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前637年)春秋时宋国君。名兹父。公元前650年至637年在位。齐桓公死后，他与楚争霸，一度为楚所拘。宋襄公十三年(前638年)伐郑，与救郑的楚兵战于涨水(在今河南朽城西北)。楚兵强大，他讲究“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
百度百科名片如此介绍到：
宋襄公：春秋中前期宋国国主，颇有作为的政治家，以仁义见称。初立，以贤臣子鱼、公孙固为辅，宋国由此大治。国际上紧跟齐桓公步伐，积极维护齐国霸权。桓公死后，欲霸诸侯，却为楚人所执。后一意孤行，发兵攻郑，与楚决战于泓水，宋师败绩。襄公不幸中箭，不久辞世，终其一生未能主霸诸侯，含恨而终。
这位所谓“颇有作为的政治家，以仁义见称”的宋襄公终究由于所谓“仁义”而壮志未酬、霸主美梦难圆含恨而终。而对此公，毛泽东评价这位争霸不成的失败者是“蠢猪式的军事家。”
同样是在春秋争霸时期，公园前535年左右的齐国安乐(今山东惠民)，诞生了一位东方兵圣——孙武，也就是《孙子兵法》的。孙武被后人尊崇为“兵圣”、“兵家之祖”和“兵家之师”，除了他战功显赫外，更主要的是他留给后世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该书有13篇，共5000余字。但这短短的几千字里包却含着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对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现今已翻译成29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篇》说道：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应该说，“兵者，诡道也。”这一战术原则，是孙子对我国军事学术史的一大贡献。而自从人类社会进化至国家这一客观社会形态，战争即不可避免。国家是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具有一定的地理区域管理范围，固定的社会人群，拥有完整的政府管理机构、军队、独立的元首。国家是一个成长于社会之中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相当抽象性的权力机构。必须承认，当国家形态随着统治阶级意志而发生客观转变的时候，无论是进行怎样掩耳盗铃式自辩和遮掩，这个特定权力机构所统治的特定地区、特定人群也就具备一定的社会属性以及再由此决定了对外关系的敌我与亲远。
而在国际舞台上，由于特定国家所依持的意识形态和由其内部生产关系决定的特定上层建筑，也就决定了处理涉外关系与牵涉了自身利益之时所选择的路线方针。尤其是当下，当半岛态势由于X国的战略意向东移再是明显具有针对性干预的时候，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也就随之被演绎开来。我们也看到了，对于看似一触即发的半岛战争局势，朝鲜表现出了临危不惧、不为强势所迫的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不屈战争意志。而作为传统的友谊邻国，一衣带水的紧邻与朝鲜所具备的特殊地缘关系，特色在面临C型包围圈不断收紧，X国如果成功解决朝鲜问题，接下来剑指何方相信只要不是弱智脑残，不是别有用心的汉奸第五纵队都会明白。
“……杨宇军： 大家都知道，朝鲜半岛局势问题十分复杂敏感。我们始终认为，半岛保持和平稳定是地区各国人民之福，局势紧张甚至动荡是各国人民之祸。关于半岛局势问题，中方的政策和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一是要坚持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二是坚持推进半岛的无核化;三是要坚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2013年04月16日 11:11 中国网：中国军方：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动荡是各国之祸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4-16/1111721855.html）
这是回答“路透社”记者有关朝鲜问题的提问时，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所作的回答。
在此，还是秉持一贯老调重弹的“要坚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态度。但通过所谓对话要收到目的就是“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坚持推进半岛的无核化”。试问，如果对话解决不了问题，或是有涉事国家不愿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作为朝鲜紧邻，一旦半岛态势不可逆作了恶化演绎，对中国就将是极其不利的影响。我们还知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而如果尚自沉迷于所谓的发展与崛起过程中，深怕打烂坛坛罐罐，恐惧与国际强权势力交恶，那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后果就不可避免了。
而发展与崛起，绝对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大环境作基础。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稳定与不交恶。
但我们还看到，针对半岛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问题，特色主流媒舆几乎众口一词充斥着对朝鲜不利的报道披露。好似朝鲜生就好战，这一次更是夜郎自大、不自量力而硬是要用鸡蛋碰石头了。6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刚从战争废墟中脱颖而出的新中国，并不曾被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部队所吓倒，面对战火已将燃到鸭绿江边的危急态势，义无反顾的派出志愿军赴朝参战。至今来看，那绝对是毛泽东走出的一步高棋。与其等战火延伸至国内了再打，还不如拒敌于国门之外。正是那此抗美援朝战争，不但是打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一雪百年国耻，还更打出了几十年和平的国际周边环境。但今天，特色精蝇一贯自吹的发展、强大、崛起了的负责任大国，在面对了绝对会殃及自身利益的国际博弈中，有人的胆仿佛被吓破了。提及战争，真是唯恐避之不及、躲之不远。
众所周知，从战争产生之日起，它就作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最高斗争形势而存在。战争作为一种暴力，当然是一种破坏的科学。它尤其与当今特色所不遗余力维持的河蟹大相径庭。还必须承认，不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将以物质的消耗、生命与鲜血为代价，以取得一方的胜利、一方的失败为结局。但，正是因为战争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生和死、存与亡，因此，只要国家尚未消亡，战争就随时存在着爆发的可能。然而，战争终究胜过悲惨的和平。当人们在煎熬与苦难中，无法忍受那残酷的迫害、蛮横的压榨或非人的欺侮时，即使最善良的人们也会铤而走险，以正义之战来谋求社会变革。
孙子虽然讲过，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对战争应持慎重的态度。但如果不进行战争，就无法保证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就要接受殖民形式或是亡国之惨，那么，战争就必然而无法避免。
在4月16日发布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中，一度为军事机密的中国陆军集团军番号揭开神秘面纱，首度公开了陆军全部18个集团军番号。
据参与白皮书撰写的军事专家张露说：“这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透明和自信。”……
只是在这次发布的白皮书里，我们看出了矛盾的一面。（2013年04月16日 “新华网”：中国仍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3-04/16/c_124586887.htm）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6日发表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指出，当前中国仍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
“白皮书说，有的国家深化亚太军事同盟，扩大军事存在，频繁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个别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采取使问题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威胁上升。‘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
既然自承仍面临了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威胁以及钓鱼岛事端、“台独”势力分裂活动等等都考虑进来，却怎么如此展现“开放、透明和自信”的将国家军事秘密公之于世?是因为自信而才开放和透明了?还是因为要开放、透明而不得不辅之以自信的掩饰?如果是前者，我们有理由开放与透明，如果只是后者，那又作何解释?但要是前者的话，如果不是自吹自擂，那么，上述的威胁与挑战、钓鱼岛事端与“台独”势力又怎样解释?难道他们看不到这种自信?还是相比之下更加自信些?但若是后者，就需要思考了。尤其处在当下半岛态势愈演愈烈之际，中国作为难以避开又必然要受此影响的邻国，选择此时公开军力信息，是否即如两个对手决阵，一方突然卸去铠甲袒露了全身，亮出了让对手一眼看穿的肉体?难道他已足够自信到藐视对方如无物的地步?要不就是根本不准备真打，随时准备缴械投降、化干戈为玉帛?
如果仅是为了表示开放、透明而作出的“自信”之举，不由使人再次联想起那个“以仁义见称”的宋襄公。
我们不妨再次将思绪拉回至公元600多年前。
宋襄公一定要把自己一个人的仁义演绎到顶峰
——宋楚两国的军队在泓水决战了：宋襄公的军队在岸边列好了阵势，楚军正在渡河。当楚军半渡之时，大司马公孙固说：
“楚军兵力强，而我军人数少，因此我军应乘楚军还没渡过泓水时，就下总攻击令向楚军进行袭击”。
襄公回说：“不，寡人不能乘人之危”!
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宋襄公还是说：
“不，我不能乘人之危”。
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方下令向楚军发起攻击，结果，宋军被楚人打得大败。在战斗中，宋襄公被楚军射伤了大腿，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宋人大败而归，国人皆埋怨襄公的仁义，襄公分辨道：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这话翻译过来大致如下：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
当下的世界，由于上世纪苏、东波的影响以及中国与时俱进的私有化特色改革，国际共运事业已几乎式微。而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面，朝鲜就具有高处不胜寒的孤立。因为意识形态之歧，还因为要最终谋取中国必然绕不开的特殊地缘关系，有别有用心的国家要强加朝鲜于战争态势也在所难免。而无论朝鲜是选择妥协还是应对，其结果都与中国有至关重要关系。而对朝鲜最为不利还是，当今的国际社会，已有一个不成文的世界规则。那就是以美国为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威胁和战争大棒恐吓之下,以强凌弱、倚强凌弱，以弱附强等实用主义外交风行一时。而同时，国际间交往中对道义的悖逆，以及在认可服从国际强权势力以自身利益为先而肆意凌弱再由此划定的世界秩序这样一种情况下，某些国家不惜助纣为虐，某些国家媚态十足选择屈从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得。只是，尤其对于与朝鲜具备千丝万缕割舍不开关系的国家，一旦在这个问题上错判形式，或是有某种非分之想，存侥幸心理，再由此决定国际站队，只怕是最终会因此而害了自己。
有网友说了这样一段话，颇值得重视：
“一个大国的崛起，从来没有和平崛起过。无论葡萄牙与西班牙海洋之争，英国、西班牙之争，希特勒德国与英法之争，美国与英国在北美大陆之战，以及如今的世界中心——中美之争，无不充斥着武器使用或战争威慑。美国在半岛干一仗，是早晚的事。”
……
再说兵圣孙子。孙子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独特见解。战争会给经济造成破坏，这是战争不利的一面;然而，孙子在那个时代看到的却不仅是战争有害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有利一面。战争的胜利能实现政治目的，可以弥补国家土地与资源的不足，能够暂时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总之，战争的最终取胜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开明的政治观点、能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政治主张，会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想说，某些时候，战争的发生又是不以某些人为意志而发生转移的。对于朝鲜也不例外。
而无论朝鲜会否爆发战争，中国都不能置身事外。即使抛开其他一切，只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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