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谈到一则新闻：全国人大正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透露出来的;说是“新媒体发言随意，吸引眼球;传统媒体管制严格，面容呆板。一样的传播两个尺度，让传统媒体常常感叹‘戴着镣铐跳舞’、环境不公。而传播立法出台，将终结这一局面。”柳斌杰认为，“依法治国，新闻传播也要有法治思维，走向法治轨道。否则，底线不清、边界不明，媒体不好把握。哪些东西能传播、哪些不能传播，法制、道德、社会秩序的底线要明确，用各种条条框框把体制内的管得很死，眼看着它们的影响力减弱，阻碍它们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传播立法能使媒体获得自主权，媒体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可以依法判断自己的行为。”
读了不解，不知道如何立法解决媒体“两个尺度”的“环境不公”，是给传统媒体松绑，还是给新媒体套龙头;不过，传媒要立法，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我写了句：“希望这件事应当与网民多商量。”
“跟人民商量办事”，这句话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引用毛主席的话。习近平说：“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求我们在治国理政时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商量。”我非常赞成。所以，经常对治国理政方面的事情，发表一个老百姓的意见。老百姓很想找政府商量他们关心的事情，而政府官员常常是嫌麻烦，不愿意同老百姓商量;传媒也常常不让老百姓去打扰政府官员。不知道这次传媒立法，能不能解决这个首要的根本性的大问题，让老百姓能言路畅通，言有人听。老百姓与政府官员见面说话不容易，而用新媒体反映问题是动点手指头的事情，这里的关键首先在新媒体，它是做桥梁，还是做“把门将军”(民间对锁的一种叫法)?
“跟人民商量办事”，习近平讲的很清楚，是“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她的第一部宪法就是通过全国老百姓一起来商量制定。我在去前年的文章中多次提出，关于互联网立法，请与我们网民多商量。从国家来说，人民是主人，从互联网来说，网民是主体，所以国家对互联网立法，应当征求主人的意见;不与网民商量，就是在作人民之主而不是人民作主，是专人民之政而不是人民民主专政。
再说柳斌杰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之不解，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重大的、可以说是质的不同，怎么能通过“传播立法出台，将终结这一局面”?
传统媒体如报刊、广播电视，其特点主要是由上而下，担负着灌输，即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职能，有可言有不可言，不是什么“新闻”都“先行”，都公开，“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有可言有不可言;就是作为科技理论期刊，由于它关于科学，要求严谨。传统媒体就其信息泉源来说，是十分清楚完全可控的。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基本上是宣传工具，所谓党和国家的“喉舌”， 阶级性、党性很强，不能有多大的自主能动性。就是科技理论期刊，也要求科学性，内容必然有所选择且要求论据确凿论理公允。这不是说传统媒体没有自由度，有的，这种自由是有纪律的自由，具有必然性，自由就是认识了的必然性。
新媒体的特点是它的群众性、互动性、开放性、自主性和能动性;参与者非常广泛，各个阶级不同阶层的人都有，多元，鱼龙混杂，信息泉源不是十分清楚和完全可控。如果说，传统媒体主要是官方的喉舌，那末，新媒体的职能则可谓是官方的耳目。更深层次看，传统媒体是传统社会的交往方式之一，新媒体则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网络社会，全世界的当政者都还不知道怎样管理这个社会，因而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政府几年前就力图控制这个网络社会，开始是用技术阻拦屏蔽，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种技术性的封锁不断被技术所突破，后来警察进来了，法院也进来了，情况似猫捉老鼠，网间叫“打游击”;现在求助于法治。我看，如果不调查研究，不了解新媒体社会的运行法则，用管理传统媒体的办法管理新媒体，用同一个法来“终结”不同的“局面”，将落后于时代发展，后果不会好。
关于互联网，习近平有句话：“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对于这句话，我不知道左翼会不会照旧说习近平是搞折中主义，但是，当局现在的注意力是在“网络安全”这方面，而不是它的现代化方面，是很清楚的。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的和国际的网络论坛和会议，紧接着首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又在北京启动，核心都是“网络安全”。 柳斌杰所讲的“依法治国，新闻传播也要有法治思维，走向法治轨道”，其意也在于此。我认为，若如此，就片面了，不仅落后于时代发展，直接就是企图禁锢社会发展。习近平这句话不是折中主义，是辩证观点。毫无疑义，由于现在社会的多元和深刻的阶级对立，而网络有利于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进行斗争，所以，“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是实实在在的。但是，网络使传统社会现代化了，发展了民主自由扩大空间的物质基础，这是主要方面，是非常积极的一面。习近平首先讲“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正确地抓住了互联网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应当强调和着力于这个方面。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而不能阻止经济基础的发展。社会制度应当适应网络所必然产生的新的人和社会交往方式，任何用法律来阻止网络对社会必然的影响和推动发展的作用，都是徒劳的，是逆潮流而动，反动的。习近平说的好，互联网就是“互联互通”，我看互联网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而还为领导与群众互联互通，为社会开放，为民众参政议政提供了物质条件。如果认识不到互联网积极主要的方面，立法就很难反映、巩固和扩大这个技术革命为社会革命创造的成果。
环球时报的《“中国变左了”是无稽之谈》这篇评论，一方面正确看到“互联网空间与现实空间更加接轨了”，看到了有人利用互联网“动摇当下的政治结构，把让出来的那部分权力分配给通常所说的‘自由派力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左右之争’是一种过时的东西，这种互联网上打嘴仗的标签，根本拿不到严肃探讨当下国家治理的层面”。这样认识自我矛盾，否定了网络上的左右之争，是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正是在争夺对国家治理权利。为什么习近平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不知道大家知道(不久前，我在《毛泽东思想是实践的发展的马列主义》引用过的)毛主席这句话否：“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但是下面这句话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凡是要夺取政权，首先要造成舆论。”再没有如此简单明了说明网络在夺取政权方面的首要作用的话了。所以不能掩饰网上的左右之争。这不仅是客观存在，也是习近平关于互联网讲话的根据。
我还要说一件现在很敏感的事情，就是“四大”。这件事，毛主席支持，并写进了宪法，在国家治理中推行，后来被被改革总设计师取消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现在，它有以新的形式，在互联网中重新发生了，没办法，草根广泛生长在大地上。历史上，封建帝王李世民都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社会进步了一千多年，今天的国家执政者应当比李世民明智;还有个夏禹王，总结了他父亲鲧的教训，知道治水宜引不宜堵，结果获得了极大的成果，他也被人民拥戴为领导，塑像供奉着。四千年多年了，现在的领导者应当懂得这个道理，懂得做“领导者”比做“管理者”好。鲧与禹治水的故事，过去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立法者应当有历史知识，这次网络立法，是堵还是引，需要以史为鉴。
言犹未尽，虚还未实，但文章很长了。此时又看到环球时报的一篇新评论：《让年轻人满意，中国治理的重大挑战》。环球时报确实是提出了中国治理的重大挑战问题，需要认真探讨，所以，本文暂时写到这里，余下的话，留在15日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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