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流经济学队伍中存在明显的区域结构失衡，对现代经济学作出贡献的中国经济学人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学者非常罕见。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具有强烈的“西方化”特征：不仅反映的是西方人的心理、思维及行为，而且较为适用于西方社会的现实环境，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学人的研究及其相应的贡献。事实上，经济学理论本身都嵌入在特定的文化和心理意识之中，中国经济学人要在经济学领域取得广为认同的学术贡献，必须构建嵌入本土文化和心理意识的中国经济学范式。
一、引论：中国经济学人的学术困境
当前经济学队伍中存在两大明显失衡：性别结构失衡和地域结构失衡;其中，性别结构失衡主要体现为女性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或取得的学术地位与其人数和投入远不相称，地域结构失衡则主要体现为具有世界性学术影响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出现在欧美地区，几乎所有的国际奖项都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人所占有。更为明显的事实是，当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几乎都是欧美人士，而华人尤其是中国经济学人似乎都不“入流”，不仅西方经济学者很少关注和引用中国经济学人的研究成果和思维，而且中国经济学者只要有可能也更倾向于引用欧美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思维。也即，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做出贡献的人员构成，不仅体呈现出明显的男女性别失调，而且也呈现出地域或文化上的集中。林毅夫也指出，著名经济学家的国籍和工作地点在时间和地域上具有相对集中的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1]那么，经济学家队伍为何会出现这种地域性结构失调呢?林毅夫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美国。[2]
不过，仅仅从国别的经济地位来进行解释往往显得比较乏力。例如，18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为何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苏格兰兴起呢?奥地利学派为何具有这样大的世界影响力呢?在二战前后经济学中心由英国向美国移动期间为何一直存在一个很大影响的瑞典学派?就中国经济学以及华裔经济学人的学术地位和影响而言，也存在这样的解释困境：(1)直到150年前，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中心，但经济学说史很少介绍中国经济学说和思想;(2)欧美大学中的华人教授(包括日本、韩国等传统儒家文化地区的教授)越来越多，华人发表的经济学文章也越来越多，但很少有人能够取得“令人刮目”的成就，而像以色列、印度乃至拉美、东欧以及来自非洲一些国家的教授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取得的“非同凡响”的声誉，甚至造就了一批“世界性”的顶级大师(这些地区出生的经济学家都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我们必须拓展眼界以寻求其他更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新兴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就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界中的性别结构失衡根本上源于一种与文化相联系的社会性别属性之差异。相应地，如果把男女之间这种社会性差别推广到不同特质的社会文化之间，那么，基于社会文化角度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域结构失衡现象。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学人之所以不能“入流”，并非是因为他们的智力不如西方学人，更不是他们的数学功底不好，它所基于的行为假说与儒家社会的行为机理相差巨大。因此，本文尝试借鉴女性主义的分析思维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西方化”特征作一剖析，并由此解析经济学队伍中地区结构失衡的原因和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适用性。
二、经济学队伍中地区结构失衡的原因分析
面对现代经济学队伍中存在的严重的地域结构失衡现象，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水平低质现象，很大一部分经济学人倾向于将之归咎为中国经济学人的数理逻辑能力和数学工具使用能力不高。确实，现代主流经济学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试图将经济学打造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从而注重理论在形式逻辑上的严密性，并以数据资料来充实其客观性;这样，现代经济学就越来越数理化，乃至逐渐被视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受此影响，一大批中国经济学人就以为，现代经济学的高深之处就在于严密的数学逻辑，西方经济学大师的优势也体现在其对数学工具的高超使用。尤其是，在一些靠数理功底在海外立足的海归经济学人的主导下，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也呈现出强烈的经院色彩：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体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它不仅比过去的经济学以及其他经济学流派更正确，而且像物理学、数学等一样具有普适性;为此，中国经济学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欧美社会中的主流经济学教材，并努力理解和传播它们。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传播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前沿”发展，就需要学生掌握越来越“高深”的数学知识;为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就主要集中在数学模型的训练和计量工具的使用上，这种要求比欧美大学中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应地，在中国的经济学院系，对理论的思辨越来越遭到抛弃，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观点和思维的质疑则更为少见。
为了论证其“中国人因缺乏数理逻辑能力而致使经济学水平不高”这一论调，一些经济学人还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寻求支持：儒家社会的基本思维是感性的，以致中国人不喜欢脱离实际的抽象理性思维;相应地，儒家社会就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科学知识，没有发展出纯粹数学等学科。确实，形式逻辑以及现代自然科学都主要发源并盛行于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不足的，相反，古代中国创造出了灿烂的技术发明;它更不意味着，当今中国人的数学能力差于欧美人士，相反，中国人在数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越来越突出。例如，不仅近年来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或华人学者正逐渐增加，而且，在数学领域中国学者或华人学者的贡献也有目共睹，华罗庚、陈省身、陈景润等都是享誉全球的数学家，当今的丘成桐也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茨奖。同时，就自然科学的普及而言，目前中国学生的数理功底大体上也要比西方学生更为扎实：(1)在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阶段，中国要比欧美诸国更加重视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2)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相对应成熟，这些成熟性知识更容易为更勤奋的中国学生所掌握。我就多次听到一些欧美教师对中国留学生的数学能力之惊叹，如一位英国教授告诉我，她曾给大一的学生布置了需要一节课时间(大约45分钟)的问题测试，结果一位中国学生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于是，这位教授疑惑地对该学生说，你的数学已经这么好了，怎么还来上这门课呢?
相应地，由于受到严格的自然科学教育训练，中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的数学水平也完全不差于西方学生。林毅夫就认为，“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3]尤其是，那些到欧美学习经济学的海归学人更是具有深厚的数理功底，因为他们在国内大多都是理工科出身的。为此，另一位海归经济学人(没记错的话是钱颖一)就宣称，海外的中国人没有因为数学不好而学不下去的，只有因为没有思想而无法与大家对话的。正是凭借扎实的数学功底，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人得以欧美经济学界立足，并且也发表了一些数理文章而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界。但是，尽管一些中国经济学人也以身入主流经济学界而沾沾自喜，但由于他们往往以“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自得，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4]因此，这些中国经济学人很少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独特思想，从而对经济学科的贡献依然少得可怜。事实上，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真正凭借思想洞见立足西方经济学界的华人经济学家，来自大陆并能以思想著称的经济学家更是没有。根据邹恒甫的说辞，中国那些“著名”的海归经济学家能进三流已属罕见，而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不“入流”，中国那些“著名”经济学者对邹恒甫的论调也大多保持沉默。那么，在数理化倾向越来越突出的现代经济学界，甚至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人已经任教于欧美主要大学的今天，为何中国经济学人依然无甚贡献呢?这就涉及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特性问题。
一般地，经济学理论本身以一定的微观心理学和宏观社会文化为基础，现代经济学更是建立在欧美个人主义文化尤其是男性心理意识的基础上。因此，欧美文化区的经济学家尤其是男性经济学家更容易基于本身的文化心理对社会经济现象展开研究，并根据自身思维的演化而“自主”地创新，这些洞见也容易为主流经济学界所认可，从而得到传播和发展;相反，其他文化地区的经济学人则需要刻意地学习和模仿欧美社会的思维方式，遵循其创建的学术规则，而基于本身心理意识所作出的“创新”则很难得到认可。相应地，与欧美尤其是与美国文化越是相似的地区，那里的经济学者所具有的心理意识也与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是接近，从而也就越能根植于本身的行为和心理来更为“自由地”发展经济学理论。譬如，拉美和非洲由于受到欧美长期殖民的影响，期间大量移植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其国民的心理意识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比较相似，从而也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世界性经济学家;同样，印度也曾受到英国的长期殖民，印度文化中渗入了大量的西方因素，从而也出现了阿玛蒂亚.森、迪克西特等一批一流经济学大家。相反，在漫长的独立环境中，儒家社会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质和心理意识;相应地，儒家社会与西方社会无论是在行为方式和社会气质上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从而很难根基于自身的“内在冲动”进行自由地学术创新。
心理学上曾有学者将东、西方社会在文化心理上的差异与男、女之间的社会性别差异联系起来，认为从整体上讲，西方人受创唱性基督教的影响而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这表现为侵略性、个体性和占有性;东方人则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更显著地表现出女性化特征，这表现为合作性、社会性和共享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人更为注重抑制自己的私欲，强调社会和谐与合作，也特别注重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因而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历来也要平和得多。不过，尽管东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质及其国民的行为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根基于基督教文明下的心理意识及相应的行为机理之上;在很大意义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是“西方”经济学，这里不仅是从地域上指其源于西方，更主要是从文化上指它适应于西方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机理。相应地，中国人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为了融入主流经济学界，就必须模仿和迎合那种根基于西方人心理的思维和学说，这就像女性经济学家要刻意地模仿体现男性认知观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一样：大量聪慧的女性进入为男性所主导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界，但取得被广泛认可成就的女性经济学家却非常罕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学人之所以难以入流，中国经济学人之所以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如此微不足道，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人的数学水平不高，不善于使用计量回归等分析工具，更不是中国经济学人的英语语言不好;相反，根本上在于心理意识和认知思维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明显脱节，在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制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事实上，数学工具的掌握比思想观点的形成要容易和迅疾得多，而且西方经济学刊物中的数学倾向越来越严重;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精通数学工具的中国经济学人开始进入欧美大学的经济学系，越来越多的人取得了终身教职。不过，在欧美高校中取得教职仅仅反映出，他掌握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从而可以教授这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这不意味着，他具有多少真正的思想洞见，也没有为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多少边际贡献，即使在一些主流刊物上发表了越来越多的数理文章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毕竟是具有强烈人文性的社会科学，它需要根基于社会经验事实，并解决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擅长于纯粹数学逻辑的推导有助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教学，却无法推动经济学科的实质进步。林毅夫指出，“如果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5]相反，哈耶克、舒尔茨、布坎南、科斯、贝克尔、诺思、阿克洛夫、卡恩曼、谢林、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都很少使用数学，即使使用一些数学也算不上高深，但他们都取得了广受认同的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从而能够基于切身感受而将理论推理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能够自由而充分地在思想上进行创新和探索。与此不同，凭借深厚的数学功底和高超的数学逻辑而进入西方大学的中国经济学人，根本就没有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根基的那种文化基础，无法基于切身感受而将社会经验与行为逻辑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理论洞识，因此，他们往往只能在与经验事实相对脱节的数理建模或不需要理论的计量实证方面有所发展，这些往往只是停留在纯粹的形式逻辑和经验层次上，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力不从心。
三、经济学“西方化”特征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影响
现代主流经济学源于欧美，具有强烈的“西方化”特征：不仅反映的是西方人的心理、思维及行为，而且较为适用于西方社会的现实环境;同时，现代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和学术规范也都是欧美经济学人所制定，不仅主流经济学刊物都集中在欧美社会尤其是在英语世界，而且这些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也主要是西方人所关注和面临的问题。结果，正如男性掌握了学术话语权而极大地漠视了女性经济学家的研究及其相应的贡献一样，西方社会控制了学术话语权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学人的研究及其相应的贡献，以致中国经济学人也就越来越难以“入流”了。关于西方社会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话语权的掌控及其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影响，这里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体现在研究思维的制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都根基于西方社会的心理意识，中国经济学人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经济学家要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就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进行学习和模仿，这在学术研究的起点上就晚了西方经济学人一步。同时，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根植的心理意识外在于中国人，中国经济学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那些所谓前沿理论并没有西方人那种深入肺腑的感觉，从而无法基于自身内心活动进行“自由”地思考，无法把现有理论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结果，在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主导下，中国经济学人往往只能在既有范式下进行细枝末节的建模工作，而难以对整体思维提供有建设性的思考，难以产生能够燎原的思想火花。
关于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机械模仿对中国经济学人在思维和理论创新上的窒息，我们也可以从其他学术的、生活的事例中获得诸多启迪。(1)就学术研究而言，尽管美国的主流社会学试图在实证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社会学，但是，美国黑人社会学界对之却持极力批判的态度，认为美国社会学实际上是白人社会学者的产品，他们不了解并扭曲了黑人社会的形象，从而仅仅是“白人社会学”。康纳特指出，“白人不能并且永远不会对黑人社会有一种体悟，此正由于他们不是黑人社会的一份子”。[6](2)就生活经验而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尽管没有认真学过中国菜的做法，却因为耳闻目染而可以随意地使用可得到的调料而烹调出可口的菜肴，一些菜肴完全是根据临时条件而随意变通的;但与我合作的英国教授却只会机械地按照菜谱学做中国菜，一旦少了某些佐料往往就会不知所措，即使按步照搬地照菜谱做下来，菜的味道还是差强人意。正是存在这种外在模仿和内心自发的差异，默顿就提出了一个“内部人原理”：“外部人”不论是多么小心或有学养，原则上都无法接近社会或文化的真理，因为存在一种结构性的限制使他没有能力了解异己的团体、文化和社会。显然，现代经济学界已经明显地显露出了这种现象。
其次，体现在研究议题的设定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仅研究思维根基于西方文化，而且研究议题也主要根基于西方社会;这些议题在西方经济学人看来是常识性的，而经济学大家则能够将这些为社会大众所熟视无睹的日常现象上升为抽象的理论。但是，这些议题对中国经济学人却是新颖的，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观察到，而且还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现象;因此，中国经济学人往往对具体的现实问题就失去了兴趣，而集中于那些数理逻辑性问题，从而也就难以发展出与时俱进的理论。林毅夫就写道：“一位不在中国长大、生活的外国学者要洞悉中国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很难，就像在中国长大的许多经济学系的学生，到国外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留在国外工作，要涉及国外社会经济现象的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很难一样。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学完本科到国外留学，留在国外工作的经济学家很多，但能在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绩、产生影响的却很少，即使有，其成就也通常是在不涉及社会经济现象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面。”[7]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迥异于西方社会，中国经济学人即使在这些问题有了独到的发现，也很难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兴趣，从而难以获得应有的承认。林毅夫就指出，“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不见得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例如，选举、人权、知识产权、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等。我们不能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但是不见得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和问题。”相反，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制度问题，集中体现为市场机制和分配规则的不健全。此外，中国社会经济现象根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和行为互动，这些本土化问题很难用根基于西方文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并获得真正解决。为此，林毅夫继续说，“我们在分析问题时所用的理论和概念来自于西方，很容易西方认为重要的，我们也认为重要，西方的概念中不存在的，我们也就认为是不存在。我们根据这些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时，西方的学者容易接受”。[8]
再次，体现在评价规则的制定上。一般地，如果A掌握了规则的制定权和评价的裁判权，而B只能在A所制定的规则下行动，并且其行为结果也要受到A的评判，那么，B就永远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永远无法在这以利于取得应有的地位，除非它能够自力更生地建立自己的规则体系。也就是说，一个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人在竞争中几乎总是处于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界也是如此：西方经济学人制定了学术犯规和评估标准，而中国经济学人只能遵守和适应，从而即使能够基于独特的心理和国情而提出独到的发现，在当今经济学界也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承认。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社会现象中窥见一斑。例如，早期社会收入水平差异可以明显地从衣食住行上看出来：高收入者可以穿西装、带领带，低收入者所穿的则是没有领子的圆衫以及短裤衩;这一方面是由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工作环境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高收入者刻意地与低收入者相区隔的结果，这可以由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加以说明。[9]但是，低收入者为了显示自己也进入了高收入者行列，往往就会努力地模仿高收入者的穿着;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善，也为低收入者效仿高收入者的穿着提供了可能。于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低收入者几乎都穿起了西装、打起了领带，而不管他的职业如何，因为这是时髦、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现代工人出来罢工时几乎全都深着西装、戴着领带，甚至还学着上流社会提着把绅士伞。当全社会都开始变得衣冠楚楚以后，高收入的上流社会难以借此显示自己的优越地位了，于是重新做了改变：反而以穿着随便来显示自己的自由;结果就出现了明显的反差：低收入者衣冠楚楚，而高收入者穿着自由。[10]显然，无论低收入者怎样地效仿高收入者，他都无法成为领潮者。这一点与当前经济学情形非常相似：当中国经济学人抛弃当年注重的伦理等关注而追随那种技术化的数理经济学时，目前欧美经济学却开始了新的方向，重新开始将文化、伦理、心理等因素纳入经济行为的考虑;当中国经济学人极力照搬新古典经济学教材时，西方经济学人却开始了深刻的反思，甚至把过去的三、四十年称为“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11]
最后，还体现在学术心态的影响上。由于受西方文化和学术的长期支配，中国经济学人逐渐变得不自信起来，缺乏构建系统理论体系的信心，乃至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学术能力，而衍生出极强的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压抑态下将会失去自信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可以从几则例子中得到启发。例如，2004年世界银行的两位研究员报告了一项实验结果：他们从印度各地的村子里分别挑选了321名11-12岁的高种姓男孩和低种姓男孩来解迷宫。有两种信息状态：最初孩子们在互不知道他人的情况下做题，此时低种姓孩子做得与高种姓孩子一样好，甚至还稍微更好;接着在要求孩子们证实姓名、村庄、父亲和祖父名字及种姓后做题，结果低种姓孩子的表现大幅度下降。同样，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斯蒂尔和纽约州立大学的阿诺森作了一个允许学生进入研究生项目的标准化测试的对比试验：在第一种情况下学生们被告知这是一项能力测试，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学生们被告知这不是一项能力测试;结果，两种情况下白人学生的表现没有任何差异，但黑人学生在认为其能力正受到他人评判时的表现要差很多。
显然，大量的试验都表明，一个人的表现和行为往往会受到自我感觉他人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的巨大影响，当一个人感觉他人视自己低人一等时，其能力就会下降;为此，斯蒂尔和阿诺森将这一现象称为“固定模式威胁”，这一威胁普遍存在于性别差异、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异之中。而且，即使在假象环境中，这种固定模式威胁也会存在。美国的伊利亚特1968年就做了一个实验：她对学生说，科学家已经证明蓝眼睛的人比既懒惰又愚蠢的棕眼睛的人更聪明、更容易取得成功，然后将学生分成蓝眼睛和棕眼睛两组，并给蓝眼睛以各种特权、注意力和表扬;结果，蓝眼睛组很快认为他们比棕眼睛组的孩子优越，并轻蔑地对待棕眼睛组的孩子，他们的学业成绩也越来越好，而棕眼睛组的孩子则很快表现出怯懦的屈服，学业成绩也越来越差。几天之后，她又告诉学生自己弄错了，实际上是棕眼睛的孩子更聪明，结果，教室里的情形很快就发生了扭转。[12]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和分析工具都是西方人根据自身的文化意识和认知思维所创造出来的，因而经济学的总体发展走向以及经济学家队伍构成也必然受西方支配。显然，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特质对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很不利，使他们无法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被主流“认可”的贡献。(1)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制约，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即使如此，对“经济人”的行为特征的刻画以及由此推衍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依然无法达到西方人那样的深度;(2)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议题支配，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抽象的数理建模以及笼统的计量实证等细枝末节问题上，而无法对中国现实问题做系统的思考并构建整体型理论体系;(3)受西方社会所设定的学术规则的支配，即使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对其自身的社会经济现象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但这种阐释往往会因突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概念而不被接受;(4)受西方文化的长期殖民，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因深重的被殖民心态而失去了创新的自信，而是热衷于推行经济学的国际化，并把国际化狭隘地理解为形式和规范的一致;(5)受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数理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的知识结构日益匮乏，几乎割裂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之间的联系，丧失了哲学审视能力，从而根本无法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这几个方面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学人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界为何难有作为、尤其提供不了多少思想贡献的深层原因。
四、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发展诉求
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基石来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因为它把经济人视为对一般人类行为的抽象。但问题是，不仅男女之间在心理和行为上就存在明显的差异，无论是表现在公平、正义以及歧视等观念上还是表现在所采取的相应行为方式上，这也已经为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所证实;[13]而且，不同社会文化下人们的行为机理也存在很大差异，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就形成了很不相同的文化心理，这也为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所证实。[14]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人模型更主要是体现了男性的行为方式，尤其是西方男性的行为方式;而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集中此类行为方式的研究，主要是将此类行为视为理性的。譬如，长期以来的一个流行观点就是：女性具有非理性的特性。同样，西方人在谈到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时也存在这样的概念，中国人具有更多的“非理性”的价值和社会取向，因为现代理性概念就是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但问题是，女性果真不如男性理性吗?其实，大量的证据表明，女性更愿意进行合作而不是争夺，其行为也更少破坏性;正因如此，女性支配同样的资源往往可以获得比男性更大的快乐，甚至女性在股市上的平均回报率也高于男性。既然如此，我们又何以想当然地认定女性是非理性的呢?同样，儒家文化注重个人责任，关注集体利益，强调互惠合作;正因如此，儒家文化创造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光辉历史，维持了持久的社会安宁，目前也正成为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想当然地认定中国人比西方人更不理性呢?显然，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理性的内涵，重新探究人类行为的一般机理，并由此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真正成因。
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号称是研究人类理性行为的学科，但“理性究竟为何物”在学术界却一直引发争论。一般地，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讲，理性的基本内涵体现在人们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为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之合理性。显然，目的只不过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它与特定的心理和文化有关：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个体所追求的目的往往存在差异。正因为不同个体的活动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也就具有多重性，它与人们的不同价值观相适应。为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女性的某些行为或东方人的某些行为是不理性的，或者说，不如男性行为或西方人的行为来得理性。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有此判断，主要是基于经济人的行为模式，经济人随时准备采取基于行为功利主义的最大化策略;但是，女性或者儒者往往较男性或基督徒更乐于从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认识自己，倾向于考虑某一特定情境周围更广阔的背景，更愿意遵循那些公认的规则。正因如此，我们说，现代主流经济学所理解的理性内涵是非常狭隘的：(1)它以西方社会的文化心理为基础;(2)它又深深地打上了男人在市场中的行为烙印。这也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并没有反映出女性的行为方式，也没有反映出以儒家社会为代表的东方人的行为方式，从而也就无法解释大量的社会经济现象。
Strassmann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鲜明地反映了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社会的自利观和个人主义信念。”[15]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建立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之基础上，从而就主要有利于西方经济学人的研究，尤其有利于西方男性经济学人的研究;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建立起了一整套有利于西方经济学人尤其是有利于男性经济学人的评价体系，任何在基本信念、研究方法、基本理论方面与主流经济学背道而驰的探索都会受到刻意的排斥，甚至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为欧美社会尤其是美国人所主导，西方文化支配了现代经济学的总体走向，从而导致经济学研究队伍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失调：女性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界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所做出的贡献都非常低，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在主流经济学界也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话语权。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语言修辞学的兴起，西方一些经济学人开始探究经济学中的措辞，从而促使了女性主义经济学的逐渐兴起;相应地，这种措辞学的研究同样可以分析中国经济学人被边缘化的现状，从而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兴起。
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就不是像自然现象那样稳定不变的，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基本规律;相反，不像物理学等具有普遍性，经济学往往具有人文性、时空性、国别性和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经济学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已经被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及其本土学者或具有相通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掌握，因而长期以来能够在经济学领域作出较为显著贡献的都是西方经济学人或者是西方化的经济学人。相应地，只有构建适应儒家文化和当前国情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学人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基础。其实，中国儒家文化一直强调“知行合一”和“主客同体”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试想：如果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不是从自己切身的体认出发，而是刻意地接受外来的一套假设和学说，怎么可能深入的剖析社会行为的内在机理呢?显然，强调普遍适用性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如何重构其脆弱的文化基础这一问题：正如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是为了揭示并消除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偏见，使经济学更好地反映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一样;为了消除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对东方社会文化和行为的歧视，也有待于真正以中国人心理意识和行为机理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之勃兴。
尤其是，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并指导社会实践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根本上关注周边的社会经济现象，要具有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从而能够有效地解释现象、剖析问题和指导实践。显然，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社会具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体现为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健全;相应地，这些问题也很难使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加以解决，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西方学者发展的，主要针对的是西方社会中成熟市场机制下的个体理性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收入再分配、社会制度改造、社会保障建设以及公共财政体系完善等都是中国经济学人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而这些很难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找到现成答案，从而需要促进中国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以展开适应性研究。林毅夫就写道：“每个学者提出的理论，都是对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解释，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是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由于发展的阶段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制约条件存在差异，相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可能不一样的……在理论创新上，不会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是会‘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理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如前所述，理论是抽象的，理论模型中仅能保留很少的几个社会、经济变量，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到底哪些该舍象掉，哪些该保留，通常只有在那个社会长大、生活的学者才会有较好的把握。”[16]
不幸的是，越来越多中国经济学子却往往无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西方”性质，他们不是从具体的社会经济中寻求问题的研究，而是从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寻找研究的课题;尤其是，在一些海归经济学人的主导下，越来越多的经济院校开始推崇在英文刊物发表文章，而极力贬低中国的经济研究。例如，邹恒甫就曾宣言，一、二百年后的国际学术论文都是用英文写出，而法文、德文、日文和中文只能写经济日常生活报道。[17]相应地，大多数青年经济学子都急急乎追随西方主流，大肆模仿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照搬主流经济学教材上的理论原理。问题是，聪明如邹恒甫者也自认只是勉强入“三流”，其他那些跟着翻弄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论的青年经济学子又会有多少创见呢?事实上，如果缺乏相应的文化心理意识而一味地模仿“他者”的思维和规范，那么，这种模仿必然是机械的、破碎的。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界，中国经济学人以及根植于儒家文化的学者必然难以入“流”，因为这种“流”的标准是基于西方的认知思维和行为特质而设定的，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存在不同的文化意识和行为机理。也即，当前中国经济学人之所以不“入流”，除了当前中国的学术制度和学术风气存在严重扭曲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与中国人的心理意识相脱节：它根基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心理，体现的是西方人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正因如此，尽管有关现代主流经济学是“科学、客观而普适的”之声音甚嚣尘上，但有识之士却必须对之抱有反思的态度，对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崇尚的只关注事实而撇开价值判断的口号更应该保持应有的学术警戒。
五、简短结语
现代主流经济学具有强烈的“西方”性，不仅体现在其思维和理论根植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意识，而且体现其理论主要源于西方的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同时，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占据了世界仅仅的支配地位，从而也就垄断了学术评价规则的制定权。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经济学人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一方面，如果仅仅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其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突出性成就;另一方面，如果偏离主流范式而致力于中国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可能产生世界性影响。因此，中国经济学人要摆脱目前的学术困境，不仅要取得实实在在的学术贡献，而且能够扩大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就需要从两方面着手：(1)建立起能够真正嵌入中国人行为机理并能恰当地解释中国经济现实的中国经济学，(2)依靠学术能力和经济实力逐渐改变现有的学术规则，甚至重新“制定”学术评判标准。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学人才能够入“流”，并且也都会成为真正的“流内”人士。林毅夫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在21世纪的复兴，中华文明再次由衰而盛，中国有可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同时成为世界的学术中心，中国将会迎来世界级大师辈出的时代。”[18]当然，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学人必须能够耐得住一段时间乃至很可能是较长时间的学术孤独，而这有需要学术制度的支持，需要扭转目前这种“惟洋是瞻”的学术风气和制度安排。
从根本上说，学术规则的改变不是简单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较量，而是源于理论和术语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例如，尽管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时曾受到各种批判，但是，当凯恩斯主义理论没有办法解释滞胀的现象，而理性预期理论可以解释新出现的滞胀现象，从而开始为更多的学生所接受并最终变成新的主流。同时，在当前经济学界，中国经济学人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并为世界所接受，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林毅夫就写道：“根据新现象提出新理论不容易被学术界接受的情形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时所特有。多数人在学习理论时总是先入为主的，即使在国外，一个经济学家也很难说服另外一个已经接受不同理论的经济学家。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时，通常不是通过说服已经接受现有理论的经济学家，而是通过说服刚入门的学生而产生影响。比如说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时，开始的时候经济学界基本是不接受的，他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去发表论文的时候，是群起而攻之的”;不过，“现在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概念，会比卢卡斯当时的处境更艰难”，因为“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的时候，西方的经济学家对西方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还是比较理解的，而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西方是有隔膜的，要说服他们则会是难上加难的，既要克服他们先入为主的心理障碍，还要克服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现象陌生的难关”。[19]正因如此，这就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学术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2]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4页。
[3]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4]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5]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6] 转引自金耀基：《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7]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8] “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9-03。
[9] 正因如此，当社会矛盾扩大时，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圆衫党和裤衩党与有领党或西装党之间的对抗，大街上充满了穿圆衫和裤衩的闹事者。
[10] 薛涌：“‘陋习’如何成了文明”，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f00ef40100hcmu.html，2010-01-14。
[11] 克鲁格曼：“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朱富强、安苑译，《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9年第6期。
[12] 参见威尔金森和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111页。
[13] Brown-Kruse J. & Hummels D., 1993, Gender Effects in Laboratory Public Goods Contrib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2: 255–267; Bolton G. E. & Katok E., 1995, An Experimental Test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 Beneficent Behavior,Economics Letters, 48: 287–292; Eckel C.C. & Grossman P. J., 1996, The Relative Price of Fairness: Gender Differences in a Punishment Gam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30: 143–158; Eckel C.C. & Grossman P. J., 1998, Are Women Less Selfish than Men? Evidence from Dictator Experiments, Economic Journal, 108: 726–35; Croson R. & Buchan N., 1999, Gender and Culture: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rust Gam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 386–391; Holm H. J., 2000, Gender based Focal Point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32: 292–314; Andreoni J. & Vesterlund L., 2001, Which is the Fair Sex? Gender Differences in Altru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 293–312; Eckel C.C. & Grossman P. J., 2001, Chivalry and Solidarity in Ultimatum Games. Economic Inquiry, 39: 171–188; Fershtman C. & Gneezy U., 2001, Discrimination in a Segmented Society: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51–377; Gneezy U., Niederle M. & Rustichini A., 2003,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Gender Differen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049–1074.
[14] Young S. B., 1981, The Concept of Justice in Pre-Imperial China, In Wilson R.W., et al., (eds.), Moral Behavior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NY: Praeger;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 1987, Chinese Values and the Search for Culture Free Dimensions of Culture.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8: 143-164; Furnham A. & Rajamanicham R., 1992,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and Just World Beliefs in Great Britian and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7 (6): 401-416; Niles F.S., 1999，Toward a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Work-Related Beliefs, Human Relations, 52 (7):855-867; Casson M. & Godley A., (eds.) 2000,Cultural Factor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Springer; Lee Cronk, 2007,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Framing on Play in the Trust Game: a Maasai Exampl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8): 352–358.
[15] Strassmann D., 1993, Not a Free Market: The Rhetoric of Disciplinary Authority in Economics, In: Ferber M.A. & Nelson, (Eds), Beyond Economic Man: Feminist Theory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17] 邹恒甫：“一百年, 二百年以后还有人用中文写经济学论文?”http://zouhengfu.blog.sohu.com/80693633.html。
[18]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19] “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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