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石
最近的数月间，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混改”方案陆续出台，“混改”进程开始启动，尤其是社会各界开始对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混改”的战略深意逐步有所领悟之后，由部分学界人士及部分媒体人士一度竭力贩卖的“因为国企不行了，才企图通过‘混改”再行圈钱救国企”的荒唐言论已逼近于破产。就此，这两类人当然很不甘心。于是在互联网上，一个被西方学者推崇了半个多世纪的“辅助性原则”，作为被这些人新引进的舶来品大肆炒作。其司马昭之心，依然是试图干扰已经启程的“混改”。
“辅助性原则”由德国学者最早提出，后被西方自由派学者推崇和曲解为一项在行政许可领域处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所谓根本原则。该原则鼓吹：“凡是个人能独立承担的事务，政府当任由个人自负其责;只有个人无能为力的事务，政府才能有限介入;而在公权力内部，只有下级政府无能力独立承担时，上级政府才能对下级政府提供辅助性帮助。”
从改善市场与社会行政管理方式的角度，“辅助性原则”是不是具有实践合理性是可以在学理层面探讨的。但在中国，引入并大肆宣扬“辅助性原则”的那些所谓精英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借此鼓吹“凡市场能做的，政府就不能干预。凡私企能做的，国企不但不能涉足，而且必须全身而退。若此论在逻辑上能够成立，那么国企就压根不该搞不伦不类之“混改”，而是必须一步到位实行私有化。
鼓吹国企必须私有化的所谓国内精英们，自以为很聪明。他们还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故意进行曲解，企图以此否定国企同样拥有配置市场资源的“制度权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若对三中全会《决定》做科学精准全面的解读，不难发现，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手段，政府才是市场调控的主体，国企是市场的客观存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中流砥柱，三者处于市场的不同层次，岂可只突出其一而不及其余?进一步阐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不假，但起不到全部作用。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和国企在市场中的中流砥柱地位，既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精华所在。由是，国内某些所谓精英们故意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篡改成无条件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而自以为高明的引出“去国企化”之谬论，其实与他们先前鼓吹的“去政府化”如出一辙。
市场绝非万能，存在天然缺陷。没有调控的市场经济比没有市场更为可怕。远的不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已说明了一切。私企和私人资本若引导得当，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国企和国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部分。就此，别人也许可以稀里湖涂，各级党委与政府务必永远保持足够的政治清醒;1200万国企人和万余国企高管队伍，必须保持足够的自信和定力!
不能以国企存在腐败为由否定国企制度
十八大尤其是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反腐败力度空前。仅央企和地方“厅级”国企范畴内，已打掉老虎级国企腐败高管近50名。国企员工包括全国民众，均对国企打老虎取得阶段性进展拍手称快。
然而，少数国企内部所呈现的“老虎窝”在给人们的心理带来强烈冲击的同时，也为“去国企化”的鼓吹者们全盘否定国企提供了新的论据和借口。不仅如此，“国企腐败论”的鼓吹者近期还借助国家审计署公布针对部分国企的审计报告而大做文章。客观论之，国家审计结果的确触目惊心。所有被公开曝光的问题，的确与国企的国家性质、国企的身份定位以及亿万民众对国企的期待格格不入甚至大失所望。
然而，审计国企本身是个历史性进步，敢于公开曝光国企的种种腐败与奢侈亦是历史性进步。如果对全部国企进行国家或地方审计，可以断言国企的各种问题注定会“堆积如山”。可尽管如此，笔者依然深信，国企的各种问题说到底是深化国企治理改革的问题，是一种过程性问题，问题的发展趋势是总体呈缓慢好转态势，做此判断决非为国企文过饰非。
从根本上看，这类问题在各种所有制企业具有普遍性，不同之处只在于程度不同和人们的社会评价之不同。治理国企的“腐败病”、“奢侈病”以及形形色色的“违纪违法病”是个长期任务，没有终点只有过程。1984年起步，国企已前后经历过三轮大的改革。在“混改”之前，国企从计划到市场的艰难转型(身)之历史已然证明，国企的治理状况总体有了明显改善，但新老矛盾之交织依然是现阶段的最大治理难点之所在。就如从中央到地方，在十八大之后不到两年内，尽管副省以上高官队伍中就已被打掉了50只大老虎，可我们依然不能由此断言国家的高干队伍已整体腐烂了一样(全国副省以上高干超过7000名)，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断言，中国的国企高管都已经烂透了是同一个道理。
媒体敌视国企是一个大问题
由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时局，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种种过失客观存在，尤其国企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场合的确不够争气，可供某些人、某些机构借机诋毁国企的机会和借口总是唾手可得。与国家审计署发布针对部分国企的审计报告几乎前后脚，财政部长楼继伟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3年中央决算，其中一段涉及2013年央企国有资本经营总收入1130.38亿元，调入公共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65亿元，增长30%。照说，这是民生之幸，是国企承担社会责任之体现。可在某些媒体看来，这中间大有文章可做，只要把文章做出来，就是又一枚诋毁丑化国企的“重磅炮弹”。
如果对国企尤其是担当国民经济中砥柱之央企的偏见甚至仇视确已深入骨髓，那么央企就是“躺着”也照样中枪。不妨再举一例：比如，这些年国内成品油价之均价一直比国际均价便宜10%左右，可2009年，国内媒体不屑于具体分析，更不顾事实，异口同声死死咬定“两桶油”不放，愣是斥问“两桶油”，为何国际油价之均价从每桶70美元下滑至65美元，而国内油价之均价却从每桶50美元上调至60美元?殊不知，即使这是事实，在当年为了部分理顺国内油价生成机制而被迫逆势上调油价之后，国内油价之增价依然比国际均价便宜每桶5美元。而就此事实，媒体则绝口不提、集体装聋作哑。再举一例，2008年因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央企步入不可避免之“新世纪(29.01, 1.60, 5.84%)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央企年度利润比上年下降30.8%。尽管如此，央企上缴税收却不减反增，达10426亿元，增幅高达18.6%。而同年份的私企呢?“国企天生低效论”的鼓吹者们，你们敢不敢把数据亮出来做个公开对比?
说到央企的税收贡献以及私企难以企及的社会贡献，不妨再多说几句。
先从公共财政的税收贡献说事。虽说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国内全部纳税企业中的数量不足5%，但若论税收对公共财政之贡献，仅以2012年为例，私企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占比仅为13%，全部国企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占比则高达70.3%。真是不比不知晓，一对比国企就特自豪。
私企唯利是图是天性。毋庸讳言，国企也有唯利是图的，也有坑害消费者的，甚至“坑爹(国家)”的，但这不是国企的普遍现象更非本质现象。从成本与利润比较出发，国企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远远高于和大于私企。譬如仅进口天然气补贴一项，“两桶油”三年就补了约1200亿元。再譬如，由于承担历史遗留的养老职能，迄今难以消化而转入正常社保体系，仅拥有1200万员工的113家央企，迄今仍不得不背负700万退休员工的养老责任……尽管国企所承担的各项社会责任私企没得比、没法比，并且在国企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和奢侈消耗”的现状下，新世纪以来的十年间，国企利润年均增幅仍高达19.9%。请问，面对如此举世惊叹之业绩，若依然一口咬定“国企烂透了”，连鬼都不敢轻信!
国企的成就主要来自市场竞争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国企喝了不少“水”，被市场“淹死”的国企也不少。但在市场惊涛骇浪中学会游泳，并逐渐成为“游泳高手”的国企纷纷收获优异绩效之时，国企凭借垄断挣钱——靠盘剥亿万民众赚昧心钱的谬论照样一波波泛起。
真实的现状是，即如按国际上约定成俗的评判标准，将113家央企逐一对号入座，除个别几家军工央企外，其余绝大多数央企已纷纷巧借股份制通道华丽地转身为海内外上市的公众公司。试问，天下有过已上市的公众公司能与垄断画等号的先例吗?惟有在中国，总有哪么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硬要昧着良知把中国的央企往垄断上扯，与西方敌对势力及竞争对手里应外合一唱一和，故意把中国普通民众的认知搅浑了。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没有国有银行，只有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上市银行;中国已经没有国家垄断的电信服务寡头，只有“一拆为三”的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上市公司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一国基础电信服务行业内，同时有三家全球性公众公司提供竞争性服务，放眼全世界除中国之外实不多见;就算每天、每月、每年都背着骂名的“两桶油”，也早已涅槃为全球公众公司，其合法经营行为并非仅仅对国家负责，而是同样需要对全球投资股东包括全球中小股民负责。请问，这样的公司还是垄断主体么?
何为市场垄断性公司?评价标准有多个角度，限于本文篇幅无法一一赘述炒冷饭。但一条必须再次挑明，垄断的核心是对价格的垄断，其最显著的市场特征是垄断导致商品或服务的涨价。可就以“两桶油”为例，成品油售价之价格形成机制，迄今仍由政府定价作为基础。事实上，这些年国际油价持续波动，中国政府出于民生保障和宏观调控之需，宁可让“两桶油”承担政策性亏损，以换取油价的基本稳定。如是不妨再问，世界上有价格受国家限制的类似于“两桶油”这样的垄断公司么?
国企混改要谨防“颠覆性错误”
各国都有国企，也都有国有控股公司。可是，国外的国企与中国的国企因国家所有制不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一言以蔽之，拿外国国企的市场定位来否定中国国企的市场定位实乃荒谬绝伦。
按现有一般性市场理论，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是市场经营主体，都应平等享有参与市场竞争之权利。这当然没有错。
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企只在私人资本无利可图的领域和市场失效之场合，起拾遗补缺之作用。其生存法则是作为私人企业的补充而存在，性质上属于为私人资本利益集团提供非市场服务。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企，扎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之中。鉴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国家基本政制的经济基石，那么从央企到地方国企就是体现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代表全民利益的最重要的市场经营主体，亦是国家调控和引导市场经济运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更是当代中国发展国民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无可替、决非可有可无的力量中坚!
有鉴于此，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绝对不能搞所谓但凡私企能做的，国企就必须无条件退身的所谓市场化改革，而是但凡国企能做大做强并控股的任何市场领域，都应该当仁不让的为之不懈努力。故而，眼下已然启程的国企国资“混改”，绝对不能允许采纳所谓国企国资改革必须遵循“辅助性原则”之谬论，而只能坚持发挥国企国资主导“混改”之以我为主的“主导性原则”!坚信和坚守这一根本的改革原则，国企国资的“混改”才不会犯习近平总书记所告诫的“颠覆性错误”!
国企的兴盛让什么人如芒在背
时至今日，当一些别有用心者仍在可劲贩卖国企“效率低下、产品落后、竞争乏力”之际，当部分国人遭别有用心者忽悠，对国企印象还停留在“什么都干、什么都干不好、干不精”时，中国的国企已悄然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蜕变。
神九飞天、蛟龙下海、歼15一鸣惊人、高铁奔驰、国家重器、超级工程……这些令国人无比自豪的成就背后，皆有一个共同的标志：国企创造!
2003年国资委成立，不少央企尚资不抵债，为发不出员工工资而犯愁。当年中国只有6家国企勉强排进世界500强，至2012年已有54家国企强势上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最大的500家国企全年销售收入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撕掉“亏损”之标签，如今的中国国企展示了出色的营利能力，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中国竞争”之代表，用骄人业绩演绎了“大象快跑”的故事，正在展示并将继续展示“共和国经济脊梁”的中华风采!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目前央企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国防、能源、通信等国家命脉行业，承担着我国全部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所有的基础电信服务，发电量占全国的50%多，生产了全国超过60%的高附加值钢材、70%的水电设备、75%的火电设备。113家央企在房地产、食品等传统行业的总占比已不到4%。
国资委成立之初，提出央企不仅要国内领先而且要与国际一流企业全面“对标”，由是遭来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集体嘲讽和空前质疑。可十年之后，113家央企绝大多数成长为行业前三名，不少央企坐拥全球行业十强，开始逐步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在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等国际通用的绩效评价体系中，我国已有1/3行业内的国企赶上或超过全球500强的同类指标……依这样的发展势头，谁为此感到沮丧?谁深切担忧?谁脊背发冷?答案就在一波又一波诋毁中国国企的“中西大合唱”中。由是，由谁在充当幕后的主使岂不不言自明!
国企当自信
直面国企功过，笔者无意刻意分辩国企功大还是过大。因为只要不带偏见，答案早已清晰明了。笔者想明辩的是，国企国资的“混改”决非“国企混不下去了”才不得不改、仓促而改，而是进一步借助民资做大做强国企的主动出击，战略目标是为国家织就以国企国资主导和控股的共和国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以进一步放大和积累国企之“功”。而当前针对国企的反腐败，也并非国企的腐败已经到了“烂透了”之程度而不得不下猛药救之，而是主动伤筋动骨、刮骨疗伤，以求“轻装前行”。故而，二者乃相向而行、并行不悖，根本目的完全一致。
十八大政治报告之所以充满自信的提出国家必须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家有了国企不断做大做强的“经济自信”。笔者不在国企工作，更非国企高管队伍之一员。赞美国企、力挺国企，希望国企更加争气，同时决不回避国企存在的各种问题，完全出于一个新闻从业者对国家制度和国家道路常年的观察、思考与理解，凭的是一腔作为中国人的爱国良知!
当前，中国国企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国企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腐败问题，而是国企高管队伍对坚持国家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政治担当，普遍不足乃至不同程度地缺乏自信。下一步，未来若干年间，国企高管队伍的整体政治素质能否有一个普遍的提升，将是人们评价国企国资“混改”和国企反腐败的根本性看点之一。
( 来源：国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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