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搬掉经济拦路石”的“拦路石”是什么?
田忠国
因为我们误把张宏良先生《中国经济的危机》一文(网上署名为中央党校博士,也有人指出是周天勇原著),误以为是周天勇先生所著,以为周先生良心发现,终于面对中国现实了,所以,我们在转载该文章时加了转载者的话:
“中央党校还有这样敢于面对客观现实的博士,首先向祝贺,用中国共产党的党心、良心,写出了中国的客观现实。当然,从中央党校的主流教授们的观点上看,如果去掉中央党校和他们的名字,人民大众一定认为,那些观点只有蒋介石总裁的教授们才会有的。所以,建议中央把那些蒋总裁的教授请到台湾去。”
同时,当我们得知是周天勇所写时,马上进行了更正:
“刚看到一则信息,说本文是中央党校周天勇先生所写,特此更正。并向周天勇先生的党心、良心致敬!!!!”
但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周天勇的声明:
“ 声明:中国的危机系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所写,由新华社云南分社焦昆和张凤明冒我名编发内参,又传至网上。对这种盗名发文行为表示遣责。周天勇”
至此真相大白。原来,被网友和我们欢呼为中国的“党心、良心”,并非是周天勇,而是张宏良。但按照周天勇声明时留下的网址,我们顺手牵羊,找到了周天勇政改的“搬掉经济拦路石”的石头论。但什么是周天勇的“石头论”呢?
周天勇说:“对创业、投资、经营等经济活动的政府行政干预、管制过度,抑制了社会发展经济的创业、创新和创造动力;”呵呵,明白了吧?原来,周天勇推崇的是大资本、小政府社会,即,资本当家的社会。说白了,就是自由经济的社会。自由经济的规则机制,是反社会主义的,至此我们才明白,周天勇的石头,就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当然,现在的中国,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已经不多了。虽然不多,但在周天勇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点都不能使其存在,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存在,那怕一点点,都可能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导致三十年的改革成果,即,自由经济制度的丧失。
但是很显然,周天勇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者叫违宪的,因为,党和国家的性质,党章宪法不允许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违背党章宪法的理论,或者叫理论创新横行无忌,这就说明中国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白阳先生在“宇太是捍卫毛泽东旗帜的一面旗帜”一文中说:“捍卫还是毁灭毛泽东旗帜,是当今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斗争的核心问题。捍卫毛泽东旗帜,就是捍卫立党立国之本,就是捍卫人民大众的自由、民主和幸福,就是捍卫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毁灭毛泽东旗帜,就是毁灭立党立国之本,就是毁灭人民大众的自由、民主和幸福,就是毁灭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而这也是我提出“系统程序化、程序标准化、标准制度化”、“规矩为行”,以立国思想为灵魂,动态纠错,并对动态纠错构建动态纠错的根本原因。不然就无法避免错误。没有动态纠错,就可能一直错下去,有了动态纠错,但也可能导致另一个错误,因为,纠正错误过猛,新错误就产生了,所以,还必须加第二道防火墙,对动态纠错的纠错。思想本身有其内在的价值逻辑。这个价值逻辑,就是设程序、定规则、立制度必须遵循的内在机制。所以,选择什么思想设程序、定规则、立制度,就可以预知社会是什么样的未来。
山,给人伟岸与灵性;水,给人善良与温柔;天,给人博大与畅朗。
所以啊,周天勇该走出去看看了,先看看地,还有没有,再看看山,还有没有,继续看看水,水,怎么样了,而后,再看看天,中国的天,还是中国的吗?当然,周天勇会说,地也有,天也在,山尚存,水还流,但是,社会主义为地,党章宪法为天,党心、良心和毛泽东树立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山,民心为水,现在还有吗?
如果没有,怎么办?
中国总不能以美国的指令为宪法,以美国的旗帜为旗帜吧?
当然,有人替周天勇说出来了:中国应该师从美国。
在中国天空上畅响的周天勇们的“理想”,或许正是中华民族的送葬曲。
2010-8-19
周天勇:政改如何搬掉经济拦路石?
政改如何搬掉经济拦路石?
[2008年12月12日 17:09]
周天勇:大幅减少行政审批,并使绝大部分政府部门由财政供养,取消收费罚款
【背景】调查显示,北京21起小官员腐败案,总涉案金额超过3.4亿。
《北京晚报》12月11日报道,北京市一中院调研所调查的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的26名被告人中,处级干部11人,占42.3%,处级以下15人,占57.7%。被告的级别虽然都不高,但犯案数额高得惊人:最少的一起案件也有105万,最多的高达9400多万元。
最近,有网友发帖,揭出各地方政府副职扎堆,还有官员出国考察花费惊人等事件,引起各界关注和热议,政府内部的管理机制不断遭到民众质疑。而群体事件也在各地不时上演。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改革开放30年之际,在总结经济体制改革得失的同时,更应该进一步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认为,从目前发展面临的问题看,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很大程度上来自有关的政治体制。他建议,要大幅减少行政审批,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并使绝大部分政府部门由财政供养,取消收费罚款。
他说,对创业、投资、经营等经济活动的政府行政干预、管制过度,抑制了社会发展经济的创业、创新和创造动力;政府部门机构林立,科室太多,而且政府层次也过多,创业、投资、经营办事环节多,行政效率低;行政、执法、监督甚至司法与收费和利益相结合,以收费代替管理,以罚款代替处罚。收了钱后对类似三鹿“ 问题奶粉”这样的产品放行,导致政府管理的“合法性”腐败,以及行政、执法和司法人员从中寻租,而对社会管理却不能做到公正、公开和有效。
“这些问题造成的后果是创业难、投资难、企业经营困难,就业环境恶化,劳动剩余量大,真实失业率高,劳动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日益下降,国内消费相对不足。”周天勇说。
因此,他认为,对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应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大幅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注册、登记、许可等,将目前行政管制过度的审批型的政府,转变成一个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
——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继续精简政府部门,包括精简部门内的局处科室,减少政府层级,逐步实行“省管县”体制,并且加快乡镇综合体制改革,从而提高政府运行的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目前相当多的行政、监督、执法和司法部门不由财政税收供养,其资金来自财政部门对其超收罚款的分成。对于这样非常不合理的体制,应当坚决、坚定和逐步地改革。“凡是行政、监督、执法和司法部门,除少量的交警等部门,都应取消其收费罚款,”他说,而且罚款要保证与利益绝对无关,绝大部分的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都应当改为财政拨款供养。
周天勇认为,只有推进上述改革,才能减少政府的“合法性”腐败和公务人员的寻租,形成一个促进创业、投资和企业经营,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治体制。
他总结说,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和推进,应当以可操作、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出发点。这可能既是务实,也是行得通和成功的思路和路线图。■
周天勇相关观点全文详见12月5日出版的《财经》年刊《财经》年刊“2009:预测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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