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心忏语反成真
——读邓小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讲话
丑 牛
有人编了一本《另类邓小平文选》，对照正版《邓小平文选》，立意大多截然相反。比如，对文化大革命，正版上多是否定之词，而另类版上，却都是肯定之词，甚至还有溢美之词。有人解释说，那是邓小平在当时境遇下的一些违心之言。违心也好，真心也好，忠心也罢，人已作古，无从考据。但经过历史的检验，下面引的这段“邓小平语录”，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箴言。没有邓小平那样的经历、地位，没有他那样的聪明睿智，旁人是讲不出来的：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察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为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1972年8月3日写给毛主席的信
这段简短的话，表达了三个重要论点：
一、文化大革命是个照妖镜，照出了共产党内的牛鬼蛇神；
二、这些牛鬼蛇神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就要对内搞资本主义复辟，对外投降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殖民地；
三、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也一定会起来把他们打倒。
邓小平这段论述灵不灵？通过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检验，简直太灵了。第一、第二两个论点已经实现，第三个论点正在实现中，有史为证：
一切群众性的斗争，都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几年，群体性事件越来越频发，每年以万数计。大的群体事件影响到全国、全世界，如黑砖窑事件、邓玉娇事件、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襄轴事件、通钢事件、武锅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起因各不相同，但性质却相互一致，都是反资本主义复辟，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拿通钢事件来说，它的直接起因是吉林省国资委与民企资本家的合作，掠夺工人、掠夺国有资产而酿成的“工人暴动”，把嚣张的资本家代理人乱拳打死。吉林省国资委的负责人指责“工人有着太深的‘国有情节’”；反过来，也就是自供出了国资委官员们有着太深的“资本情节”！
襄轴事件，是“工人暴动”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因为影响太恶劣，当时严密封锁不许透露）。上万名襄阳轴承厂的工人，从工厂所在地的隆中风景区出发，涌进十多公里，占据了襄樊市区汉江上的铁路桥，堵断了通向西南、西北的铁路枢纽。他们抗议走资派蛀空了襄轴，又把襄轴当成一个嫁不出去的丑姑娘，向一些流氓、骗子（包括后来以诈骗罪判刑的科龙集团总裁顾雏军）去兜售。
当省公安厅厅长向工人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堵塞交通是犯法行为”。一位工人走到他跟前，接过话筒问道：“厅长先生：我请教你：1923年共产党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犯不犯法？”这一问，厅长无言以对；这一问，就把双方的立扬、事件的性质讲得清清楚楚的了。
石首事件，是城区一座大酒店的青年厨师跳楼身亡所引起的，可说是“倾城骚乱”。造成了市党政机关瘫痪。事后，社科院的一位学者的调查报告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非直接利益冲突者大量介入的群体性事件。我们曾去访问过那些“无直接利益冲突者”为何介入？他们一致的回答是：“这个社会黑、黑、黑；这个政府黑、黑、黑！”省委书记罗清泉，对石首事件的教训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号召干部要“沉下去”，亲身体验身边群众的疾苦。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吧。
遍布全国城镇的“反暴力拆迁”斗争，是什么性质呢？一些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们说，是改革所形成的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他们总不愿说清楚，是哪些个“利益集团”。其实，参与“博弈”的双方，阵营十分清楚：一方面是官僚资本和开发商资本的结盟，另一方面是被掠夺、被损害的居民。为了暴利，资本方面往往采取强盗式的野蛮行径：恐吓、诱骗、断水、断电、破坏、直至抓人、殴打，甚至还发生活埋的惨剧。这就引起了游行、示威、请愿、堵路、直至自杀和自焚。几乎每一个小区的拆迁开发，都是以血来奠基的。由于千千万万的居民抗争，迫使得国务院不得不废除拆迁条例，把臭名昭著的“行政强拆”改为“征地”，但资本和居民的利益博弈，不会改变，农民为保卫自己的土地经营权的斗争还得继续。最近，并村腾地，把种田的农民码上高楼这种荒唐事，一定会激起农民的强烈抗争。
千千万万的上访者，被称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外的“第五十七族”——维权族。谁侵害了他们的权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国家信访局局长曾说过：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上访者是有理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诉求是应该解决而不能得到解决。“事要解决”，应该是信访部门承担的重要职责，但现在信访部门所做的重要工作是“管理访民”、“稳定访民”、“控制访民”。各级政府部门建立了“维稳办”，主要是对付“访民”。据说，全国的维稳费用同国防费用差不多。一个访民到北京，地方派七、八个人来跟踪、追捕，坐飞机、住宾馆、吃酒宴，然后，“陪”上访者去“旅游”、“度假”。这些荒诞、挥霍的目的是什么？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曾研究了许多“访民”的档案材料，也同一些信访官员们交谈过，“事要解决”形成了“事不解决”原因是“秦香莲状告陈世美，又由陈世美接状来审理秦香莲”。如是，对上访者的监视、跟踪、限制人身自由、绑架、关押、审讯、拘留、进法教班、劳教、关疯人院直至送往“黑监狱”等骇人听闻的事件，却成了家常便饭地发生了。武汉市汉阳区有一位打工女叫马秀云，她家的房子在拆迁范围，有一天中午，她的聋哑人弟弟回家，突然被破门守候家中的一位青年人刺中了十多刀，她向公安局报案，认定是“拆迁办”所为，因为拆迁办曾威吓过她，逼她搬走。公安局的人对她叱责道：“你怎么告拆迁办，那就是告政府！”她提供了一些证据，坚持自己的看法，为此走上了漫漫上访路，被追捕、被绑架，关进拘留所，被“鉴定”为精神病，关进了疯人院。在亲人、邻居、朋友们闹了疯人院之后，才放了出来。在商场，她是老板们争相聘用的精明推销员，她业余时间，参加上访者的维权斗争，她已有两起官司在身，一是她为弟弟的被杀害讨说法；一是她为自己被非法鉴定为精神病讨说法。还会不会惹出第三起官司来，很难说。这位勤劳精明的打工女官司缠身，究竟是惹了谁啊？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批修的武器，文革后被禁止了，却在网络上复活、兴起。文革中广泛运用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统称“四大”。这种大民主的形式曾写进宪法，文革后立即被废除了。但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群众却把它搬上网络，推到更广阔的范围。
邓玉娇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事件发生在鄂西南大巴山深处的一个小镇——野三关，“休闲娱乐城”的一位女服务员邓玉娇，把强逼她卖淫的镇招商办副主任杀了。当地公、检、法以杀人罪将她逮捕，并捆绑到疯人院拘禁。此事通过网络，一下传遍了全中国，声援邓玉娇的“大字报”（发贴）千千万万，几乎是一边倒，把“杀人犯”邓玉娇，奉为手刃淫官的英雄烈女，把被杀的引资功臣贬斥为乱臣贼子。
赵东民事件是最近发生的又一例子，法律工赵东民依法维护工人的权利，却被法院判处三年徒刑，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同声谴责，“声援赵东民”不仅是文字上的讨伐，还采取了组织行动，法院虽然以“缓刑三年”的裁定，放了赵东民，但“谁有罪？”的诘问，是不会停止的。
“四大”使深圳牛气冲天的海事官员讲的一句话“你们算个屁！”被批得夹着尾巴走人；
“四大”使“我爸是李刚”这句话，被批得李刚父子双双进了牢房；
“四大”使最牛烟草局局长被“人肉搜索”得显现了原形；
“四大”使为走资派抢夺国家资产的“MBO”改制，不得不终止；
“四大”使得一些国家高官为庇护资本原罪的言论，被驳斥得哑口无言；
“四大”使天安门广场竖立的“九五至尊”的孔老夫子铜像，被批得斯文扫地。不仅不能“克己复礼”，反而“贻笑大方”。
“四大”……。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网络，能像中国网民这样，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修正主义思潮，对贪官污吏，对装腔作势，花言巧语的作秀者能这样口诛笔伐，穷追猛打，正像邓小平所说：“让他们原形毕露”。那是因为曾经有过文化大革命，曾经有过“四大”，曾经有过“照妖镜”。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被压迫者又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文革开始，对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曾遭到镇压。毛主席为此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批评那些镇压群众运动的人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文革中有一句流行的话语是：“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
想不到文革结束三十多年后，群众在反资本主义复辟，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不顾各种禁令，冲破各种阻挠，建立起了各种维权组织。
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一冶，公司总部在武汉）的离退休职工，为索取被克扣的养老金，在公司大门前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拉横幅、散传单，长达八年之久，武汉人戏称之为“八年抗战”。
一冶维权工人于五一劳动节在公司大门前升起“中国工人阶级万岁”的旗帜。
武汉华润啤酒公司的工人，为反对非法解雇，索要自己的“卖身钱”，工人自己组织工会，举行罢工，有人不久被抓进牢房，却依然坚持斗争。
江夏区有一座水泥厂，原为公有国营，后改制为全员股份，最终被管理层占有。工人们组织起来，宣布国家批准的“MBO”改制非法。
他们堵了工厂的大门，警察抓了十来个人，近百人又围了公安局，迫使公安局放了人，领导机关答应和工人代表对话。在公安局放人的那一天，五辆车子打着“欢迎维权代表荣誉归来”的横幅，工人们各家各户买好鞭炮从厂门前一直燃放到宿舍区，硝烟弥漫好几里路。在工人们的欢呼声中，我陷入深深的沉思：这是谁和谁在对抗啊！
职工们自发的欢迎维权代表归来！
今年春节，我接到好几起“吃年饭”的请帖。吃年饭应是“合家团聚”，但这种“年饭”却是几十个、上百人、几百人的“阶级团聚”。有工人维权的，有城中村改造被官僚资本强占财产的，有企业军队转业干部反对待遇双轨制的，有“最可爱的人”沦为“最可怜的人”的……。这些年饭，我简直是难以下咽，这年酒喝的真是辣在心头。
这些人都是共和国的脊梁啊！他们曾经为国家浴血奋战，他们曾经为祖国建设付出了火红的青春。他们中有不少的共产党员，不少的先进工，还有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他们为何“非法”集聚？他们为何以悲怆的语言来相互祝福？谁在驱赶着他们，把他们逼到“党和政府的对立面”，成为“维稳”的对象？又是谁在制造着“不稳”？
《共产党宣言》开头的一句话是：“一个幽灵，踯躅在欧罗巴，共产主义的幽灵！”
现在可以这样说：“一个幽灵，踯躅在中华大地，文革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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