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只要将总收入和人均收入综合起来就行了，至于如何计算加权平均值，不是很重要，总共就两个数字，大不了一块儿端出来，仁者看见仁智者看见智，仁智者两样都能看到。难的是国民个体的“中产”标准，在世界上五花八门的标准中，没有一个是得到普遍认可的，挨骂的中产标准倒是不少。“被中产”往往使人生气，“不中产”也难免郁闷，“中产”的概念事实上一直在人们的内心纠结着，所以还是有一个能让尽可能多的人认可的中产标准好，它不光能让人清楚自己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该标准有利于判断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我个人主张直接从“中产阶级”这几个字入手。所谓的“中产阶级”，当然就是指“财产处于中档的阶层”，也就是将财富人群分成三个等级，“１”是穷人，“３”是富人，“２”为中产阶级。如果分成９个等级，则１、２、３是穷人，４、５、６是中产阶级，７、８、９是富人。同理，如果分成１８个等级，则中间６个档次为“中产阶级”，分成２７个等级则中间９个为中产阶级。少于９个等级太粗糙，多于２７个等级没必要。下面我们继续细化这个概念。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幅员辽阔的国家，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收入水平，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可能很大的，这就需要用属地来界定“中产”的概念。比如说，用月收入５０００元作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标准，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人是没法接受的，月收入５０００在北京买不起车买不起房，无车无房显然不属于中产阶级，也就是很多人被中产了。但是，这个标准对广大欠发达地区还真是合适的，在那些地方月入５０００，不但买得起房和车，而且小日子挺滋润。因此，“中产阶级”的标准必须与属地挂钩，否则会闹笑话。
　　我主张以长期生活的地级市和省级市为属地单位，县或县以下挂靠于所属的地级市或附近的地级市。之所以以此为单位，是因为个体的实际生活质量和以财富计量的幸福指数与地级市或省级市的关联性很强。比方说月收入４０００元在北京市怎么算都是穷人，但在一些地级市，那可是正高级的工资，商品房的单价。无论是县级市、地级市还是省级市，正高及其相应收入群体在哪儿都起码是中产阶级。
　　比方说，某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欠发达的地级市，则衡量他是否属于中产阶级，只要看他的财产是否处于该市的中档水平就行了，如果将该市居民的月收入分为４００元（含以下５％人群）、１０００元、１６００元、２２００元、２８００元、３４００元、４０００元、４６００元、５２００元（含以上５％人群））９个等级，则“２２００元——３４００元”属于中产阶级，其余的是穷人或富人。
　　拿北京、上海来说，将月收入分成１８个等级勉强合适，它们分别是：１０００元（含以下５％人群）、２０００元、３０００元、４０００元……１８０００元，中间的７０００元——１２０００元共６个等级为中产阶级。如果分成２７个等级，则中间的９个等级为中产阶级。因手头并无任何一个一线城市的具体经济数据，粗略估计，底线１０００比较靠谱，上限１２０００元显然不足以涵盖富裕的５％人群，故这些城市分成２７个等级更合理，这样的话，中产起点势必向上挪动，大概在８０００元出头。
　　究竟采用９级、１８级还是２７级，要看该属地的具体经济状况，以最低５％和最高５％为分级标准。也就是说，最低１０００元是否能包含最底层５％人群，最高１８０００元是否能包含最富裕５％人群。假如两个５％之间的距离不算太远，分得太细就没有必要，如欠发达地区；倘若两个５％之间的距离太大，不分成２７级会显得粗糙。笼统地说，欠发达地区分９个等级，中等发达地区分成１８个等级，发达地区分成２７个等级。
　　在已有的众多中产阶级标准中，中产的起点都疑似穷人，终点都疑似富人，因而起点和终点附近的数据不宜作四舍五入处理，也就是说，如果８０００为中产的起点，低一个级别为６０００，则７０００仍然划入穷人行列，同理，因为月收入１４０００为中产的终点（估计挪动后是这个样子），则１５０００就是典型的富人。美国有一种中产标准为年收入３——２０万美元，而事实上在美国年收入３万美元和穷人差不多，年入２０万美元就是进入了富人范畴。
　　穷的不会说富了，富的不会说穷了，制定一个标准，用一个能让大部分人认可的标准，知道自己大概的位置是一个方面，主要还是有了具体标准后便于考察社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具体衡量办法，以下可供参考：
　　首先，扣除物价因素后，“１０００”提高到“１１００”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比中产阶级财富增加要重要得多。以往我们常说“橄榄形”如何如何好，这不完全正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中产阶级的财富增加伴随着穷的更穷，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一过性的状况可以容忍，久而久之不行。
　　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也是进步的重要标志，只不过其权重略低于前者。５％富人收入的急剧增加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因为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两极分化的加速。印度和巴西的顶级富豪在全世界的富人中都算巨富，但这两个国家都不属于发达国家，中国前５％的人群财富呈现急剧增加的态势，而两极分化正是中国社会头疼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是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５％富人财富的积累都可以通过中下层群体财富的增加而自然出现，不需要政策的特殊倾斜。资本天生能量巨大，平时要对其能量适当加以遏制社会才会和谐，因为国家的投入总是先经过富人的筛子的，危机期间政府也是没法不帮助他们的，适当的遏制是一种平衡。最富的人将１００元的钞票留在筛子中，第二富的人将５０元的钞票留在筛子中，第三富的人将２０元的钞票留在筛子中，以此类推，直至一毛钱的硬币。
　　中国广义货币Ｍ２余额从１９９９年的１１．７６万亿元到现在的６９．６４万亿元，是ＧＤＰ的１．８倍，这个巨额数字意味着央行印刷了过量的钞票，它是由美元的流入引起的，也就是每流进１美元，央行就必须发行６．８元人民币的钞票，流入的美元多了，发行的钞票就多了。由于中国赚取美元主要靠低端出口，美元的积累归根结底是一线劳动者低工资的结果，这是底层民众受到的第一重伤害。第二重伤害由过量的钞票导致的通货膨胀引起，比如说月收入１千元和２万元两个人，前者本来每月可以存入２００元，物价上涨后，一分钱都存不到，受害最深，而后者，开支本来就占总收入的比例不大，每月增加１０００元开支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尤为严重的是，国家的投入总是先交给富裕阶层，然后才传导到下游。加工资，是从机关事业单位开始的，他们收入多了，带动消费后才使得生产和流通领域受益。政府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首先是给富人，富人拿这笔钱组织生产和建设，参与者从富人那里分得一点。
　　依据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现状，当务之急是提高下层百姓的实际收入，这是和谐社会的第一步，其次是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公认有益的，富裕人群的财富增加则通过前两项的增加而实现。
　　在这次的人口普查结束后，各地区都会产生较为详尽的经济数据，那时候就可以以属地为单位描述低中高各阶层的经济状况，此后就可逐年会诊社会发展的健康程度，从而制定相应的对策，比如说在某个时期内改用基尼系数考察官员的政绩。
　　关于中产阶级的标准，除了财产标准，还有职业标准、休闲标准、幸福指数等等，其实最重要也最客观的还是财产标准，它容易量化，因而容易判断，它与职业、休闲等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是“中产”二字的本义。本标准并不能包罗万象，但它是相对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