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摆明的立场是，无产阶级要坚决反对毒品。不仅因为毒品巨大的生理危害性，还因为毒品的泛滥会将大量的无产阶级转化为流氓无产阶级，极大虚弱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同时我们也要指出资产阶级禁毒的局限性，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才能够彻底根除毒品问题的必然性。
毒品的危害的社会性：
如果只是从对人类身体的损害，大部分的毒品都不及“百草枯”或者“敌敌畏”之列的农药。但为什么吸食毒品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而吸食百草枯则没有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呢？
吸毒者最开始吸食毒品的成因是一个复杂社会性，阶级性的问题，马列毛主义指出人类的认知来自于人类的社会化的实践。而吸毒者对吸毒的认知也源自于其阶级的社会实践的映射。吸毒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自然也无法脱离阶级而被讨论。多项美国社会研究指出药物滥用（substance abuses）和收入之间存在关联。生活在低收入社区的成员有更大的概率使用毒品。因为这些低收入社区里存在大量有组织犯罪，毒品更加容易获取。同时生活在这些社区的无产阶级往往无法接触到良好的教育，导致对毒品的危害认知不足。
《矛盾论》教导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犯罪泛滥的社区，教育的匮乏都只是作为条件的外部因素发挥作用，而真正的起主导作用的内因是无产者的生活劳动实践。长期从事高强度的，异化的劳动导致无产阶级无法从劳动中获得必要的满足，转而追求其他的娱乐。而相对于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娱乐活动而言，以烟酒和毒品为代表的成瘾品则成为了无产者生活中容易接触到的快感来源。试想一下，对于一个连轴工作了十五个小时的钳工来说，是一场三个小时音乐会还是一根香烟更具吸引力呢？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工人阶级的劳动限制在了短期的，片面的分工中，使工人无法发展长远规划和全局考虑的能力。成瘾品的带来的愉欢是瞬间的，而代价往往是长期的。受到片面的劳动塑造的劳动者往往无法在瞬时的快感和长期的危害之间做出自觉的判断，最终陷入到由片面劳动所塑造的局限性导致的悲剧中。
这种认知的缺失源自异化的劳动的实践和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发展而来的生活方式，绝不是一两句标语或者几次讲座就可以改变的。长期从事异化劳动的无产者在源于贫困的外部条件的诱导下产生了吸毒的意识倾向。这个意识来自于长期的生活实践，是阶级性的，不是简单的归类于无产者被误导了或是被欺骗了这么简单。而不论是贫富差距，教育资源不公平分配，还是异化的劳动都是资产阶级所生产出的结果。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代毒品生产
有一种观点认为毒品问题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封建社会也存在毒品问题。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难道因为封建社会也存在农业生产，所以就可以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农业生产与之混为一谈吗？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现代市场条件的毒品问题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
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现代毒品的很大一部分是化学合成毒品，其研发基于现代化学技术，其生产依赖现代的化学工业。例如美国电视剧《绝命毒师》中讲述的便是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主角利用所学的化学知识进行毒品的生产。而最新一代的合成毒品的生产更是高度依赖现代技术。就算是像大麻这样“传统”的，需要种植的毒品则也一样依赖现代的农业技术，比如一些美国的大麻种植商还在大麻种植上使用了先进数字监控技术。而毒品的运输和分销也依托于现代的运输技术。就拿美国的毒品问题举例，大部分的美国社会流通的毒品的生产地是拉丁美洲。就是最近的墨西哥距离美国腹地都有数千公里的距离，其中还要穿过落基山脉和中部广袤的无人区，这种程度的运输只有现代的资产阶级生产力才能够达到。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还是拿美国的毒品问题举例。从生产链条的角度上看，芬太尼原料由中国生产，经过全球商贸网络运输到墨西哥，后由当地毒枭雇佣当地失业人群进行毒品生产，经过路上走私或者海上运输到美国，最后通过美元或者加密货币体系进行销售。这一整个链条和iPhone手机或者任何资本主义商品的链条都有着共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彻头彻尾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从生产的雇佣上来说，墨西哥发达的毒品产业和当地高度的失业率不无关系。美国发达的商业农业冲击了当地的农业，导致大量农民失业。同时就像南美洲大多数其他国家，墨西哥也要面对城市中的平民窟和其中的失业问题。农场失业和城市失业人口给毒贩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用来进行现代化的，规模化的毒品生产。
当我们更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下的毒品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因为毒品作为一项商品，只要有需求，其供给就不可能被禁止。只要毒品有利可图，就一定会有“敢于践踏世间一切法律的资本家”来贩毒。这是由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决定的，甚至不已统治阶级的主观意愿所改变。禁止毒品只会像是美国禁酒令时期和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苏修禁止黑市那样，走向必然的失败。苏修与黑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已经被资产阶级法权侵入的苏修社会根本无法禁止黑市的存在，黑市作为资本主义关系的一部分，会被源源不断生产出来。对于毒品，也是一样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毒品就会源源不断被生产出来。要想消灭毒品就必须要消灭资本主义才行。
资本主义下毒品问题的矛盾的同一性
资产阶级对毒品的态度不是孤立的，静态的，而是联系的，发展的。最好的例子是美国资产阶级对毒品的态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禁酒令时期的严厉禁止，到越南战争时期向美军提供毒品，到八十年代禁毒的毒品战争，再到如今的毒品合法化。而驱动这发展的整个过程的最根本的内因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毒品的关系，而诱导这个内因起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毒品问题这个矛盾的一面体现为禁毒，另一面体现为贩毒。在有的情况下，禁毒的一面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在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东亚资本主义国家，而在有的情况下，贩毒的一面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在欧洲和美国。
在分析毒品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关系上，我们在注意到毒品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破坏的一方面，比如毒品损害无产者的身体使其无法胜任重体力劳动，也要注意到毒品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帮助的一面，比如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毒品对无产阶级的麻痹作用。毒品一方面挑战了资产阶级，一方面又帮助了资产阶级。这两面作为矛盾运动的两面在具备对立性的同时也具备同一性，有在一定条件下转变的可能。而这矛盾的转变的外部条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空前尖锐之时，毒品的矛盾就在这个大的主要矛盾的驱动下快速向另一面发展。这在历史上不是没有过先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就向军队大量提供毒品用以麻痹无产阶级。而美国社会广泛的毒品问题的源头则是越南战争。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为了阻止社会主义解放越南，也向纳粹德国学习，向军队大量提供毒品，使得大量无产阶级的美军士兵在毒品的影响下残酷杀害越南人民。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不同生产部门的资产阶级对毒品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以烟草和白酒为代表的“专营”成瘾品产业的资产阶级会坚决反对毒品，而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代表的需要大量健康劳动力的实体产业的资产阶级也会反对毒品，但以广告，文化，金融，科技为代表的只需要一小部分高端就业的产业里的资产阶级则不会反对毒品，而以药品，医疗产业为代表的本身就和毒品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产业的资本家则会支持毒品。除阶级条件之外，通过分析一个国家的产业构成，我们也可以大致分析出这个国家对毒品的态度。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禁毒既不是为了帮助无产阶级，也不是为了道德上的方面，而是为了资本主义统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是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原先支持禁毒的资产阶级会在顷刻之间转变为支持毒品。
资产阶级禁毒行动的局限性
一些观点认为只要是禁毒就是进步的。这又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从一个孤立的，静态地看待事物，忽略了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一件事物的进步与否必须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所谓“进步”只存在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里。同时，进步还必须符合全球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境线内强力禁毒，然后反手将毒品原料卖给其他国家的毒枭让其残害他国的无产阶级，这样的“禁毒”难道有一丝一毫的进步性吗？
资产阶级的任何政策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禁毒政策也不可能例外。虽然禁毒本身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但就像是对人体至关重要的水和盐分被过多摄入也会损害人体那样，不合理的禁毒政策同样也会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
就拿某禁毒大国举例，将误食毒品的无产阶级妖魔化，将他们开除人籍，将其丑化成一个不成人形的，仿佛下一秒就会暴起害人的疯子，完全忽视了很多吸毒者的可怜境遇和需要社会性帮助的情况。经常被宣传一句话：“人只有吸了毒就废了”。这难道不觉得荒谬吗？人又不是物品。怎可能呢有“废了”这么一种说法。只不过是产业资本眼里，吸毒者没有办法被剥削，所以“废掉”了吧。然后便是将毒品神秘化，就仿佛毒品不是一个化合物，而是某种南美密术，只要一碰就被诅咒，然后在巫婆的牵引下走向必然的死亡，完全忽视了毒瘾的唯物的发展和其后复杂的社会心理学因素。另一方面又将吸毒的动因唯心化，忽视吸毒的动因阶级性，社会性的因素，将其归因为无产者自身被误导。“只要注意一点就不会吸毒了！”这不跟“只要肯努力就能够赚到大钱”一样充斥着荒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恶臭味吗？
但是考虑到毒品本身巨大的危害，就算资产阶级的禁毒政策充满各种一刀切的官僚主义的成分，也不能说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指出其中的局限性，并提出无产阶级自己的禁毒政策。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根除毒品
社会主义的禁毒政策因该是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依靠群众自觉的运动，最后通过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方式消灭毒品。
在革命时期，革命者应当向无产阶级灌输毒品问题的阶级性，指出资产阶级禁毒政策的局限性，组织无产阶级同社区中的流氓无产阶级做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秩序，并依靠群众运动打击毒品和贩毒活动，并在运动中依靠劳动和生活的斗争对抗毒品的影响。同时要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利用毒品麻痹无产阶级，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要和“官方”毒贩做坚决的，决死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我们应当向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习。苏联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不仅消灭了毒品问题，也消灭了任何可能生产毒品的社会条件。尤其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不仅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根除了困扰华夏大地百年的鸦片，还让数百万瘾君子通过劳动改造回归社会，并在之后的数十年里使毒品再无染指中国的可能。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待吸毒者应当采取关怀的，教育的措施。不能一刀切地抛弃那些误入歧途的无产者，应当通过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和科学治疗的方式戒除他们的毒瘾。同时对待毒贩，应当分析毒品生产中的阶级性，给那些被迫卷入贩毒的无产阶级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严厉打击那些毒品生产中的”资产阶级“。除了这些，还要自觉地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是从社会层面得到实现的现实，只有消除了毒品的社会性危害才能够消除毒品的危害。革命政权要从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通过团结动员劳动者群众，在打击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中，逐步改造这个不断生产着毒品的社会。
在共产主义时期，毒品问题将会被彻底解决。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毒品赖以存在的两个社会条件，使贩毒成为可能的私有制条件，和使吸毒成为可能的异化的劳动的条件，都将不复存在。届时，人类将会自觉地，自由地拒绝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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