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唱毛泽东之二
毛泽东的开放最成功
——为纪念121周年而作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对外开放的大师。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有一套完整缜密的思想体系;坚实创新的理论基础;坚定明确的原则底线。
不像我们现在,“呼隆”一声“开放罗”! 门窗随即大开,苍蝇蚊子一齐拥进来。没有思想基础,没有理论支持,更看不到原则底线。只好“摸着石头过河”!
毛泽东名著《论十大关系》中的第十个关系,即“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总共近2500个字,它实际是毛泽东的一部对外开放宣言书;是我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是我们今天如何与世界各国交往,如何保持国家独立和尊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原则基础;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毛泽东的对外开放,分三个问题:
1、毛泽东的开放思想
毛泽东是一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目光远大,锐意进取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头脑中,没有哪怕一星半点的“闭关锁国”思想。纵观他的一生,他不但始终保持着向世界学习的强烈愿望,怀抱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伟大志向,一向地坚决“反对关门主义”,一再地宣称“我们不要关门主义”,并且一直都在同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落后狭隘的封建思想作不懈的斗争。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是一位胸怀广阔,放眼世界,思想开放的青年。在努力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的眼光不仅在浩瀚的中国历史古籍以及现实状况中探寻,也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探寻。他读过许多西方国家的地理、历史书籍和古典文艺作品。他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
他曾组织三百多名湖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向章士钊筹借2万银元作为去法国留学及革命活动的经费,还介绍任弼时、肖劲光到苏联留学。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是德国人,列宁是俄国人。毛泽东经过苦苦探寻,经过反复研究比较,终于认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拯救中华民族的真理,从而奠定了一生的最高信仰,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如果毛泽东的思想不开放,他会去崇拜一个满脸胡子的德国人作自己的导师么?会去崇拜一个其貌不扬、身材矮小的俄国人作自己的导师么?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著名思想家和英雄豪杰有如天上灿烂的繁星,数不胜数。为什么毛泽东偏偏选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外国人做自己的导师呢?并把他们的主义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呢?
如果毛泽东思想不开放,它极有可能成为的是一位学术造诣颇深的国文教员,或者是一位笔锋犀利的资深记者,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对外宣言》,一方面“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
同时,又明确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并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重新签订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
这就表明了即使是在革命政权还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毛泽东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仍然是对外开放的,而不是自我封闭的。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和美国记者斯诺结成了终生的好朋友。不管是和斯诺的多次谈话中,还是在接待美军观察组造访延安的过程中,无论是共产党这个组织,还是边区政府这个机构,以及毛泽东这位领导人,留在来访者脑海中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开放的共产党,开放的边区政府和开放的毛泽东。
到了五、六十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共产党中国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文化的全方位的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严密地关注着世界的大势,谋求如何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谋求向包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开放的路子。
1971年4月,用一枚小小的乒乓球,巧妙地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1972年2月在北京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震动了整个世界。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集大成者,当属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这篇讲话,通篇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同时也闪耀着毛泽东开放思想的光辉。
《论十大关系》中的第十个关系,就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毛泽东在开头第一句就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那有这个事?”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向外国学习。但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在最后,毛泽东又强调:“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强调:“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的第十二节“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毛泽东又说:
“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
看了前面那么多的材料,还有谁认为毛泽东是“闭关锁国”的人吗?
2、 毛泽东的开放原则。
毛泽东对外交往的思想是开放的,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了。但毛泽东所倡导的对外开放,不是毫无节制的,而是有坚定原则的,是有明确底线的。
毛泽东所主张的对外开放,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的原则。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是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也是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一向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见毛泽东《矛盾论》一文)
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在1935年12月27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泽东接着又说:“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1958年6月,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上批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还在1956年5月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酝酿成立时,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导弹研究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批准。因此,当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并撤走全部专家以后,我国能够完全依靠自主的力量,继续完成和发展原子能事业。
二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原则。
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和国家的安全,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毛泽东特别地看重这个问题。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了。
1958年,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破裂,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出要在我国建立中苏两国共管的长波电台和两国的联合舰队。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在毛泽东看来,外国的一兵一卒都不能留在中国。毛泽东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是不能有丝毫的让步的。
坚决拒绝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是“一分为二”的辩证原则。
“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进行观察的。“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是毛泽东观察世界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社会主义国家也一样。因此,在对待“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毛泽东特别地反对那种不加分析的 “一概排斥”和“一概照搬”的态度,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地批判。”一方面要求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四是“学中有创”,“立足赶超”的原则。
毛泽东的大脑是绝对的发展型的、创新型的大脑。那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求进步、不求创新的思想观念绝对地与他无缘。
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指示: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文革版《毛主席语录》第174—175页)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一段话(下面引用的是其中一部分):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1页 )
五是平等互利的原则。
平等互利是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由于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人民当家作主以后,特别看重国与国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原则。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是一个胸怀广阔而又善良的民族,中华民族即使在最强盛的时期,也同样是以平等的姿态来看待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例如唐朝。
毛泽东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古往今来炎黄子孙集中华民族卓越的智慧、优秀的品质、崇高的人格于一身之集大成者。毛泽东在强国面前从来不低头、不示弱;在弱小国家面前也从来不歧视、不逞强。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1949年9月制定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1950年6月在与印度客人的谈话中说:“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或是国与国之间,都必须是互利的。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
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反复告诫中国同志,不要翘尾巴,要防止我们自己在国际交往中搞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写道:“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1956年9月29日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的谈话中,1958年8月16日同西哈努克谈话时,1963年3月18日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谈话中,1964年6月14日同坦桑尼亚客人的谈话中,1964年8月29日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中,都强调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 “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的论点。(本节中,毛泽东相关讲话的出处,见《外交战略家毛泽东》一书第342页、346页、386页和433页)
3、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成果。
胸怀广阔、目光远大、思想开放的毛泽东,首先造就的是一位坚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如果毛泽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思想僵化,他就不可能去学习和研究德国人马克思的主义,不可能去学习俄国人列宁的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至今仍有可能还在漫漫的长夜中摸索。
自从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开始,受尽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43年的苦难之后,终于在1893年12月26日,迎接到了自己最伟大的儿子的降生。中国黑暗的天空上,现出了一丝曙光。又过了20多年,即1920年前后,毛泽东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从此,开放的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寻找到了一条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过了28年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几千年来,一直在少数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下的劳苦大众,第一次破天荒地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样的成果,用“伟大”、“奇迹”等等字眼来形容都显得太过于渺小,人类的语言在这里突然地变得贫乏起来,居然找不到任何的语汇来形容人民翻身做主人这个伟大事件的历史意义。
如果要说开放的成果,建立人民当家作主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应当看作是毛泽东这位伟人一生中最伟大、最为耀眼的思想开放成果了。
从建国后到毛泽东去世的26年中,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又取得了哪些重大的开放成果呢?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项:
一是建国初期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开放方针,不但使我们新中国站稳了脚跟,还获得了苏联老大哥提供的经济援助,建设156个大中型工程项目。数千名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我国帮助建设,这些工程项目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下面的数据并非十分精确)辽宁24项,吉林11项,黑龙江22项,内蒙古5项,北京市3项,河南10项,河北8项,湖南6项,四川11项,陕西24项,山西11项,云南5项,江西3项,安徽1项,新疆3项,宁夏1项。这些大中型工程项目的建成,为我国的工业布局和今后的工业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是在与苏联关系决裂之后,把对外交往的重点转到了亚、非、拉三大洲。
中国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每当一个新独立国家出现时,中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交方式和程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采取灵活的态度。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与亚非拉国家建交的高潮。
从1959年到1960年代末,中国先后同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一大批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而且与其中的不少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并对古巴大使说: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1964年1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严厉谴责美国的干涉是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他们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
1967年12月,正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刻,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坚定地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人力、物力上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
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烧到柬埔寨,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庄严的“五二〇”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新的侵略行径,表明了中国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严正立场。
正是由于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在国际交往中赢得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广泛支持和尊重。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表决,当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时,整个大厅沸腾起来,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许多国家的代表高声欢呼,热烈拥抱。极度兴奋的坦桑尼亚人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前排跳起了欢快舞。
当联大通知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大会时,中国政府事先没有估计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外交部更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不去。
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并亲自点将乔冠华当代表团团长。
11月15日,当乔冠华为团长、黄镇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由于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原定上午结束的会,一直开到下午,历时约6个小时,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登台致欢迎词,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见《外交战略家毛泽东》519页——521页)
乔冠华团长在大会进行发言(经发言稿毛泽东逐字修改审阅),乔冠华团长在发言中凌然正气,严厉地谴责和抨击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主义行径。
敢于同时对两个超级大国进行谴责和抨击,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先例。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回顾了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空前盛况,并配发了乔冠华仰天大笑的一幅照片,解说词中说:
“有人当时就评论说:‘中国好像回到了盛唐时代!’”(见央视中文国际频道2014年10月21日晚10点39分电视节目)
三是运用娴熟高超的外交艺术,成功地打开了紧闭的中美关系的大门,避免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面同时作战的巨大风险,有效地遏制了来自北边强大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开启了中、美、苏世界大三角的国际战略新格局。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只要看看当时世界的反应就知道了:
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尼克松总统和中国新华通讯社同时(1971年7月16日)宣布的这个公告 (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 ,就好像是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颗炸弹,引起了震惊的反应。人们突然醒悟到:中美之间前一阶段所进行的兵乓外交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有如梦幻般的公告所表明的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接近,不仅将对中美两国的关系,中国同联合国以及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宣布一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这在中美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在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就将实现总统访华,这在外交惯例上是极为罕见的。它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之间长期存在敌对关系即将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而这必然揭开远东和世界政治新格局的序幕。毫无疑问,中国将从这一事件中得到许多好处。
公告在美国“盟友”中间产生的冲击也是非常强烈的。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沈剑红“感到相当震惊和无法相信”。……在日本,尼克松将要访华的消息震动了朝野,…..使日本佐藤内阁陷入了“深刻的窘困之镜”,感到极大的不安。《朝日新闻》说,这是对日本各界的一个“晴天霹雳”。各在野党纷纷摩拳擦掌准备追究佐藤内阁的责任,由此加速了佐藤内阁的下台。 (见《外交战略家毛泽东》484——485页)
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启程前往中国的首都北京,开始了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随着尼克松总统的成功访华,英国以最快的速度于3月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荷兰、联邦德国、西班牙、卢森堡等西方国家也很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2年12月22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一天与中国建交。至此,西方工业国家除个别外均与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日本佐藤内阁由于在中国问题上拿不出新方针而于7月黯然下台,由田中角荣出任新首相。田中角荣于9月访问北京,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自此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要员以及经贸、文化、体育等代表团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更是争先恐后的加快了同中国建交的步伐,扩大经济贸易的往来,北京一时间成了全世界最热闹的对外交往的城市,毛泽东的书房也成为全世界接待各国元首和政要最多、最著名的地方。
四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科学地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将我国的对外关系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一开始就得到了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赞同,同时也得到了第二世界很多国家的认可。妄图称霸世界,在世界各地到处搞霸权主义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信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遇到了从未有过的信任危机。
中国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站在了世界道义的最高地,北京成为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向往之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与日俱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由此,我们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毛泽东的开放最成功!
2014年12月25日
参考阅读:十唱毛泽东之一:毛泽东的改革最伟大——为纪念121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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