。可按这种思路，中央进行地产新政调控之后，这种幻想理应逐渐消减下去。但到5月底到6月，一批有组织的媒体“移民”论，“精英流失”论如同沙尘暴一样卷土重来，密布各大媒体头版头条，让人觉得煞有其事。这在俺看来是想浑水摸鱼，妙手空空做个弄假成真。是为其一。
　　
　　第二件事情是汪晖教授事件。最早是在4月，一位教授在一份国内知名报刊上试爆“揭发文章”，企图一炮轰响，后来这炮不怎么响，所以到6月中下旬，又掀起第二次冲击波，再接再厉，联合发难。再后来则是另一位网友无心揭批了炮轰一方一位领军教授糟糕百倍的不光彩记录，这个事情，遂发生了戏剧化的演变。里面自扇耳光的文人笑话接二连三，俺也懒得列举了。
　　
　　俺是80年代过来人，也算是在当时的一些文人圈子里潇洒走过一回的当事人，虽然自己没有什么名气，但那时各路人物的手法，俺是不算陌生，自认可以发两句言。其实80年代的时候思想界算是所谓“诸子百家”，青年才子，自由发言，在粗浅和急躁中兴奋，那个时候热的都是人文、社会类的学问，而这些学问，当时没有什么学术规范，也没有什么学界忌讳，一个典型的做法，就是拿来一本外文著作，也不需要和老外打声招呼，申请什么中文版权授予，上来就译，然后堂而皇之的成为系列，以某某人民出版社的名义，畅销全国。那时的《走向未来》丛书，就是如此炮制出炉。俺想，当年经历过这个时代风云的同仁，不会不记得吧。
　　
　　而那时候的引文规矩，在大部分情况下，则几乎无人注意。俺略读了汪晖教授著作的网上版本，以那个年代的标准，汪晖教授可谓严谨到了极点，即使以今天的标准，也并无更多可以多语之处。倒是后来经过网友披露的另一位教授的作品，不说学界标准，以俺这个乡野闲人的标准来看，也是惨不忍睹，更不要说，后一位教授的作品，出版于1990年代后，是中国学界的规矩已经颁布，大家都要遵守规矩的时候了。
　　
　　而从汪晖教授事件的前后来看，在里面起哄的，以媒体界的南周南都及衍生媒体为先锋，以学术界一些已经逐渐没有什么学说新见的高校官僚文人为“后盾”，以一些国内“痞气”网络文青（“文学”青年？还是“文化”青年）为帮闲，以一些香港的殖民地文人为“外援”，这几批人互相配合，以汪晖教授为口子，来势汹汹，展开了酸腐的围攻杀戮。（俺不用无情杀戮这个过去的通常说法）
　　
　　其实，俺更看重的是大趋势，无论对于编造出来的移民幸福故事，还是一帮过气文人故意刁难炮制的笔墨官司，都没有任何兴趣。俺想大部分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太会理睬唧唧歪歪的文人怨念。俺之所以把这两个事情拎出来，在放大镜下放一放，其实是因为这两个事情，关系中国的两大根基，一个根基是物质，是能力，是经济，是生产生活的基本面；另一个根基是文化，是上层建筑，是对待中华文明的根本态度，是做人的根本态度。一个物，一个神。而两者又可以何为一体，那就是自己作为中国人，到底站得住站不住，自己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家庭，群体，民族，社会，国家，文明，有没有信心，敢不敢正视自己，发现真实的自我，真实的社会，真实的大趋势。


为什么中国的这批媒体会对汪晖教授发动如此不置人于死地誓不罢休的围攻呢？
　　
　　除了商业媒体天生喜欢把事情炒大做大谋取利益眼球的狗仔队动机之外，最重要的是这群发起人心中的危机感。
　　
　　那么这危机感从何而来呢？ 
　　
　　汪晖教授在2010年春天，被提名为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10年年会的主题发言人（Keynote Speaker）。美国亚洲学会何方神圣？此协会建立于1940年，创始人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深入中国传教士中的核心人物恒慕义（Aruther Hummel），恒慕义在华多年，成为知名的汉学家，是为美国政界提供东亚（当时主要围绕着中国和日本）政情的核心知识界人物（这样的美国人在20世纪早期不少，写下《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也是一个例子），出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部主任。他的儿子恒安石（Aruther Hummel Jr.）在中国一直呆到1949年，也是一个汉学家，并在1971年出任基辛格的高级顾问，在80年代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任内达成著名的八一七公报。
　　
　　其实美国的整个世界观从孤立主义走向主动“承担世界责任”，担当世界霸主之后，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学商三界有机互动的体系。而其中学界则是为拥有实权的政界和拥有利益的商界提供情报，提高认识，实现“知华而动”的前沿战士。美国在各个大学里面遍布的“东亚学”研究中心，比如哈佛的燕京学社，就是为美国的实权群体提供比较和现实趋势相符合的资策建议，同时，尽可能的反馈影响中国，让中国的领导层和精英，往比较符合美国利益的道路上走。恒安石退休后操持的南京大学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合作项目，就是一个例子。亚洲学会就是这类学社、中心中最重要的标志机构。
　　
　　对于美国来说，要有效地达到意图，就必须与能够紧跟大趋势的中国学者、中国官员建立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那些说话比官方要更宽松一些的知识分子，就是结交的重点对象。选择某位学者作为亚洲学会年会的主题发言人，就意味着美国将其视为中国大趋势的学界代表，具有很重要的份量。这位发言人若能够成为美国的朋友，则甚好，若不能，也是令人尊敬的对手。
　　
　　而汪晖教授近年以来不断思想，既紧跟时局，又追溯历史，功底深厚，阐述立体，让人耳目一新。大家都知道俺的大国游戏是有感于08年4月中国青年人的火炬护卫运动而发起的，俺又有幸在08年之后拜读了汪教授关于西藏问题的一些长篇论述。能够从现实的西藏问题，上述到清末民初之际的国体问题，再追问中华文明与西方现代性民族国家之区别与独特及优缺点的学者，俺认为确实十分少见。如果大家有心，不妨百度一番汪晖、西藏，大家也沉下心，读一读，体会一下汪教授的学风。
　　
　　反过来，那批围攻汪教授的媒体人和学者，主要是80年代一批思潮的余留分子，30年来长进十分有限，民主专制两分法的帽子到处盖。其中被抖出来大片抄袭的《道德理想国的破灭》的那位教授，曾被老外当成是中国思想界的一面蓝旗，十几年来神神叨叨同一句话，可以说把真正年轻才俊的耳膜都叨出了一层茧。这帮人的理念大概可以概括为这么几句话：法国大革命里面的卢梭等思想家误入歧途，那种思想在大革命领袖的手中走向了恐怖，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祖先，这条狼人血脉从法国的卢梭罗伯斯庇尔传到俄国列宁斯大林再传到中国毛泽东，考虑到法国大革命想建“道德理想国”，而建成的是“道德恐怖国”，这说明社会一不能革命，二不能干预，三不能建设，只有在保守的英国贵族领导下才能走向高贵，走向繁荣。而俺们都是喝法国俄国中国这套狼奶长大的，要洗心革面，好好学习英美传统，把自己的血换一遍，才能被人家西方先进文明爸爸承认，正式纳入国际大家庭。这套说法往往搭配销售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全盘否定，骂法国俄国和社会主义一只脚再踏上骂中华文明的另一只脚，想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不翻身。这种说法可以千变万化，放到电视台啊什么百家讲坛啊等地方去传播。

这其实是80年代河殇之流的遗传。这种水平的认识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一种公式化的，自我否定的世界观。它有几波来源，俺只谈谈最近一百多年的几个源起：第一波直接来源是一百多年前欧洲文明完成全球殖民时的人种优劣论，欧洲人要俯视野蛮的非洲人和半野蛮的亚洲人，而亚洲的文明只能跪着仰视欧洲人，而那时经过一百多年的疯狂掠夺，欧美强国们开始讨论是不是要施舍一下亚非弱国和原始部落，培养黄皮白心，黑皮白心的“自己人”，这就是“白人的负担”的辩论（例如英国的吉卜林就是当时的辩手）；第二波来源是清末民初，思想大激荡大混乱时期的一些中国文人传布的全面否定中华文化的观点，比如要废除汉字改用字母，比如把中国的历史说成是神话等等；第三波来源是80年代，由于生活方面差距较大，伴生了“出国访问休克症”，带来的不假思索全盘媚外的思潮。
　　
　　前两种思潮都有东西方的推手互相呼应，比如人种论自然是西方人自拉自唱，再加上日本人以“脱亚入欧”的曲调组成小合唱，第二种思潮则主要由留日学人和一些拿着当时的西方最新理论例如无政府主义，马克斯主义的学校老师鼓噪，围歼持中华文明有其价值的思想家，其手法和今天围攻汪晖教授的媒体颇有类似的地方；第三种思潮则基本上是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单相思，在第三种思潮基础上产生的那套公式化理论，自然就显得十分肤浅。
　　
　　如果拿西方的思想潮流作为一个流派迭出，回环周转的局，这批人连局的门都没有摸着，且不说这一百多年来，与西方政治实战环环相扣的经济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新政思想，美国左翼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关系，这些人的头脑是一团浆糊，对于近半个世纪以来，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左翼冒出来的环保运动，文化左派更不甚了了。怎么办呢，正好自己的小弟们已经练成了媒体的不烂之舌，于是就当成自己的金刚护法，继续贯彻民主专制两帽子戏法，或用语言暴力，或用集体沉默，玩弄舆论，“启蒙”社会。如果自认的洋老师都没有弄明白，那么对于自家祖传的文化宝藏，自然不会有任何的兴趣，更无法认识两者的关系，只会把一切运动都装进框，炒个“公民社会”的大锅菜，以不变应万变，削足适履，强套中国社会。
　　
　　对于这样素质不高，品性一般的群体，作为对手的大国，只能将其作为己方的工具。若对手国家有机可乘，则这样的群体虽然自身没有多少真才实学，但可作为内应工具，若对手国家已经起飞，这些工具的嘈杂喧哗已经难以阻挡，那么就已经没有价值，自然要另谋他法，及早顺应形势，舍弃这些工具，寻找对手国家更合适，更严肃，更相称的“对话伙伴”方是上策。美国真正的精英分子，对此是看的十分清楚的。“弃小人，取君子”，这正是亚洲学会提名汪晖作为会议主题发言人的真正历史背景。
　　
　　而这对于那些自认美国干爹的群体来说，则恰恰无异于大难临头。这些群体的根基，本来就已经在文明的自我否认中丧失殆尽，因此他们生命价值的维系，无非就是自己认同的价值干爹——美国，特别是美国的精英，美国的统治者对自己的一些施舍，同情，表面激励。有一天他们发现他们认定中国一定倒中华文明一定亡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而是变得越来越远，自然就会日益沮丧，而再有一天他们看到自己干爹都要舍弃自己了，不管俺了，俺怎么求怎么哭泣悲鸣求求你不要丢下俺都没用了，那岂不是要心脏病发作？
　　
　　行为学上有一个规律，越是到不行的时候，就越要硬撑，但是硬撑的手法，往往是下乱子，不择手段，毫无规划。这对于常人可能不容易识破，但对于老手来说，是瞒不住的。
　　
　　围攻汪晖教授就是这样的技法。在自己即将被抛弃的时候，不按常理出牌，大胆摈弃道德底线，牺牲自己的卖相，组织混混流氓文人，以语言暴力方式煽动社会情绪，制造泰山压顶之势去压迫一个即将起飞的中国第一流知识分子，以为可以将萌芽扼杀在摇篮里。还要向国外与汪教授有学术密切合作的机构写匿名信，以为可以在国内国外同时扳牌。没想到不仅自己的算盘打错，国外的干爹们并不买账，反而认定是小人所为，而且自己的领军人物老底被揭穿，于是只能重新或集体沉默，或指鹿为马，或玩顾左右而言他。变脸之神速，倒是把自己的公正外表彻底撕光。
　　
　　如果说围攻汪教授是不择手段，那么09年底以来的“搞事”就是投机乱子，来一个抓一个，每个都要闹一阵。比如说哥本哈根要闹，武广高铁要闹，毒贩死刑要闹，谷歌“退出”要闹，阿凡达电影要闹，波兰总统摔死要闹，玉树地震，长江三峡，垃圾填埋更要闹，等到实际发生的时事闹的有点资源枯竭了，就制造新闻来闹，4月份-6月份的移民论就是这么出笼的。只不过这些所谓的移民，多半也没有想在异国他乡放下身段，捋起袖管重头再来干一番事业的当年美国西进牛仔的豪情壮志，倒是做着身在国外，账在国内，坐着通过宽带在美国炒中国股票的美梦。而这些媒体文人所要炮制的社会舆论风潮，就是“中国绝望论”。当然，在现在全球哀鸿遍野中国相对一枝独秀的情况下谈中国绝望论是非常可笑的。媒体文人能够发挥的最大抓手，一个是房地产问题，一个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其中前者占了大头，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表现尚不严重，但也时常敲打，比如垃圾场纠纷，“低碳”运动等等。
　　
　　这些问题前者或者牵涉到既得利益集团，或者牵涉到过去十几年在一些领域（比如教育）改革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然而媒体人想做的事情，并不是要解决它们，而是将它们感情化，宣泄化，谋取最大的媒体短期利益。狗仔队风格的媒体，富士康跳楼预测竞猜这种事情都能做的出来，是谈不上什么社会责任感的。就是这样充满着自私自利的人，还自诩什么社会舆论公器，堪称古今中外一大笑话。
　　
　　而其加工的手段，已经到了相当高超的境界。利用图片化、感官化的手段制造悲情，中国的媒体文人学的很快。俺在网上就留意到了这么些案例，比如新世界周刊，就用了日本漫画中比较变态的品种的画法，向读者传递一种压抑的自杀情绪。
　　


　　（左）《新周刊》2010年6月1日的封面。这幅画用人皮面具、滴血的玫瑰花暗喻“人吃人的残酷世界”，用红领巾、大队长、单肩书包指代中国大陆，并采用孩子服饰、成人面孔等别扭的搭配，达到压抑的阅读效果。
　　（右）《文化纵横》2010年8月的封面，玩起了标题党的把戏。
　　
　　再比如有一个俺这一年里印象比较严肃的刊物《文化纵横》，也玩起了那些门户小编标题党的把戏。这个刊物是孙冶方基金会下面的，本来喜欢搞平衡，以文化右派为根基，拿一些时髦左派（特别是文化左派）作为点缀，摆出一副左右平衡的架势。但最近也按耐不住，搞了一个“暴戾的中国”的专辑。里面罗列了袁剑等“半学者”自拉自唱的“社会病了”的老调。所谓“暴戾的中国”这个短语，其实是来自于对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学者赵鼎新的采访，赵鼎新的原意是“中国冲突性政治中的民粹化倾向”，暴戾说的是民粹分子的暴戾，也就是这帮子媒体人的自以为是，戾气冲天，上纲上线，赵教授十分担忧这种没事找事，把自己的失落强加给社会的媒体做法，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而《文化纵横》的有心编辑，去掉上下文背景，单独抽取出来，配上一个血流成河、岩浆遍地的封面，把赵教授的“暴戾的中国媒体”，变成了“暴戾的中国”（其实意思是“暴戾的中国政府”），招摇过市，用标题党的滥手段博取不明幕后事实的年轻人们肤浅的喝彩。
　　
　　再回溯早一点的例子，是2009年底在中国一些文学青年群体中流行的所谓《2013》的荒诞不经的小说。陈冠中是一个殖民地文人，心灵受到所谓英国上流社会品味和欧-英“文化左派”的双重影响，写的文字一贯哭哭啼啼，而这本书出来之后，受到了低到窘困的文青，高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追捧，一些主流媒体吹捧制造出来的“明星”，例如梁文道、闾丘露薇等，互相呼应，试图造势。但是曲高和寡，基本上在媒体人的小圈子里面自娱自乐。这个书的主要危害，在于它可能会侵蚀年轻一代的干部，让他们在最不应该没有信心的时代丧失信心，从而自暴自弃，甚至甘愿为他国（比如这些殖民地文人效忠的英国）效力。
　　


　　图：（左）《盛世-2013》香港版封面，用建国60年阅兵女民兵方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性暗示的调侃；（中、右）2010年2月洪晃主编的《世界都市》杂志做的杂志封面和书评副刊封面。其实，起笔的男性小资文人，点评的30岁的有钱有闲“剩女”，构成了说中国风凉话的主体
　　
　　而从网易、腾讯、新浪、凤凰网等门户网站，到Skype-Tom中国、MSN中国、YAHOO中国等外资色彩的网络媒体，整天千方百计扭曲事实的标题党的下作手法，则屡见不鲜，每天都有成百上千起这种挖墙脚的策划。所以，俺以前提到的“古今中外的大国里，从未有过当今中国这样国家主流媒体与政府公然对立，如此自由的发表反国家反社会言论的情况”，是一点也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