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商业媒体热心“学术争论”，这可能是近些年来中国大众文化领域的新现象。按说给中产阶级阅读的报纸，偶尔有一些“学人事件”和“学术问题”的炒作，也算不得反常。然而，摊开12月29日的一份上海都市报，相信有心的读者还是不免莫名惊讶。在头版“全城点赞、热点促销”、“6小时免单优惠”的大幅广告簇拥中，仅有三条新闻导读局促地挤在一起：第一条是“‘习大大’排队买包子”、第二条是“劳教制度正式废止”、这第三条竟是“杨奎松批汪晖新作”。谁是杨奎松?谁是汪晖?为什么在头版二分之一都不到的非广告内容中，要给这条“新闻”一个大字导读?
12月29日某都市报头版
其实这是著名的副刊《上海书评》上的一篇文章。主题是关于“朝鲜战争”和中国现代政党性质的问题。这份都市报拥有一群关注学术文章的，着实让人敬佩。
自知历史知识有限，但又想一探报纸编辑的良苦用心，我于是便硬着头皮阅读起这篇大作，期待一次思想的震荡。费劲读罢，发现这文字与我想象中的“学术风范”倒是有些不同。文章一开头，学术主旨问题还未提一句，就将矛头指向了批评对象个人。这位撰文的历史学家不仅凭学科归属质疑对方“跨界”的资质，而且不断批评对方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其言辞之激烈，堪比小学教员批评掉队的差生，如“严重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几乎每一谈及作为其论点的论据，即历史史实时，都会出错”;“就连最不该出错的历史概念的使用，也经常会张冠李戴，或搞得似是而非”;“全文中行文和逻辑也常常自相矛盾或语病连连”。
如此一说，被批评的文章简直不堪入目。外行的读者们倒一定要诧异：既然对此文如此不屑，为何还要写长篇大作来批评呢?而且，对一篇差得离谱的文章的批评，不仅要占据报纸五个整版的篇幅，还要与习大大和劳教制度废除一同登上头版导读!更重要的是，在读者还没在这份报纸上见过原作，甚至可能还没听说过原作的情况下，一篇长达25000多字的批判大作就悍然登场，这似乎不符合新闻操作的伦理规范，也不符合基本的传播认知规律。
应该不会是编辑一时糊涂了?可能有他难以言明的情理吧?想必这事一定有更深的背景!
耐不住好奇心的北京读者可能会探个究竟，先是要把被批得落花流水的文章翻出来见识一下，倒要看看语法不通、常识错误的文章怎么会被如此重视;然后是要查一查这篇拙文的汪晖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文章差得可以，却会招致如此公开而激烈的批判；最后，这是一份什么报纸，为何会这样处理一篇对大众读者来说可能有点莫名其妙的“学术文章”。(PS.我很清楚，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三件事大概一件都不会做，而这就是问题所在，是媒体权力的秘密所在)。
这一查不要紧，果然有发现。先说被严厉批判的这篇文章。原来杨奎松先生对汪文一通差评之后，刚一开口言归正传，就不小心错误理解了原意。杨文中说汪晖“不满意历史学家总是‘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不能像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还主张要‘自居于客观地位’，‘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对研究者的影响。”
看看汪晖原文是怎么说的，“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所谓‘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是一种‘内部视野’，它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事件的政治决断及其形成提供了线索……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就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
即使作为一个外行，我也不觉得汪晖这段话有什么难理解的地方，他不过是说希望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战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朝鲜战争这个具体事件，由此避免社会科学家那种割裂历史背景与个别事件，打着尊重“历史事实”旗号的所谓“客观”倾向。而杨奎松先生上述评价显然是完全在相反的方向上误解了汪文的原意，真是非常可惜，这不免让人对杨先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后续讨论质量心生疑窦。
如果把这个“误解”放在两篇文章行文的对比中，我们则会体会一层特别的深意。杨奎松先生为批评汪文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素材，而这些搜集整理工作的方法论范式正是汪晖在文章一开始就警惕性地予以批评和说明的。杨先生正是在误解汪文这一重要方法论说明的前提下，陷入了一系列语法问题和历史细节问题的搜罗中，而基本没有回应汪文提出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朝鲜战争的动因和政党政治的转型问题。史学方法论上，我实在是外行，不便对孰对孰错下结论，但我至少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根本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应该谈不上谁批评谁吧。按我的粗浅之见，汪文的问题可能不是“以论代史”的问题，而是如何获得更有效的历史视野的问题。
当然，即便如此，杨先生搜集的大量素材，很多都非常有价值，其中应该也不乏对汪文细节上的有益补充和修正，这种认真的态度很让人钦佩!我倒建议，杨先生为了真正批倒汪文，应该再接再厉，抓住汪文核心问题，再写一篇25000字的大作，作为热心读者，我非常地期待和支持!也相信这样热心学术的报纸一定会再腾出数个版面予以刊登的!
至于杨文后面所列举的语法问题和历史细节问题，据说也有很多并不成立，但这不是本文的核心，而且已有季剑青先生精彩的专文论述，作为一个业余读者，我就只围观不赘述了。
但是在这里，无论二位的具体立论成立与否，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后学晚辈，我还特别对两位学者的行文论证方法感兴趣，而二者的差异在对比阅读中则格外明显。汪文的行文风格显然是受了正规学术训练的学子比较熟悉的，开头提出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简单总结了近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似乎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些研究者个人进行臧否），随之提出自己的研究方式和创新，然后开始正文的论述。反观杨文，正像前面所列举的，一开始是对某个学者个人的评价甚至数落，然后用数个段落讲自己如何不情愿，但是因为各方支持和委托，而不得不写这篇文章，之后才列举批评对象的各种错误，再一一展开评价，当然，其中还夹杂了大量“超学术”的快人快语。
其实，我特别喜欢杨先生的行文风格，激扬文字、直抒胸臆、酣畅淋漓，读起来好不痛快!这样的文字，一定要在《上海书评》这样的大众媒体上刊登，不要留给那些中规中矩的学术刊物。杨先生文章最后说《文化纵横》杂志没有刊登这篇文章，很是遗憾，我倒觉得没有什么遗憾的，那些期刊毕竟只有少数精英愿意细细品读，咬文嚼字，对学术伦理要求太过苛刻，好不让人生厌，哪像报摊上的都市报，快言快语，再传上微博，一定能够迅速产生影响，刺激更多人加入到大鸣大放大批判的队伍中。只是杨先生的方式，可能不太适合才疏学浅之辈。如果不能够很好地掌握论题和论据，难免豪言壮语之后却谬以千里，岂不贻笑大方。
对报纸文章内容说了太多，这些问题其实还不够重要。接下来我们要查一查汪晖其人和这份报纸。这一查不要紧，发现原来这样的事情，双方都不是第一次摊上了。先说汪晖吧，这真是一个麻烦缠身的学者，多年以来不断因为各种问题被同行和媒体攻击，从针对他单篇文章的恶评，到质疑其作品获奖资格，再到离开《读书》杂志引发的种种争论。最近一次，是2009年《南方周末》等一大批都市媒体围绕他博士论文涉嫌学术抄袭一事而做的铺天盖地的报道，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尤其反常。
2010年3月25日《南方周末》在文化版用两个整版刊登了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而且同样将文章导读放置在头版醒目位置。对一部几十年前博士论文的评判能够引起这份大报的如此兴趣，确实让人感到都市媒体对汪晖非同一般的重视和礼遇。王彬彬的文章发表之后，许多学者针对文章内容展开了质疑，甚至逐条批驳，例如钟彪的《驳王彬彬的诬蔑：学术“私律”与莫须有》、舒炜的《“王彬彬式的搅拌”对学术的危害》等。网上论坛更是有大量不同声音出现。然而，从2010年3月底到4月底整整一个月的讨论中，《南方周末》的编辑或是由于疏失不查，只听到了批驳汪晖的声音，并数次刊登相关文章，并无一次出现些许不同声音，连回应都没见到。更绝的是，根据汪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的表述，《南方周末》编辑一面通过邮件向他表示“王彬彬文章确有不够稳妥之处”，另一面却“群发邮件向清华大学施压质疑汪晖入列政府特殊津贴名单”，由此看来，媒体已经越过了真实呈现的底线，成为事件的制造者了。只是我们还实在看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目的?
我们只有回过头来从汪晖身上找答案。翻看他大量的文章，以及网上网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我就更加疑惑不解。这位学者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以非常专业，甚至有些艰深抽象的方式出现在纯粹的学术刊物上，他偶尔接受媒体采访，所谈问题也都颇为宏大，并没有用媒体所熟悉和擅长的方式面对读者。说实话我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超越学术讨论范畴之外的公共言辞。然而，在微博上，只要你简单搜索，就能发现一连串对这位学者的各种恶毒攻击，它们颇似前述都市媒体言论的升级版本。我想可能那些没脸面印出来的话，都扔到网上去了吧。请原谅我必须用“恶毒”这个词，因为这些评价基本上就是单纯的人身攻击，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有一件事情说来可笑，我曾遇过一位政治学专业的年轻博士，专长是我望尘莫及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一次和我大谈汪晖的文章根本读不懂，但是转而却又用尽了诋毁之词来评价汪文。我有点哭笑不得，这位朋友到底是读懂了，还是没读懂呢?看来杨奎松先生认真细致的解读相比之下倒还真值得感佩嘞!
这一切就像一个谜一样，只有一个解释看似是唯一合理的，有些人告诉我汪晖是“新左派”学者，这是很多媒体和知识分子不喜欢他的原因。我不擅长讨论政治派别，但是我清楚，不认同、不喜欢和肆意诋毁，这完全是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态度和行为。我还是天真地向往不同意见能够以坦诚的方式相互交流，为自己不同意的观点留一点余地，这也是给自己的进步创造空间。更何况，既然这个所谓什么“派”的学者仍然坚持学术讨论，而没有简单地党同伐异，似乎就很不应该为他定性派别路线，这实在容易引起人们太多消化不良的回忆。可是我看到的情况，却实在让人受挫，这样的派别定性和攻击，让“法西斯”、“麦卡锡”等等不好的词汇从我脑海中一掠而过，不觉让人倒吸一口冷气，难说不怕哪天厄运降临自己头上。一介书生，哪是这庞大舆论机器的对手，这真像极了奥威尔的小说。
赶快让这些悲观的情绪消失，赶快!我愿意以最乐观的方式看待今天的沿海都市媒体。再看看以上这些案例是不是被我人为夸大了。查一下《上海书评》近年的报道，又有意外发现，原来他们用这种方式刊登学术批判文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2010年11月到2011年1月，编辑用先后六期，35000余字的篇幅刊载学者秦晖批评杨震和吕新雨的文章，多数内容针对吕新雨，主要是对农业发展历史的讨论。秦晖先生说他“招致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高调指责”，批评吕新雨教授犯了“几乎俯拾皆是、无穷无尽的常识性错误”，具体指证有十余处所谓“硬伤”。按照吕新雨的表述，她随后对秦晖的批评进行了回应和辩驳，将相关文章在2011年10月中旬交付《上海书评》，而对方以短信回复，说文章“篇幅过长，小报根本容纳不下。原想摘发部分，但几经研究，一则实在无法摘，再则你也未必同意摘发。所以现在决定不准备发表”。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把这家媒体设想成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并用专业主义的伦理来要求它，那么这样的答复显然存在明显的偏袒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有一个解释不知是否靠谱，原来秦先生所谓“左的极端”指的就是吕新雨教授，她也经常被冠以“新左派”的大名。如此一来，问题是不是清晰许多了呢?但愿我们的猜测都不成立吧。不过我倒建议吕新雨教授，如果您无法写出“左右极端”和“几乎俯拾皆是、无穷无尽的常识性错误”这样的词句，那最好放弃在这类报纸上发表回应文章，否则您的文章即使出现也会败下阵来，因为这里的游戏规则可能超乎您的想象。我们可以不以恶意揣度人，但也不能总以天真的善意期待人。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最后希望严肃地做一个简短总结。从诞生之日起，市场化媒体在社会舆论中就试图要攫取所有美好的词汇安在自己身上：“自由”、“民主”、“独立”、“进步”、“舵手”、“领航员”、“看门狗”等等等等。在这些说辞和表象背后，总有一个匿名的“隐形人”不被察觉，那就是媒体舆论的实际控制者，至于它是政治组织、资本力量、少数有操控力的言论领袖，还是单向度的文化思想禁锢，这并没有本质区别。对于公众来说，只有在准确识别这些力量的基础上，才能更理性地把握媒体制造的世界，而不被轻易操纵;对于媒体从业的记者群体来说，只有在准确识别这些力量，并持续地自省和与之对抗的基础上，才能让追求真相、自由和进步的人生价值不被外部的力量所篡夺和滥用，让这些美好的愿望真正得到实现。
2013年，面对传统报业哀鸿遍野的颓势，作为媒体研究者，心绪十分复杂。我其实不愿意看到优质文化传播资源越来越多地被金融和互联网的垄断力量卷走，这种局面让公共新闻业前途未卜。可是，从“双轨制”、“商品化”、“两个轮子一齐转”再到“市场化”、“资本化”、“集团化”和“新媒体产业”的强烈鼓噪下，传统媒体的掌舵人似乎是自己越来越放弃了公共性的诉求，徒留有一套市场盈利和媒体独立的话语空壳。由此，当今这个悲伤的局面，媒体人本身也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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