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声百科：对吴敬琏的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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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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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2 职务
3 个人履历
4 主要著作
5 主要理论及言论
5.1 主要理论：
5.2 主要言论：
5.2.1 关于经济改革：
5.2.2 关于政治改革：
5.2.3 关于社会贫富分化：
5.2.4 关于市场换技术：
6 人物简评
7 参考文献
 

[编辑] 简介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武进人，当代中国著名主流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现工作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著名的女报人，吴的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创办人。 　

吴敬琏1948年南京金陵中学毕业，1950年入金陵大学经济系，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转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年毕业。1955年到1956年跟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年到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1983年至1984年7月一度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调查研究。1984年以来，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改革》、《比较》杂志主编。在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

曾在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五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孙冶方奖； 2003年获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杰出成就奖； 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编辑] 职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联通独立董事

[编辑] 个人履历
1954-1984年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1979——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1979年开始,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
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1984年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
1983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8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84～1989年任常务干事，1985～1990年任动态组组长 　　
1985年至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 　　
1992年起《改革》杂志主编 　　
1994年 美国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96年 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9年 匈牙利 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员 　　
[编辑] 主要著作
《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90（俄文版）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与周小川、楼继伟等合作)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与胡季等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吴敬琏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与刘吉瑞合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 日本THE SIMUL PRESS INC. 1995 日文版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 　　
《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合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合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何处寻求大智慧》，北京三联书店1997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合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改革：我们正在闯大关》北京三联书店2001 　　
《十年纷纭话股市》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吴敬琏专集》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首届中国经济杰出贡献奖获奖者丛书）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修订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

[编辑] 主要理论及言论
[编辑] 主要理论：
作为中国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重量级代表人物，其理论也是以私有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为核心，认为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中国应该限制、缩减国有企业规模，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有“吴市场”之称。在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之后，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进入了攻坚闯关阶段，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是因为改革不彻底造成的，例如吴认为是行政垄断、权力寻租和国企的垄断造成了贪污腐败的日益严重，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人民生活越来越得不到保障。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实行国企私有化，尤其要大力推进政治制度改革，让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的小政府。吴还坚决反对采用税收方式调节贫富两极分化。吴认为欧美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就是理想化的制度模式，也是中国改革的目标。

[编辑] 主要言论：
[编辑] 关于经济改革：
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是在1984－1992年期间逐渐形成的……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风。大体说来，在后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不过，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这样，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当说，从这时开始，就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1】 经济领域的改革努力，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2】 [编辑] 关于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可寻……【3】 [编辑] 关于社会贫富分化：
是机会不平等造成我们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第一个因素是腐败，腐败造成的不平等占多大分量？应该占主要。……另外一个因素是垄断，垄断部门收入非常高，这是机会不平等……【4】 [编辑] 关于市场换技术：
现在有一种舆论,改革开放多年了,技术没有换到,政策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些片面的……有人说,外方对技术进行封锁,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方面找找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存在一些问题就排斥外国企业【5】 [编辑] 人物简评
吴敬琏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泰斗，新自由主义的重量级代表人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他的理论和言行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方面，他被主流媒体誉为“真正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另一方面又被人们批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御用文人、走狗”、“学阀、学棍”、“墙头草”、“投机分子”。

吴敬琏年轻时思想“激进”，例如他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自己的母亲说：“你以后不要坐沙发了”，因为“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呢”【6】，他还多次公开表示“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其家人都瞠目结舌【7】。吴敬琏自称自己骨子里是个民主主义者，并且与1949年之后的现实体制不融洽，但这样的人竟然曾经是“极左”思想的载体，他的政策主张比毛泽东还要左十倍……吴敬琏还曾经在于光远先生的直接领导之下，是四清时期深揭狠批孙冶方的两员干将之一，一口咬定“按劳分配”和“货币交换”是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吴敬琏先生还认为“利息体现剥削”而主张取消；到了1980年代之后摇身一变，竟然成为“吴市场”，让人大跌眼镜……正是基于吴敬琏思想的前后反差之大，甚至截然相反，很难使人相信他怀有什么学术或者认识上的真诚，而只是为了追求职业利益和学术话语权。【8】

而自从上世纪80年代吴敬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进修了一年之后，就已经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信徒，整个学术思想完全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那一套，尤其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崇拜得五体投地。其后吴敬琏的主要思想正如他在与《中国经济时报》的对话录中说明的，“明确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用市场取代计划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是什么呢？那就是美国大力推行的经济、政治模式：自由市场经济加票选民主。【9】 吴敬琏在论证市场取向型改革时，都是原则性的和推理型的，缺乏实证研究与现实对照。他只是下结论式地简单罗列了市场经济怎么怎么好，市场经济的对立面――计划经济配置资源是极端的坏。对于市场经济在中国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怎么才能解决，他并不关心，吴市场最关心的是谁来负责，吴市场说旧体制应该为今天的现实经济问题负责。所以当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分化严重，贪污腐败横行时，吴敬琏说这是由于改革力度不够造成的，应该继续加大改革力度，继续进行国企私有化，大力推进宪政民主政治制度改革。而且吴敬琏宣称全部真理都在他那一批人手里，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就是“想浑水摸鱼”，“开倒车”，“打击改革”“反改革”，甚至是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10】

路河在评吴敬琏的文章中说道：【11】

“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一个社会最根本性的权力，比政治权力更重要更根本的权力……在吴敬琏所鼓吹的自由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生产资料已经被资产阶级寡头垄断，资本、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统治性的力量。由于绝大部分企业已经是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主人是资本家而不是劳动者。中国社会从公有制转变到市场经济私有制，人数极少的资本家垄断了众多企业的所有权、垄断了生产资料，人数众多的劳动者则丧失了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资本家即便是不投入任何劳动，通过垄断生产资料这种强大的、根本性权力就可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大部分劳动，这种占有，就是资本剥削。资本家阶级既然已经在企业里、在市场里、在经济领域拥有绝对的权力，那么必然要控制社会的政治权力——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军队，也会必然控制这个社会的文化权力。市场社会当中的官僚与学者，往往都是将追求个人利益放在人生目标的首位。当经济资源被资产阶级垄断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服务，便是官僚与学者获得个人利益的最主要途径。所以，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资产阶级主导的，与官僚与学者联盟的，对普通劳动者进行剥削、专政的社会。”“资本家剥削对两极分化的贡献比官员腐败对两极分化的贡献要大很多。苏联解体前，右派官员们的腐败已经达到了顶点，但由于在公有制条件下，其获得财富受到种种限制，而且其腐败是非法的，遭受左派及人民清算的威胁。正是这批右派腐败官员推动了苏联的解体，摇身一变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成为寡头资本家。我们看到，苏联东欧地区在解体后实行市场经济、大搞私有化后，其基尼系数迅速上升。” “政府权力干预影响市场经济，存在两种情况：
第一，政府权力为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等劳动者服务，比如建立工人当家做主的国有企业，彻底消灭资本家的剥削，再比如征收资本家的高额税收，建立福利国家，限制资本家的剥削，再比如设定严格的法律，限制资本家阶级的投机牟利行为等等。第二，政府权力被资本家阶级俘获并为资本家阶级服务，比如贱卖国企给资本家；放纵资本家囤积居奇和金融投机，炒作房地产和粮食、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放纵资本家进入牟利；放纵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减少对资本家阶级的税收加大对工人的税收，削减福利等等，在资本势力猖狂的美国，许多大资本家直接当总统当副总统，并利用政治权力大肆牟利，比如前述布什、切尼等人。吴敬琏大批权力，但他从来不批判第二种权力。他批判的永远是第一种权力，批判国企要求私有化国企、批判公有制、批判福利社会、批判政府权力对资本家阶级的约束和限制，甚至无耻到荒唐到批判政府对资本家阶级多征税的程度。”
“由于中国经济领域市场化过度，必然影响政治领域。中国社会也出现西方社会如美国比较普遍的权力被资本家收买的现象腐败严重，以及两极分化等恶疾。正当人民呼吁党和国家要完善社会主义，纠正市场过度的弊端时，吴敬琏则大肆跳将出来，高呼腐败与两极分化不是“市场”的错，是市场不够的原因，是全盘西化不到位的原因。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不得不承认市场失灵的背景下，吴市场仍然表现出对市场经济、对欧美模式如此的迷信，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我们来看看爱因斯坦对于市场经济和欧美制度的看法。爱因斯坦于1949年写道：【12】
“我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无政府状况，是真正的罪孽之源……”
“私人资本倾向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既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竞争所致，也是由于技术发展和分工愈来愈细，因而鼓励了牺牲较小的生产单位而组成大型生产单位所致。这些发展的结果是，对于私人资本垄断组织及其巨大势力，即使靠民主地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也无法予以有效的控制。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主要受私人资本家资助或者影响的那些政党所挑选的，而这些私人资本家实际上把选民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
“此外，在现有条件下，私人资本家不可避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着消息的主要来源（报刊、电台、教育）。因此，个别平民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和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也是极不可能的。”
“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又无明文规定，凡能够而且愿意工就能找到工作，因而几乎总是存在一支‘失业大军’。由于失业者和收入低微的工人不能提供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因而受到限制，结果是生活资料严重不足。技术进步的结果，往往不是减轻了人们的工作强度，而是失业增多。无限度的竞争，造成劳动力大量闲置，也使得人们的社会意识受到戕害。”
“我认为，人们受到这种戕害，是资本主义最大的罪孽。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也深受其害。向学生反复灌输一种超乎常人的竞争精神，培养他崇拜功名利禄，以为未来生涯作准备。我相信，要消除这些罪孽，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及一套以社会主义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种经济下，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以有计划的方式加以利用。计划经济使生产适合社会的 需要，使能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并将保证每个男女和儿童的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发扬其天赋才能外，还将试图培养他对同胞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社会中对权力和成功的崇拜。”

爱因斯坦身处市场经济典范的美国（按吴敬琏的说法,美国的是好市场经济,我国市场经济中出现各种问题,是因为我国是坏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应是搞成好的市场经济）,爱因斯坦认为,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造成“社会经济上的无政府状况，是真正的罪孽之源”。他认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的市场经济给广大民众带来严重损害：总是存在失业大军；许多劳动大众工资低,消费能力低（即存在贫富悬殊）,限制消费品生产；科技进步不是为人民利益而实施,因此,很多情况下科技进步是作为人民对立面出现（加大劳动强度,增加失业等）；市场经济败坏了社会意识,“使得人们的社会意识受到戕害”,形成“培养他崇拜功名利禄”和“ 对权力和成功的崇拜”（也就会形成对普通劳动大众的轻视）。犹如他不相信美国民主制度能限制经济上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控制一样,他也不相信通过法制建设之类的上层建筑改良能消除市场经济给人民带来的损害。也就是说,他不相信有好的市场经济。爱因斯坦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论,他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属于上层建筑的法制和道德。所以他不会在存在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时,去讲属于上层建筑的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他认为,经济关系的问题,需用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来解决。即要消除市场经济给劳动大众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应该是消除市场经济,实行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的计划经济。【13】

[编辑] 参考文献

1.2.3.吴敬琏：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退路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