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青天与下九天：纺织女工的两个时代

　　原标题：跨越半个中国的纺织因缘

　　访谈员：管田欣(中国人民大学中 共党史系硕士生)

　　受访者：文珍

　　访谈时间：2014年2月11日9:00-14:00

　　访谈地点：青岛市受访者寓所

　　人物简介：文珍师傅，1933年生，湖北沙市人，现居青岛市区。1954年在武昌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后来到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工作，1954年底实习期满，担任国棉六厂细纱车间甲班轮班长(郝建秀小组所在的班)。1957年被评为青岛市第二届劳动模范。1970年任细纱车间操作管理技术员。1981年起调往青岛国棉十厂工作，历任青岛国棉十厂的细纱车间主任、技术科副科长和质量检查科科长、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83年在青岛国棉十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0年退休。

　　文珍生于1933年的湖北省沙市，家中姊妹四个，她排行老大。文珍的父亲早年跟着别人扛活卖棉花，微薄的收入几乎不能维持日常开销。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一家人贫穷但平静的生活，漫长的逃难路上刻满了战火与生死，文珍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念完了初中。湖北解放后，倔强的她没有听父亲的话成为一名小学老师，而是独自前往武汉考学，1950年进入武昌高级工学院学习纺织。她回忆说，当时报考的高级商业学院、高级工业学院和护士学校都考上了，但是舅舅建议说，现在国家解放了，以后一定重视工业，你要学工，文珍就选择了高工。

　　1953年年底，二十岁的文珍从武昌高工毕业，和班里其余53个同学集体坐火车去青岛，班主任带队将他们送到青岛纺织局。一班同学被分到了青岛的九个国棉纺织厂里。文珍在学校里成绩最好，是团员和班干部，被分到当时规模最大、最有名的国棉六厂，成为郝建秀所在的细纱车间的一名实习工。

　　文珍至今清楚地记得，她正式进厂的时间是1954年1月13号，实习工资32块钱，20块钱寄给家里，剩下12块钱是自己每月的生活费。半年后实习提前结束，她成为细纱车间的一个轮班长，工资涨到了81块钱，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收入，文珍开心地说“在工厂里面干活让我体会到做主人的感觉，解放了，我们自己工作，自己做主。所以我拼命地干，使劲地干。”这个湖北姑娘慢慢适应了工作，也习惯着北方的生活，吃面食，学方言，并在青岛遇到了后来的丈夫——同在细纱车间工作的技术员布青。他们本计划在1955年的春节回丈夫老家江苏常州结婚，却因为丈夫要培训车间副工长而不得不临时取消，在职工宿舍——旧式日本职员宿舍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公家的房子，公家的桌子，公家的床，还有两把公家的椅子”，一捧糖果，几碟花生，算是结了婚。他们决定生五个孩子，孩子们的名字连起来是“布尔什维克”。婚后一年，丈夫脱产去华东纺织工学院念书，文珍带着不到一岁的大儿子，怀着二儿子开始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开辟了车间外的战场”。

　　车间内，作为轮班长她要兼顾的责任也多起来，不光抓生产，组织工人学习，还要带着骨干去职工家里走访。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轮班长通常要提前半小时到车间完成交接班，并组织生产小组开班前会，给每个生产组长布置任务，说明当天工作的重点。在巡回过程中，发现有小组的女工脸色不好看，下班后轮班长要跟这个组的工会组长沟通，问一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是孩子病了还是两口子吵架了?下了班和小组里的骨干一起去女工家里走访，帮助女工解决问题。因此，文珍“心里像装着一份地图似的，谁家住在哪里一清二楚。”全班一共七个小组，她要挨个布置任务，督促生产，观察工人状况，工作细致认真，所以细纱车间甲、乙、丙三个班，哪个班成绩不好，计划完不成了，就把文珍调过去。她不仅善于管理工作，而且注意留心总结小组工作经验，经常写郝建秀小组的工作介绍，因此当来自全国各地的纺织工人到国棉六厂细纱车间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时候，经常都是文珍来负责接待和介绍。文珍说，郝建秀工作法改变了人和机器的关系，使人成为主动的劳动力，而不是依附于机器的工具。这个工作法不仅可以用在细纱值车技术中，谁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好自己的工作。

　　“郝建秀工作法里有一条分清轻重缓急，我就记住了，不管干什么工作，必须找到什么东西是重点，什么东西是次要的，轻重要分开，这样干起来又快又好。还有一条是穿插结合进行，你干这个事情的时候要心里想着另一件事情，要是这样的话，干一件工作的时候能够顺带把另一件工作也干好，这样工作效率不就提高了吗?”

　　1957年，文珍被评为青岛市第二届先进生产者。访谈中，文珍拿出了珍藏的两枚奖章，一枚是自己1957年的先进生产者奖章，另一枚是丈夫布青先生1956年的先进生产者奖章(第一届)。她说，这是我们最珍贵的荣誉之一。她念念不忘当时评奖的过程，一遍遍地讲着“那时候，我们只看劳动，别的不管，是真真正正的。”

　　“大跃进”在文珍的记忆里是最辛苦的岁月，本身纺织工人三班倒就已经非常累了，之前各种生产竞赛已经将体力逼到了极限，但是“大跃进”期间要赶产量，三班轮换改回之前的两班轮换，12个小时连续工作累得女工们苦不堪言。吃饭不停车，趁落纱空当狼吞虎咽地吃饭，漫天飞舞的花毛就着茶水冷饭，五六分钟解决吃饭。下了班还要大炼钢铁，回到家中还有永远做不完的家务。

　　“上夜班累得眼都睁不开了，端起车头上的茶缸子喝几口茶叶水提提神接着干，所以纺织工人离不开茶水，我到如今都喝茶。但那时候的工人好领导，思想很单纯，开会就开会，学习就学习，劳动就劳动，大炼钢铁的时候上班那么辛苦，下了班还去搬铁搬砖，什么都干，三年困难时期我组织女工下农村，刨地挖地瓜，回来给工人们分分吃。那时候也没有菜，只能吃胡萝卜，真是受苦的日子!”

　　厂里搞运动的时候，未婚的年青人特别是团员，都争当积极分子，她们下了班往往不能回家，要“自觉”留在车间公益室里等待召唤，时刻准备着加班促生产，同时，她们也要争取进步，打老虎、写大字报、学习、开会都得参加。但是车间里的轮班工人要赶生产，上班没时间，下班累得只想睡觉，一般不脱产参加运动，即便到了“文革”时期，即使车间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机器车头插满了小旗，运转工人也没有因为参加政治运动而误了生产，文珍说：

　　“我们很清楚，车不能停，工作不能落下，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我是轮班长，既要抓生产，也要组织工人学习、开会，也就是下班的时候组织工人们去看看外面贴的大字报，了解革命形势。”

　　1970年，文珍成为车间技术员，负责整个车间技术工作，组织开展操作技术比赛，并且经常组织工人去外地学习和参加操作比赛。这期间，三个孩子一个在港务局扛大包，一个上山下乡，另一个当兵去了。文珍那时候介绍起自己的孩子总会说，我家的孩子工、农、兵都占全了，我觉得光荣，但背后又会偷偷抹眼泪：三个成绩优秀的孩子，一个扛大包做苦力，肩膀磨出了血泡;一个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吃尽了苦头;小儿子在部队吃着咯牙的胡粟米饭，生了病。

　　1981年，文珍服从组织安排，调离工作了27年的国棉六厂，参与筹备建立国营青岛第十棉纺织厂，主要负责细纱车间的工人培训，从那时起，大家见到她都会亲切地喊她周老师。次年一场大火烧毁大量厂房设备，新生的国棉十厂陷入困境，她的丈夫布青先生临危受命担任十厂厂长，新老工人们一点一滴将十厂建立起来，开工后成为青岛十个国棉厂中利润最高、福利最好的厂。但是，它却成为国企改制过程中最先倒下的一个国棉厂。1990年后，新生的半计划半市场的国棉十厂走入危机，文珍听说有人往墙外扔东西出去倒卖，她不明白为什么人心坏了，因为之前从来没听说工人会偷自己的工厂(里的东西)。当她说到“自己的工厂”，满是皱纹的手掌反复摩挲着茶几玻璃桌面的一个角，眼睛里似乎还是当年的她听说这些传言时候的疑惑，八十多岁的老人感慨道，是人心变坏了吗?1995年国棉十厂与日本合资，五千多个工人分成两拨，老工人回到原厂，新工人裁员分流，文珍回到了国棉六厂。

　　在访谈中，年过八旬的老人时而兴奋，时而沉思。她常常对比着“上青天”时代的青岛纺织人和如今散落各地的下岗女工，再也没有上青天的光荣和骄傲，而是掉下了九天。家里面三个儿子、三个儿媳中有五个下岗，下岗不能投保，两位老人便从自己不多的退休金里拿出钱来补贴孩子们投保的钱，纺织工人再也不是当年那般风光。文珍展示着一张张当年笑着拍的旧照片，讲述着劳累艰难但充满干劲的青春和壮年，也质问着物是人非的现实。“纺织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部，为何过早给撤掉了?”“如果孩子们读过大学该有多好呀!”冬天午后的阳光柔和得像温暖的水一样抚过她的白发，文珍放下手里的一叠黑白照片，摘下老花镜，背过身去抹掉了眼角的泪水。

　　“从1954年来到青岛，我这个外乡人在青岛已经整整六十年了，离开湖北沙市后只回去过两趟，家乡话都不会说了。那个时候的我没顾得想家，对家的思量很浅，一心想着工作奉献，当时大家都这样的。现在闭上眼睛我还会想起湖北老家的事情，想起我妈妈，我想她。”

　　来自湖北的文珍女士与来自江苏的布青先生都是中专毕业分配来青岛国棉六厂的学生，他们代表着1949年前后为建设新中国而迁徙的一代青年学生。乡音已改鬓毛衰，老夫妇跨越半个中国，为共和国纺织业奉献了半个世纪，以纺织人的身份经历了政治运动、经济政策和社会变迁的跌宕起伏。纺织，纺着他们生命的轨迹，织着他们生活的故事，谁在操纵那机器呢?谁牵引着年青人的目光让他们不远万里来青岛奉献，谁用当家作主的允诺掀起了工人空前绝后的劳动热情，谁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这么久了，我还时常想起文珍告诉我，她热爱跳舞和运动，年青时候能在工人俱乐部欢跳通宵，她喜欢除了足球以外的所有球类，曾经是厂排球队的主力。我以为她一定渡过了疲倦的青年时代，她却从藤椅上站起来，告诉我，她不仅是生产的好手，也是舞池里的明星，球场上的英雄。那让骄傲的女工不再年青的，仅仅是时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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