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环保可敬，搭售私货可笑
――二评柴静的《穹顶之下》
对于围绕柴静的《穹顶之下》引起的争论，本人的观点是，她关注环保可敬，搭售私货可笑。
无论是作为一个曾经的著名记者，还是一个普通公民，她能够自己掏腰包拍了这么一个片子，从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关注一个国家的环境保护问题和千百万人的健康，不管其拍片子的动机如何，这一点都是应该肯定的，这一点应该成为共识。她的确在片子中搭售了私货，但是如果因此而否定片子的积极意义一面，甚至以她的私德来抹杀她片子的积极意义一面，既不公平，也不正确。
片子大约提及了203个数据，51张数据表，完全用数据说话，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她提及的环境污染问题又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健康，是非常现实的。如果说一直来左右两派的道路之争牵涉到的是一个缓慢发展的变化过程的话，那么环境污染问题一旦到了临界点，马上会演变成为环境灾难，以突变的形式成为威胁千百万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现实问题。无论你是什么派，站在什么政治立场，关注环境污染问题，肯定一切关注环境污染问题的行为，是应有的共识，至于拿她的私德说事来抹杀她片子的积极意义一面，也是荒谬的，实事求是地说，一个人，哪怕他再伟大，也不能保证他的话100%正确;一个人，哪怕他再反动，也不排除他的话有说对的，或者话中有合理成分，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只能带来片面性。
然而，正如本人在题为《通过能源企业私有化来治霾?》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分析的，柴静是看对病，开错药，她尖锐提出了一个问题，事关千家万户，指出了根源所在，确实也有道理，从情从理都抓住很多人的心，但是却开错了药，或者说用毒酒来給人们解渴。
本人以前在对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进行批评的时候曾经举过这么两个故事作为例子：
一位老农民在让耕牛喝水的时候不慎让牛头完全钻进了水罐里面出不来了，他找人帮忙，结果来人二话不说，一刀把牛头砍断，然后把罐子砸碎，牛头倒是出来了，但是牛却死了。
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人背驼了，家人找来医生給他治病，结果医生让驼背的病人趴在地上，找块门板搁他背上，然后站到上面拼命跳跃，最后，病人的腰是不驼了，但是人也死了，病人的亲属与医生评理，医生说：“我只管治好他的驼背，谁管他死活。”
如果说当年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张双轨”、“吴市场”等人从理论化的角度，通过兜售“市场万能”的理念影响中国的改革，在带来一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众多社会问题的话，那么现在的柴静是以感性的方式兜售“市场万能”的理念，而且进一步把私有化的黑手伸向国家最后的生命线——能源领域。这是柴静高明之处，也是这部片子容易产生误导作用的地方。
关于市场化、私有化这些政治经济学中的高深问题咱们在这里就先不讨论，只是用柴静自己片子中的一些材料，就事论事地讨论柴静兜售的私货。
能源企业私有化真的是促进创新导致消除环境污染的灵丹妙药吗?或者说能源企业私有化是消除环境污染的充分必要条件?
充分必要条件在逻辑上的特征就是有前件必有后件，没有前件必没有后件。那么能源企业私有化是促进创新消除环境污染的充分必要条件吗?
我们仍然用事实说话。
还是采用我在题为《通过能源企业私有化来治霾?》的一文中的材料讲道理。
如果能源企业私有化是促进创新消除环境污染的充分条件的话，那么就是说，有了能源企业私有化和能源市场化，就必定能够消除环境污染。是这样吗?我们还拿柴静片子中提到的事情作为依据。
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是世界有名的公害事件之一，40年代初期发生在美国洛杉矶市。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是1952年12月5日—9日发生在伦敦的一次严重大气污染事件。空气污染导致伦敦形成厚重雾霾，直接或间接导致12000人丧生，因此被认为是英国史上最严重空气污染事件。
这两个都是典型的私有制国家，而且属于发达国家，也是很早实现市场化的国家，结果就是在这两个国家中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严重的污染。同时，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私有化和市场化，消除环境污染了吗?没有。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都出现过雾霾遮日的现象。只不过中国经历的这一阶段与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高度重合。这都说明这些西方国家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没有能够消除环境污染，只是到了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西方国家实行了产业转移，把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上国家的通过法律手段强力治理，才有所缓解。
还有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人们深恶痛绝的我们国家的一些出于私人作坊的毒食品，还有近几年来被中央媒体高调曝光的一些小企业的排污造成某些江河的全流域污染，后果同样严重，这些完全是市场化运作的，或者换句话说，国家并没有对与它们有关的行业进行垄断，但是仍然出现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污染，这怎么解释呢?
“张双轨”、“吴市场”也好，柴大记者也好，都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过分夸大市场的作用，认定市场的调节作用都是正面的，殊不知，市场也会产生“逆淘汰”作用的。
还拿柴静片子中提到的某些企业的负责人对为什么他们不治理污染的问题的回答来反驳柴静的观点。那些企业的负责人说，其他人都不治理，如果单独我一个企业治理，只能大大增大成本，那么我的企业只能在竞争中破产。
请注意，不管与这个负责人所在企业进行竞争的是私企还是国有企业，它们作为经济实体都处于市场化的竞争之中，结果，如果没有法律和行政的约束，市场竞争淘汰的是要治理污染的企业，而不是不治理污染的企业。可见所谓的市场竞争，并不一定是优胜劣汰，也可能优汰劣胜。
根据上述的事实，请问柴静，你凭什么认定所谓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就能够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呢?
另外，如果说能源企业私有化是促进创新消除环境污染的必要条件，那么就是说，没有能源企业私有化和能源市场化，就不能够创新和消除环境污染。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完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国家之一，那么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相适应的就是正在走的一条中国特色的治理环境污染的道路。由于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不一样，与体制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体制下不可能治理污染的理由。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曾经一度乡镇企业满天飞，当时的领导人的观点是，先发展后治理。结果后面的领导人果断纠正了这种做法，提出了可继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且落实到经济建设中，也产生了明显的良好效果。
雾霾问题应该说是属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它与工业发展中的废气排放，交通发展中的汽车尾气排放等等相联系，既有与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不可避免性，也有人为干扰顶层设计的做法造成的消极后果的因素。
人们没有忘记某些人曾经提出的下面主张：“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带血的GDP”、“靠廉价劳动力竞争”、“不顾一切求发展”、“把利润拿走，把GDP留给中国”、不顾国情大规模普及烧油的私人汽车小轿车、厉以宁的“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刘伟的“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张维迎的“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就像某些人当年极力推动“权力资本化”，现在又利用“权力资本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和民众对此的不满推进“资本权力化”一样，柴静和那些公知在唱双簧。那些公知当年在忽悠决策者不顾后果放纵污染，而现在柴静利用污染造成的后果和民众对此的强烈不满推进能源企业的私有化，配合默契。
正是由于在“发展”和“治污”之间的左右摇摆，中国的治理污染，虽然有进展，却出现反复，不能贯彻到底。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治理污染的经验，关键在于加强立法执法和行政监督等，减少废气排放和汽车尾气排放，加大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发展力度以及在能源清洁化方面的投入，这些是任何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国家都可以做的，并不存在“只有……才能……”的问题。
既然“私有化”不是治理环境污染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更加不是充分必要条件，那么广大民众有理由对一小撮人利用柴静的片子再一次发出的瓜分国有资产的叫嚣说不!环境污染必须治理，但是如果想浑水摸鱼，没门!
最后还是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柴静关注环保可敬，而搭售私货起码可笑，如果是有意这样干的就不仅仅是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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