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中国发展改革的支撑理论是“非平衡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制造社会的不平衡，让部分人和部分地区率先实现对其他人及其它地区的相对优势，从而营造出财富标杆和趋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部分人的创富活力，对私有性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短期的改革历程看，不能不承认“非平衡理论”是打破计划经济的灵丹妙药，它让改革很快就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确实率先富裕了起来，造就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富翁和世界级的企业巨头，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几个比较有集群效应的经济圈，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及渤海湾经济带。
然而，我们在欣赏局部繁荣的同时，必须看到另外一些残酷的现实：中国还有2亿多人未越过世行标准下的困难线;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人均GDP不足5000美元的低水平状态;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仍落后发达国家二三十年。这些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发展的指导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一个13亿多人的大国不能长期依赖这套理论，需要认真检讨并广纳良言，争取推出一种符合整体利益的新指导理论——平衡理论。
我们常常讲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为什么进一步改革?当然是要让落后者赶上来，建立在改变落后面貌基础上的发展政策才是最好的引导政策，如果我们的政策理论始终是基于“做大做强局部元素”，让落后者永远落后，那么，这样的发展是不符合多数人意愿的发展，是粉饰门面的发展，是为了做出“亮窗效应”，而非服务于全体人民。
过去，学生的教材中一直强调中国的国情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国民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其实，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中国当前最大的国情是失衡，并且是严重的失衡，失衡已体现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等都充满着失衡，中国一切矛盾的根源都是失衡，一切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可以用“失衡”来回答。
非常令人困惑的是，中国仍然继续在奉行“非平衡理论”，继续迷信“区域率先发展”的理论。事实上，“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中间崛起”等都离目标遥远，不去抓紧把这些大战略搞好，反而又搞“京津冀一体化”等多个新区域规划，这必将进一步加剧全方位失衡，如果失衡加剧，越发展，中国的矛盾越深化、越剧烈，离革命性剧变也越近，不改变失衡局面，中国的稳定性将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一、严重失衡的后遗症
失衡政策造成的现实矛盾和未来风险相当可怕，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下方面：
1、人口过度趋向局部地区将加深中国的裂痕。
2013年，广东的常住外来人口(户籍上的流动人口)超过2200万，上海超过1500万，江苏超过1800万，浙江超过2500万，北京超过900万，福建超过900万，天津超500万，全国大约有2.5亿以上人口常年生活在珠三角、长三角、大北京地区及其它相对发达地区，人口转移的未来方向也将是这些地区，若继续加重发达省市的经济比重，人口比重必然随之增加。中西部地区会由“经济空心化”转变为“人口空心化”，整个国家的稳定将失去基础。
由目前的GDP分布看，经济总量与户籍人口总量是严重不对称的，前十名之和占有大约75%全国总量。若要长期维持这样的分布，常住人口(劳动力)应该是变化不大的，很多流动的劳动力最后会不会稳定地成为“当地人”呢?应该是可能的，第一代农民工身上实现不了，第二代农民工身上就会实现一部分，再到第三代就基本可以实现，到2030年左右，中国各地区的人口分布必然发生重大变化。“人口东南飞”膨胀到一定程度，历史中常见的民族问题和地区矛盾问题必然显现。
2、国民仇恨意识加剧。私有化引起的失衡已经将国民财富快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1%的人占有40%的社会财富，若继续加大私有化步伐，再过十年，5%的人占有80%社会财富也不是奇闻，“财富失衡”的显著效应是“心理失衡”，整个社会将由简单的“仇富”转变为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失衡理论主导下的改革，让富人所得不具有正义性，“仇富”会变成是合理行为。政策可以让少数人超额占有多数人财富，多数人必然会产生改变权力秩序的想法，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中屡试不爽的手段，未来还会继续。
3、政策失效率越来越高。“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已经成了两任政府总理的牢骚话，表面看，是地方政府漠视中央政策，本质则是失衡中国的必然结果，上海、北京、广东的情形跟宁夏、甘肃、青海的情形是天壤之别，中央下达的同一套政策如何适用?虽然同处中国，但各地百姓的生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消费心理、承受能力千差万别，抓一剂药喂全国人民吃，有的人吃了有效应，有的人可能一吃就死。如果任失衡进一步加剧，任何国家性政策都难以在全国通行。
4、经济刺激的无效性加剧。政府的刺激政策屡屡失效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严重失衡的事实，已经进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原始创新力的严重不足和对外依赖性过强，导致对新刺激产生麻木性，资金已经不能有效刺激经济活力，因为它们已经接近其有效容量的极限范围，刺激不能产生正效应。从消费刺激看也很相似，富人的消费水平也已经达到饱和，而消费能力不足的人群，刺激也不能产生有效反应，因为他们没有消费能力，长此以往，对刺激毫无反应的群体将会占社会大多数。
笔者认为，中国发展的支撑理论由“非平衡理论”转向“平衡理论”的时机已到。如果说上一波段的成功改革依靠的理论是“失衡理论”，那么，下一波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依赖于“平衡理论”，失衡的现状需要改变，从“失衡”变“平衡”，这个过程将能释放强大的势能转化值，将会产生强大的财富拉动效应。从政策的道德性角度看，中国也应该转向平衡发展的轨道，否则就会失去群众基础。
二、平衡理论的重要举措
1、经济活动的再平衡
中国资本可以大量流向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国，为何不能流向相对落后的宁夏、青海、陕西、甘肃等地呢?东南部地区的“势能效应”为何不能在国内市场得到体现?政府必须找出其中的原因，然后针对这些原因制定出相应对策，有效化解影响资本流动的制约因素，在一个国家内部，绝对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不管是社会因素还是自然因素，终究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一方面：人才倾斜。依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依低向高的试点“三免政策”，包括12年免费年义各教育，免费公共医疗和免费租用住房，这些政策的出台，既有利于把人才留在欠发达地区，又有利于将发达地区的人才吸引过去，形成一个能吸引人才的大引力场圈，人才是实现发展的基础性依靠。
第二个方面：优惠政策是推动力。国家可依据自然条件，推出产业转移税收减免措施，如同当年深圳特区力度一样，甚至可以出台力度更大的优惠政策，笔者认为，不妨在西部两省选择两个环境友好型的“西部特区”，对所有转移到“特区”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实行“五年内免税、十年内半税、二十年内优惠”政策。资本是趋利的，不相信利润引不来资本。
第三个方面：改革创新试点的倾斜。依据基础条件，将新的改革创新试点放到中西部地区，而不是发达地区，如果中国还计划成立新的自贸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应该成为重点，所有相对发达地区都不能再设自贸区，让“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实心化的重要步骤是新政策必须优先定位在西部、东北，否则，所谓的大开发和振兴必定都是开而不发、振而不兴。另外，建议适时取消民族特殊政策，改用地区优惠政策，因为重视了落后地区，实质上就涵盖了主要的少数民族地区。
2、收入分配的再平衡
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并非单指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失衡，而是整体性失衡，整个社会缺乏相应的刚性调节法规，“权力主导分配”的模式盛行，公民的权益多寡完全由个人说了算，既没有协凋机制，又没有合理的税收调节机制，造成了一个“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群体生态。今后，改革的重点应该是税收调节和平衡工资体系的社会性改革，重点是税收调节，包括富人税(遗产税、转赠税、房产税、资产转移税、暴利税等)和以家庭收入为参照的新个人所得税制。我们这个国家，“总量”和“平均”遮住了很多人的双眼，掩盖了无数苦难的极端性生活，最高领导层对此即使有所闻，未必真能体会到其中的残酷性，全民收入的再平衡绝对可以说是一项最艰巨的政治任务。
3、全社会劳动者权利的再平衡
按照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劳动权利。但是，现实操作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一宪法原则，劳动者的劳动权和收益权都呈现畸形化发展，很多劳动者被强行要求下岗而失去劳动权，很多低端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没有得到法律保护。劳动力商品化过度，但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在商品化中得到合理体现。客观地讲，幸存的国有企业相对较好的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很多私企则剥夺了劳动者的重要权利，籍此获得对国企的竞争优势。今后，有关劳动者权益的改革重点应该放在所有劳动者权益的国民待遇相对同等化上面，个人权益的平衡是整个社会平衡的重要基础。国企借改制让职工下岗、私企随意辞退员工都是侵犯公民劳动权的行为，必须依法惩处肇事者。
4、全社会享受公共产品权利的再平衡。
随着计划经济的被打破，中国式的公共产品所剩已经不多，勉强地讲，还可以包含教育、医疗、养老三个方面。但是，即使是勉强有这三个公共产品，就其对全国各类人群而言也是千差万别，绝不只是“一国两制”的问题，而是“一国万制”的生态，这三个方面的再平衡工作最难做，如果能做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最大。我们必须自信地看到，以中国真实的经济能力而言，解决这三个问题并不很困难，关键是缺少取智于民和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决心，落后经济条件下能办好的事情，不相信经济越发展，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会越弱。公共产品占有不平衡导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失衡心理严重，心理失衡导致平衡的政策无法出台。如果国家整体发展指导理论能变轨到平衡方向，公共产品的平衡性政策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5、农村发展的综合平衡。
过去，中国曾经提出“城乡一体化”的概念，但后来并没有认真充实其内容，“一体化”未出结果。现在，又提出“城镇化”的战略，相信也很难做足做实。从科学的角度看，“城镇化”是一种非平衡战略，是一个逐步空心化农村让城市变得庞大的构想，看起来符合全球城市化趋势，事实上，它完全脱离了中国国情，中国农村的实际人口远没有现在户籍登记的多，两到三亿人口本就实质性生活在城市，并以城市为未来的方向，也即表明中国实际城市化率远高于统计数据上的城市化率，再盲目借城镇化拉动经济发展显然是错误的。城市化率的核心是国民权利的公平化，权利平衡了，他们住在哪里并不关键，称谓更不关键。
政府的政策重点应该是构筑城乡一体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让人口过度集中的发达地区人口逐步随着产业转移的步伐向其它地区转移，让全国各地的农村与中小城市城镇构成一个交通发达、产业协调、就业充分的有机整体，让农村不合理的落后布局合理化，让农村的生活格式逐步城市化，让城市冰冷的环境逐步乡村园林化，真正实现生活内涵的城乡一体化。可以确定地说：“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协调平衡的发展战略。
6、政治生态上也必须平衡。笔者曾经讲过：政治的最高艺术是平衡。这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反复验证过的铁律，政治不平衡，政权不可能平稳。具体就当今中国而言，政治平衡就是要充分考虑好左、中、右三方的不同诉求，就是要让政治构成要素有一个合理的比例。
结束语：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会有阶段性的侧重点，都会率先制造一个示范性模板，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但是，综观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一个共同特征：由不平衡逐步迈向平衡。细数欧美和亚洲所有的发达国家，几乎找不到一个国家存在与中国类同的严重失衡现象。两极分化是一个问题，同时也可以看成一种能量，消除两极分化就是能量的传递过程，利用好这种势能差，必将带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一轮高潮，“平衡理论”应该成为指导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决策理论和基础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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