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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骐:论“打倒汉奸”——中国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复兴?

李民骐 · 2011-12-22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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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打倒汉奸”—中国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复兴?

李民骐

       张宏良同志在“打倒汉奸—中国大众民主运动的伟大宣言”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深圳海量工人阶级提出的“打倒汉奸”的政治口号,认为这个口号是纲领性的,指明了中国未来大众民主运动的方向;并且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以打倒汉奸为基本政治纲领的中国大众民主运动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我赞同张宏良同志的分析,并愿意借这个机会做几点补充。首先,“打倒汉奸”与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才能真正地打倒一切买办汉奸;同样的,也只有打倒一切买办汉奸,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其次,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马列毛左派(或者说毛派共产党人)应该在“打倒汉奸”的政治口号下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但是,任何一个政治口号都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我们现在拥护这个口号,不应该妨碍我们将来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历史形势,采用新的、更加适合于将来形势的其它政治口号和纲领。

       在总的政治路线确定了以后,就要研究如何将“打倒汉奸”、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总的政治路线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将人民大众的反汉奸、反复辟的斗争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胜利,从而早日消灭汉奸买办势力,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复兴。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有个基本正确的估计,然后据此提出正确的政治策略和方针。

形势正在起变化

       最近发生在广东的两起事件(深圳海量工人罢工事件、陆丰乌坎村民反征地事件)表明,马列毛左派的群众基础正在迅速扩大,而汉奸买办势力(或者说资产阶级右派、自由派)的群众基础正在迅速缩小。

       过去,马列毛左派在社会上的基础主要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遗留下来的老工人阶级,特别是下岗失业工人。通钢工人反私有化斗争的伟大胜利,标志着新一代国有企业工人在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上都有了很大的增长。现在的国有企业工人,往往是老工人的后代,往往受到老工人社会主义觉悟的直接影响。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往往采取反私有化的形式,因而天然就具备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国有企业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很多,但是却集中在国民经济的战略部门和关键部门,在政治的紧要关头可以发挥大作用。

       马列毛左派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依靠社会主义时代的老工人和现在的国企工人,他们是我们最可依靠的基本阶级力量,是我们最巩固最基本的阶级基础。

       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饱受中外资本家剥削的新一代工人阶级一直处于不觉悟、没有组织的状态。然而,过去两三年,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沿海各省的工人阶级进行了广泛的罢工斗争。通过这些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工人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在这些斗争中,新工人阶级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阶级觉悟。

       在这次深圳海量工人的罢工中,工人阶级毅然提出了“打倒汉奸”的伟大口号,从而标志着新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又上了一个台阶。当然,海量工人提出这个口号有一定的具体环境,也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偶然之中蕴藏着必然。中国资本主义最主要、最核心的部门就是出口制造业,而出口制造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外资以及依赖外资的台资、港资、内资。因此,凡是在出口制造业中被剥削的工人,几乎不可避免地都处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焦点。新工人阶级任何争取生存、反抗剥削的斗争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反帝、反汉奸买办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张宏良同志的分析在细节上未必周全(比如,不能排除,将来在一些其它场合、其它的具体情况下,工人阶级提出一些政治上不那么正确的口号),但是张宏良同志把握住了问题的本质。

       由于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具体特点,哪怕是他们的经济斗争也直接与帝国主义、跨国资本以及汉奸买办集团发生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就大大减少了,甚至排除了中国工人斗争被自由派、汉奸买办利用和操纵的可能。因为一切自由派和汉奸买办,不管他们的“民主自由”如何吹得天花乱坠,都解决不了工人阶级的实际问题,解决不了他们起码的生存和尊严问题。

       再来看陆丰乌坎事件。自由派媒体打肿脸充胖子,拼命要将乌坎事件歪曲篡改为当地村民争取“普世价值”。然而,无可改变的事实是,事件的起因是当地贪官勾结香港资本家(汉奸买办势力的典型代表)要霸占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乌坎村民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奋起抗争。也就是说,乌坎事件的实质是当地群众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遗产与汉奸买办势力展开斗争。

       更令普世派尴尬的是,在乌坎和广东其它一些地方,人民群众在斗争中普遍表示拥护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乌坎村民高唱东方红,在另外一些地方,群众打出了“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普世派的大本营,农民又是普世派最下功夫进行欺骗愚弄的社会阶层。普世派发动一切宣传机器,非毛洗脑三十余年。现在,在他们自己的后院,群众居然打出了“毛主席万岁”的标语。还有比这更失败的吗!

       当然,有人会说,乌坎村民唱东方红,也许是出于策略考虑,没有什么政治含义。也许吧。但是,如果是策略考虑,当地农民怎么不举别人的像呢?在广东,有些人的像不是应该很吃香吗?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在农村打开的缺口。在过去相当一个时期,私有化改革确实得到了如小岗村那样的落后群众的支持。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资本家和汉奸买办势力已经不满足于掠夺城市国有资产,而且还要侵吞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就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发生了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将广大农民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样,马列毛左派的群众基础就极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群众基础,不仅包括了老工人和国企新工人,而且现在正在扩大到外企、台企、私企的广大新工人和广大农民群众。自由派和汉奸买办势力则正在迅速失去这些群众基础。

       即使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多重大山的压迫下,朝不保夕,对自由派的信仰也已经严重动摇。自由派真正可靠的社会基础,除了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给他们撑腰,在国内有买办资产阶级和一般私人资产阶级以外,只剩下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所谓的“有车有房族”)。

       以上情况说明,形势正在起变化,正在向对马列毛左派有利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广大的人民群众正团结在马列毛左派周围,而自由派和汉奸买办势力的社会基础正在迅速缩小。

谁是汉奸?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要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张宏良同志正确地指出,工人阶级是反汉奸反复辟人民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比较进步的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蜗居、蚁族、失业大学生等)则是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党内爱国力量则是我们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

       而在敌人方面,谁又是当今中国的汉奸买办呢?首先,当今中国的主流媒体,如南方系、中央电视台,基本上都掌握在自由派和汉奸买办势力手里。他们还控制着差不多所有的“精英”大学讲坛。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南方系为何如此猖狂?在他们的背后又有哪些人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几十年的私有化,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买办资产阶级。这个买办资产阶级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包括外资、台资以及依附他们的内资;再有就是那些利用手中权力、勾结跨国资本侵吞国有资产而形成的金融买办资本家集团。

       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控制共产党,但是确实已经控制了党和国家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几乎完全是由这个阶级制定的,或者至少是完全符合这个阶级的利益。

       党内的爱国力量包括一些还没有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理想的党员、干部以及与剩余国有企业相联系的利益集团。

       多年来,党内的汉奸买办势力一直处于攻势,他们在疯狂推行私有化,并把大半个中国经济卖给或送给外资以后,又大肆宣扬所谓“普世价值”,妄图一举实现改旗易帜,彻底完成资本主义复辟。

       相比之下,党内爱国力量一直处于守势,甚至已经退到了悬崖的边缘。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沉重打击了汉奸买办势力的气焰。在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毛主席、反复辟反汉奸斗争的鼓舞下,以重庆模式为契机,党内爱国力量进行了初步反击,暂时度过了改旗易帜的危机。

乱与不乱:革命的两手准备

       张宏良同志认为,只要毛派共产党人不犯大的错误,就一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汉奸买办斗争的伟大胜利。对于这个基本估计,我完全赞同。

       张宏良同志又认为,汉奸买办势力的阴谋,就是搞乱中国,帮助美帝国主义,灭亡中华民族。张宏良同志的这个认识,反映了张宏良同志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对中华民族的深情厚爱。

       但是,我们要和汉奸买办势力做斗争,局部的“乱”、暂时的“乱”就不可避免。海量工人的罢工斗争,就是局部的“乱”。重庆除恶打黑,在有些人看来,也是破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也是局部的“乱”。

       毛主席曾经批评斯大林:我就不相信,中国人民为了翻身解放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后来,中共和苏共的一个基本分歧,就是共产党对于革命和战争问题的态度。苏共认为,只有坚持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才能避免战争。而中共则认为,要真正反对战争、避免战争,首先就要不怕战争、准备战争。毛主席关于战争问题的教导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对于汉奸买办势力搞乱中国的阴谋,我们首先要坚决反对,并且要努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力争挫败汉奸买办势力的阴谋。

       但是毕竟,我们不是汉奸买办势力的参谋长。他们所掌握的金钱、舆论以及一部分政治权力,到底怎么用,只有他们自己能够做主。帝国主义给他们下达什么指示,只有帝国主义能够做主。如果经过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汉奸买办势力仍然一意孤行,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篡党夺权,搞改旗易帜,那么毛派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也不能像1976年一样坐以待毙。

       我们不仅不能坐以待毙,而且还要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党内爱国力量,展开全国范围的革命斗争,以最广泛、最强大的革命浪潮淹没一小撮汉奸买办反革命势力,将他们坚决、彻底、全部消灭干净。

       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

变被动为主动

       我赞同张宏良同志的观点,即我们目前主要的工作仍然是努力挫败汉奸买办势力搞乱中国的阴谋。但是,在心理上和思想上,我们也必须做另外的准备。这两者并不冲突。在今后几年,我们的工作做的越好,挫败汉奸买办势力阴谋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万一汉奸买办势力铤而走险,我们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打败汉奸买办势力、挽救民族危亡的胜算也就越大。

       那么,就马列毛左派、革命人民以及党内爱国力量来说,在未来几年,如何才可以挫败汉奸买办势力公开复辟、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附庸的阴谋呢?在人民和爱国力量这方面,一共有三道防线。

       首先,资产阶级和汉奸买办势力仍然在丧心病狂地推行私有化、推行引进外资。广大劳动群众为了生存、为了捍卫自己的直接利益,必然进行广泛的反外资、反买办资本和反私有化的斗争,并在这些斗争中觉悟不断提高,逐渐向马列毛左派靠拢。这是我们反对汉奸买办势力的第一道坚强防线。捍卫第一道防线的斗争,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特别是汉奸买办势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所客观决定的。它的发展壮大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志。

       党内爱国力量构成反对汉奸买办势力的第二道防线。党内爱国力量的反汉奸斗争会受到社会上一般人民群众斗争的影响,但是必须服从党内斗争的规律。马列毛左派一方面要支持党内爱国力量;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马列毛左派和党内爱国力量分工不同,各自斗争的方式和渠道也不同。二者在相互配合时要注意默契,要把握好分寸和火候。

       马列毛左派,主要包括马列毛老干部、马列毛知识分子、马列毛青年以及出身工人阶级的马列毛活动家,构成反对汉奸买办势力的第三道防线。实事求是地说,马列毛左派在未来几年的反汉奸买办斗争中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马列毛左派的工作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反汉奸买办斗争的成败。

       马列毛左派的优势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过去几年,经过广大马列毛左派同志的努力,我们在与自由派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怀念毛主席、怀念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尽管如此,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以及主观努力不足,过去的斗争往往都是采取自由派“攻”,我们“守”的形式。当然,从成功发动讨茅开始,也可以说,我们已经不是单纯的被动防御,而是积极反击了。不过总的来说,在形式上,自由派和汉奸买办势力掌握着主动,掌握着选择斗争话题的主导权。虽然这种形式上的主导权其实际功效已经日益衰落,比如,最近自由派污蔑孔庆东的闹剧以惨败告终。自由派的势头已经颇有些“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

       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适时地在宣传斗争中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攻势。这样做是应当与可能的。过去三十年,世界资产阶级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攻势,私有化、市场化一时间甚嚣尘上。然而,自2008-2009年大危机以来,形势已经起了根本变化,资本主义已经是过街老鼠,在全世界都越来越不得人心。随着时间的发展,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必然陷入更大、更深刻的危机。中国资产阶级和汉奸买办势力的信心也必然更加动摇、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在这样的大形势下,马列毛左派在意识形态领域转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是完全可能的。

       事实上,从劳动人民的观点看,中国的“私有化改革”早已经完全失败。中国今天一切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都是私有化、市场化造成的。如果未来掌握经济大权的中央领导,仍然一意孤行,坚持私有化、市场化的错误路线,中国经济必然在不远的将来爆发深刻的、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

       左派可以选择一个适当时机,动员左派学者的现有力量,发动一次对以私有化、市场化为代表的汉奸买办经济路线的大批判、大揭发,全面控诉其对外导致中国经济全面依附外资,对内导致劳动人民深受几重大山压迫、民不聊生、环境崩溃的一切罪行。并趁机提出系统的左派经济纲领,其主要内容应为恢复公有制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第一步,可以先明确停止一切私有化,实行以劫富济贫为实际内容的改善分配的措施。

       我们这样做,可能有两个效果。比较理想的效果,是通过这个行动对中央发出强烈预警,助党内爱国力量一臂之力。我们可以明确指出,如果坚持私有化、市场化的汉奸买办经济路线,中国经济必危机。希望通过这个警告,促使中央及时改弦易辙,并以此为契机使党内爱国力量一举占优势。

       当然,上述行动也可能达不到这样理想的效果。如果达不到,也能起到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我们是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如果经济领域的主要负责人对此充耳不闻,并在未来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那么他个人要为此负责任。一旦危机爆发,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并要求中央追究经济领域负责人的个人责任,乃至追查某人是否有具体的卖国和腐败行为。

       如果我们组织好,准备好,这样的工作,未来五至十年,我们可以反复搞,每隔一两年或两三年来一次,甚至将其搞成群众运动,与现在的一年两度的全国范围的纪念毛主席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直至中央采纳正确路线为止。

推广重庆模式

       在党内爱国力量与汉奸买办势力的斗争中,重庆模式已经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在人心的争夺中已经占据了制高点。如果能将重庆模式推广到更多的省市,将壮大党内爱国力量的影响,并且对马列毛左派也将十分有利。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党内各派力量的地理分布。代表金融买办集团和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在内地省份中,除了重庆是明确表态的爱国力量代表外,其它省份都采取中间立场、模棱两可。这是由大多数内地省份的经济利益和地位决定的。一方面,这些省份没有从出口制造业中直接受益,反而输出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另一方面,这些省份也都进行了大规模非法私有化,贪污腐败横行或至少是纵容了贪污腐败。不过,未来几年,情况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作为地方政府,不论它奉行什么意识形态,都必须解决财政收入问题。自从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完全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社会开支和地方发展的需要。以至于过去几年地方政府纷纷举债投资,已经难以为继。各地方政府又依靠出卖土地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这个收入来源也即将枯竭。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内地地方政府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新的财政收入增长源从哪里来。一个办法,是继续搞招商引资,引进原来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制造业。但是要引进出口制造业,就要进行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又需要钱。这么多内地省份相互竞争,僧多肉少。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势来说,欧美市场停滞,出口制造业的黄金时代早已经过去,以后利润只能越来越薄,哪里还能给地方政府提供大量税收。

       这样,内地省份(特别是西部省份)只剩下一个优势还可以考虑。那就是,它们拥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煤、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如果这些资源能卖个好价钱,内地省份的财政收入就有了来源。有了财政收入,除了地方官员可以适度地腐败一下以外,还可以改善一下地方人民生活,节约维稳成本,提高政治声望。总之,于公于私都有利。

       然而,目前的现实是,这些省份的矿产资源很多也私有化了。私有化以后,私人资本相互之间恶性竞争,不仅造成工人生活悲惨、生命安全毫无保障,而且大量资源廉价卖给东部或外国(稀土就是典型例子)。对国家民族来说,这是遗祸子孙后代。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抱着金饭碗要饭吃。要提高地方财政收入,他们的矿产资源就必须卖个好价钱;而要卖个好价钱,资源就必须垄断;于理于法,资源垄断只能由政府出面垄断。

       所以,未来几年,马列毛左派还可以做这样一项工作。那就是,通过适当的政治渠道给内地省份建言(必要时结合一定的群众运动推动一下),效仿山西整顿煤炭业的经验,对矿产资源业由政府出面进行整合,然后改善工人劳动环境,将资源价格调整到更加合理的水平。所得利润可以大大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这样就可以效仿重庆,给老百姓办一些实事。如有剩余,地方官员还可以适当地搞一些高薪养廉。

       这件工作如果做好了,重庆模式的影响可以大大扩大。内地省份为了维护他们在资源业的垄断利润,自然要与沿海的出口制造业和买办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党内力量对比就可以发生有利于爱国力量的变化。

大乱到大治

       如果在未来五到十年,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进行越来越广泛的反汉奸、反复辟的斗争;党内的爱国力量能够逐步壮大;马列毛左派又能做好上述的工作,那么,防止汉奸买办势力搞乱中国的阴谋是可能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准备好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尽管经过人民群众的斗争,尽管党内爱国力量做了最大努力,汉奸买办势力继续把持了相当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特别是继续把持了经济大权和外交大权,从而顽固地推行他们的买办卖国的经济路线和外交路线,终于导致中国爆发了不可挽回的经济危机。

       这时,汉奸买办势力为了混淆视听、推卸责任,妄图将屎盆子完全扣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头上,很可能撕下伪装、狗急跳墙,动员自由派的全部反动卖国势力,向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动改旗易帜的总进攻。

       如果真地不幸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马列毛左派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对汉奸买办卖国势力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只要马列毛左派能紧紧依靠工人阶级、相信工人阶级、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粉碎汉奸买办卖国势力,取得斗争的胜利,并以大乱为契机实现大治是完全可能的。

       马列毛左派有四个制胜法宝:

       第一,在未来几年,马列毛左派可以逐步扩大在沿海出口制造业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一旦汉奸买办势力公开复辟,我们就可以广泛发动出口制造业工人以争取生存、争取尊严为目的的罢工斗争,使整个汉奸买办经济陷于混乱。

       第二,在西部各省份,老工人比较集中,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有感情。如果汉奸买办势力胆敢公开复辟,左派可以集中发动西部各省份人民群众进行反腐败、清算非法私有化斗争。如果地方政府能够站在党内爱国力量一边,我们就可以督促他们效仿重庆模式,推进地方资源国有化并造福地方。如果地方政府公然站在汉奸买办势力一边,我们就可以发动人民群众,清算他们腐败和私有化的罪行。

       第三,老工人和国企工人是左派可以依赖的基本群众。如果汉奸买办势力公开上台,左派完全可以依靠国企工人,不仅发动广泛的经济斗争,而且争取发动要求恢复社会主义的政治罢工。由于国企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命脉,如果国企工人可以完全发动起来,汉奸买办经济必然全面破产。

       第四,如果汉奸买办势力公然上台,为了转移视线、转嫁矛盾,他们很可能玩弄贼喊捉贼的把戏,将所谓“权贵资本”的罪名嫁祸党内爱国力量。这样,就会与党内爱国力量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将党内爱国力量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推向人民一边。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下,党内爱国力量完全可以反戈一击,将汉奸买办势力完全包围消灭。

       综上所述,四个制胜法宝,招招都可以致汉奸买办卖国势力死命。

       我们劝汉奸买办卖国势力还是明智一些,不要上南方系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秀才的当,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要利令智昏。毛主席的像在天安门上挂着,你们还可以多苟延残喘一些时候。如果你们胆敢对毛主席大不敬,人民群众愤怒的怒火将燎原为火的海洋,将天下一切毒蛇猛兽消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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