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价值观?何谓核心价值观?自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学术思想界及社会各界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阐释和现实思考。要言之，价值观是一整套指导人们思想与行为的观念体系，蕴含一系列明辨是非、区别善恶、评判美丑、权衡利弊的准则，涉及世界观、历史观与人生观等。而核心价值观，则是其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精神内涵。
新闻界处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站在历史的第一排”(范敬宜语)，担负着传播与弘扬一整套价值信仰和政治理念的专业使命。因此，新闻媒体更应强化内功，固本清源。当前的新闻传播领域，市场逻辑、资本力量的影响日渐突出，新闻业本身也显露诸多乱象，乃至在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推涌中失魂落魄，六神无主。当此时，商讨和提炼本行业的核心价值观，可谓恰逢其时，秉要执本，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大转型”中的新闻业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界“三俗”(庸俗、低俗、媚俗)、“四害”(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娱乐至死”等现象屡禁不止。近来的“东莞挺住”、文章出轨、保定“副中心”炒作等“媒介事件”，又为此增添了新的案例。如果说此类行为尚属无关宏旨的问题，那么新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文化政治事件如《色·戒》等，则突出显示了价值观、历史观的颠倒错乱，促人警醒。
去年岁末新闻界对曼德拉逝世的大规模报道，就是中国媒体历史观与价值观混乱的典型案例。对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维佳副教授敏锐指出：“媒体动辄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电视新闻和占据数个版面的成千上万的报道文字，并没有透过曼德拉这个个人看到真正的历史过程，而是用尽全力、不厌其烦地去塑造一个‘全球公民典范’，一个似乎是凭借着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就能够促成世界和平的个人英雄。……在曼德拉逝世的节点上，中国的媒体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欧美主流新闻媒体所主导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球政治宣传。”①
探究新闻业价值观混乱的缘由，需要从新闻与社会、中国与世界、政治与业务等多重面向进行把握，特别需要将其置入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和新闻媒体“大转型”的历史场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完善，新闻的商品化、产业化、资本化也潮起潮涌，在激发新闻业生机与活力的同时，引发了行业内外的诸多乱象，甚至促成一些危及和平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隐患。其中最为明显的弊病，当数市场的逐利性本质日渐显著，“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被讥讽为“资本的喉舌”。而且，新闻业的市场化转型，与“去政治化”的话语和思潮几乎同步推进，“不讲政治”，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使得一些新闻人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价值。实际上，“不讲政治”并非与政治绝缘，而往往是讲另一套政治，如“普世价值”、“国际接轨”等。由此观之，中国媒体在曼德拉逝世的报道框架上与欧美媒体一拍即合，就显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
新闻专业主义辩驳
关于价值观，我们首先应当明确一种认识，即任何观念、价值以及理论、思想，都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存在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和绝对真理。
由此出发，对待那些广泛流传的似是而非的“神话”，首先应做历史分析和理性探讨，而不是以朝圣心态顶礼膜拜，视为终极的价值皈依。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固然应该吸取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先进文化和价值共识，但应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不是生搬硬套，效颦学步。同样，提炼中国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应全盘移植西方霸权话语，比如新闻专业主义。
近二十年来，从西方舶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先是在大陆学界备受推崇，继而在新闻业界颇受青睐。一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道德原则是客观性，此外，还包括独立性、公共性等要义。乍看之下，专业主义似乎既崇高又实用，既可以内化为新闻工的职业信仰，又可以外化为日常报道的操作准则，宛若完美无瑕的“终极价值”。事实上，不少业界学界人士确实也是将专业主义当作改造中国新闻业的“理想范本”。然而，专业主义滥觞于19世纪美国新闻实践这个特定语境，无差别地照搬到当代中国，难免水土不服;而且，自形成以来，专业主义也不断遭遇理论和实践的悖论和诘难，在西方世界已是“遍体鳞伤”，并非天然正确的“普遍法则”。
海外批判传播学者赵月枝教授在一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文章中，针对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报道上的傲慢与偏见，深刻剖析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原则新闻客观性原则：西方媒体的报道受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以及记者作为中产阶级自身的社会利益和文化认同等因素影响，不存在超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客观性;客观性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新闻所调节的社会阶级关系的产物，新闻记者是客观性这一知识/权力体系的重要利益主体，客观性也是新闻从业人员用于规避一些职业风险的“策略性仪式”;随着垄断资本对媒体控制的强化和政府放松管制权，客观性日渐式微，赤裸裸的倾向性新闻俨然成为美国媒体服务于政府，并在新闻市场中争取观众的法宝。②
王维佳则聚焦新闻专业主义所标榜的独立性，将其放回19世纪美国特定的历史原境，进行了独具匠心的历史与权力分析，指出作为资本化身的媒体机构，篡夺了作为职业化身的新闻记者要求专业独立的口号，将其作为媒体资本脱离社会控制，独立操控舆论以获利的道德合法性来源;中国新闻人片面地理解专业主义，构造了一种政党控制与媒体独立的二元论和诡辩术，即一旦脱离政党，媒体就将获得独立，从而更真实、更客观、更平衡;而且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很多人直接将融入市场和资本视为媒体独立的前提，这种观念为媒体拥抱商品逻辑、迎合资本力量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③两位学者的探究，发人深思。
粗浅的设想
应该承认，方兴未艾的新闻专业主义诚然有其精致与高明之处，比如讲求平衡、事实与判断分离等一系列“工具性”的操作规范，对于提高中国新闻人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不无裨益。事实上，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借鉴人类先进文化。不过，如前所述，我们应该对其蕴含的政治、历史、社会等复杂因素保持警惕和批判，不宜奉若神明，盲目趋附，更忌讳不明就里便试图以之改造中国新闻业。
在谈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习近平强调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掉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同样道理，提炼中国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根基亦在于中国的新闻实践。实际上，在中国近代新闻业一百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中国新闻人已经创造了异常丰富而别开生面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新闻传统等。如此丰厚的专业遗产，亟待当代新闻人消化吸收、发扬光大，并在此基础上开拓中国新闻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实践空间。
概括中国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理应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批判继承。笔者提出初步的设想，将中国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真实、责任和使命”。
真实。这是古今中外一切新闻传播的基石，应当作为核心价值观的第一要义。追本溯源，“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新中国新闻业的核心理念之一。从马克思的“依据事实来描写事实”到毛泽东的“请看事实”，再到邓小平的“拿事实来”，忠于事实、忠于真理，向来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和精神传统。
责任。中国新闻业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最高宗旨，强调新闻媒体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始终尊崇“群众路线”。自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以来，“社会责任论”也渐为西方新闻界所认可，新闻专业主义便以“为公众服务”相标举。当然，资本力量操控下的媒体，作为“市场逻辑”中的利益主体，更容易从一己私利出发而罔顾公众，就像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美国媒体集体失声。在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当代中国新闻业，着重突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感显得尤为迫切。时下的市场新闻业、都市新闻人，往往有意无意地“把消费者等同于‘人民’，把‘中产阶级’等同于民主主体”，④漠视、无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体人群的工人和农民，这无疑与尊奉人民主体的新中国政治伦理背道而驰。正因如此，新世纪以来新闻界相继开展的“三贴近”、“三项教育”、“走转改”等活动，无不锲而不舍地重申“人民主体”的精神理念。
使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历来为中国新闻人所推崇，从王韬、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到邹韬奋、范长江、萧乾、邓拓、华山、穆青、范敬宜、郭超人，一代代中国记者以笔为枪，为民族和国家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贡献。在使命、崇高、正义等宏大叙事逐渐遭到消解、嘲讽的“后现代”语境下，中国新闻人尤其需要提升政治素质，敢于担当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自觉服务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大局。
总之，在当前形势下商讨和提炼中国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正当其时，尤为必要。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概括，离不开协商对话，并在此过程中凝聚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规范性表述，进而指导实践。
注释：
①王维佳：《中国媒体曼德拉逝世报道的问题》，《青年记者》，2014年1月上
②赵月枝：《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③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④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李海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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