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动议的提出
中国最高领导人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本质上是开启了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2014年末，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迅速吸引众多国家的关注，到2015年4月中,共有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一时间，以这两组制度安排为代表的中国新领导层全面开花的区域和国际经济战略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话题。
对于上述宏大经济战略背后的政治经济含义，解读众多，意见不一。一种解读将这个计划视为中国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选择，“持剑经商”有逻辑上的自然性和道义上的合理性。另一类解读将这些计划置于欧亚经济中心东移带来的陆权与海权关系的变迁之中考察，希望这些新经济倡议帮助中国摆脱海洋时代霸主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构成的约束，实现中国主导的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第三类解读则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对于美国霸权和美国主导体系的反动之外，更看到了未来全球社会主义和新国际主义的希望。
如此分歧背后核心在于如何判断以下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近期中国崛起的性质：中国内部国民经济、“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性质?(二)如何理解中国崛起过程体现的内部体系性特征和进展中的国际扩张之间的关系、尤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性质之间的关系?
做出上述判断的复杂性，在于中国作为“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性质本身的复杂性。对有些人而言，冷战后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乏走狗，其经济增长背后就是顺从融入这个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冷战和9-11其实都帮助中国赢得了独特的发展空间。因此，当下的变化或者是本质上不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摩擦，或者是两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霸权之间的斗争，但是其本质对于体系中的其他单位并无区别。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中国的崛起裹挟着历史上独特的国家关照社会的传统、毛时代社会主义遗产，加上改革开放时期对于新自由主义高度选择性的使用，使得其内部“国家-社会-市场”的复合体不但焕发出资本主义意义上强大的生产力，而且具备了自我保护的功能，并将有可能将这些特征移植到自己的海外经济交往中。
资本主义多样性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
无论是对于具体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这样的项目和制度建设，还是更一般的中国倡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或者全球化图景，我们需要将中国作为冷战后一组新兴经济体中的代表，将新兴经济的崛起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置于资本主义历史演进过程中，考察这一轮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最后总结这样的新特征将如何影响到新兴经济融入世界体系的方式和对重整世界秩序的偏好。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挑战了冷战结束初期“历史终结论”的乐观判断，为冷战后世界秩序带来了变化的可能。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的行为本身，是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特征所塑造的，后者决定了国际体系中不同单位间竞争的具体形式和性质。其次，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环境里，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新兴经济体对于外部经济制度(包括全球治理的偏好)与这些经济体自身的社会属性(比如其国内“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性质)密切相关，新兴经济对于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需求和主张，很大程度是国内复合体性质的对外映射、甚至复制。第三，成长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的新兴经济其内部复合体具有特殊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决定了未来新兴经济将努力推动一组平行于现有自由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体系，而我们讨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议题时，需要集中关注的，恰恰是新兴经济内部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性质，是如何在区域治理和世界秩序层面得以“外部化”的。
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的内容，是由世界体系的主导生产模式所决定的，而新兴经济崛起的这个阶段，恰恰是史无前例的要素流动和跨国交易最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全球化的地域覆盖范围和跨国融合的程度也都超越此前任何一个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一组新兴经济体在冷战后的世界体系里属于“半边缘国家”的地位，通过贸易、人口流动等途径连接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其存在对于维护“中心-边缘”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稳定都有重要意义, 是“世界经济所必须的一个结构性要素”。冷战后这些经济体的崛起，就是半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赶超，而诸如“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这样概念的提出本身，又是国际资本寻求新增长点的需求推动的结果。因此，新兴经济的这种赶超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这些经济体都在冷战末期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内获得经济高速增长，是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获益者，他们的崛起是逐渐嵌入这个国际体系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性质又有明显区别于现有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性，尤其是国家在赶超、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冷战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新兴经济仅仅是有选择地加以制度化，并且在使用时往往赋予完全不同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国家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得以重新发现和重构，其程度远远超过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之后华盛顿共识体系内部曾经出现过的有限的制度转型。
新兴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两重性
对于新兴经济或者崛起中的半边缘国家，我们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把握这组国家的相对共性，这样的共性区别于现有的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它既是对世界体系外部变化的反应，也将通过自身对外的复制、映射到外部世界体系。
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周期来看，这一轮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复兴可以视为第三轮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第一轮的兴起是核心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边缘地区的结果;第二轮则是美国霸权的逐步削弱和冷战两极竞争为非核心国家提供了对抗“依附”地位的可能。最近的这第三轮国家资本主义肇始于1990年代中期，成长于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前两轮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呈现出一系列和此前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的“两重性”特征。
尽管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中的新兴经济体仍然在积极争取外资，但是和第二轮中典型的“依附式发展”相比，这些新兴经济对于核心国家的资本依赖程度大大降低。新兴经济或者是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扩张周期之初就已经还清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借款，或者实际上已经基本独立于国际机构的金融支持。新兴经济体开始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储备，部分国家甚至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些新兴经济因此有能力忽视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指令(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要求)，或者至少有能力和国际组织进行谈判、稀释这样的条件性要求。因此，和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相比，新兴经济的国内社会结构比依附情境中要有力得多：他们既不是第一轮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被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所忽视的对象，也不是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中那些试图自建体系、与核心国家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国家。
冷战后新兴经济在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中选择的主体叙述，是去意识形态、去政治的，高度一致地借助“现代化”、“发展”等形式上政治中立的语汇和政策目标，以求更好更快地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实现更迅速的资本积累和扩张。这些国家既没有诉诸前两轮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中那样高度政治化的政治纲领，没有动用或者公开支持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类对立或者竞争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没有采用曾经流行过的全面贸易壁垒、进口替代的政策，以封闭本国市场来谋求独立发展。这样的政策选择都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性的“去政治化”浪潮的一部分。虽然新兴经济已经开始动用“新南南合作”之类的话语，但是这类话语对于现有国际秩序或者全球治理的冲击，和此前第三世界政治运动(比如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以及1970年代对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追求)有所不同。
新兴经济不仅努力进入由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而且本身和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互又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大量来自新兴经济的重要国家企业或者主权投资者积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且在自身更快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逐渐尝试本国资本的海外扩张。新兴国家作为世界体系中的非核心国家，第一次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扮演活跃角色，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和援助也呈显著上升趋势。
和前两轮国家资本主义相比，现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国家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工具来调整自己和国内、国际资本的关系，也更擅长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看似矛盾的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反而帮助催生了此后新兴经济中的混合资本主义模式。新兴经济体政府大量采用少数股份的所有权方式来影响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实现对大量企业的间接控制，同时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竞争来约束各种国家企业(不一定是“国有企业”)的行为。微观层面，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的公司治理结构都和盎格鲁·萨克森体系有明显区别：不是由分散的外部股东或者有组织的国际资本市场参与者控制，而是更多地由家族集团(比如印度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和国家(比如印度的第一产业和中国的第二产业中的顶尖企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新兴经济的“国有企业在国有部门总体收缩的前提下，变得更富有、更强大，而政府在私营部门增长的同时对于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却在加强。”在这些经济体当中还涌现出一批“国家龙头企业”(national champions)，其主要股份往往为非国家行为人(包括国外的行为人)所控制，但是从本国政府那里获得大量支持。史无前例的是来自新兴经济的各类国家企业大量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在诸如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的年度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来自新兴经济的大企业中带有国家企业色彩、但同时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交易的占据多数。在这类企业的内部管理上，和以前常见的将国有企业交给官僚或者恩宠关系中的下属来管理不同，现在国家企业越来越多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
借助于外部市场的发展和新资本工具的发展，国家可以在对于经济直接介入下降的前提下实现更有效的控制。来自新兴经济的诸如国家发展银行和国家财富基金等主权经济主体在国内外都有越来越活跃的表现，“国家发展”或者“国民经济发展”的概念，在这些经济体内部又被重新提出。和曾经在后发展国家中广泛采用的进口替代模式不同，新兴经济没有诉诸于全面的产业保护和贸易壁垒，而是通过优惠贷款、外资引导等做法试图塑造和维持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性的产业。
总体而言，目前新兴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既不是对“华盛顿共识”政策主张的全盘接受，也不是对这一套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的革命性背离，而是对“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组合实行高度选择性的运用，混合了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政策目标和工具。过去二十多年“新兴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兴起，是这些经济体中的国家在特定的资本主义体系变迁条件下，逐渐发展出与国内外资本新型的互动关系，而逐渐达到比现有核心发达国家更高速资本积累的结果。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以及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内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共同催生出了新的主权经济主体和行为模式，并且开始重塑国际层面的规则与秩序。
国家资本主义对外延伸的“平行体系”
新兴经济体在冷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崛起具有两重性：他们一方面依赖、嵌入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性质又注定会逐渐侵蚀现有国际体系最本质的自由资本主义性质，这使得这一轮的新兴经济体不同于此前的“挑战者国家”(contender states)，而呈现出“融入型的国家资本主义”(integrated state capitalism)的两重性。也正是由于这种两重性，虽然新兴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确实已经开始挑战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现状，但是把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和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视为“零和游戏”也并不准确，而是应该将崛起中的新体系，视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体系的替代方式，而这个过程可能会逐渐引发全球体系的可控制的变迁。
正因为上述的两重性特征，新兴经济崛起给未来国际治理带来的是一组以新兴经济为主导的国际治理机制，这些机制平行于、但不直接挑战现有的自由资本主义治理机制。中国学者中对于这种平行机制在规范意义上的合理性已有所论证，比如“平行推进全球治理，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表述已经被提出。而现实中，新兴经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融入式挑战，也确实已经体现出构建“平行体系”的努力，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中体量最大的国家在这方面又是表现最突出、最活跃的成员。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在一系列国际制度领域开始倡议、主导建立这样的平行体系。比如，中国银联对万事达和维萨信用卡支付体系、中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对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金砖国家峰会对七国集团峰会等等。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体现出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不同特征。比如，在1990年代以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这些国家部分将自己内部“国家-资本”关系紧密联系、互助互惠的交换型关系“输出”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总体上体现出对双边贸易协定更强的偏好，而对全面参与全球性多边贸易协定有所保留。类似的，中国目前推进人民币自由化过程中也集中采用双边货币互换协定。
虽然这样的平行体系还在形成中，其基本属性也还在逐渐稳定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上述平行体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新兴经济将全面退出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也不代表全面摧毁现有的多边和国际机制，或者追求彻底回归之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立竞争时的态势。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前景与期许
新兴经济体赶超的双重性和由此对外生发出的平行体系内部的胶着状态，其特征注定是介于现有概念和模式中间的。从原有两分体系的视角，既可以寻找到自己期望获得的，也可以轻易找到批判的对象和悲观期望的指向。然而，单纯的规范性期许在“应然”之外，未必能够回答实证上的可能性。汪晖等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意义阐释，基本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希望中国经济扩张不要重复“持剑经商”的老路 ，否则中国的崛起将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替换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而与此同时，对于“一带一路”“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判断，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很难得到支持。
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例。 一方面，中国在包括赞比亚等国1990年代初获得的矿产资源，实际直接得益于“华盛顿共识” 迫使赞比亚进行国有铜矿私有化，以这种方式，中国资本参与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既得利益者的身份部分缓解了资本在中国国内继续积累和扩张面临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同时在某些局部也挑战了西方资本在非洲的垄断地位，为部分非洲国家的部分产业和地区提供了制度选择的空间。而后者的效应，恰恰也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体系有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常规的特征，尤其是中国国家意志的体现，让部分中国企业在一定条件下没有单纯追求短期的资本回报。
由此，对于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在内的中国经济外交新动议，既要肯定它的进步潜力：中国提出的新经济动议肯定将促发关于当下全球资本、劳动与国家间关系的讨论和创新实践，因此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双重性”同样有强大的为资本积累、增值和扩张服务的色彩，尽管这种色彩与当下主导地位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又有所不同。
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制度建设还处于紧锣密鼓的商讨阶段，其创新之处之一，在于中国可能会借鉴在国内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积累的经验，比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宝贵的经验。此外，中国可能会突破完全按照出资额或者资本比例来分配机构的控制权的惯例，即不严格按照股权和资金投入取得相应比例的投票权和控制权。这会使机构中各出资方的主要权利相对平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机构和开发性金融国际合作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突破。同时，以新兴经济自身经验为基础的新发展观建设也在进展当中。
而上述“平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则取决于新兴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性质变化。在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阶级联合，领导工业化和独立发展的国家，或是依靠包括军队、官僚和公务员等在内的中间阶层;或者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成为保守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由代表国家的官僚阶层演变成为实质上的资产阶层，与职业人士和土地所有阶层结成联盟、对抗工农。这些不同的国内政治联盟，塑造了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最终独立发展的结果。类似的，现在的新兴经济对外政治主张的结果，也将高度依赖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内部性质，而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两重性，意味着其实质还不明朗。两重性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具体表现是，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在不断融入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伴生的是某些支持进一步融入和介入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组织的出现。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新兴经济体内部这一类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国际资产阶层精英网络所接受。
新兴经济崛起对于世界秩序的悖论或许在于：曾经由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实现的目标，现在有可能要由更深根植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资本主义政体来完成，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是否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特征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新兴经济体内部的阶级构成、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国家的政治属性，这些将是决定新兴经济未来对于国际治理影响的决定因素，也是今后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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