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种立意是好的。对于市场配置的作用和意义,可以用人体来做个比喻。人体有许多功能,例如消化、血液循环等,都是在神经系统的支配下自动完成的;对此,人的主观意识并没有直接介入。如果将这些东西都交给主观意识来管理和完成,不管它能否做到,人的主观意识都将因工作繁重而无力负其重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政府来直接指挥各种繁复、琐碎的经济活动,就像让人体的主观意识来管理体内各种生理过程一样,是一种无法承受的重担。
以上,还只是单纯就经济管理而言。另外,就行政管理而言,一旦政府直接指挥经济,就会出现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就是中央对各级地方政府的管理。这种管理本来就很复杂,很困难,而一旦赋予各级政府指挥经济的职能,中央对地方的管理难度将以倍数提升,甚至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行政管理之难,难在考核。考核的指标越简单,管理越容易;反之,目标越复杂,则管理越难。对政府的考核,目标本来就是多样的,与股东仅仅根据负债表和损益表就可以考核一个企业截然不同。如果再加上经济发展的目标,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和难以排序将更加严重,人为可以钻的空子也更多,中央居高临下的管理将更加难以完成。
所以,无论从经济还是行政的角度看,市场化改革都是必要的。只有将一般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支配,政府才有可能管好自己必须管的,才有可能把自己管好。但是,政府从具体经济事务中的退出,也有其副作用,会留下一些空白。一方面,政府可以不介入一般具体经济活动,但它必须掌控经济发展的大势,必须对宏观经济形势具有足够的调控能力。显然,对经济事务的收缩,会削弱政府这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有些公共事务、公共责任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而政府只有介入经济事务才能承担,或者说才能较好地承担,例如对市场失灵的矫正,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政府将更多经济权力交给市场后,留下的这些空档如何填补?
答案在于公有制。发展公有制企业可以填补以上空缺。公有制企业因为其性质原因,可以成为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抓手。公有制企业的力量每增一份,政府可调控宏观经济的力量就大一份;另外,如拙文《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公有制+市场机制”》所述,公有制也是实现收入分配调节的最好手段。近十多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轨迹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提高了各主要行业的需求和赢利水平,带动了民间投资,从而实现了经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并没有有效转化为国内消费力的同幅增长,“投资增长-财富增长-消费增长”的过程没有完成,经济的良性循环轨道没有形成。反之,政府长期主导投资造成了债务和金融方面的隐患,持续下去越来越困难。对此,管理层认为问题出在政府投资上,希望以市场机制替代政府主导,释放市场活力。于是,政府投资开始退出,各主要行业的需求和利润率下降,民间的投资意愿也随之减少,经济遂表现为下行态势,管理层的“市场活力”预期并没有真正实现。实际上,经济未能进入良性自循环,投资增长、财富增长未能同步转化为消费增长,如拙文《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所述,根源在于分配上的高度贫富分化,使相当一部分财富被截流,没有再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解决弊端的对症之方,只能是调节收入分配。没有对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政府与市场则皆不能免于失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的公有企业不但不能削弱,还应增强。
那么,公有制的增多变强,会不会像政府直接指挥经济活动一样,增加中央行政管理的难度和负担?纵然有所增加,却也不会太多。因为管理企业和管理政府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如前所述,对企业的考核,甚至可以浓缩为两张表格(负债表和损益表)。政府对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和股东对股份制企业的管理相似,某种程度上政府管理还更方便,尤其是相对于那些股东分散的股份制企业而言。在这方面,国际上已有许多成功经验,实践证明政府完全能够管好企业。当然,虽然能够做到,难度仍然存在。股东对企业的把握、对管理层的监督,从来就是个难题,公有制企业也不可能例外。可能正因如此,此轮改革才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将国企民营化等思路,希望将难题扔给市场。如果公有制企业仅仅只是一个企业,与其他企业承担一样的功能,那么政府确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将它彻底推出去更好。但是,由于公有制企业除了一般企业的功能外,还可以承载帮助政府调节宏观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等关键性功能,所以,就不能简单地将之推出去了事。有着如此多功能和意义的公有制企业,完全值得政府花力气将它管起来,坚持把公有制企业办下去,办好。
因此,市场化改革是必要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是对的。但是,市场化改革应该有两个维度,而不能只是一个维度。其一,应减少政府对具体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将更多的决定权交给市场;其二,应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同时改善政府对公有制企业的管理,使之可发挥调节宏观经济和收入分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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