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在所有参会者中，我的年纪是最大。我现在岁数大了之后，开始越来越倾向于相信感觉。因为人生经验丰富点了，有的时候就觉得感觉可能比较重要。我最近的感觉有点不安。10年前跟一位朋友打赌，我说我敢保证，在2015年之前中国不会发生危机，中国经济没有问题。过年之前我就给他要钱了，他说“不对，2015年还没有过去。”我总有点不太安定的感觉。
显然中国经济是进入一个新阶段。过去经济学中有争论：有人认为进入一个新阶段，有人认为不是这样。我是认为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你把它叫新常态也行，新阶段也行，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不是处于某种周期变动的某种状态之中，它确确实实一个发动机要换档了。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或者最简单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这段时间到底能够保持多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它潜在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这个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人们喜欢把中国经济和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相对比——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1971年，维持14年的高速增长，平均年经济增长速度是9.7%。你仔细看一下，在这14年中，日本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10%以上;日本的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是3%。10%加3%，理论上来讲，就是它那个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这段时期坚持了14年，在这段时期，日本的人均收入从7千美元涨到了1万5千美元。中国现在情况是什么样呢?跟日本非常相似，中国现在是进入了7千到8千美元这个阶段。从这点来看，中国的发展跟日本应该有相似之处。
但是比较一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和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这个差距就比出来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最近这些年，特别是4万亿之后持续下降，现在大概也就7%多一点。假设是7%吧。劳动供给增长速度现在我没有正式的数字，但是我们知道劳动适龄人口绝对量在下降，它是一个负增长。人事劳动部分析，过3、4年之后，劳动增长速度也会随着劳动适龄人口量的下降而下降。看来中国确确实实从我们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这个角度来讲，确实进入7以下的水平。所以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讲7左右，这是非常明智的提法。实际长期增长速度已经是这么一种水平了，用强大的刺激政策，可能在某段时间让它升一些，但是最后它还会掉下去。这种感觉我们从2011年之后就不断地产生，希望起了，又失望。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比较低的阶段，当然跟其他国家比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许多政策就应该适应这种形势。
现在第二感觉：跟过去我的历史经验相比有种似曾相识，跟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到2002年，中国所谓通货收缩时期有点相似，但是那个时候跟现在又有一个很大不同。当时在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一场争论。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时中国不良债券已经处于非常高的水平，根据非官方统计30%多，有人甚至说40%多。虽然当时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并不太高，如果把不良债券加起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它可能就超过50%，甚至60%，超过欧美的安全线。所以，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另外一部分认为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要不让财政政策恶化，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此同时，能够保证我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超过一定范围。当时数字是这样，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是7和8左右，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是3%以下。大家为什么假定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是很高，能维持在3%以下?一个关键问题在于那个时候，中国的利息率很低，老头老太晚上排队去买国债，所以不用太担心利息率的上升。3%除以8%，就是38%，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增长均衡值趋于这个值。整个动态路径是稳定的，趋于38%。只要能保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保证不让政府的财政赤字失控，就能够通过增长解决问题。
现在情况变了。我认为这样一种故事没法重复了。我们最近对企业债做了一个模拟，得到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倒有可能使得债务占GDP的比重下降一点，现在已经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债务问题了。为什么呢?基本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的效益全面下降。比如说资本产出率不断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不断下降，另外还有所谓融资难、融资贵，利息率水平一直在上升。把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就发现，要维持7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要比过去大的投资。同时，因为企业经营不好，为了大的投资，要更多借债，分子分母赛跑，分母赛不过分子了。我们债务形式确实比较严重了。还有一个跟过去不同，以前是趋于稳定值38%，现在没有稳定值，过4、5年就超过200%，再过多少年就是250%，我们看不到一个极限值，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最后得解决还债的问题。当然，有人说“我们国家有很多资产，我们可以卖资产解决债务问题”。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可以说，宣布所有债务都作废，是不是解决问题了?它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非常严肃对待这个债务问题，非常遗憾的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没有听到谈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特别是民间经济学家有责任把这个话说出来。
（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本文根据其在3月18日国际货币组织、中国金融学会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卓越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利率市场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融资成本”会议上发言速记整理，未经其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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