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德意多国示好亚投行，“一带一路”取得了不小收获。一些重大的项目也开始在此助推下启动，如中俄间的同江铁路大桥、科伦坡港口城等，展示了这一战略的强大魅力。
不过，随着大项目的铺开和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相关风险评估也需提上日程。
“一带一路”的风险可划分成两大类：一是政治、安全风险。沿线一些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定型，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二是经济活动本身的风险，特别是基础设施等大项目所需资金巨大，投资与收益之比需要审慎考量。
政治安全领域的风险有如下五方面：
动荡国家和地区及外溢效应。欧亚大陆自古就是多文明汇聚之地，也是矛盾交汇之所，地区“热点”很多。如，阿富汗、叙利亚、也门以及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等。这些热点问题是长期的，甚至会出现局部战争，其不仅影响动荡地区参与“一带一路”，也会向外扩散，影响周边的稳定和多边项目的落实。
前车之鉴就有“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线项目，美国虽力推多年，但因阿富汗问题难解而进展缓慢。
国内政局变化、利益集团分歧影响“一带一路”落实。
首先，沿线国家出现政党轮换再正常不过，但新上台的人对前任的承诺能否遵守无法保证。其次，出于打压政治对手的目的，即使明知“一带一路”项目对本国有利，也会极力找“毛病”。
这方面，斯里兰卡表示要重审中斯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中泰“大米换铁路”项目一波三折等，都是先例。
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威胁。欧亚地区汇聚了多个宗教，存在宗教极端势力，有的地区还非常活跃。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做大”。在阿富汗、中亚、中国新疆“三股势力”活动依然猖獗，对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等已建或在建的项目都构成威胁。
地缘争端和领土纠纷。“一带一路”上领土纠纷很多，如南海问题、中印领土纠纷、印巴领土问题以及中亚国家间的边界问题等。
地区外力量的影响。外部力量如美国对本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本地区部分国家有“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两面趋利性。
上述风险可以预测大方向，如果中国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将难以完全掌握提前应对的主动权。
经济活动本身有如下风险：
巨额投资的获利风险。“一带一路”框架下很多是基础设施项目，投入大，回收期长，地缘政治风险大，建成后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认真评估，不能仓促上马。如中国(喀什)-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伊朗铁路，虽然各国对此都很积极，但有多少货物可供运输、线路是否有经济竞争力还需审慎评估。目前，中国有“渝新欧”、“郑新欧”、“汉新欧”等多个前往欧洲的集装箱专列，但定期、满载的不多。
沿线国家政策多变的风险。虽沿线国家都迫切需要发展，对外资热情，但不可否认的是投资环境相对较弱，法律不规范，“说变脸就变脸”的情况时有发生。
文化差异性和法律体系的区别。这需要提前深入调研、加强沟通，并在实际中积累经验教训。如中国铁建在沙特轻轨项目中，根据当地法律，在“圣地”麦加的建筑工人应是穆斯林。可以想象，承建方在短期内从国内招募合格的穆斯林员工是何等困难。在波兰高速公路项目上，依当地法律，公路修两栖动物过马路的通道(即青蛙通道)是“标配”，不在谈判之列——这些文化与法律细节的内容，参与方要做好充分调研。
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关注。大型合作项目必须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尽管发展工业必然会有污染，但大项目要慎重，要有更严格的环境评估，为“一带一路”项目开好头。
境外投资要准确把握政府思路与民意取向，不可偏重。有些企业在国内投资时，通常是“搞定”了政府，就可以甩开膀子干了。这一经验“复制”到国外未必行得通，因而“走出去”后，要注意与当地民间深入沟通，避免出现类似中缅密松水电站项目搁置、在吉尔吉斯斯坦金矿开采项目上与当地居民冲突等类似情况。
上述风险，有的需要在国家层面上解决，如“三股势力”威胁与预防、突发性地区动荡、政治格局突变等，需要政府出面，并建立相应的保险和再保险体系。有些是企业层面可控的，如对投资环境的了解、对生态影响的控制等。
尽管存在诸多风险，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一带一路”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大战略，中国企业要在参与这一战略过程中，优化自己的企业竞争与发展模式，迎难而上提升自己，而非望难兴叹，因噎废食。■（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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