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大国关系管理
(在2015年国防大学国际安全研讨会的发言)
乔 良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是一种全球视野下的大战略思路。这决非出于一国利益考虑的自私之念，而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天下情怀。这一构想建立在两大基点之上，一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成为连接全球资源和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是为了更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和资本，同时也更有效发挥中国业已具备的产业和资本优势，使沿途国家和中国一起走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二是对美国“重心东移”后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背向对冲，其意义在于既避免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发生损人不利己的正面对撞，又为世界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和平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一带一路”是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中国大战略选择。
“一带一路”构想一旦开始实施并最后得以实现，将横跨两大洋、影响亚非欧，并最终惠及到沿途五六十个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雄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工程。其影响的深邃久远与实现难度将成正比。这意味着做为这一构想的主要引擎和动力的中国，在整个这一历史进程中，与沿途相关国家的各种良性或非良性摩擦系数将不可避免地增大。而摩擦的好处是相关国家的接触和互动更加密切，坏处则是不适应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毫无疑问，这将考验中国和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智慧：如何化害为利?只要我们的初衷和愿望是良好且一致的，那么，任何麻烦和困境的解决都并非不可能。
显然，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到，沿途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民俗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将给“一带一路”带来难以想象的障碍，但真正自始至终影响“一带一路”顺利实现的，却是如影随形伴随这一工程始终的大国关系。
从地缘意义上讲，中国和俄罗斯，将是在“一带一路”初始阶段登场的两个主要大国。但与“一带一路”几乎全然没有地缘关系的美国，则仍将是这一阶段并将在其后的进程中不会缺席的重要角色。就此意义上可以说，这三个大国关系的走向，将决定“一带一路”的成败。
随着“一带一路”从蓝图到工程化展开，这三个国家在这个历史事件中的博弈也将随之展开。事实上，眼下还在蓝图阶段，三国博弈已经开始。我们前不久在南海看到的一幕，可以看作是这幕大剧的序曲。
但是，是不是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必然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得到，就是另一方失去，甚至以损人开始，以害己结束?
长久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在面对“赢家通吃”还是“共同崛起”的选择时，往往从早已习惯的“丛林法则”出发，采取利己主义策略，其工具就是“零和博弈”。但结果却是“一枝独秀万木枯”，战争和竞争(自由市场经济)使我们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和时间，而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大多数国家却所获甚少。
“一带一路”想要瞄准解决的，就是这个目标：推动和引领各国，走合作共赢、共同崛起之路。
推进这一进程的实现，虽然决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小国，因为丢掉一只马蹄铁就可能失去一场战争，但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能否有效实现大国关系的管理。如果每个大国都不打算只扮演麻烦制造者的角色，真诚地愿意推进这一工程，同时也从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红利的话，那就必须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对中美俄三国来说，这都是唯一对自己也对别人有利的选择。
如何进行有效的大国关系管理?其实无外乎践行“二律”。一、自律。二、他律。“自律”就是对自己的利己主义冲动和帝国霸权式冲动进行必要克制和自我约束;“他律”则是共同制定并遵守有利于“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游戏规则”。
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但实行起来却很难。特别是对历史文化不同，政治体制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国家实力不同，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不同的三个大国来说，做到这一点尤其之难。但如果中美俄三国能清醒地从两种博弈困境中走出来，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
这就是：中俄应该从“囚徒困境”式博弈中走出来，不要由于每一方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倒鹬蚌相争，徒使渔翁——第三方获利;而中美之间，任何一方都不应抱有“鲁莽式博弈”的念头，指望对方会在自己的“鲁莽”行动下，“理性”退却，做出让步，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这，才是走出“零和博弈”的最佳思维方式。
只有找到了正确的思维方式，“一带一路”才真正有实现的可能。
2015年6月12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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