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有很多不可思议的问题，很多电影在国外拿了大奖，在国内却不能上映。
《天注定》在杀青的时候，就注定了不能在国内上映，尽管它在金马奖、金棕榈奖等一系列影展中表现不俗。
好在有网络，我们得以欣赏这部“禁片”。依个人之见，贾樟柯的这部《天注定》比之先前的《小武》、《三峡好人》，在艺术上并无突破之处，连主题也大致相似：贾樟柯是一个迷恋文化根性的导演，他擅长用人类学的叙事手段，展现出这个时代转向中的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和矛盾。当年的《小武》在柏林电影节上大获成功之后，当时的评委就赞誉贾樟柯是“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不过，《天注定》却是一部很应景的片子，应的什么景呢?照贾樟柯本人的话说，影片中的四个故事都是取自现实，胡文海、周克华、邓玉娇、富士康跳楼案，这些事件和人物似乎没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且和我们每个普通人也没什么瓜葛，最多，拿它们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仅此而已。
对于现代人的置身事外，贾樟柯追问：你看，最初这样的案件发生，我们会讨论一个月，再来第二个，讨论两个星期，再来了讨论一个星期，再来了叹气，逐渐地麻木，逐渐地我们以为很了解它，但真的了解吗?
说真的，我们了解，但我们更善于遗忘。可贾樟柯不依不饶，他见不得人们呆滞的眼神后那幅“去他娘的，管我屁事”的生活图景。这是痞子，也是奴才的姿态。中国人有哲学，那就是活着。 正应了《活着》里葛优扮演的福贵儿，一辈子没活出个人样儿来，却对馒头说：将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于是《天注定》就扒开了这个社会溃烂的皮肤，写到此我想起了卡夫卡《乡村医生》里的一幕：医生扒开病人溃烂的伤口，此时卡夫卡用了一个惊为天人的比喻，他说，那溃烂的伤口像绽放的玫瑰花。每想到此，我的身体都会一阵痉挛。
这个社会已经像《乡村医生》里的病人，伤口也开始溃烂，却在很多时候竟然也像玫瑰花一样很迷人。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选择的自由，却在选择忘记什么、谄媚什么、迷恋什么、拒绝什么的问题上，是识时务者。
既然如此，不如选择赵本山小品《心病》里所说的“崩溃疗法”试一试。贾樟柯明显是带着某种绝望去拍《天注定》的，他不是在消费苦难，因为《天注定》在国内就没有票房。他说: 触发电影拍摄的是痛，一种痛感。
《纽约时报》评价《天注定》时给出的评语是：这部影片借鉴了传统武打片的形式，或称武侠。四个故事就像过去的武打片一样，唯一的不同是它们发生在当代中国。
这是贾樟柯颇有些绝望的境地，当然更是让影片中四个主人公绝望的地方。哪里管什么武侠，说白了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快意恩仇的杀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正义。
法国《世界报》评论说，一贯温和的贾樟柯在《天注定》中亮出了明晃晃的钢刀： 人都有能力忍受一些极限，不去诉诸暴力。超过了这些极限，因背景不同，他就或者会和同伴联合起来发动一场革命。
这是下下策，却是电影中主人公们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他们也想过平平安安的生活，但良心不允许。譬如主人公之一的大海，他如果像其他村民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就会从焦胜利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可他偏不，疯疯癫癫的嚷着喊着要去北京告状，结果被焦胜利的手下狠狠教训了一顿，村民们取笑大海说，他被揍时，像一只被挥杆猛抽的高尔夫球。这样不识抬举的做法，不就是活脱脱的精神病吗。
大海怒了，他踉跄着回家去了猎枪，路过戏台时正在唱《逼上梁山》，大海顿时觉得自己是林冲灵魂附体，他决绝的走向了杀戮之路。
用杀戮来解决罪恶，也是一种罪恶，可是那些观看杀戮演绎的看客，你们是清白的吗?
这是影片结尾提出的阿伦特之问，戏台上正在上演《玉堂春》，知县大人声色严厉地质问苏三：你有罪吗?你有罪吗?你有罪吗?不如把这个问题抛给台下看戏的观众，以及荧幕外的每一个人。世间多劫难，就算我们没有亲手制造劫难，可我们能把这撇得一干二净吗?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说：极端的罪恶都是由普通人犯下的。上帝容忍罪恶那是宽容，而我们普通人若一直容忍罪恶，最后有可能喜欢上它。
这才是最难治的精神病，药方只有一个：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这是阿伦特的老师雅斯贝尔斯给我们的忠告，人之生存于世，要么嫉世，要么入世。要想自我实存，就要在世中而与此世对抗。
如果说我们认为大海是精神病，那么，我们的症状要更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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