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真正地站起来了，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要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开创人类历史上最光荣、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但旧中国留给人民的却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怎样在这个烂摊子上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来建设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呢?这就必须依靠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双手来写，来画。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华北平原的河北新乡，有一个解放前有名的“长工村”——刘庄，就出了这么一位父辈兄弟仨都是拉长工、他本人也是靠打短工生活的带领社员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带头人。他，就是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远渡重洋前来探个究竟的长工后代史来贺之“谜”。
学了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后，笔者总想找到当代的真愚公，然而找了半个多世纪却未能找到。但2007年5月14日，在刘庄参观了该村的变化和史来贺事迹展览馆后,才真正地的找到了，这个当代的真愚公就是史来贺。他有连任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地委副书记的头衍，不但自己不“农转非”去地委坐镇，反其道而行之地将自己上大学的儿子“非转农”回家当社员办企业，像老愚公一样，世世代代在刘庄“挖山”不止。他让儿子“非转农”这一招的反潮流精神，主动告别了中国文化人争着抢着拥挤了几千年、直到现在仍然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花钱买的那条“独木桥”的仕途之路。这就是史来贺父子的真正伟大之处。
从1952年12月，年仅21岁的史来贺当上了刘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时起，决心用自已的实际行动要把华北老愚公的神话故事变成现实。他这么一上任，就干了51年，直到2003年去世，真正地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奋斗终生。这51年，把“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粮”的“长工村”用当代愚公的双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改变成为全国最早一批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先进大队;八十年代初就实现了小康的“中原首富”村;村上除了现代化农场、畜牧场外,还有食品厂、机械厂、造纸厂、淀粉厂、制药厂等企业,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公有共富道路，2006年，GDP总值15亿，现已突破20亿。社员住上了户均面积472平方米、人均近120平方米、含地下室四层的现代化农村单元别墅。别墅内有书房、办公间、健身房、车库等一应俱全，中央空调、网络宽带、闭路电视、现代家具等应有尽有。社员享受住房、医疗、上学、退休补贴等40多项免费福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壮有所用，病有所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理想化生活，在刘庄已成为现实。
老愚公没有听智叟的话，要挖掉门前的两座大山。史来贺用20年时间将黄河滩不毛之地变成旱涝保收的田园。他不听一刀切包产到户工作组的话，顶住报纸上点名包产到户“钉子户”的压力，终于将刘庄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存下来了，发展壮大而引起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和向往。
下附笔者《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史来贺真顶用》一文，看看钉子户刘庄这个永不生锈的钉子,，样牢牢地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而达到公平。
附文：包产到户的“钉子”史来贺真顶用
贺普霄
包产到户的“钉子户”河南新乡刘庄村
当代愚公刘庄党委书记史来贺
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的科学发展》，被华夏文明文化研究会、北京墨韵阳光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征文录入《科学发展观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中文首之诗被录入《中国当代诗词格言名家博览》;全文被新西兰华文报刊登。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对待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服从，而要坚决抵制
——毛泽东
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
——史来贺
愚公移山靠决心，
勉励神州须勤奋。
“长工村”里史来贺，
就信愚公不信神。
抡起镢头挑起框，
誓叫河滩变良田。
不去地委坐“知府”，
大学儿子“非转农”。
高举红旗奔共富，
多业兴旺人夸奖。
忽然来了工作组，
要让刘庄分到户。
只因坚持集体路，
报载刘庄“钉子户”。
上下左右齐围攻，
不分就把他选掉。[1]
社员不理这一套，
跟老书记走正道。
急得社员泪汪汪，
书记心里有主张。
“宜统宜分”看情况，
为啥非一刀切光?
中央文件非儿戏，
回头路是走不得。
长工村能有今天，
岂能忘记毛主席?!
……
八一八八吉祥日，[2]
耀邦书记光临到。
视察完毕开了腔：
我赞成刘庄这样。
风吹云散露晴天，
工作组再不冒烟。
甩开膀子产业化，
世人刮目看刘庄。
河南新乡七里营有一个让中国人羡慕向往，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报道称赞的中国农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解放前“十里草木香，最穷数刘庄，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粮”而有名的“长工村”创建成现代化农村都市的新刘庄。村民依靠集体的现代化农场、畜牧场、食品厂、机械厂、造纸厂、制药厂等企业，坚定不移地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上的产值2005年已达到15亿，现已突破20亿，村民享受住房、医疗、上学、养老等几十项福利，村民住上了单元含地下室四层470多平方米的楼房，真正过上了老有所养，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病有所医，居有其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然而，刘庄能有今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带领他们干了51年的老书记史来贺同志。
史来贺(1930-2003)，刘庄村土生土长、斗争中成长的长工后代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解放战争时就是民兵队长，1949年入党，1952年冬任村党支部书记长达51年，1953年春就带头办农业社，先后任七里营公社党委副书记、新乡县委、地委副书记、连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中共十三至十六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民兵英雄、植棉能手、先进生产者，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中国农学会、棉花学会常务理事;曾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以后领导的接见，仅毛主席就接见过九次;十六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
刘庄这个解放前有名的长工村，解放后在以史来贺同志为首的党支部一班人带领下，实现他“跟党走，拔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誓言，用镢头挖、肩挑、独轮车推等“华北老愚公”的老办法，花了20年时间，投工40多万，挖了200多万方土(将这些土方连接起来，相当于京广铁路的长度)，硬将刘庄1.5平方公里黄河古道留下的4 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荒沟、750多个“虾蟆窝”、“盐碱滩”变成田园。在粮棉双丰收，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史来贺又带领社员发展畜牧业，食品加工，办机械厂、制药厂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庄的农业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的旱涝保收。三分之二的劳力已从农业转到工副业，大队已经有了相当的积蓄和抗御各种灾害的能力。就在这时全国兴起了毛主席一直反对的包产到户风，省上的工作组进村，让刘庄将土地、企业都分到户。由于社员和干部都不愿意走回头路，几次让社员投票都不愿意分，这就和工作组顶了牛。因而，史来贺领导的刘庄大队就成了有名的包产到户的“钉子户”而登在报上。
说到“钉子”，从刘庄所走的坎坷道路得知，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不仅只当过这一次“钉子户”，而是当过好多次了。刘庄的“钉”和“顶”是一回事，由于这个用不锈钢制成的永不生锈的特殊“钉子”，能牢牢地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因而，就能将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都顶回去了，对刘庄的发展真是鞝鞋不用锥子——针(真)解决问题(顶用)。
第一“钉”(顶)，合大社时和工作组唱“对台戏”
1956年春，农村大部分初级社刚成立不久，工作组就进乡，准备将全乡8 个自然村的20多个初级社合并成立一个高级社。史来贺和刘庄人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管理能力和人的觉悟还达不到合并成一个高级社的条件，宜以一个村建高级社为好。但工作组非合并成一个不可。这时，初露“钉子”锋芒的史来贺就在全乡召开万人大会成立高级社的同一天，刘庄不但未去参加大会，反而在自己村上成立了刘庄高级社，与工作组唱了“对台戏”。工作组指责刘庄“目无领导”，但被史来贺“我们小社也是集体”一句话就顶回去了。就在这年夏收时老天有意与人作对，连下了几个月淋雨，把小麦下坏了，秋粮种不成，棉花被水淹的惨状。大社领导不力，确切地说是无这个领导能力的力不从心。因而人心涣散，不少社员背起铺盖外出逃荒去了。但刘庄这小社在史来贺一班人领导下，排涝保秋、补种萝卜、蔓青，烧砖瓦、办豆腐坊、纺线织布、在河滩割草卖钱等多种办法搞生产自救。在大灾面前，不仅没有让一个社员受饿，还为1957年创造皮棉过百斤的奇迹打下了扎实可靠的基础。史来贺这第一“钉”(顶)就在新乡顶出了名，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刘庄初见成效，并根深叶茂地生长、开花、结果。
第二“钉”(顶)，刮“共产风”时要收据
1958年人民公社刚成立一段时间，一些人头脑发热，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公社到各村伐树、拆房，要东西搞建筑，但史来贺要求拉走的东西都要打收据。很快毛主席、中央纠风文件下来了，公社要按照收据折价赔偿，刘庄得到了一批赔偿钱。其他村没有收据却领不到退赔款而吃了大亏，他们都非常敬佩和称赞道：“还是史来贺有眼光”。就这些钱为刘庄集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钉(顶)，文化大革命中刘庄不能乱，也没有乱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外地造反派违背《十六条》到刘庄给史来贺扣上“黑劳模”、“生产党”等多种帽子，企图想把刘庄搞乱，把史来贺搞垮。然而史来贺却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要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精神，绝不能破坏生产，因而，刘庄不能乱，如果乱了将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党支部召开社员大会公开宣布：“谁离开生产外出串联不计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集体不给开支一分钱”。社员就听以德高望重的老书记为首的支部的。史来贺对口喊“抓革命，促生产”却不搞生产而到处造反者有这样的名言：“他们造他们的反，我们生我们的产，到年底我们分粮食，他们分路线”。因而，刘庄不仅没有乱，“抓革命，促生产”却让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六十年代后期，第一批跨入全国温饱线的行列。这就是毛主席“一抓三促”的威力。
第四“钉”(顶)，八台知府不“农转非”却让大学儿子“非转农”
每当史来贺工作上取得成绩时，上级领导就想把他调出村担任更高的领导工作，但都被他“刘庄还很穷，这里需要我”的两句舍不得离开的口头禅谢绝了。就是当了县委、地委副书记时还是这样，仍不离开自己村去县、地坐镇他的知县和知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新乡地委按照省委的要求，动员史来贺把家搬到新乡市，把老伴和孩子的户口“农转非”。然而这时正是刘庄队办企业缺乏技术人才的骨节眼上，他不但未“农转非”，却“反其道而行之”地将上大学的大儿子史世领“非转农”回家当农民，为集体办药厂。说史来贺是个“谜”，也就“谜”在这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抢着拥挤，甚至花钱买的那条“独木桥”的仕途之路，却让孩子心甘情愿地像陶渊明一样自动告别，归去来兮到了村上。就是这个制药厂现在已发展成为不仅是刘庄的龙头主导产业，年产值10多个亿，出口创外汇一亿多美元，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仅肌苷的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抗生素也是全国大企业之一。这就是史来贺把华北老愚公的神话故事变成现实的当代愚公，让他的子孙后代也为建设刘庄而“挖山”不止。让世人看看他父辈兄弟仨都是拉长工的这个“长工村”后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岸边创造出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奇迹。如果史来贺去坐镇八台知府了，他的儿子不“非转农”，刘庄能有今天吗?笔者耳闻目睹原来不少社队土生土长的好干部，将自己的村、大队、生产队已经搞成省、地、县有名的共富先进单位。但将他调到县上、地区甚至更高的地方当官后，尽管以后也有接班人，但接班者为的是升官而离开农村。如果几年不升，他就不干了，这些村、大队、生产队也就垮下来了。现在全国有名的那些公有共富村，都是在土生土长的“不图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的农民领袖们带领下干出来的。史来贺这一“钉”就顶出了了中国农民的千古奇迹，连美国的一位女记者慕名两次来刘庄在社员家住了一个多月的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之后，她非常钦佩、真正出自肺腑之言地连声称赞道：“还是刘庄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这话出自美国记者之口，其意味多么深长呀!
第五钉(顶)，不包产到户才成了名副其实的“钉子户”
1981年为让刘庄将集体散伙让个人包产到户，省上派了十多个人的工作组，开大会小会、广播、见社员就说将集体分了。但社员深知老书记领导大家能有今天这个集体来自不易，几次让社员投票大家都不愿意分，且不理工作组时，他们就让把史来贺选掉，大家更不干，甚至把不少社员都气哭了。有一社员便给史来贺说，实在顶不住就分了吧!史来贺也不反对。但当他将此话回家说了后，他老婆立即就训斥道：老书记领着大家走到今天不容易，大家拧成一股劲，你倒先泄气了!并大闹着要跟他离婚。这一下他赶紧改口，并给老书记做检讨。据说当时国务院还来了调查组，也让分。但史来贺用中央文件“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尽管压力很大，但心中有数——刘庄“宜统不宜分”。这是按中央文件办，不是搞儿戏。就这样僵直到互不让步的情况下，8月8日总书记胡耀邦来刘庄考查后说：“就要因地制宜，要实事求是嘛，我赞成这个”。这一下终于支持了将刘庄的集体，气哭了的社员兴奋得也流出了眼泪，真是可歌可泣呀。当参观者听到介绍这一段最难顶的历史后，有人便问，“为什么当时没有见到新闻媒体报道胡耀邦总书记支持刘庄的消息”时，没人回答这个问题。片刻后，一位参观者非常风趣地说，大概怕唐僧念紧箍咒而不报道!这时大家对他的高见用会意的一笑而表示感谢。这件事究竟说明了什么?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怕“唐僧念紧箍咒”，这说明封建王朝慈禧太后的流毒多么根深蒂固呀!值得中国人，特别是高层决策者反思在走什么路的问题上，中国究竟是集体领导还是“慈禧太后专政”?然而，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创建革命根据地时，却不信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中央、湖南省委)那一套，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与其进行坚决地斗争，甚至撤销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前委书记和特派员假传“圣旨”错误地被开除出党，也不让步。因为实践证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于在全国燎原了。总书记胡耀邦来刘庄支持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对刘庄的表态是非常及时的，但仍受“紧箍咒”之苦而未能挽救中国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从而导致这样的“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新三座大山”、“新包身工”已成为广大工人、农民的紧箍咒——改旗易道的必然结果。
仅就这五钉(顶)就不难看出，刘庄的发展是在有了以农民领袖史来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特殊材料——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铸成的永不生锈的“钉子”——不怕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说确切点，他就不要乌纱，如果要的话，他早就去县、地坐镇了、在人大常委会办公了)、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才能牢牢地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就能够顶住来自“左”的(主要是前三钉)和右的(最难顶的第五钉，也是刘庄能有今天最关键的一钉，因为前几钉都没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动刀子，而这最后一钉才是决胜战)干扰和压力，天塌下来都不怕地屹立在惊涛骇浪的黄河岸边。实现了史来贺说的“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然而，在“三不一少国”危害下的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谬论“圣经”的干扰破坏下，就有了时代不同了，焦裕禄、雷锋过时了，刘庄、南街是特殊情况没法学了，也难以推广了……然而，将刘青山、张子善之流的民族败类却大有人在不学而自成才地像烈性传染病一样地“发扬光大”。刘庄、南街村、焦裕禄、雷锋能不能学习、推广和发扬光大，关键是党的干部特别是最高层信仰什么和为什么人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人们为什么用“毛主席的干部两袖清风，华主席的干部为国尽忠，以后的干部腐败成精/百万富翁”来议论建国六十年来干部的变化，大概可以说明信仰和为什么人这个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的重要性吧!如果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那焦裕禄、雷锋这些为了人民的事业而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都是人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刘庄、南街村这些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已建成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农村都市，就能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学得来，用得上，也能推广。南街村、龙泉村等就是学了刘庄而发展起来的;北徐、龙堂村、土古洞村等就是学了南街而发展起来的;农民们自愿组织的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就是不断学习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注:[1] 工作组让社员将史来贺选掉后搞包产到户，但社员不买他的账，就是要跟老书记走集体共富路。
[2] 指1981年8月8日胡耀邦总书记来刘庄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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