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两会时，今年大不同，希望在国家政治改革层面能出台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在经济发展上切实改善民生，改变现有社会财富的不合理的畸形和特权化的分配体制，不能再是极少数贪官污吏和不法资本家家族财富的无限膨胀和移民移产，大多数劳动者陷于高通胀、高房价等低消费能力陷阱，
劳动者应得的的正当收入被不合理的工资分配和财税制度稀释和压制。
1.为维护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合理的工资等级标准打压着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
2.中国一部分外汇储备固化于欧美国债，“不买不行、买多卖少、不停买、买不停”，人民对另一部分外汇储备也没有参与权和享有权。
3.劳动者的一部分收入被以高税赋形式上缴国家、地方财政，巨大的总量滋长了三公消费畸高，丧失共产党党性宗旨的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问题已成普遍化、常态化、深入化态势。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到了扭转贫富分化，大幅度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例的“关键时期”只有缩小贫富两极分化、落实共同富裕，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唯一归宿。这些良好的愿望如果能够实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从高度贫富分化和腐败不公的重度危险区平稳过渡到民主、法制的小康社会主义的安全发展期。
在2012年这注定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包括官方的与民间的）一定会合流聚力，为维护其垄断超额利润和家族财富世袭打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旗号、片面突出和一味强调所谓的“先富合法性”，进行一场新的改革。这次改革的谋划和舆论宣传已经开始了，人民日报的一篇呼吁改革的急就章社论未提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三个代表思想，也不讲共同富裕，只是一味强调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用宋朝王安石的“三不主义”拿来言说今日中国之改革，“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没有一句话是站得住脚，
如果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成了不足法的祖宗，那么改革不就是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改革只顾私有化、市场化，而不治理贫富分化、不讲也不落实共同富裕，改革必定失去人民的支持、归于混乱和失败。
随着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右派资本精英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国有垄断行业私有化的限期令已下，面对着以数万亿计的巨大财富蛋糕，他们更是欣喜欲狂，无不摩拳擦掌，把那刀子磨快、子弹上足，只等全面私有化的发令枪一响，便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风卷残云一般、上演瓜分中国国民财富的夺宝大战，
“伟大”的掘金游戏结束后，饕餮大餐已进入资本家肚腹，然后便会实现其个人和家族的财富总量再翻上几番的“宏伟蓝图”，而后便是他们兔子般灵巧、狐狸般狡猾、豹子般敏捷地海外移民和转移财产的告别演出。别了，带走全部的黄金和美元（欧元），不留下一丝云彩。
近日其上一篇右派资本精英的帖子已经明确地发出进行实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呐喊。请看：童大焕：呼唤精英阶层的自我改革。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红字为对其的驳斥和批判。
中国，到了呼唤大政治家的时候。这样的大政治家，一定是以法治为根基，以财产自由和市场自由为根基的。（什么是大政治家？毛泽东被右派普世迷们所诟病和诋毁，邓小平也只是在需要时才拿出来装点一下舆论，右派资本精英们需要的大政治家看来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莫属！中国什么法制？是中国的宪法、法制还是美国的宪法、法制？在右派资本精英眼里、心里所谓财产自由和市场自由只有资本家才能享有！）
这两天，相信很多人都“收到”了广东省省长朱小丹2月14日送出的“情人节礼物”。如果政府真的想把百姓当做“情人”，这份“礼物”的确是非送不可。
（开个玩笑，情人？对于某个dang而言，工人农民是藏糠之妻，人老珠黄已下堂；资产富豪是美女情人，暖玉温香入洞房。）
朱小丹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进入调整政府自身权力配置的“深水区”，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没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和勇气，就突破不了与科学发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利益格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难以深入。
朱小丹强调，要把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今年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要加大力度向社会放权，加大力度向下级政府放权。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更多精力放在加强社会管理，改善公共服务上。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行政权力监督。省市两级都要列出“清单”，放权要有规划、有明细表、有时间表。
在此期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也警告：各级政府日益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诚如许小年先生的微点评所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日本侵华中断，被国共内战中断，被“文化革命”中断，现在又可能被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所中断。
毫不讳言地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然又站在了新的改革十字路口上，各级政府俨然已经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成为需要重点改革的对象。（各级政府阻碍了改革？如果不反腐倡廉的确会这样，但是改革不能无政府主义，依靠资产阶级建立所谓的公民社会完全是涸泽而渔、缘木求鱼。）
尤其是近十年来，国进民退的步伐明显加快，（国有和民营，这个民可不是全民，而仅是少数民间资本家，法律规定煤炭石油稀土等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民间资本家和主管官员合作就能获得矿产资源开采权获得暴利，显然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性领域国进民退是正当的，还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减少资源的浪费与消耗，应该坚持下去。中国民间资本已经大量进入金融证券保险、机械电子食品服装等制造业和服务业、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领域，从总体上看中国哪里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所谓国进民退恰恰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各级政府的投资大跃进对环境的破坏、对通胀的刺激日益加深而且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过去20余年中国经济史就是通胀史、百姓和环境的“沉沦史”;行政权力对市场秩序的非法治化干预程度则有如吸毒上瘾，导致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日渐萎缩。
（通胀的根源是中国与美国不正常的经贸关系，美国的经济危机需要用中国的外汇来救助，而美国的经济复苏和物价稳定必然以中国的高通胀作为代价。）
我们一度沉醉于中国的发展在全球“一枝独秀”，却为何“维稳”形势越来越严峻?无它，其本质就是掠夺式发展后产生的社会困境。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是掠夺式的，这有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也有权贵集团对国家和民众的掠夺。权贵集团利用垄断的公权力进行掠夺;而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会进一步绑架公权力。
这种“悲惨式增长”导致环境和民众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弱的时候，群体性的反抗就会成为此起彼伏的烧不尽的“野火”。这时，就会形成于建嵘先生所言的：维稳成了体制运行的压倒性目标。这样“刚性稳定”结构形成，也就走进了为了掠夺要维护现行体制，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就需要进一步掠夺这样一个社会政治权力难解的循环。
这种态势，已然将中国置于一种“步步惊心”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和革命事实已经进入夜以继日争分夺秒的赛跑阶段，体制内的改良力量亦即自我革命的力量如果跑不过革命的力量，中国好不容易得来的改革开放成果将被葬送，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将重新堕入深渊。
在今天的热兵器和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飞机时代，传统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造反模式，亦即第一种革命路径已经没有了“市场”，但是第二种破坏力极大的“革命”路径仍有可能取而代之。
这是一股反市场、反法治的力量，一些野心家借着贫富差距拉大、很多老百姓眼里对金钱和权力“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幻觉，上下其手，搞反法治、反市场、反民主化的运动式治理，其结果，一开始可能会收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至少从舆论上“大快人心”，但不讲程序正义只讲目的正义的结果，只会导致民主、法治和市场的全面倒退，大量社会精英或被消灭或被迫出逃，最终使当地陷于“死地”。 这样一种只讲意图伦理，不循规律规则、不择手段、不问责任伦理的做法，满足了群众“尽速改变现状”和“劫富济贫”的民粹式心理期待，却会使奴役和贫穷成为社会的唯一归宿。
今天的行政垄断和政府管制过多，已经导致了部分企业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法生存”的逆淘汰现象。（改革以来一直是劫贫济富，什么时候劫过富济过贫了，光看中国股市就可以一斑见豹，股权分置、全流通、大小非、股指期货、新股发行、创业板、中小板、国际板，哪一个是劫富济贫的？
重庆薄熙来唱红打黑、探索共同富裕、声誉鹊起，成为了惴惴不安的右派资本精英们眼中刺肉中钉，欲拔除而后快，于是李庄案一季二季三季，于是王立军出事了，于是谣言中伤铺天盖地。一言以蔽之，凡是贪官污吏都属于黑社会，凡是害怕共同富裕的资本家一定是非法致富的罪犯，为了洗白原罪，必然要和打黑除恶共同富裕的路线斗争到鱼死网破。然而广大人民支持打黑除恶、渴望共同富裕、要求惩治资本原罪。任何社会财富都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而不是源于资本家们的不劳而获和穷奢无度；所以历史必然由人民来创造。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也必然取决于人民大众，而不是资本家和世界银行。俄罗斯实行全面全民私有化之后的国家分裂动荡、政治寡头持政、黑帮犯罪肆虐、人民群众贫困，几乎陷于二流国家无法自拔，这样的前车之鉴还不够吗？右派资本精英们看来是巴不得中国也走上这条不归之路。））
本来，独立企业精英和独立知识精英可以构成社会改良的最重要力量，尤其是企业家作用往往更大。然而，行政垄断和行政管制权力过大的结果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家要么委曲求全，要么卖身投靠，过度依靠权力而不是依靠法律致富，致富以后对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护也不是依靠法律而是要依靠权势。
结果，一旦社会两极分化引起穷人仇富，资产阶层不是成为穷人革命的对象，就是成为权力打击以讨好穷人的对象。（穷人仇富完全是对劳动者的污蔑，所谓“仇富”其根源完全在于资本家原始积累的不法罪恶和为富不仁的剥削压迫，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道理。）中国企业家多数奉行明哲保身和闷声发财哲学，对公共事务缺少发言，也很少用资金支持独立智库，培育独立知识分子。所以最后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悲剧。
中国第三波向海外移民潮——知识和财富精英海外移民风起云涌，但其中多数企业家移民是“生活在海外，事业在国内”，相当于“裸商”。（如果说裸官是为了退休后拿着高额退休金出国与子女团聚，而勉为其难地为中国人民“服务”，那么裸商就是为了攫取资本利润的驱使才回到国内，消耗国内的的资源，雇佣廉价的国内劳动力，获得的利润从一开始就属于外国而且最终流向国外。）这样并不能解决其企业财产乃至人身不安全问题。只要政府权力仍然可以随便干预微观经济、只要流水一般的官员仍然可以流寇般地打商人的主意，他们的财产乃至人身安全就注定只是浮云!因此，一个权力严格受到制约的法治环境，比什么都能保证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不论是自下而上的传统造反革命模式，还是时不时想冒一下头的少数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上下其手的民粹运动模式，这两种类型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以瓜分财产为最终归宿和目的，最后以“共同富裕”始，以共同贫穷和混乱终。（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劳动人民的财富每一天都在被不法的先富者们剥夺着，资本富豪、贪官污吏个个先富起来之后，有的还富可敌国，就开始移民海外了。留给国内广大劳动人民一个高度污染、高度通胀、高度腐败的贫富分化的中国。）
我们呼唤革命的第三种形式，即精英阶层的自我改革和让步。只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结合、努力推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善始善终，以公平公正的机会平等为目的。（所谓努力推动的“资产阶级革命”，只会给资产阶级带来机会和公平正义，而绝不会顾及劳动者的权益，广大劳动者不过是进一步沦为资本所奴役的劳动工具、高通胀、高房价、学费贵、看病难、毒疫苗、转基因食品都成为广大劳动者头上的紧箍咒。）
中国，到了呼唤大政治家的时候。这样的大政治家，一定是以法治为根基，以财产自由和市场自由为根基的。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经济和社会基础，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才不会变成民粹的狂欢，才不会陷入拉美化的陷阱。（谎言！欺骗！富人们开始撕下最后的伪装，酝酿起新一轮榨取穷人的“造福神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已成为面临资本主义彻底复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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