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作、低能的政治吹鼓手
——评辛子陵和他最近的一场演说
凌 寒
五、农民单干圆了中国人的吃饭梦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神话
1、戳破辛子陵的“单干”神话
辛子陵说
“当“大救星”死去，否定了“三面红旗”，解散了人民公社，邓小平允许农民包产到户，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时候，农民才真正得救。”
得救的表现是什么呢？
辛子陵继续说
“单干的农民实现了毛泽东费尽移山心力也没有达到的产粮9000亿斤的梦想。 1996年粮食产量超过一万亿斤，棉花产量超过8400万担，自此，中国的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河南上蔡县在大跃进中饿死了4万人。在2006年除夕之夜，这个县的杨集镇李桥村，一个只有七百多口人的普通村庄，村口竟然停放了四十多辆新轿车，而这些轿车的车主，全是富起来的外出务工村民。农村的巨变使我们看到了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看到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政策威力。”
这里，我们要恭喜辛子陵先生，因为他狠狠的抽了从美国人艾奇逊到中国人蒋介石、袁世凯以及满清历代皇帝每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同样是单干，1949年美国白皮书提到的250年间中国历代领导者办不到的事情，辛先生用“重建个人所有制”解决了。
在白皮书中，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这样说道
“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个白皮书相当的有名，作为著名党史学者、亲身经过1949年新中国建国时刻的辛先生当然不会不知道。
其实也不仅是250年，自春秋时期鲁国“初税亩”开始，中国历代的大小统治者都应该对著名党史学者辛先生顶礼膜拜，就像中国历代王朝的儒生膜拜中国远古时期的圣人尧舜禹汤一样，同样代表了一个在憧憬中实现了的梦想神话。
说到底，我觉得还是邓小平同志说的话靠谱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国内第一次有了大规模、大范围的现代化肥企业，小麦育种和水稻育种取得了实质突破，从科学技术上为粮食大面积增产准备了技术条件。
同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康晓光的《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第三章第二部分第1小节“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产出”（120页、121页）所提及的我认为也非常在理，至少比辛先生浮光掠影的漫谈在理得多。
康晓光说
“ 
图片（中国1949～2005年粮食产量图）
按照中国国内学术界和决策层的主流分析，导致1977－1984年期间中国粮食产量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6个：
一是1978－1984年期间中国政府大幅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这是第一位的动因。
因为中国农村的制度创新（联产承包责任制）直到1983年才全面铺开，他对农业的刺激作用应该在1983年以后才能显现，而中国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却从1985年开始回落。
并且，1952－1977年期间的历史也证明，决定粮食产量短期动态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收购价格，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提高收购价格也是刺激粮食增产的最有效手段。
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解放了中国农民，使他们获得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
三是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化肥施用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上马的13个大型化肥厂开始投入生产，并大幅度增加了化肥进口。
四是科学技术成果的广泛推广应用。在中国南方主要是采用和推广杂交水稻；在东北主要是采用和推广了杂交玉米；在中原地区主要是采用和推广了矮秆小麦。这些成果是前20多年的积累。
五是“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时期形成的农业基础设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借助人民公社体制组织发动了持续的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
显然，仅靠个“单干”就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无疑是个神话，而且是个吹破天的神话。
而且，在我看来，康先生的第一点的分析其实是暗喻褒贬，他的话很明白
“因为中国农村的制度创新（联产承包责任制）直到1983年才全面铺开，他对农业的刺激作用应该在1983年以后才能显现，而中国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却从1985年开始回落。
并且，1952－1977年期间的历史也证明，决定粮食产量短期动态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收购价格，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提高收购价格也是刺激粮食增产的最有效手段。”
所以，文中虽然有第二点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的说法，但那更像是一种政治上不得不尔的应景之作，骨子里，康先生对“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业上的贡献有多大是心知肚明的，只是没有公开点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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